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

缪天瑞先生(1908—2009),是我国著名音乐学家、律学家、翻译家、音乐教育家。从19岁时即公开发表一系列文章、译著、音乐书籍,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音乐界享有盛名,其文章影响了数代音乐人,不知道有多少音乐家在年轻时由其著作启蒙而踏上音乐之途。1949年,他以台湾交响乐团副团长的身份携妻女冒险乘小船渡过台湾海峡回到大陆,积极参与我国音乐院校的创建,曾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天津音乐学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数十年树桃培李,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我国音乐学的建设孜孜不倦、兢兢业业,晚年主编《中国音乐词典》等大型辞书,一直到百岁高龄,依然关心着词典的修订、补充,真正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全国音乐学界共同敬仰的学术泰斗和做人的榜样。

弘一法师曾手书《格言联璧》中的这幅联句:“有才而性缓定属大才;有智而气和斯为大智”。用此形容缪天瑞先生,则再合适不过。讲到才智,因为先生的“性缓”与“气和”,因为先生一贯的低调,也因为先生后半生大多在默默无闻地做着耗时费工又不被常人关注的编撰辞书的工作,所以,在当今的文化界甚至音乐界,知道他的人并不多,知道他的过人的“才智”、巨大的贡献和在音乐界享有的崇高地位的人更少。但是,缪天瑞这三个字,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曾经是当时学习音乐的莘莘学子或音乐爱好者心目中闪着金光的名字,曾经是起码三代音乐人的启蒙者、领路人和“超级”偶像。他当年发表的音乐文字,涉及音乐教育、钢琴、作曲、配器、乐器法、中外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西方古典音乐、音乐美学、音乐评论等等几乎全部音乐学的内容,其中在古代中国号称“绝学”的律学,更是经他之手,与西方的声学与音乐科学实现了融合,成为一个有高度实用价值的现代学科。读者稍微翻一翻本书中的“缪天瑞著作年表”,就会惊讶于先生著作之丰、之广、之勤,发表年代之早。

我也是从我亲历的一件小事中才认识到先生在过去的巨大影响。1973年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1977年毕业留校任教。当时,先生是院长,对我关怀有加。一天,曾在杭州歌舞团和杭州市群艺馆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作家、音乐家徐星平先生来访,他比我年长十多岁,我们过去并不认识,我毕业后不久因为拟写《冼星海传》,曾到杭州访问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女士,才在杭州与他相识。因为他写过《弘一大师》,敬仰弘一法师,而我也有同样的感情和相同的研究工作,遂成为文友。那天,他来天津音乐学院我的琴房拜访,我送他走时,路过同楼层的缪院长办公室。当时,缪院长正好开着门,我们从他门前经过时我轻声对他说:“这是缪院长”。他随口问:“谁?”我说:“缪天瑞”。没想到,他立刻停住脚,瞪大眼,问:“缪—天—瑞?他还活着?!”我吃惊于他的吃惊!我说:“当然!现在是我们院长”。徐星平不肯走了,极其恳切地跟我说:“我从小学音乐,就是看他的书,都是以前出版的老书,我以为他是上世纪的人,早就过世了!我能不能见见他?”于是,我只好引他进了院长办公室。他当时对缪院长深深鞠躬和握手时的激动、兴奋的神情,我至今历历在目。出门后,他一直不停地跟我说,没想到他居然看到了“活着”的大师,看到了他年轻时的偶像和引领他踏上音乐之途的“古人”。

由于先生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中央音乐学院1949年在天津创建之初,他即成为创院者之一。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搬到北京,留下一部分人员与河北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合并,成立天津音乐学院,先生任院长。几十年如一日,为学院的建设兢兢业业,对学院的专业设置、教师的使用,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培养,不但呕心沥血,而且敢于打破常规,尽最大可能为学院选拔培养后继人才。我们那一届,1973年入学,是“文革”中招收的第一届学生,虽然号称“工农兵学员”,但大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时学院还没有音乐学系,我的专业是作曲,一直在作曲系学习。按照所谓“教育革命”的要求,大学一律学制三年,但作曲系老师们一致认为作曲系的课程较多,三年实在不够,没法安排课程。是缪院长跟上面反映实际情况,顶着压力,冒着“资产阶级复辟”“反对教育革命”的帽子,硬是把作曲系的学制定为四年。现在看来,根据不同专业的实际需要增加一年学制不是什么大事,但在“文革”中,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事,很可能招来“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批斗。

