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诗

20世纪40年代,话剧进入了职业化、剧场化发展时期。比起任何时期,话剧追求大众接受的倾向更为明显。此时的上海沦陷区,政治的弱化和商业性的凸显,将市民大众文学推向了高潮。左翼等新文学话剧都染上了市民色彩,和海派小说、散文一道融入了大众文学潮流之中。游走于商业和政治、艺术之间的话剧在经历过剧场演剧的历练后,走进市民大众不仅有着深刻的战时背景,更是文学自身的规律性使然。

一、 20世纪40年代上海话剧的趋俗化

20世纪40年代的左翼话剧呈现出多重复杂的面貌,上海以及延安、重庆、桂林等地的话剧演出给抗战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左翼话剧在30年代革命先锋性较为突出,到40年代,原本出身左翼或者倾向革命的剧作家如郭沫若、夏衍、田汉、于伶、阳翰笙、陈白尘,依然是话剧的创作主力。但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左翼色彩相对弱化了(但郭沫若《屈原》等剧的政治色彩还是较浓的)。上海话剧40年代掀起的通俗化热潮,从根本上看是其作为剧场艺术的文艺形式使然。左翼话剧初期的演剧和大众距离尚远,但一直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努力。话剧理应接受市民话剧吸引观众的某些特征,诸如题材的世俗性、观念的市民性、情节的曲折性、语言的通俗性等等。可以说,“1939年之后的孤岛,以阿英、于伶等人为代表的话剧创作的相对繁荣,和以上海剧艺社及中国旅行剧团为代表的演剧艺术的蓬勃开展,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话剧艺术的市民品性的回归和世俗观念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