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

五 “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大鹏鸟的故事出自《庄子·逍遥游》。故事说：“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庄子·人间世》还讲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在以上《庄子》相关的故事原文中，都是讲的大和小发展变化的辩证法。

在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上和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讲清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从许多满天飞的小麻雀变成大鹏鸟的现实，高屋建瓴地勾勒出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变的轮廓，及时发出了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号召，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毛泽东借麻雀与大鹏鸟的关系剖析了人民战争的进步力量从小到大的过程。他指出：“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六中全会时我们特意为游击战列出十八条好处，这个方法是好的，八年来证明了这一点。满天的麻雀就是种子，可以发很多芽。有了这个种子之后，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根据地有了，老百姓有了，饭也有得吃了，干部也锻炼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到处飞，前面的敌人日本人搞我们，后面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我们，他们两个都在挑动我们，挑动我们干什么？集中兵力打大仗。他们对我们一鼓一骂，一个说共产党英勇，是抗日民族英雄，一个又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怕死。谁愿意当机会主义？谁不愿意当民族英雄？但是我们还要学麻雀，虽然麻雀有机会主义，哪里有粮食到哪里去，虽然它现在还是小麻雀，但集合起来有九十一万。是不是就永远做麻雀，‘麻雀万岁’呢？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0-331. ）“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2. ）毛泽东论述了大鹏鸟的阵地要转移到大城市的必要性：“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2-333. ）

毛泽东在领导开辟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时，就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十几年的实践过后，当年的星星之火，已燃成熊熊燎原大势。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深情地指出：“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1. ）毛泽东运用庄子的这一名言，表述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事业发展和胜利的必然性。

同时，小麻雀变成了大鹏鸟，丑小鸭长成了大天鹅。事业壮大了，要进城工作了，要管好大城市，就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为之服务。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2-343. ）毛泽东借助大家熟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故事，讲解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的任务要求，深入浅出、生动形象，这便于干部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全局重点问题的理解和重视。

在革命发展的新阶段，在实现“小麻雀变成大鹏鸟”的质的飞跃以后，只有认识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新使命、新特点、新要求，才能成为背负青天、翱翔于高天九万里、实现理想的大鹏鸟，胜利实现“到中心大城市去召开党的八大”的预言。

六 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改造成开展人民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传统文化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来源。《诗经·周颂·小毖》的“毛序”说：“予其惩，而毖后患。”《毛诗》郑玄注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譎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白居易《与元九书》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朱熹《论语集注》对“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注曰：“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制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苏洵在《衡论·远虑》中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历代倡导的修养品德、畅所欲言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名言，变成了开展人民民主和同志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法宝。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6. ）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深刻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队伍的大部分成长于小农经济的社会环境，其从旧社会带来的旧的思想和落后的传统观念，只有通过经常性的清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得到改造和消除，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纯洁性。这既是毛泽东在以农民为绝大多数的社会环境中的特殊创造，也是奠定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坚实基础，更是完成党的伟大斗争任务的中心环节。

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深刻的论证。他指出：“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時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 ）

延安时期，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不断探索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成功地交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第一份答卷。这对于第二份答卷的产生也具有重要意义。

七 “拖住牛尾巴”成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大战略

这种“拖住日寇牛尾巴”的战略，典出《三国演义》第十二回。许褚是曹操麾下的一员大将，也是曹操的近身卫士，号称“虎痴”。许褚力大无比、勇猛异常，多次保护曹操脱离险境。许褚最著名的事迹有赤膊上阵战马超，以及拖住牛尾巴、吓退敌人的壮举。许褚与曹操第一次见面时的自我介绍，就描写了他拖住两头牛的尾巴的故事：“我乃谯国谯县人也，姓许，名褚，字仲康。向遭寇乱，聚宗族数百人，筑坚壁于坞中以御之。一日寇至，吾令众人多取石子准备，吾亲自飞石击之，无不中者，寇乃退去。又一日寇至，坞中无粮，遂与贼和，约以耕牛换米，米已送到，贼驱牛至坞外，牛皆奔走回还，被我双手掣二牛尾，倒行百余步。”（罗贯中.三国演义：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9：121. ）这就是《三国演义》中许褚自述的“拖住牛尾巴”的故事。但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故事情节，经过毛泽东的分析运用，竟然成为一个解析天下大势、说明抗日战争形势的宏大战略和案例。

