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双双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0 引言

创业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宏观层面,创业对于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经济结构升级、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实现机会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微观层面,创业促进了劳动力就业的灵活性,是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1-2]。《全球创业观察报告(GEM)2019/2020》测算了全球50个经济体的早期创业活动指数(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TEA),显示近些年全球各个经济体创业活跃度在不断增长,但是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创业活跃度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厘清影响国家高创业活跃度的因素,对提升全球各个经济体创业活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创业活动是一个宏观环境层面上的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等与微观个体层面上的认知、看法、意图等多要素耦合的动态过程[3]。环境层面上,大量的跨国经验研究证实了“制度至关重要”(institutions matter)假说,用新制度理论解释了制度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4-5],强调制度环境对创业活动具有支持、指导和约束作用。营商环境是制度环境的重要内容,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创建与生产经营活动都嵌入在一国或地区的营商环境之下,受营商环境各要素的影响[6]。在制度逻辑视角下,营商环境是近似可分的复杂性、系统性环境,不同制度逻辑对于企业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并且持有多重制度逻辑的营商环境要素间会产生例如互补、替代或冲突等相互影响作用,它们的不同耦合塑造了企业的多样化行为[7-8]。但事实证明,在相同营商环境下,组织行为仍然存在显著差异性,这是因为创业通常也被视为主动建构和不断自我调节的持续过程,其不仅受到外在环境的诱发,更是创业者内在因素所驱动的[9]。创业认知理论表明,个体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差异是导致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差异的根本原因,通过分析创业者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创业者的创业行为过程[10-11]。已不少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创业行为是表象,其背后创业者的认知成因更为重要。

目前,现有的研究大多数局限于环境或个体某一层面要素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对于两个层面上要素的耦合,协同提升国家高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并不清晰。本文采用组态思维,整合了营商环境维度的政务、市场、法律、人文环境4个条件,以及创业认知维度的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能力感知两个条件,构建了探究国家高创业活跃度的分析框架,并采用fsQCA方法对全球 53 个经济体进行组态分析。具体地,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营商环境和创业认知是否能够提升创业活跃度?哪些路径能够提升创业活跃度?哪些路径使创业活跃度受到制约?

1 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

1.1 营商环境与创业活跃度

营商环境兼容了一国或地区内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企业在准入、经营和退出等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综合生态系统,包括各类基础支撑、环境境况与发展条件及其可获取性[12]。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国或地区间提升经济活力和创新活力,促进企业创新创业的重要保证。营商环境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内容,不同的营商环境体现着不同的制度逻辑。与传统新制度学者强调单一主导制度对组织行为同构作用的分析不同[13],制度逻辑理论关注多元制度情境下多种制度逻辑长期并存导致组织行为差异的现象,其强调制度多元性,认为要想理解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就必须基于他们所处的多元制度情境进行分析[8]。因此,要想厘清一国或地区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必须深入剖析营商环境这一复杂制度系统下,各种制度逻辑如何互补、替代或冲突,进而影响创业行为。

(1)政务环境与创业活跃度。政务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良好的政务环境对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驱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为:一是通过简政放权,破除阻碍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二是构建以“亲”“清”为核心的健康政商关系;三是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加企业准入率和竞争力[14]。此外,政府颁布或出台的以用于支持和鼓励创业的政策法规,保护了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合法性地位,高效的税收和管理体制可以提升企业的资金效率及经营活力,增强创业合意性[15]。

(2)市场环境与创业活跃度。市场环境是企业经营选址的重要考虑因素,直接决定了企业产品消费渠道与市场需求的规模大小[16]。市场开放度、市场自由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完善,企业能够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高度开放和自由的市场环境意味着企业进入所属行业的壁垒更小,进而有助于基于市场价格信号合理配置各种生产要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使创业者获得高资源配置效率所内生的高收益[17]。

(3)法律环境与创业活跃度。完善的法治环境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其中,产权保护和司法效率是法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创新创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产权制度的实质是限制政府和特权阶层对企业财富的掠夺和侵占,产权保护意识越强的国家或地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就越高,创业者的创业意向就越强[18]。此外,更好的法律服务和司法效率的提升可以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增加企业的准入率[19]。

(4)人文环境与创业活跃度。人文环境是制度环境在社会中嵌入性的重要体现,体现了社会对个人和组织行为的规范、价值观和期望[20]。创业活动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其本质是个人行为社会化的过程。尊重创业的社会价值规范,将鼓励人们将创业视为理想的职业选择,使创业较容易获得合法性,从而降低其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21]。此外,作为非正式制度,良好的社会规范能够为潜在创业者提供资源优势和知识优势,从而促进个体的创业活动[22]。

