汪 帆,韩 炜

(西南政法大学 商学院,重庆 401120)

一、引言

作为基层治理主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在习近平总书记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治理”一词共出现50次,其中“基层治理”出现14次,这彰显出基层治理的突出位置。聚焦乡村建设,实现有效治理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9][10]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图书出版社，2014年，第18、141、155-161、255、298，333、321页。

已有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虽认可集体经济组织,如村集体、合作社等在乡村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但未能将集体经济组织纳入乡村生态系统考察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且对于经由创业活动促进产业发展,依靠商业模式创新引入治理主体,从而借助社会协同力量促进乡村治理完善与升级的机制认识不足。而制度理论为我们认识创业活动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开辟了新的视野。制度影响创业研究的核心观点在于,制度设定了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报酬结构,这不仅影响社会中整体创业活动的供给数量,亦影响社会的价值创造和增长活力。①David Urbano, Sebastian Aparicio & David Audretsch, Twenty - five Years of Research on Institutions,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Whathas been Learned? 53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1, 22(2019).本研究经大量调研发现,当创业者将制度因素由宏观政策引导,逐步具象为体制组织,进而将其引入平台作为关键主体,借助平台接入与互动将制度转变为商业模式构成要素,才能真正发挥制度对创业活动,乃至多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以一家典型的新创农村电商平台为研究对象,聚焦“新创平台企业如何在制度因素推动下创新商业模式进而助力乡村治理”。研究发现,在集体经济情境下受到农村电商发展政策驱动,新创平台企业初步设计商业模式的价值主张,促进平台企业参与乡村治理的认知形成;进而借助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声誉性背书,促进新创平台企业调整价值主张,并带动平台企业以参与主体身份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当集体经济组织加入平台时,新创平台企业逐步推进平台价值活动与价值主张匹配,促进平台企业连同集体经济组织实施乡村治理行动;而当集体经济组织与平台多主体互动加深,新创企业平台实现多主体动机兼容并最终形成商业模式,驱动多种社会力量协同的乡村治理升级。

二、相关研究回顾与评述

(一)集体经济作为影响创业的关键制度诱因

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地区的实现形式,能够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嵌入转型经济背景的农村集体经济,历经“集体建制—去集体化—混合组织—民营化改制”的变迁,催生了多元的组织和产权形态,诱发了形式多样的创业活动,也驱动集体经济作为制度因素影响创业的研究呈现几种类型。第一类研究关注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诱发的创业。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三权分置”为农业创业提供了制度性机会,“反租倒包”“农业共营”“土地银行”等土地流转形式,触发了以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代表的农民创业。②参见刘伟、雍旻、邓睿:《从生存型创业到机会型创业的跃迁——基于农民创业到农业创业的多案例研究》,载《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6期,第105页。

确立价值主张后,新创企业既要不断调整价值活动的执行方式,又需引入新的参与主体,使得价值活动与价值主张相匹配。在平台情境下,新创平台企业商业模式设计更加凸显跨组织边界特征,且在两个方面体现独特性:一是参与者既是资源提供者,又是资源需求者;二是资源供需匹配既可能发生在单边,也可能发生在跨边。因此,明确资源主体的作用,以及资源供需匹配的实现路径是价值活动执行的关键。该阶段随着案例企业明确“资源整合者”价值主张,其进一步围绕整合“谁”的资源、整合“什么”资源展开设计。村村旺整合分散农户的农产品为农业需求企业服务,整合农业服务机构(如种子、化肥公司)为农户服务,整合农户种植数据为各级区县政府农业规划服务,整合第三方物流为农户和农企服务,整合农产品交易数据为金融机构服务,这推进了平台运营、物流配送、原料供给、农业规划、信贷抵押等价值活动的执行,使之与价值主张匹配。

第三类研究关注基于集体经济确权赋能诱发的创业。明晰集体产权成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明确集体经济成员以及集体资产股份化确权的过程中,集体经济实现了内部产权的个体化和外部产权的整体化,②参见高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典型模式与路径辨析》,载《经济纵横》2020年第7期,第45页。集体经济产权和权能的变化为集体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空间,部分实力较强的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改制、联营、合资、入股方式将创业范围由农业向非农领域扩展,取得了较好的创业绩效。