三年级的时候,先生发现我读书较多,也有些文字能力,有意让我在音乐学方面深造,就特别安排我拜原中央音乐学院的黄翔鹏先生为师,破例安排我每周去北京的中国音乐研究所求教于黄先生。当时的学术环境与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到今天的人不能理解。没有机关对机关的繁文缛节,更没有一分钱的“授课费”,黄先生就是凭着缪院长的一张字条,“白白”教了我将近一年。四年级的时候,缪院长和作曲系的杨今豪主任即破例安排我给三年级的学生开“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课,是对我莫大的信任,也是一个锤炼和考验。1977年毕业时,同学们都面临分配工作的问题,只有我不用操心,因为我已经是“老师”了。当然,对缪院长和杨今豪先生的栽培,我没齿难忘,只能以努力工作来回报。

1978年,黄先生给我写信,告诉我中国艺术研究院将招收研究生,嘱我立刻报名。我拿着黄先生的信去找缪院长,缪院长看了信,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用他一贯缓和的语调轻轻问我:“你……走了,你的课谁教呢?”我当时不可能有其他选择,不可能只考虑自己的前途而辜负缪院长和学校的栽培。直到两年后缪院长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任顾问,主编《中国音乐词典》等一系列大型工具书,我才报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二届研究生并得以正式“入门”,成为杨荫浏、黄翔鹏的硕士研究生。有一次,缪院长已经90多岁了,我去看他,故意跟他开玩笑,假装埋怨他说:“当年您不放我,让我晚上了三年研究生,结果职称评的晚了好几年,房子也分不上……”他知道我并不在意这些,只是一种“撒娇”,逗他高兴,满脸慈祥地笑着说:“你……不是很好吗?”

说到缪院长的和蔼、慈祥、好脾气,天津音乐学院的老人都有很深的同感。他和所有人说话,包括下属和青年学生,都是轻声轻气、和颜悦色,没有人见过他发脾气或严厉地批评谁。但“好人好欺负”,他在学校虽然贵为院长,又有很高的社会身份,是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但因为“文革”中受到过不公正对待,而且那段时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错误观念一时难以消除,所以给他开专车的司机,居然也敢“欺负”他。有一次他去看病,司机把他送到医院门口,说句:“我有点事,先走了”,就可以扔下他不管。还有一次更可气,那时候国庆节要游行,北京是在天安门广场;天津是在海河广场搭的一个“观礼台”。他作为观礼嘉宾,游行结束后,发现司机已经开车走了。老先生为观礼,换了新衣服,居然口袋空空,连坐公交车的5分钱都没有,只好一个人走回家。我曾经就此事愤愤不平地问过他,他却依然是不愠不怒、轻声轻气地说:“他一定是有要紧的事。”