1.2 创业认知与创业活跃度

创业认知是个体在进行创业机会评价、企业创立决策等活动时所运用的知识结构,其本质是创业的外部环境诱发创业者独特的思维和认知过程[23]。创业活动总是嵌入在高度不确定和高度资源约束等独特的情景特征之下,因而,创业者往往会形成不同于常规的信息处理过程、思维方式以及独特的决策方式[24-26]。创业认知理论表明,个体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差异是导致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差异的根本原因,通过分析创业者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创业者的创业行为过程[10-11]。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能力感知两个创业者的自我认知因素,探讨其如何与当地独特的情境因素互动,进而影响一国或地区的创业活跃度。

(1)创业机会识别与创业活跃度。创业机会识别是一个始于创业者运用创造性过程产生商业创意,并随后付诸行动将其发展成一个可行的商业机会的多阶段过程[27]。如何有效地发现和开发创业机会是创业研究领域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28],但是关于创业机会的定义和性质至今却并未达成共识[29]。目前,存在两种流行的思想流派:一种认为机会是被发现的,即创业机会存在于客观环境之中,等待被创业者发现[30];另一种认为机会是被创造的,即创业机会并非客观存在,也并非先于创业者的意识,而是被创业者构建出来的[31-32]。但在创业实践中,呈现出的一个合理的中间立场是:一些机会是被发现的,而另一些机会则是被创造出来的[29]。创业机会识别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创业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方面,对于创业战略的制定、新创企业绩效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是现存企业产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27,33-34]。

(2)创业能力感知与创业活跃度。创业能力是企业在动荡环境下识别创业机会并获取资源开发机会,维持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能力,是创业企业生成的关键决定因素[35-36]。创业能力感知是指个人对创业所需的技能、能力、知识、规范和态度等方面的认知[37]。心理学研究已经确定了对自己的技能和能力的信心对创业行为的重要性。创业是一种有意的行为,包括反复尝试对过程进行控制,以达到预期结果[38]。良好的能力认知可以增强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促进创业意愿的产生,进而产生创业行为[39]。已有研究表明,创业能力认知对创业意愿、创业行为、创业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40-42]。

1.3 理论模型

综上所述,在创业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于营商环境和创业认知因素如何塑造高创业活跃度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呈现出丰硕的研究成果。创业活动的产生离不开创业者的个人能力,也并非独立于一国或地区内制度环境的影响。为了避免仅仅将重心放在单一层面上,分析制营商环境或者创业认知因素对创业的影响,本文将两个层面上的营商环境维度下的政务、市场、法律和人文环境4个要素与创业认知维度下的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能力感知两个要素进行耦合,运用组态思维,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国家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模型。

图1 创业活跃度驱动机制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方法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素之间经常相互依赖并共同导致结果的产生,如本研究中的创业活动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其背后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研究单一要素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并不足以揭示产生国家或地区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因此,这就需要研究者关注如何去分析多种因素复杂的互动效应对结果的影响。然而,传统的对称性方法(如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的主要优势在于分析自变量对于因变量间的“净效应”,忽略了要素之间的协同耦合。鉴于此,本文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QCA方法是一种基于集合论和布尔运算的逻辑,采取整体性视角,来分析前因与结果之间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关系的方法,更有助于回答多因并发、因果非对称性和等效性等复杂问题。本文选择应用fsQCA方法分析营商环境和创业认知各要素如何耦合协同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

2.2 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全球创业观察(GEM)2017/2018调查报告。全球创业观察项目由美国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联合发起,是公认的用于创业研究的可靠数据来源,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此外,本文还从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IEF)收集数据。具体而言,基于2017年全球创业观察数据作为其他数据的锚:营商环境中的政务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市场开放度指标来源于2017年GEM的专家调查报告数据库,市场环境中的市场自由度指标和法律环境的数据来自2017年经济自由指数数据库;创业认知和创业活跃度的数据均来自2017年GEM的成人调查报告数据库。最后,剔除数据缺失值,最终保留了53个数据完整的国家或地区。

2.3 测量与校准

本文主要基于GEM报告以及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库对前因条件和结果条件进行界定。其中,营商环境维度下的政务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市场开放度指标借鉴GEM的专家调查报告,采用10点测量法进行测量,得分越高,代表支持程度越高;市场环境中的市场自由度指标以及法律环境来源于经济自由度指数,所有指标满分为100分,分数越高,自由程度越高。另外,创业认知维度下的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能力感知借鉴GEM的成人调查报告,采用各指标所占的百分比进行测量。在本研究中,若某个条件或结果包含两个或以上的二级指标,则取指标的算术平均值。

校准是将案例赋予某个目标集合的隶属度过程。参照以往研究,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对所有前因和结果变量使用样本数据的上四分位数75% ,中位数50%和下四分位数25%进行校准。同时,为了避免某个变量校准后隶属分数为0.5(最大模糊点,既不偏隶属也不偏不隶属,此时案例会因难以归类而得不到分析),本文在0.5隶属分数的基础上手动减去常数0.001,以保证案例不会在模糊集分析中被剔除。结果与前因条件的测量和校准详见表1。

