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星 陶欣雨

《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专著，比西方最早的同类著作——意大利医生费德罗（Fortunoto Fedclo 1550—1630年）的《医生的报告》（De Rclationluc Medicorum）早了350多年。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其为“所有文明中最早的一部法医手册”。《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1186—1249年）是我国宋代官吏，也是宋明理学的追随者，该著作的诞生，彰显了融道德与法律为一体的中华法系特色。《洗冤集录》在世界近800年的传播历程，再次表明了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在人类社会政治制度选择方面，具有非比寻常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

现代意义上的法医学仅有200多年历史，法医也并非西方舶来品，中国早就存在着具有中国创见的法医学体系，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在《礼记》《吕氏春秋》中就有“命有司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博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汉代的蔡邑解释为“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在中国最为完整的一部法典《唐律》中，对于涉及法律的伤亡病残、人身识别等检验处理，均有明文规定。宋代对于验官的差遣、验官的职责和初、复、免验等也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还颁布了验尸格目、验状及检验正背人图。从秦汉至唐宋漫长的治理历史中，中国形成了十分严密的规章制度和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

宋慈幼年受业于朱熹的弟子吴稚门下，深受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20岁入太学，历任主簿、县知事、枢密使、通判、提点刑狱官等职务，南宋理宗淳祜七年（1247年），在湖南提点刑狱兼大使行府参议官时完成《洗冤集录》，并雕版刊行。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脱胎于古代医学、法学，但又高于古代一般医学，别于法学，具有独创性的伟大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病理学、尸体解剖学的宝贵资料。《洗冤集录》展现了世界领先的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为研究和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体系及其精神留下了一份宝贵资料，自面世至今近800年来，对现代世界法医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洗冤集录》在亚洲的传播

迄今为止，根据学术界研究，《洗冤集录》有19种外译文字。笔者于2022年3月利用OCLC数据库对《洗冤集录》进行检索，共检索到韩语、朝鲜语、日语、越南语、缅甸语、英语、荷兰语、法语、德语、匈牙利语、俄语等语种图书1433种、期刊15种。

根据杨洪烈在《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一书中的记载，中华法系影响东至朝鲜、日本、琉球，南至安南（今越南）、缅甸，西至西域，北至蒙古国等绝大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并在数千年时间里，历经模仿“唐律令时代”和“明律”“会典”两个时代。相关刑法的律、令、格、式均来自中华法系，仅有个别刑名的简单化改造。比如《大明律》中的“流三千里”，由于朝鲜半岛最远不过1680里，所以修改为“流一千里”。因此，《洗冤集录》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很长时间里以汉文版形式在当地流传，并指导当地的司法实践。

据朝鲜学者柳义孙、崔万里等人考证，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元人王与（1261—1346）根据《洗冤集录》写成《无冤录》，并于1384年（明洪武十七年）首先传入朝鲜，获得了朝鲜当权者的重视。李朝第三代世宗命吏曹参议崔致云、判承文院事李世衡，艺文馆直提学卞孝文、承文院校理金滉等对明版《无冤录》加以校订、注释并附以音训，该书于正统三年（1438年）完成，是《无冤录》在海外的第一个版本，1440年由俞孝通刻印刊出，名为《新注无冤录》，正统十二年（1447年）重刊。英祖二十年（1744年）具宅奎增删《新注无冤录》并加以训注。正祖十四年（1790年）刑曹判书除有邻用谚文（即朝鲜文）翻译，于正祖十六年（1792年）完成，共三卷，名为《增修无冤录谚解》。正祖二十年（1796年）由具宅奎之子，辅国崇禄大夫具允明和律学教授金就夏重订的《增修无冤录》刊出。

《无冤录》的现代韩文译本主要有两本，一本由首尔大学韩国医学史讲师、历史学家金浩翻译的《新注无冤录》，另一本是首尔大学韩国语文学系教授宋哲仪翻譯的《增修无冤录谚解》。