(1) 外围地区车站差异分析：从天津的城市开发情况来看，居住人口仍然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外围车站所处的快速环路以外区域的土地利用强度不高、人口较为分散，因此按照600 m半径计算的各类指标均较少。而且城市外围地区车站的接驳条件较好，实际服务范围应大于600 m，车站越靠近外环线，服务范围就越大，因此测算的评价指标低于客流表现。

(二)集体经济情境下的基层乡村治理

当价值活动不能支撑价值主张时,可通过价值主张的调整与价值活动方式的改变寻求解决方案。针对上述价值活动呈现出的与价值主张匹配不足的问题,村村旺将其归因为“交易使动者”价值主张并不与新创企业最初的“为涉农主体服务”的初衷相一致,且企业的价值活动合法性较低,无法真正惠及基层农户。为解决价值活动新创阶段的合法性问题,村村旺依托供销社体系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在农民心中长期存在的声誉影响,“自上而下”形成背书,增强农户对村村旺平台的信任。并引入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账期保障,相比于传统商超长达几十天的账期,这进一步增强了农户接入村村旺平台的意愿,使得涉农主体接入平台的价值活动得以发展。

一是围绕乡村治理的集体经济组织再造,相关研究主张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优化,可从明确界定集体经济组织,培育农民合作社、社区组织以提升农民组织资本等方面着手。研究发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集体经济建设为载体,有助于实现村庄公共性重建和有效治理。③参见叶娟丽、曾红:《乡村治理的集体再造——基于山东烟台X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88-89页。发展集体经济重建了乡村内部利益联结,再造了乡村利益共同体,有助于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性和可治理性。④参见李东建、余劲:《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治村逻辑与现实检验——以陕西省留坝县扶贫互助合作社为例》,载《农业经济问题》2022年第8期,第52-53页。但也有文献指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带来的可观经济效益,吸引村民和村级干部重视组织经营,而忽视村庄治理,并可能抑制破坏既有经济利益格局的社会治理行动。⑤参见曾恒源、高强:《乡村治理视域下村级组织功能分离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基于江苏省两个案例的考察》,载《农业经济问题》,待刊,第7-8页。

二是集体经济发展对乡村治理的助推作用,已有研究认为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形塑治理主体的治理权威、强化治理资源、创新治理形式,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如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委会“协同治理”,能更好地发挥村社治理的整合功能;⑥参见井世洁、赵泉民:《新型乡村社区治理模式构建——基于苏南Y村“村社协作型”的个案》,载《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85-86页。生产合作社、村办企业等新型集体经济主体的有效经营,推动了乡村组织体系建设和乡村治理效能提升。⑦参见陈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经验与启示》,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1期,第15-16页。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能力回应农民生产生活需要,能助力农村构建内生秩序,这是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其与村民的利益连接也有助于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⑧参见张晖《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载《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第54-55页。

严把质量关，争创一流食品企业；围绕质量安全，全力构建质量安全体系。汪记始终坚定不移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和承诺，诚信经营，寻求发展，依靠技术的不断创新，设备设施的更新升级，大踏步地向先进迈进。

综合来看,具有嵌入性组织特征的集体经济兼具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双重特征,⑨参见孟庆国、董玄、孔祥智:《嵌入性组织为何存在?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托管的案例研究》,载《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 第165页。会对创业活动产生关键的制度影响,并可通过利益连接机制的重塑、乡村治理主体的再造和秩序重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效能的提升。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集体经济为组织形式的创业,对于集体经济如何推动新创企业的平台化创业,以及如何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的创业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认识不足。从“集体经济-创业活动-乡村治理”视角深入挖掘上述问题,有助于呼应制度与创业互动的研究焦点。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分析逻辑

