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风

边“打假”边造假

现年50岁的肖某乾，在广州市经商多年。2017年初的一次饭局上，他接待了来自北京的某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某杰律所”）律师赵某。交谈中，赵某提及新接手的业务项目，某杰律所受外资企业博某利（上海）公司委托，代理其产品的知识产权维权事务。博某利是全球奢侈品品牌，产品涵盖男女装、化妆品等。

赵某吐槽道，知识产权案件虽然收费比较高，但是，从寻找侵权线索，到调查取证，再到打假维权，耗费的时间、精力太多。肖某乾当即表示，自己担任总经理的商务公司愿意“出力”。赵某思忖片刻，拨通某杰律所主任的电话请示。随后，他向肖某乾转达了领导的要求：同意授权广州市某锋商务公司（以下简称“某锋商务”）协助打假，但业务范围要受相应限制。

2017年4月20日，赵某将授权书通过特快专递送达肖某乾处，内容为某杰律所授权某锋商务从事博某利产品的知识产权维护工作，主要负责提供侵权产品的线索，不得参与民事调解及刑事和解等专业法律事务。另附博某利公司对某杰律所委托授权书的复印件。协助打假业务迟迟不见起色，肖某乾非常着急，便通过微信朋友圈悬赏侵权线索。同年11月中旬的一天，辽宁省鞍山市的朋友张某伟发来微信，告知当地有人售卖“贴牌”博某利女装。张某伟希望能多拿点报酬，肖某乾同意。

售卖“贴牌”博某利女装的店主，是来自江苏省徐州市的周某、朱某夫妇。他们刚在鞍山市立足，经营品牌服装。11月上旬，张某伟陪其女友逛到这家店里，女友看中一套时装，吊牌正是博某利的商标，张某伟想起了悬赏，遂仔细查验，并向女店主朱某套话。朱某先咬定未售假，直到张某伟质疑做工，才道出实情。

告知肖某乾的次日，张某伟到朱某的时装店用手机拍了照，还以200元的价格买下“贴牌”的博某利女装。张某伟还发现，这里有不少名牌，便悄悄用手机录下了对话，朱某坦言都是“贴牌”。

肖某乾再次听取了张某伟的汇报，当即表示会将情况通报给某杰律所。张某伟看不上律所的那点奖励，提出“干脆直接处理”，肖某乾听后表示同意。为了“师出有名”，二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将某杰律所出具的授权书通过电子扫描进行变造并复印。擅自将内容变更标注为全权代理刑事、民事等诉讼事务。

造假者急于“私了”；打假者伪造授权“黑吃黑”，结果付出了入狱近12年的代价。“打假”者不服判决上诉又申诉，最终结果如何？法院公开的再审判决书进行了释法说理。

获取非法利益

2017年11月25日，张某伟径直闯进时装店，他亮出了经过变造的授权书和博某利委托某杰律所维权的复印件，声称要对朱某进行刑事和民事“双线”维权。朱某哭着问：“能不能私了呢？”张某伟恫吓道：“如果走法律程序，你不仅要赔钱，还要坐几年牢，我见不得女人的眼泪，你凑足赔偿金，可以通融通融。”朱某支支吾吾说，容她几天时间筹钱。

三天后，张某伟信心满满地前往时装店收获“果实”，不承想，店里货物已经清空，朱某也不见了。他赶紧向肖某乾报告了情况。眼见得煮熟的鸭子飞了，肖某乾实在不甘心，他指示张某伟跟踪追击，查找女店主的下落，“大功告成后，利益分配由你做主”。通过调查营业执照，张某伟获取了朱某的相关信息，营业执照的登记业主李某丽，户籍地和常住地均在江苏省徐州市，于是，张某伟赶赴徐州，查出朱某正躲在家里。