根据中国学者贾景涛的考证，《无冤录》在朝鲜使用了300余年，不仅成为朝鲜官方检验尸伤的参考书，而且成为任用司法官的考试科门。2018年，韩国警察协会会刊刊发《通过<无冤录>对当前尸检系统的影响》一文，称《无冤录》“是朝鲜时代检验或法医的参考书”。《洗冤集录》一书对朝鲜半岛法律实践影响力可见一斑。

《洗冤集录》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学界多主张此书流入日本的时间为德川时代。据中国医史学专家宋大仁考证，河合甚兵卫源尚久节译朝鲜《新注无冤录》，并于1768 年在东都崇文堂刊行，之后几经再版，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更名为《辨死伤检视必携无冤录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日本已经出版了许多欧洲法医书籍，但该书至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的十年间又再版了6次。

此外，以《洗冤录》为基础编写而成的《律例馆校正洗冤录》和《福惠全书》由中国直接传入日本，根据南平建阳宋慈研究会资料和学者周保明的考证：1850年，小畑行简将《福惠全书》翻译成日文并加以训注；1877年，奥宫国治编译了清刻《律例馆校正洗冤录》，成为该版本唯一的日文编译本。佐伯富在小畑行简刻本的基础上编成《福惠全书语汇解》，昭和二十七年（1952）付诸油印，很快销售一空；昭和三十年（1955），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再次油印，同样很快售罄。20多年后，《福惠全书语汇解》在时任同朋社社长今田达氏的鼓动下，于1975年再版。一百多年间，《洗冤集录》及其改编本在日本不断产生影响，日本法医史学家山崎佐曾写道，“《无冤录》不仅是日本法医学史上重要的著书，而且在裁判史上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汉律”在汉代时就已经在越南一带实施。另外从《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大越史记全书》所记载司法职官名称来看，均遵守唐、宋法律制度而设立。越南在1428年立国后，历经黎朝、阮朝等多代，均以《唐律》《大明律》《大清律》为蓝本。据此推算，《洗冤集录》应该早就在越南等地以汉文版传播，并有当地人士进行研究的注本。据清代越南使臣汝伯仕（字元立，越南国举人）1882年撰写的《中外群英会》一文记载，广州有一位著名文士，名叫刘文澜，广东高明人，字墨池，生卒不详，精天文、选择、奇门、堪舆之学，刘氏“豪逸博雅，明於象数之学”，著有《洗冤录集证补注》。法国殖民越南之后，越南开始出现《洗冤集录》的法文译本。1910年，法国人C·H·利托尔夫（C.H.Litolff）根据越南文本《洗冤录》译成法文。1917年，在越南居住的法国人吴低旻（法国东部贝桑松市人，法文姓名为Edmond Nordemann，吴低旻为其越南汉字姓名）在越南出版的越南国语书《广集华文》第三卷也摘引了《洗冤集录》的内容。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洗冤集录》影响最早、最深远的是亚洲周边国家，即使是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时期，东亚、东南亚一带已有诸多欧洲法医书籍进入的背景下，《洗冤集录》在东南亚一带的改编本、注解版本仍多次出现，说明《洗冤集录》中的检验方法十分成熟，并且已经深入当地法律实践。

《洗冤集录》在西方国家的传播

据学者潘吉星考证，《洗冤集录》早在18世纪就被传播到欧洲，主要是通过明末清初的来华传教士，特别是一些具有西方医学背景的传教士为主体进行传播。

1779年，在华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首先将《洗冤集录》节译刊出并加以评论，发表在《北京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风俗、习惯等纪要》，这是该书以西文译介的开端；英国医学博士海兰（W.A.Harland）将《洗冤录》翻译成英文，名为《中国法医学著作洗冤录概要》，并于1853年在香港出版；荷兰人格里斯（C.F.M.de Grijs）将之翻译成荷兰文，于1863年以《真正的医学：从中文译出》为名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的《巴达维亚科学技术学会会报》刊出；前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根据童濂所作衍生本《洗冤录集证》进行翻译，于1873年出版了《洗冤录或是验尸官教程》；1882年，前法国公使医生马丁博士（Dr. Ern. Martin.）在《远东评论》上发表了《<洗冤录>基本内容的介绍》，并于1884年以32开本单行本在巴黎出版。1908年德国人海恩希里·布莱滕施泰因（H.Breitenstein）根据格里斯荷兰译本翻译成《中国的法医学》。