本研究旨在建构制度嵌入下新创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形成的理论。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如何帮助企业提升竞争优势和绩效,较少涉及商业模式形成过程与诱因挖掘,尤其对平台情境下商业模式的形成关注不足。受批判现实主义研究哲学启发,本研究运用侧重挖掘现象间互动及其过程的案例研究方法,以揭示一般性的过程机制,并以归纳和诱导相结合的底层逻辑进行整体研究设计。首先,不带理论干扰地进入案例现场,自新创平台企业成立即进行跟踪调研,遵循数据引导、以被访谈者为核心贴标签,以归纳式分析逻辑提炼概念并建构概念间关系,这符合Gioia的“扎根”范式;其次,在发现概念间关系趋势后,引入可能的理论视角,本研究中表现为制度理论与制度影响创业的相关研究观点,进而同时关注概念与理论,在其间来回往复地“诱导”理论雏形建立,这符合Kreiner的“引导”范式。

(二)研究样本筛选与数据收集

选择村村旺为研究对象,是基于如下考量。第一,案例企业应是新创平台企业,具有平台企业典型特征,即联结了多类型的参与者,这构成其商业模式的独特架构。村村旺为成立于2019年的农村综合电商服务平台,其商业模式包含上行B2B和下行B2B两条业务线,连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综合服务社、基层供销合作社等涉农经营主体和农产品制造/流通企业、生鲜电商平台、线下商超、批发企业等机构。第二,案例企业的商业模式形成显著地受到了制度因素的影响。村村旺的创立与初期成长,国家、地方政府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层面推进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连续出台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并助力村村旺迅速发展。第三,案例企业需具有较好的成长绩效与声誉,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其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截至2022年6月,发展仅三年、主要覆盖重庆当地的村村旺,平台交易结算规模已达到180亿元,交易大宗农产品68万余吨,众多国家级、地方媒体关注报道其发展经验。

2.3.1 溶液的配制 配制20%乌拉坦溶液（0.2 g/mL），酚红Krebs-Ringer溶液（20 μg/mL），TPGS-CS载药供试液、PTX参比供试溶液（取PTX用EL-乙醇溶解），此2种溶液均含PTX 20 μg/mL，溶剂为酚红Krebs-Ringer溶液。

本研究收集了一手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主要源于对多名村村旺高管、平台参与企业和合作社负责人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现场观察、记录,以及政策文件原文;二手资料主要包括村村旺的宣传资料、会议纪要、总结材料、向上级的汇报材料、媒体报道等,有关供销系统改革、乡村振兴、农村电商等领域的媒体报道和研究报告等。多元资料来源不仅有助于提升案例资料的丰富程度,还可借助三角验证确保资料真实性,进而提升整体信效度水平。

四、案例分析

(一)制度的政策性作用-价值主张初设-乡村治理认知

村村旺通过在联结多农业主体时对所搜集信息的整合,逐步确立了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者地位。基于“资源整合者”价值主张,村村旺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整合资源的一边参与者,表现在聚焦生产端,为家庭农场、农业大户、基层合作社提供从种植到流通的服务,且为农户提供农产品种植的周期性规划,如引导农民学习并帮助其规划在一年四季中哪个时间段种植哪一种农产品。在为农民提供多种产品、多元价值的同时,村村旺大量地搜集了关于哪个地区种植了何种农产品,以及农产品产值规模等,这些珍贵的信息有助于地方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助力基层乡村确立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并推进乡村治理。

制度对于创业活动具有明显激励作用,但这种作用因制度是一个多元的抽象概念而变得复杂,即不同制度可能存在作用效力的差异。对于新创企业设计商业模式时价值主张的塑造,最能够产生影响的是引导性政策,因为这些政策会对创业者识别制度所引导的创业资源配置形成预期。②See Justin W. Webb, Theodore A. Khoury & Michael A. Hitt, The Influenc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Voids on Entrepreneurship,44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504, 508(2020).本案例中,在识别上述政策潜藏的创业机会后,村村旺初步形成了建设“农业电商平台”的创业构想。但此时新创企业并未明确“农业电商平台”的具体内涵,因为政策仅仅做出了方向性引导,因此,新创企业沿用行业中在位企业的“交易使动者”价值主张,即联结农业、农村基本价值提供主体——农户或家庭农场,以及需求主体——农业企业,通过促进双方交易获取收益。而这为其成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外部社会协同力量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作为根本目的”“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在这一情境下,确立了“交易使动者”价值主张的村村旺以其农业电商平台的商业模式设计,回应普惠的农业电商政策对农业农村领域的引导。然而这一阶段的商业模式设计仍具有模糊性,村村旺助力乡村治理的路径并不明确。正如案例企业所介绍的,“公司最初搭建农业电商平台时,大家都认为是交易型、消费型平台,尽管我们觉得不该是像淘宝那样的平台,但由于没有对标企业,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模仿中摸索前进,成为了村村旺创立之初的主要成长路径。