1944年9月，毛泽东在同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的谈话中，运用许褚拖住牛尾巴的故事，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敌后拖住了日寇“牛尾巴”的战略，保护了大后方，有效牵制住了日寇的主力，制约了日寇在正面战场的进攻。毛泽东指出：“自今年四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二三百万减至一百九十五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21. ）“相反的，我们在敌后战斗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24. ）毛泽东的一番话使赫尔利无法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抗日战场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使之无法再坚持蒋介石提出的削减解放区的无理要求。毛泽东接着说：“今年六月间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取消我们军队百分之八十，还要取消解放区的民选政府，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24. ）

当时，日寇正在重点进攻中国的西南地区，而美国军队打到了菲律宾，也急需中国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拖住日寇“牛尾巴”，客观上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拖住日寇牛尾巴”战略的表述，不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的重要作用，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强大实力。毛泽东还风趣地描写道：“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五十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24. ）一番话语，使决定中国抗战成败的关键真相水落石出。

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敌后战场“拖住日寇牛尾巴”的表述，很快成为全党熟悉的战略。1946年11月底，陈云在受命坚守南满根据地时，就熟练地运用了“拖住牛尾巴”的战略。当时我军驻扎在鸭绿江畔的临江。而十万国民党军队企图“先南后北”“南攻北守”，进而强占东北三省。对此，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南满根据地领导层必须立即做出决策，以免贻误战机。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带领根据地领导层集体做出了“坚守南满、拖住牛尾、在长白山打红旗”的正确决策。

陈云认为：“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转引自：范莎莎.陈云：运筹帷幄 坚持南满［J］.党史纵览，2020（3）：8.

陈云“拖住牛尾巴”的战略，显然是受到毛泽东当年战略思想的启发。

于是，《三国演义》中一个不起眼的故事，就这样被毛泽东用来做出了影响抗日战争格局的大文章。而且事后在我們党的历史上不断演绎出新的战略智慧。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发和吸收，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八 对人民群众讲“王道”，只有对敌人才用 “霸道”

历史上，在儒家提倡的治理国家的主张中，称以德行仁政、治理国家的办法为“王道”，以武力征服天下者为“霸道”。儒家一般倡导王道、谴责霸道；但《荀子·王霸》篇又提出了王道、霸道并用的观念。

“王道”的概念最早出自《尚书·洪范》篇，其中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汉书·艺文志》也有对王道产生历史背景的评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之时。孔孟之道本来是把王道与霸道分得水火不相容的。孟子甚至指责春秋战国以齐桓公为代表的“五霸”都是历史的罪人，他说：“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盛。”

（ 《孟子·告子章句下》）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荀子，对王道、霸道的区别看得并不那么严重。他认为：“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

（《荀子·王制》）荀子还认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可以看出，荀子只是不看好玩弄权谋的主政者。由于荀子思想的广泛传播，汉代王充在《论衡·气寿》中便提出了“王霸同一业，优劣异名”的说法。到了三国时期，王道、霸道对立的态势基本得到缓和。三国时期魏国的陈矫公开表达对刘备具有“王霸之略”的崇敬，他说：“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

可见，这一时期，对“霸道”的贬抑已大为淡化。然而，由于在我国封建主义社会时期，孔孟学说长期占据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社会舆论一般仍然对“霸道”持贬抑态度。

毛泽东对王道、霸道的看法，是主张王霸并用。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创造性地把“霸道”理解为纪律制度等硬性的管理措施，把“王道”理解为理性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明确指出：“路线是 ‘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5. ）这样就把刚性的管理和纪律与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了。

毛泽东还把王道、霸道比喻为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和作风。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主张把王道和霸道分别应用于人民内部和对敌斗争两个不同方面。毛泽东指出：“

凡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即是马列主义者，即能成为群众的领袖，要在军队中努力提倡这种作风。过去一个时期，部队中的有些同志对党、对政府、对人民采取霸道、蛮横的态度是不好的。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对敌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对人民、对党、对政府则是错误的，对人民对群众应讲王道。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今年阴历过年要再开展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再颁布一次公约，首先从军队做起，然后是党政，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要把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传开来、传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拥护人民，为人民打敌人，对人民讲王道，采取自我批评态度，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8-69. ）