表1 结果与前因条件的测量、描述性统计与校准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必要条件检验

如果一个条件总在某个结果存在时出现,那么这个条件就是结果存在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分析观察的是结果相同的案例是否具有一致的前因条件,其关注的是单个前因条件的约束作用,能够识别出哪些要素是使结果存在的约束条件。因此,在进行充分性分析之前,识别必要条件是重要的。表2展示了各个前因条件对结果的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单个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阈值0.9,故不存在产生高创业活跃度与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

表2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3.2 充分性分析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是QCA方法的核心,其分析的是不同前因条件构成的组态对结果的存在是否充分,其分析过程通常通过真值表来进行。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在构建真值表的过程中,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案例频数设置为1,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5。通过fsQCA软件分析可以得到3种解:简约解、中间解、复杂解,本文主要汇报中间解,并通过对比简约解和中间解来区分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中的条件为核心条件,仅仅出现在中间解中的条件为边缘条件。组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共有4个,H1a、H1b、H2、H3,其中,H1a和H1b的核心条件相同,构成了二阶等价组态。具体而言,4个组态的一致性分别为0.93、1.00、0.94、0.99,同时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96,覆盖度为0.46,这说明4个组态共同解释了约50%的高创业活跃度案例,对高创业活跃度的产生机制有较好的解释力。下面将详细分析每一种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表3 高/非高创业活跃度组态

3.2.1 高创业活跃度的充分性分析

(1)市场与人文环境赋能下,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能力感知提升创业活跃度。组态H1表明,以高市场环境、高人文环境、高创业机会识别与高创业能力感知为核心条件,以高法律环境为边缘条件的组合(H1a),或是以非高政务环境为边缘条件的组合(H1b),可以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简言之,在市场开放度、自由度较高,且社会和文化支持创业时,一旦创业者识别到创业机会以及感知到自身具备创业技能和知识,其便会做出创业行为。高度开放和自由的市场环境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创业的社会和文化规范会增强人们对创业的认同感,使创业企业较容易获得合法性,从而降低其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能够赋能创业者发现更多的创业机会以及对自身创业能力的感知,产生创业行为。属于组态H1a的典型案例是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属于北美地区经济发达的国家,2017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分别为22/190、8/190,拥有良好的市场、法律和人文营商环境,且创业者的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和创业能力感知能力较强,故产生了高的创业活跃度。属于组态H1b的典型案例是哥伦比亚,该国市场化进程较高,社会和文化支持和鼓励创业,因而拥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此外,该国创业者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和创业能力感知能力较强,因而产生了高的创业活跃度。

(2)政务环境赋能下,创业能力感知提升创业活跃度。组态H2表明,以高政务环境、高创业能力感知、非高法律环境、非高创业机会识别为核心条件,以非高市场环境、非高人文环境为边缘条件的组合可以驱动高创业活跃度。具体而言,在政府政策支持创业且税收法律法规鼓励创业时,即使市场环境、法律环境与人文环境不支持创业,个人也并未识别到创业机会,但凭借着对自身所拥有创业技能与知识的感知,也可以驱动创业行为。良好的政务环境对驱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政策和税收法律法规对创业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支持和鼓励,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加企业准入率。另外,个体对自己成功创业的能力的感知会直接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因此,良好的政务环境以及创业者自身能力的感知也是驱动高创业活跃度的重要组合。属于这一组态的典型案例是墨西哥,该国法律环境较差,但政务环境良好,政府政策支持创业程度高,税收法律法规鼓励创业,且创业者能够感知自身所具备的创业技能和知识,因而也产生了良好的创业活跃度。

(3)不利环境下,创业机会识别提升创业活跃度。组态H3表明,以高创业机会识别、非高政务环境、非高市场环境为核心条件,以高创业能力感知、非高法律环境为边缘条件的组合可以驱动高创业活跃度。具体而言,在政府政策和税收法律法规不支持和鼓励创业企业,市场开放度与自由度低,法治环境不规范的情况下,如果个人识别到了良好的创业机会,且自身具备创业所需的技能和知识,也会产生创业行为。创业机会识别一直被认为是创业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创业者评估、开发机会等其他创业行为的先导,同时也是现存企业产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对创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即使在政务、市场和法治环境都不支持创业的情况下,如果识别到良好的创业机会,且具备创业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创业者也会冒险进行创业活动。属于这一组态的典型案例是厄瓜多尔,该国为南美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政务环境较差,农业发展缓慢,工业基础薄弱,市场的开放度和自由度较低,且法律不完善,但是创业者的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和创业能力感知较强,故产生了高的创业活跃度。