由此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1:支持农业电商平台建设的普惠政策,促进农业电商平台形成“交易使动者”价值主张,进而初步形成参与乡村治理的认知。

可以注意到的是，付费买家投入占米奥会展宣传推广成本中的比重较大。所谓的付费买家投入，简单来说，就是该公司筛选周边地区优质潜在买家并邀请其参观展会，向其提供包括住宿、餐饮、交通及现场接待在内的免费服务。米奥会展想通过转化潜在客户来提高知名度及扩大收入规模，推广成本的增长不可避免，但同时也使得公司面临一些潜在风险。

南充市仪陇县柑橘示范园区规划采用“大园小镇”模式，即乡村旅游开发中所提出的一种创新休闲农业的模式。所谓“大园”就是有一定规模或正在规划的大型园区，而“小镇”则是符合园区特色和整体风格，满足园区旅游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服务配套功能开发。在本项目中，小镇指庙子梁中心场镇，结合柑橘食文化以及“三乡文化”等元素，发展以客家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农家乐；大园则以海升集团柑橘产业为园区基底，由休闲、教育、观光、康养、文化体验、电商物流等功能片区组成[4]。

(二)制度的声誉性作用-价值活动创造-乡村治理主体

商业模式的设计,不仅要有价值主张作为引领,更要能够发展出价值活动来支撑商业模式的运行。依据经典战略理论,企业的战略主题(价值主张)要能够延伸展开为一组价值活动,才能够促进价值创造。①See Michael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Free Press: New York, 1990, p.168.本案例中,为支撑“交易使动者”价值主张,村村旺着力在接入涉农主体、对接农业企业、执行平台运营、物流配送等方面设计价值活动,但面临如下几个难题:第一,涉农主体参与平台运营存在认知障碍。一是源于涉农主体的数字化、信息化水平普遍不高;二是因涉农主体欠缺电商平台运营知识,不能充分理解平台运营为其带来的益处。第二,与平台运营直接相关的物流活动存在执行困难。我国农村地区农户居住分散,在地处山区的重庆更甚,而物流技术能力不足(如冷链物流能力),使得平台企业的物流成本更高。第三,农业领域基于平台的交易存在障碍。一方面,分散的小农户对接大市场,不仅农户找到匹配的需求企业困难,需求企业对接分散农户的意愿低和管理挑战高也很显著。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很难形成对分散农户的信用评价,而只能针对农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致使平台上的资金流难以保障。

近些年来集体经济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梳理现有文献,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主题主要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伴随着供销合作社以平台参与者身份接入平台,并与平台一同下沉至乡村基层,既发挥农业产业链价值创造的主体性作用,也通过协调与农民的关系,具体实施参与乡村治理的行动。一方面,经由供销社的关系协调与行为监督,加之村村旺平台引入农业服务主体、基层技术员等“乡村能人”作为联结纽带,促进农民对已签订的农业订单更好地履约。另一方面,在传统的乡村治理手段中用积分奖励农村文明家庭、五好家庭等基础上,村村旺充分发挥基层供销社网点的“积分超市”作用,对为平台贡献高品质农产品、订单履行状况好的农户给予积分,可在供销社的“积分超市”兑换相应商品。借助供销社、乡村能人等关键节点,村村旺更深度地嵌入农村,贡献于农业产业及其电商平台发展,也以强化农民履约精神、带动农民收入增加的具体行动助力乡村治理。

