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武帆，邓思雨，甘宋国

（武汉纺织大学经济学院，武汉 430200）

一、引言

当前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剧，区域热点问题相继出现。同时随着中国企业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给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诸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我国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与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相互叠加的特殊时期，特别是全球经济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资源消耗型产业难以为继、环境约束不断加强，已经大大阻碍了中国企业出口绩效的持续增长。因而必须加快寻求企业出口绩效提升的新途径，从贸易规模发展向贸易高质量发展转变。企业作为经济中的基本细胞，是市场主体，企业兴则经济兴。我国要实现贸易规模发展向贸易高质量发展转变，归根结底需要依靠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出口绩效在贸易高质量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文献回顾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许多研究，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外学者Iqbal等（2020）利用季度数据，选择了美国上市的非金融企业绩效作为研究对象，并用ROA、ROE、净利润率和托宾Q 值四个指标来表示绩效变量，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对四个指标的影响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并指出当EPU 增强时，企业利益相关者都会采取最佳的预防措施，以规避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损失。而学者Ahsan 等（2021）利用欧洲企业数据，同样得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消极影响的结论。国内学者邓美薇（2019）从短期和长期角度展开讨论，分别选取ROA 和托宾Q 值当作企业的短期与长期的绩效指标，发现epu 在短期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负，但在长期内却有正向促进作用。赖丹等学者（2020）聚焦于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利用Tobit 受限模型，探究了epu 与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epu 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对企业的经营绩效造成显著的消极影响。学者毛其淋（2020）考察了tpu 与进口企业绩效的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进口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渠道。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出口企业的影响研究中，较多文献的着重点放在产品层面，企业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主体，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其本身的经营表现是值得研究的，但是相关的文献却相对缺乏，本文通过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能够补充这一方面的研究。其次，诸多学者对企业绩效的研究是基于财务绩效方面，而本文主要从出口绩效方面进行考量，研究的视角也与前人有所不同。因此，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全面论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机制

（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规模的理论基础在于延迟投资效应。首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的原因在于出口目的国可能会提高关税水平，导致企业获得利润水平下降甚至无利可图，由于多数企业经营者为理性经济人，偏好于风险规避,随着不确定性的上升，他们的出口意愿下降。其次，根据等待投资的期权价值的分析，当沉没成本一定时，随着tpu 的上升，企业面临的风险加大，出口利润下降，此时企业往往会减少出口规模，甚至停止出口以抵御这种不利影响;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企业面临的风险减少，出口利润水平上升,此时企业会扩大出口规模，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约束，企业可能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不同的中间品和技术，其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可能不同，即使不考虑中间品差异，不同出口产品结构也可能产生不同出口技术复杂度，因而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发生变化时制造业企业进行出口决策会考虑出口产品结构。理论上，由于沉没成本与利润最大化的影响，一方面tpu 不仅会使得企业出口关税上升，无形之中增加企业出口成本；另一方面，由于预期利润下降，tpu 还会使得企业生产行为的转变。当tpu上升时，企业生产的低附加值产品没有竞争优势，刺激企业的创新投入力度，出口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以保证企业生存;当tpu 下降时，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使企业更可能放弃那些产生高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产品，转而生产那些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产品，以获得稳定的利润。

四、实证检验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出口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本文以此为基础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i 表示企业，t 表示年份，Perfit与TPUit分别代表t年i 企业的企业出口绩效水平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其中前者采用企业出口规模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衡量，后者参照毛其淋（2020）的方法先计算出产品层面的tpu 指数，后将产品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加总至四维码行业层面，得到最终的TPU指数；Postwto为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中国加入WTO 的时间为2001年，若年份>2001，则Postwto=1，否则取值为0。Xit为可能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控制变量的集合，根据相关文献，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一是企业规模，本文采用企业固定资产来表示。二是企业年龄，采用企业当年所处年份减去开业年份加1 取对数表示。三是劳动力水平，采用企业从业人数表示。四是资本密集度，采用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后的企业固定资产与从业人数的比值来表示；λt和μt分别表示时间和企业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WTO数据库，同时还用到了国外学者Feenstra al.（2002）工作论文中的相关数据。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1.基准模型分析

表1 为基准回归结果。从企业出口额来看，表1的第一列结果显示，交叉项TPUit×PostWTO显著为负，同时再加入控制变量后依然显著，主要原因在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市场环境较为稳定，出口产品所受到的约束越小，促进了出口规模的增大。同时企业规模、从业人数也会对企业的出口意愿产生积极影响，表明规模越大、劳动力越丰裕的企业越可能会扩大出口规模。

表1 基准回归

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来看，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交叉项系数始终显著，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当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时，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来源于产品本身，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自身具备的竞争力较强，较少会受到外部的影响，因此从出口技术复杂度角度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好处。同时根据第三列和第四列可以看出，企业规模、从业人数均能显著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2.模型设定的有效性及稳健性检验

（1）预期效应。为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过程中是否存在预期效应的干扰作用，产生错误的估计结果，因此在估计过程中进一步加入TPU×Post01项，Post01为2001年即贸易政策冲击前一年的虚拟变量，结果发现TPU×Post01交叉项系数并不显著，说明预期效应不存在，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2）安慰剂效应。本文选取中国加入WTO 前的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发现TPU 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性，说明DID 估计结果是可靠性的。

（3）异质性分析。第一，企业层面的异质性。考虑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对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的出口绩效水平的影响有所差异，根据贸易方式差异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发现，tpu 对出口规模影响显著，其中对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影响各不相同。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生产，同时价格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竞争优势，也成为了他国针对的重点，当外部市场环境不稳定时，这些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会受到阻碍，导致出口规模下降。第二，区域层面的异质性。考虑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进行区域层面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东部制造企业和中西部制造企业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原因可能在于，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的竞争优势不足，且市场单一，使得企业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夹击，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两者间的关系，是事关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借助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分别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tpu 的下降能促进企业出口绩效的提升。表现为：促进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同时会增强和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

第二，tpu 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通过分样本回归分析，得出：tpu 的降低对加工贸易企业与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规模具有正向作用；同时tpu 的提升也会使得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得到提升。

基于以上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可以减少企业出口通关程序，减少企业出口支出;优化企业产品结构，主动提高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占比。二是建立企业预警机制，持续优化企业管理水平。例如，当国际贸易环境整体恶化时，企业应当主动调整产能和减少库存；当国际环境整体向好时，企业应该调整出口目的国，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三是企业要不断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对于制造业出口企业，要加强投入，实现出口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型升级，提升自身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