横向分析4个组态发现,组态H3的覆盖度最高,为0.21,解释了结果变量的21%,覆盖了5个案例,这表明创业者的创业机会识别以及对自身创业能力的感知非常重要,即使在营商环境不优越的时候,凭借创业者的认知能力也可以产生高的创业活跃。另外,组态H1下的二阶等价组态H1a和H1b覆盖率均为0.18,分别覆盖了4个案例,也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表明良好的市场和人文环境可以赋能创业者的机会识别和创业能力感知,驱动创业行为,产生高的创业活跃度。综上所述,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锦上添花,对创业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决定创业行为是否发生取决于创业者的个人认知能力。

3.2.2 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充分性分析

为深入分析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导致非高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分析发现,共有3个组态(NH1a、NH1b、NH2)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其中NH1a和NH1b构成了二阶等价组态。组态NH1a表明,以非高人文环境、非高机会识别和非高能力感知为核心条件,非高政务环境为边缘条件的组合会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类似地,组态NH1b表明,以非高人文环境、非高机会识别和非高能力感知为核心条件,高市场环境和高法律环境为边缘条件的组合会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组态NH2表明,以高政务环境、非高人文环境和非高能力感知为核心条件,以高法律环境和高机会识别为边缘条件的组合也会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

横向分析3个组态发现,影响高创业活跃度的原因具有非对称性,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3条组态并非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4条组态的对立面。另外,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NH1的两个等价组态的核心条件均为非高人文环境、非高机会识别与非高能力感知,组态NH2核心条件也包括了非高人文环境和非高能力感知。因此,非高人文环境、非高机会识别与非高能力感知是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7年GEM报告中的全球53个经济体为样本,整合营商环境和创业认知两个层面影响高创业活跃度的因素,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探讨了影响一国或地区创业活跃度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有4条,分别是市场与人文环境赋能下,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能力感知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1a,H1b);政务环境赋能下,创业能力感知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2);不利环境下,创业机会识别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3)。②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4条路径揭示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创业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决定创业行为是否发生取决于创业者的个人认知能力。③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有3条,且与高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④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几个核心条件分别是非高人文环境、非高机会识别、非高能力感知,再次验证了营商环境对创业活跃度的重要影响作用以及创业者的个人认知能力的决定性作用。

4.2 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整合了制度逻辑理论和创业认知理论,从宏观制度环境和微观创业者的自我认知两个层面出发,探讨了营商环境与创业认知各要素如果协同联动、多因并发产生高创业活跃度。与以往从环境或者创业者的单一维度,研究某一要素对创业活跃度的线性影响关系不同,本研究整合营商环境和创业认知两个维度,实证检验营商环境维度下的政务、市场、法律和人文环境以及创业认知维度下的机会识别和能力感知6个要素如何协同驱动一国或地区的高创业活跃度,并得出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4条等效路径,丰富了制度逻辑理论和创业认知理论在创业领域的实践与应用。其次,本文运用QCA方法识别了高创业活跃度的4条驱动路径以及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3条等效路径,并发现了QCA方法的因果非对称性。通过对结果的分析,本研究发现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路径并非是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对立面,而是新的条件组合,揭示QCA方法的非对称性;另外,通过对高创业活跃度与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的深入剖析发现,营商环境的各要素对创业活跃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创业者的个人认知是决定创业活跃度的关键因素。

4.3 研究启示

(1)强化创业者的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能力感知。本文的研究结论指出创业机会识别与创业能力感知是影响一国或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核心因素,即使在营商环境不利于创业的情况下,拥有良好的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和创业能力感知也能驱动创业者产生创业行为。如厄瓜多尔作为南美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市场、政务、法律环境都不有利于创业,但凭借着较高的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能力感知在全球53个经济体中连续3年实现高创业活跃度。因此,要想提高创业活跃度,国家或地区必须加强创业者的培训与教育,使更多的人能够及时发现创业机会,并对自身的创业能力产生正确的认知,从而产生更多的创业行为。

(2)加强营商环境建设,为创业助力。创业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嵌入在制度环境的框架之下,必然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营商环境作为一种制度环境,对一国或地区的创业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再次验证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对高创业活跃度的积极影响,其中市场、政务和人文环境更是作为影响创业活跃度的核心条件出现。因此,国家和地区必须意识到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加强营商环境的建设工作,为创业提供一层安全的保护机制,降低创业者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进而鼓励更多的创业行为产生。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于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模型的构建是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和创业认知理论关注营商环境和创业认知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未来可以扩展理论视角,构建更丰富的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模型,进一步探讨影响国家或地区高创业活跃度的多重并发条件和因果机制。第二,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本研究主要探讨营商环境和创业认知各要素与高创业活跃度之间的静态关系,而未考虑各要素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多重因素协同影响国家或地区高创业活跃度的动态演化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动态性特点,采用合理的方法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