制度因素如何影响创业活动,是制度创业研究领域关注的核心话题。主流观点强调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取决于制度确定的规则。①See William J. Baumol,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98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3, 896(1990).在中国情境下,这种规则首先来自于政策的订立。立足本文的研究情境,案例企业村村旺之所以要搭建农业电商平台,正是由于国家与地方在乡村发展、农业与农村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政策引导。经过调研与资料梳理发现,在村村旺设立前的五年内,公司深入学习、解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出台的与农业电商平台、集体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有8个,重庆市出台的相关政策有6个。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大力建设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基础设施,鼓励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农业产业模式,深入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将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深化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培育农村电商产品品牌作为重要任务。这些“意见”“纲要”凸显了制度要素的政策性作用,引导着市场主体进入农业电商领域,这也构成本研究对象实施创业的最初动机。

总之，德国双元制高等职业教育模式内涵丰富、特点突出，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学习，以便能够提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水平，为“中国制造2025”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应用技术人才，助力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由此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2:集体经济组织“自上而下”背书,促进农业电商平台将“交易使动者”价值主张调整为“资源整合者”价值主张,推动电商平台以信息共享的方式逐步参与乡村治理。

(三)制度的主体性作用-活动主张匹配-乡村治理行动

第二类研究关注由集体经济的组织功能诱发的创业。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技术官僚逻辑和小农逻辑之分,土地和集体资产的产权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资源权威性分配,③参见贺雪峰:《农民组织化与再造村社集体》,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第187页.必须与农村基层组织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而不同地区集体经济组织存在功能差异(分配型、互惠型、悬浮型和保障兜底型),这影响着创业活动,①参见肖龙、马超峰:《从项目嵌入到组织社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及其类型学研究》,载《求实》2020年第3期,第79页。其中分配型和互惠型集体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的内部资源动员能力,能够更好地实施创业行为。

在新参与主体的引入方面,新创平台企业推动供销合作社“自下而上”参与,能够更好地挖掘农户的资源、联结农户的需求,从而对农业生产、种植、饲养形成引导,增强分散农户与农业需求企业的动机兼容性。在平台型商业模式中,平台所有者匹配不同参与者的动机,实现多主体的动机兼容性并非易事。①See Yuchen Zhang, Jingjing Li & Tony W. Tong, Platform Governance Matters: How Platform Gatekeeping Affects Knowledge Sharing among Complementors, 43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599, 624(2020).而供销合作社作为一种集体经济组织,体现了我国典型的制度特色,也更适应中国乡土社会基于血缘、亲族所形成的圈层结构。特别是基层供销合作社,因其更加贴近农民,声誉和可信度较高,可对分散的农户形成直接引导与影响,协调多参与者的差异化动机。本案例中,村村旺将区(县)级、乡(镇)级供销合作社作为一类平台参与主体引入平台,而不再将其仅作为声誉背书主体,向农户传递声誉信号。这类主体的引入,直接为平台带来了其影响范围内的农户与家庭农场,使之成为平台与其价值提供者——农户一方重要的联结主体。

(3)结合毛毡材料在当代插画创作中的案例，详细解释具体的应用形式，为其在当代插图创作中的发展和创新应用提供思路。

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供销合作社直接与农户对接,而较高层级供销合作社则对下一层级供销合作社的对接行动进行引导,这有助于新创平台企业利用多层级供销体系进行跨边资源编排。本案例中,村村旺在所编排资源的流向及资源组合上开展创新。在资源编排流向上,当供销网络节点组织作为关键主体接入平台后,村村旺平台得以实现对分散农户的统一管理,表现在经由基层供销合作社向农户发放种子,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资源质量;统一种植方向,便于对农产品资源供给的管理,稳定供需匹配。这展现出平台内资源编排的双向流动,即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与作物种子等有形资源由新创平台企业流向农户,统一标准、高品质的农产品由农户流向新创平台企业。