20世纪50年代之后，《洗冤集录》仍然受到了欧洲的重视，并不断被外译。苏联著名法医学家波波夫（Н.В.Попов），在他的著作《法医学》中详细地介绍了《洗冤集录》一书的内容，该书于1950年由国立医药出版社出版。1981年，布莱恩·埃迪·麦克奈特（Brain Eddie McKnight）将《洗冤集录》翻译成英文，以《洗除冤屈：十三世纪中国的法医学 》为名在美国出版。1990年，犹太裔中国翻译家沙博理将《洗冤集录》翻译成英文，以《中国古代刑法及案例故事》为名，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13，匈牙利小说家、翻译家、汉学家陶凯（Tokaji Zsolt）将《洗冤集录》翻译成匈牙利文。

西方相关学者、法医学家对于《洗冤集錄》的关注，不同于亚洲各国。《洗冤集录》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并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侧重文化层面。从西方医学家对翟理斯《洗冤集录》译文的评价是“文化的里程碑”而非“医学的里程碑”中也可以看出。

国外对于《洗冤集录》的翻译与研究一直没有止步，直到今天，国内外凡论及中国古代司法检验制度和法医技术发展的文章，必然提及《洗冤集录》。在西方，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艾蒂安·威尔（Pierre-Étienne Will）在其研究中国古代司法体系、法医技术的著作和文章中多论及《洗冤集录》，如2019年出版的《东亚科学与儒家治国理政（东亚科学与宗教）》一书，以及2011年发表的《清代凶杀被害人之检视》的文章。英国学者丹尼尔·阿森在2017年出版的《宋慈，世界法医学之父：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和法医文化》一书中也围绕宋慈和《洗冤集录》对中国传统法医文化展开了详实的叙述。西方人对《洗冤集录》的译介，尤其是对其中行政类、法律类等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为西方汉学研究者研究中国古代行政体系提供了绝佳素材。学者王域铖指出，法国国家图书馆将《洗冤录集证汇纂》按照《古恒目录》分类，分入了“行政”一级分类和“刑部”二级分类下，可见西方认可《洗冤集录》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行政体系方面的价值。

《洗冤集录》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梳理和总结《洗冤集录》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历史，具有如下意义。

一是讲求证据、尊重事实、操作严谨的“程序正义”精神，非西方独有。《洗冤集录》记载了有关中国行政体系、官僚制度的诸多内容，中国的法理学体系涵盖甚广，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对办案人员有着细致入微的要求。全书浸润着严谨、细致的科学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西方一直引以为傲的“实证主义精神”亦有契合之处。这表明对于“程序正义”的追求并非西方文化所独有。中国并非没有“法医”概念，正如翟理斯所说，“现代意义上的验尸官的职务和职能，早在《哈姆雷特》中使用寻王冠法之前的许多世纪，中国人就已经知晓”。

二是融道德与法律为一体的中华法系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杨鸿烈早在1937年就写道，中国法系为中华民族国有之产物，起自殷周，历春秋、战国、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宋、明、清，皆汉族一系相传，循序渐进，“中国法系，盖指数千年来支配全人类最大多数，与道德相混自成一独立系统而且影响于其他东亚诸国者”。中华法系的最大特色在于中国法律与道德同处于一个范畴之内，其法律精神以“仁”“义”“诚”这些人类恒久不变的人类道德目标为宗旨。与西方法律从个人权利出发而整体上造成社会“公正”“公平”屡屡缺失的法律相比，具有更为永恒的人性光芒。这一点，正是中华法系最大的价值所在。

《洗冤集录》是中华法系独特的产物，该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表明，融道德与法律为一体的中华法系精神，在当今世界人类政治法律制度方面，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

作者何明星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主任

陶欣雨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