2017年12月22日，张某伟携带变造的授权委托书，前往徐州市某派出所报警，经民警传唤，朱某及其丈夫周某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张某伟与这对夫妇见了面，并留下自行印制的法务名片。朱某害怕被追究刑事责任，便于次日在丈夫周某的陪同下，前往张某伟下榻的酒店，要求“私了”。张某伟装腔作势说，这个案子已经上报给某杰律所和委托方，如果不走刑事程序，需要两家单位的同意。他当场打了电话给肖某乾，肖某乾根据二人之前商议的数额，说：“我代表律所做个主，100万元可以了结。”

周某好话说尽，张某伟卖了个“人情”，让周某和朱某拿出80万元，公司可以签和解协议书，不再追究朱某的刑事责任。周某连连表示感谢。

和解协议书需要加盖某锋商务的公章，张某伟火速联络肖某乾。2017年12月25日，肖某乾给张某伟发了微信语音：“协议书晚上回家弄，明天上午拿到公司盖章，如果直接在公司里搞，其他人肯定会知道，或者我直接把公司公章带回去，找个地方把资料搞好以后再盖公章。”

在肖某乾快递过来的和解协议书右下角，标注了户名王某的银行卡号，对此，张某伟向周某解释说，王某是某锋商务的会计，这笔钱最终要转到博某利公司，为了避免税务上的麻烦，只好把钱汇到个人的银行账户。周某在和解协议书上签了字，立即转账50万元到王某的银行卡，第二天，张某伟向当地提出了撤案申请，并获得批准。离开徐州前夕，张某伟要求周某在3个月内补齐尚欠的30万元。

按照张某伟提出的分配方案，这笔到账的50万元“赔偿金”，肖某乾拿了5万元，剩余的钱按照张某伟的要求，分别转到以不同户名开设的银行卡。

2018年3月起，张某伟多次打电话给周某，催要待补齐的30万元赔偿金。周某和朱某四处举债仍没筹到多少钱。有人提醒说，这事有点蹊跷，是不是其中有诈呢？周某夫妇遂分别向博某利公司和某杰律所核实，真相大白。

周某和朱某鼓足勇气奔赴鞍山市报案。2019年12月，张某伟经传唤到案后，他声称不知道某锋商务的权限程度，自己是帮助企业合法维权。然而，公安机关通过调取张某伟和肖某乾的聊天记录，坐实了二人共谋诈骗的犯罪事实。赵某也证实，某锋商务只有向执法部门的举报权，没有索赔权，也没有代表博某利公司与侵权人进行和解的权利。赵某表示，不认识张某伟，他只是肖某乾的线人。肖某乾及其商务公司举报成立的案件，公司会按案值大小给付相应的线索费。

依法被严惩

2020年2月，警方将肖某乾抓获归案。同年9月，另案处理的张某伟被鞍山市下辖海城市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定罪，获刑11年6个月。张某伟没有提出上诉。

2020年10月22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肖某乾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5万元。肖某乾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同年12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肖某乾在被移送监狱执行刑罚期间，提出申诉。2022年12月23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决定再审。

岂能边“打假”边造假

法院再审认为，肖某乾犯诈骗罪事实清楚，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关于申诉人肖乾所提应认定为从犯，量刑过重的申诉理由，经查，肖某乾在与同案犯张某伟实施诈骗的过程中，为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提供虚假手续，使被害人陷入张某伟有刑事和解代理权的错误认知，而与同案犯张某伟达成和解，在事后又共同分赃。肖某乾的行为不论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都达到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肖某乾为同案犯张某伟实施诈骗行为提供虚假手续，为共同犯罪行为提供了必要条件，对于共同犯罪起到了较大作用，不应认定为从犯。本案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肖某乾不具有法定的减轻情节，原审法院根据肖某乾犯罪数额和情节等因素，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量刑适当。

肖某乾的辩护人提出，肖某乾家属已赔偿被害人10万元，对于违法所得或者退赔或者追缴，不应对同一份违法所得既超额退赔，又全额追缴。经查，肖某乾家属已赔偿被害人10万元属实，原审判决“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不妥，再审应予纠正。

2023年7月13日，法院公开的再审刑事判决书载明，维持海城市人民法院对肖某乾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的判决，撤销追缴肖某乾违法所得5万元的判决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