PDA固体培养基：北京博奥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蛋白胨、酵母提取物：英国OXOID公司；葡萄糖：天津福星化学试剂厂；琼脂粉：上海国药集团；DNA Marker：Fermentas公司；PCR清洁试剂盒(AXYGEN)：购于北京科博汇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PCR Mix：购于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rTaq、dNTP、pMD18-T vector：购于大连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TaKaRa)；PCR引物的合成和测序：由武汉天一辉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在具有集体经济属性的供销合作社体系提供声誉性背书的推动下,村村旺平台将“交易使动者”价值主张调整为“资源整合者”。其内涵是,新创平台企业将平台价值提供主体的资源整合起来,通过对资源的编排,更好地为另一边主体服务。本案例中,村村旺根据每一类农产品,将有能力提供此类农产品的农户聚合起来,形成一个个独立的项目,进而有针对性地寻找适宜的农业需求企业,形成“多对一”的服务提供。如重庆涪陵榨菜集团,尽管自己建有20万亩榨菜头种植基地,仍有约30万亩原材料缺口。该公司虽借助外包、菜贩子等多种渠道,但始终存在原料供应不稳定、品质参差不齐等问题。村村旺的运营总监介绍,“我们可以帮他们(涪陵榨菜集团)协调种植榨菜头的农户,在收菜前就确定收获标准,保证农产品质量;同时,以订单农业的方式为农户保底价,保障其基本利益。”聚合“多”主体的过程就是新创企业整合资源的过程,这有助于缓解前述因农户一边分散的结构带来的物流活动执行困难与市场对接困难。

由此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3:集体经济组织“自下而上”参与,促进新创平台中多参与主体间的价值活动与价值主张相匹配,推动电商平台与供销社共同实施乡村治理行为。

营养繁殖是利用植物的枝、根、叶、茎等营养器官来进行育苗的方法。虽然没有性细胞的参与，但是这些营养器官具有再生能力、分生能力、嫁接生长的亲和力，当条件适宜时，就可以生长成为独立个体。

(四)制度的共演性作用-价值体系整合-乡村治理升级

随着平台参与者接入平台,他们与平台所有者的互动也不断加深,带动平台整体的生态化构建及多主体间的交互关联。本案例中,村村旺作为平台所有者与供销合作社的互动逐步深入。这表现在,一方面,针对部分供销社所经营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供货不稳定、缺乏一线产品(大品牌不愿意下沉到乡村)等困难,村村旺借助供销总社资源直接连接品牌厂家,确保商品质量,并将利润释放给供销社网点。另一方面,村村旺利用平台上所获取的关于农产品的大数据,研究为特定农产品确立种植和质量标准,为供销社网点提供用以规范农业生产的标准化数据,为其治理与农户的交易关系提供便利。

平台上多主体价值共创驱动着新创平台企业的成长,也带动着平台参与者的共同成长。首先,对于新创平台企业而言,随着互动深入实现价值共创,其商业模式得到市场检验,新创企业成长态势明显。本案例中,村村旺平台逐步成长为“农民服务中心”,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资金流(交易)、信息流(订单)、物流(农产品)、票据流(发票)等多流合一的全链条服务。其次,对于像“美菜”这样的农业需求企业,村村旺平台汇聚了农产品源头,通过订单农业、统一种子、统一种植与农产品标准的方式,可以提供稳定而高质量的供货保障,推动企业快速成长。再次,平台还带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如种子、肥料公司的成长,以及其他接入平台的延伸服务者成长。如从事绿色、生态、有机食材供给的载禾农业有限公司,是接入村村旺平台的平台型企业,它借助村村旺联结了更多的源头生产基地,进而可以拓展自身平台的用户接入,成为平台中的平台。

根据学习张学新教授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操作要领，本人用对分课堂模式对《人机工程学》课程进行了教学设计。在使用对分课堂教学法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对分不鼓励预习，不鼓励学生提前查资料；对分不鼓励教师回答学生所有的问题，只回答小组讨论后仍然存在的问题；对分不鼓励学生课后分组讨论，鼓励课后独立学习，课堂小组讨论；不要布置太多作业，可以每周都有作业，但是量要少，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等。