这样，毛泽东就把传统文化中的王道、霸道这两个概念按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刚性和柔性的两种需要、根据对人民和对敌人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对象，严格区分开来了。这样既避免了一些同志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人民群众和政府部门的现象，同时又避免了敌我界限不清、不敢开展对敌斗争的问题。

九 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防止出现错案和冤案，避免“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的局面

“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词句出自汉代班固撰《汉书·刑法志》：“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类似的话语还出现在汉代刘向撰《说苑·贵德》：“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转引自：魏征.群书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573. ）

这种将防止出现错案冤案、防止出现“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局面的优秀传统文化，被毛泽东灵活运用并转化为严肃而谨慎的肃反政策，也就是注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党的事业服务的思想和政策，这也成为党的工作中有错必纠的工作原则。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结论的报告里，讲到了红军废止肉刑和废止“逼供信”式审查干部的做法。他指出：“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〇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型，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08. ）

在上述报告中，毛泽东还指出：“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07. ）毛泽东把这句古语的内涵与共产党人应该与天下人共欢乐的思想衔接，把这句传统文化的名言带进了现时代的前沿。毛泽东指出：“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毛澤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6. ）这个政策的具体操作内容就是：“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6. ）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再次对此政策做了更加深刻的分析。他强调：“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7. ）这是基于“机关、学校、部队里面”的反革命分子与“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特点不同，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同，而加以区别对待的政策。“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7. ）“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 ）这是一种考量。

此外，还有几种其他的考量：“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能（原文为“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39. ）

毛泽东总结说：“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

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 ）

总之，我们党从延安开始的清查反革命工作，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区别不同对象和特点的基础上，从人民利益出发、从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制定肃反方针政策的。当时这一方针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防止清查工作中的“逼供信”等错误行为导致出现冤假错案，同时留有纠正错误的余地，最终胜利地完成了肃反工作。

十 摆脱“老子天下第一”的骄傲情绪，注意保持“大贾深藏若虚”的谦虚

“老子天下第一”，是倨傲自大心态的一种表现，是对他人自高自大表现的一种讽喻，是一句常用俗语。毛泽东一般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的。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其他演绎式的理解。老子故乡河南鹿邑县（有争议）的老子像和福建泉州清源山老子像旁都有“老子天下第一”的刻石铭文，加之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诸多记载，因此，不少人把“老子天下第一”理解为对老子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的评价。这里暂不讨论这种情况，只取上述讽喻意义的用法。

“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荣貌若愚”，语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荣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3：4430. ）其实，这种“良贾深藏若虚”的谦虚思想，起源更为久远。早在《尚书·大禹谟》中就有“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的语句。这可能是最早倡导谦虚、戒除骄傲的思想记录了。

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整个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十分强调保持党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传统作风。

1945年3月19日，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发表。毛泽东在延安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解放日报》连载此文，同时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同年5月20日，结合郭沫若文章中总结的李自成起义军因骄傲而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一部讲话时说：“骄傲是最害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上了骄傲不少的当。骄傲像一个包袱，什么人都可以背上这个包袱。现在是要放下这个包袱，放下这个包袱才能接近群众。我们每个同志都不要骄傲，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要随时看到自己的不足，随时学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78. ）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31. ）“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31. ）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他指出：“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義，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5. ）他在报告中还讽刺了那些缺少“大贾深藏若虚”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的特点：“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08. ）

毛泽东还用“大贾深藏若虚”的道理教育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不要在新干部面前摆“老资格”。他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一百一十几万，北伐和内战时期入党的顶多还有两万人，我们算一下，总共一百二十来万。这两万人的眼睛，不要只看着自己，还要看到那一百一十几万。”（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7. ）“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干部团结起来。抗战时期很长，对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不要笼统地叫新干部，因为都叫新干部，好像只有我是老干部，我老子天下第一，你小子天下第二。”（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8. ）

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总结的要时刻注意防止革命队伍中出现骄傲情绪的警示意义是持久有效的。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两个务必”的讲话，一直到毛泽东晚年的诸多重要论述，始终在孜孜不倦地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有力推动形成了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续完）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考察”（21LLMLA06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