但是,他的好脾气和与世无争,却绝不是没有原则和胆小怕事,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却表现出超出人们想象的正义感和勇气来。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校方执行上面的指示,严令不准开追悼会。我当时还是学生,血气方刚,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愤然于心,便跟几个同学说“他们不让开,我们自己开!”那时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一出头,便一呼百应。我的琴房,成了“临时组委会”,周围同学全听我指挥,男同学布置会场,女同学做花圈,用一天时间便组织了一个追悼会。我不但写了挽联和花圈中大大的“奠”字,还连夜写了一篇悼词。我记得悼词的第一句便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办法,寄托我们的哀思。’”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严酷,这个学生自发的追悼会,只有很少的教师参加。但开会前十分钟,缪院长突然让人通知我他要参加。于是,我跑到他的办公室,把等在那里的缪院长搀扶到了会场,给他胸前别了一朵女同学手做的白花。在我“擅自”代表“天津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员工”致悼词的时候,缪院长,天津音乐学院的一院之长,一直站在我身后,像一座默默的高山。在那一刻,他不但表现出他平时被“好脾气”深藏起来的坚定、勇敢,表现出他身上传承自千年中华传统中“士”的品格、操守、风范,也让人们看到这个当年坐着小船回到大陆的知识分子,依然是一个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缪院长的后半生,几乎全部被他主编的几部工具书填满。因为编撰辞书,是千秋大业,是要交给历史评判的学术大厦的基础,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条,都要字字确凿、不容损益,更不能有错误。在封建王朝,这类重要的工具书比如《康熙字典》都是皇帝亲自下旨,集中当时最著名的学者费尽心血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的。其中主持撰修者,不但是朝廷大员,也都是一流学者。所以,一部《中国音乐词典》(包括“增订版”“续编”和姐妹篇《音乐百科词典》)的完成,是中国音乐界的大事,也是中国文化界的大事。这样一个主编,不但需要对中国音乐有全面、深刻、正确的掌握,还应有“领袖”的眼界,能够总领全局、立柱架梁、结构全书、规定体例,还需要有广博、精湛、多学科的专业知识,知人善任,知道哪位学者精于哪个专业,可以承担哪个词条,这样才能团结和集聚全国音乐学界的学者通力合作,凝聚三百多位学者的智慧,终于完成了这部跨世纪的学术工具书。在十数年的时间里,缪先生仔细通读以百万字计的全部书稿,做到了字斟句酌、对学术负责、对历史负责。应该说,有缪天瑞做《中国音乐词典》的主编是中国音乐学之幸;而有了这几部音乐工具书,现在和未来的音乐学子才有了可靠、可信赖的“永远的老师”。

行笔至此,又想到当年的一个“笑话”。好像是1975年左右,中央的一份大报纸登了一篇报道,称东北一个普通工人靠一己之力“敢想敢干”,做了一件文化界知识分子“臭老九”们不敢做,也做不成的“大事”——编著了一本几十万字的《音乐大辞典》,是“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巨大贡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不久,上面将词典的“初稿”送到天津音乐学院,让我们作曲系的“工农兵学员”帮助“编辑”,以便尽快出版。我们打开一看,才知道这根本不是“初稿”,更不是“词典”,只是一个外行从一大堆红卫兵“扫四旧”时抄来的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音乐类旧书中不加任何判断(他也无从判断)地见一条抄一条,抄到一起的一堆废纸。没有分类、没有编目、没有索引。更可笑的是,此人完全没有基本的音乐常识,比如,光一个贝多芬,便在不同地方以悲多汾、裴多芬、比独芬、白堤火芬、培得诃芬等等当年不同的译名当成不同的音乐家介绍。我们拿给缪院长看,他只是不停地笑,说(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个叫刘诚甫的人“编过”这样一部“音乐词典”,胡拼乱凑,没法用。后来,我们以“工农兵学员”的名义写了一个类似鉴定的意见,表示“尚不成熟”,“不宜出版”,希望这位“天才”继续努力。这个“笑话”唯一的“正面”效用,可能也是促使缪院长将后半生全部精力投入音乐词典编著工作的动力之一。没有专家们下功夫编辑一部真正的音乐词典,总会有人“胆大包天”,把这样一个严肃、专业的工作玩成笑话。

2002年,音乐研究所给缪天瑞、李纯一、曹安和、郭乃安几位先生颁发了一个“终身成就奖”,那时候音研所正值经济困难之时,连做个像样的奖杯或奖状的钱都没有,所领导便让我给每个获奖者撰写一幅对联。记得给缪院长写的是:

律书经天,词典纬地

树桃培李,一世清誉

真的,有很多大学者、大人物,或有大成就、大创造,名高一时。但像缪院长这样“一世清誉”,几乎没有任何非议的不多,能健健康康地活到101岁的更不多。古人常说“仁者寿”,岂非至言哉?!公虽去,恩长在!此生此世,不敢忘也。仅以拳拳之心,略记先生之一二,权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