在参与平台价值共创的主体中,具有集体经济组织属性的供销合作社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组织目标,而是实现集体经济组织体系的日趋完善与逐步转型。这种完善体现在集体经济组织逐渐“下沉”至村级,逐步建设村级供销合作社(综合服务社)。一方面,供给农户由村村旺平台联结企业提供的、质优价廉的生活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为村村旺平台对接特定农产品种植、养殖主体。转型则体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改变传统依靠土地、门面等固定资产获得资产性收益的模式,转为依靠村村旺平台供给的一线品牌商品,从事产品经营。同时,借助村村旺平台对接金融机构,将理财、保险、代账等业务活动下沉至村级供销合作社,有助于推动基层集体经济组织真正赋能农民。

在经历了制度的政策性、声誉性和主体性作用后,制度以其政策性表现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形态推动着新创平台企业的创业实践,进一步塑造集体经济的制度转型,推动着乡村治理升级。制度创业的核心理论观点指出,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创业者借助制度提供的资源实施创业行动,进而会创造新制度或变革现有制度。①参见徐二明、肖坚石:《中国企业制度创业战略选择探析》,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年第2期,第113页。本案例中,首先,新创农业电商平台企业所嵌入的集体经济情境,从原有的市、县(区)、乡(镇)级供销合作社逐渐下沉至村级供销合作社,使得集体经济组织体系规模扩大。案例资料显示,很大程度上基于村村旺平台推动村级供销合作社市场化经营转型的成果实践,截至2021年底,重庆市已恢复6000余家村级供销合作社的运营,行政村覆盖率达76%。其次,新创农业电商平台企业所嵌入的集体经济情境,从原有的有“点”无“网”转型为线上互联网联结、线下各级合作社联结,实现体系内的线上、线下互联。供销体系的日趋完备推动了农业电商平台发展,进一步重构了集体经济组织体系,并藉此联结乡村主要生产主体,以及乡村外经济主体,借助产业平台联动实现乡村治理的升级。

由此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4:集体经济组织层级化发展,促进包含多主体、多关系的价值体系整合多种价值活动,推动集体经济组织体系日趋完备助力乡村治理升级。

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聚焦集体经济制度影响深远而平台商业模式刚刚萌芽的农村创业情境,以新创平台企业创新商业模式的过程为分析维度,提炼集体经济制度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建构了“制度影响-创业活动-乡村治理”的理论框架。本文围绕三个方面形成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研究发现,平台化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引入多主体进行价值共创,推动乡村治理的完善。忽视外部力量使得现有研究无法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作用提供持续的动力,且推动乡村治理向现代化转型缺乏必要的变革基础。本研究对现代平台商业模式的介入进而外部连接纽带的构建,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转型以及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行方案。尽管案例企业并不以创建新制度、塑造乡村治理格局为创业目标,但在制度因素不断推进其商业模式形成的过程中,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为基层乡村治理带来新的主体、理念和活力,带动乡村治理日趋完善,并以经济发展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保障了乡村治理效率与质量。

第二,本研究建构了制度嵌入的平台商业模式创新构念,将制度要素融入商业模式创新。根据已有研究,平台从其生态系统整体角度的商业模式创新更凸显其多主体特性,即根据多主体的价值诉求凝聚平台整体的价值主张,延展出具有支撑性的价值活动,进而推动价值主张与价值活动的系统性匹配。本文揭示了制度因素嵌入于多主体参与的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机理。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制度对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体现在商业模式创新设计的不同阶段。随着制度因素逐渐由宏观的政策性影响,发展至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关键主体参与新创平台架构中,表现出制度因素“从宏观到微观”的具象,而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也随之表现出“由浅入深”的细节化设计与系统性设计。

第三,由商业模式创新延伸至创新性创业活动,本研究发现了制度因素对创业活动在微观层面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新创平台企业商业模式设计过程中,制度因素以其政策性作用、声誉性作用、主体性作用与共演性作用,对新创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形成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新创平台企业设计商业模式的价值主张时,主要受到以政策呈现的制度影响;当制度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实体形式展现,并为新创平台企业进行声誉背书时,促进了新创平台企业价值主张的调整;而当集体经济组织以主体身份参与平台,并深化与平台的互动时,带动了新创平台企业价值活动与价值主张的匹配,促进商业模式形成。上述结论有助于回答制度在不同情境下是否存在不同的作用效力?究竟哪些制度对创业活动起着关键影响?这一研究从微观层面回答了创业者如何在特定制度情境下实施创业活动。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1.理论贡献

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理论贡献。第一,本研究回应了“制度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理论问题。在“制度-创业”相关研究领域集中关注制度对创业的整体性影响,构建了“制度-创业-经济增长”的研究范式背景下,本研究将创业活动具象为商业模式设计,揭示了制度如何影响商业模式设计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行动,弥补了已有研究对制度如何影响微观创业活动的不足,拓展了对制度如何影响个体创业进程与创业活动的研究。

第二,本研究通过挖掘“制度影响-创业活动-乡村治理”的共演过程规律,将制度与创业的关系延伸至创业活动对乡村治理制度变革的反向影响,揭示出制度影响下的创业活动可能会反哺制度转型与发展需求的理论内涵。已有研究多止步于制度对创业的影响,而对创业活动如何促进制度发展研究不足。尽管制度创业研究关注创业对制度的影响,但其侧重以制度新建或变革为创业目的,①参见徐二明、谢广营:《互联网普惠金融发展趋向:一种制度性创业视角》,载《中国流通经济》2015年第7期,第61-69页。而对于一般性创业活动对制度的影响关注不足。本研究对制度与创业共演化过程的刻画与识别,有助于拓展对制度与创业关系的讨论,揭示创业活动在经济效应以外的制度效应。

第三,本研究立足平台情境,挖掘新创平台企业商业模式的形成过程,揭示制度因素影响下商业模式的形成规律,而非商业模式诱因研究所关注的创业者特质或认知因素的影响。已有关于商业模式的研究,较多地聚焦于商业模式架构、类型或创新属性对创新结果或绩效水平的影响,少数关于商业模式形成的讨论集中于创业者或新创企业团队特质,乃至认知特征,②See Yuliya Snihur & Christoph Zott, The Genesis and Metamorphosis of Imprints: How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volves in Young Ventures,63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54, 554-555(2020).而对于制度因素的影响作用认知不足。本研究通过对农业电商平台类商业模式形成过程的抵近观察与过程剖析,揭示了制度因素对商业模式形成过程的影响,有助于丰富从制度视角对商业模式形成的讨论,拓展商业模式形成的前因研究。

2.实践启示

作为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应用的关键技术，卷积神经网络是通过设计仿生结构来模拟大脑皮层的人工神经网络，可实现多层网络结构的训练学习。同传统的图像处理算法相比较，卷积神经网络可以利用局部感受野，获得自主学习能力，以应对大规模图像处理数据，同时权值共享和池化函数设计减少了图像特征点的维数，降低了参数调整的复杂度，稀疏连接提高了网络结构的稳定性，最终产生用于分类的高级语义特征，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目标检测、图像分类领域。

第一,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实践过程中,一直存在集体经济组织利益与集体经济成员利益的平衡问题。村村旺从“交易使动者”到“资源整合者”价值主张的转变,使得集体经济组织和成员之间由价值争夺的对立转变为价值共创的合作,这无疑为通过商业模式设计来壮大集体经济、增加集体成员财富、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范例,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中多元主体的共同富裕,开创乡村治理中农村、农业、农民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第二,集体经济除具有经济功能之外,还兼具提供部分乡村公共品的的政治功能,因此,常面临市场化与行政化的两难选择。村村旺的平台型商业模式通过非盈利目标定位和资源编排式创新,成功地将市场化和行政化功能有机结合,在独立主体市场化运营的同时,为农业产业多元主体提供了农产品朔源、质量认证、信贷资格认定、市场信息发现等公共品,这不仅为集体经济的公共品提供开辟了新的方向,更有利于坚持和完善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为农村地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提供合理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