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成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200234)

引 言

作为一种十分常见的话语现象,话语标记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对话语的生成和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与这种重要地位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话语标记被传统语言学视为语言中的冗余成分,长期被排除在语言研究的视野之外。随着语用学、篇章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标记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兴起,并逐渐成为西方语言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1]。国内话语标记研究起步较晚,一般认为将话语标记引进并运用到汉语研究始于二十一世纪初[2]。但在过去短短二十年里,国内话语标记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丰硕:已出版相关专著近四十部,发表期刊论文近两千篇、硕博学位论文1500余篇(1)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主题为“话语标记”进行检索,得到期刊论文1886篇,学位论文1588篇(博士论文153篇,硕士论文1435篇)。检索时间2022年10月20日。,形成了稳定、庞大的研究队伍。可以说,话语标记已经成为国内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随着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的深入发展,学界对话语标记功能的描写更加细致,对其形成动因和机制的解释更加充分,关注的问题也更加多样化。因而,回顾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整体状况对于推动话语标记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借助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二十余年(2000-2021)国内与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相关的CSSCI来源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在回顾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话语标记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特点以及发展方向等进行分析,以期为后续研究带来一定启发。

一、数据来源及相关

本文借助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中国知网(CNKI)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子数据库中的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CiteSpace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息可视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可视化分析软件,旨在通过可视化的手段来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探测研究前沿、热点及发展趋势[3]。本文主要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年度发文、作者群体和关键词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软件版本为CiteSpace6.1.R3。

获取文献的具体操作为:在CNKI的CSSCI数据库中以主题词为“话语标记”“话语标记语”“语用标记”“元话语标记”进行检索共得到文献523篇,手动删除以外语话语标记为对象的研究、书评书讯、会议简讯、学术讲座等,共得到文献465篇,时间跨度2000—2021年。检索时间为2022年10月20日。

二、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统计(见图1)并结合其他相关论著等,得出二十余年(2000—2021)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引介探索期:2000年至2004年;(2)迅速发展期:2005年至2014年;(3)拓展深化期:2015年至今。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

图1 年度发文量统计

(一)引介探索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汉语话语标记逐渐引起语言学界关注。美国学者Charles Miracle(1991)借鉴Schiffrin(1987)的话语标记分析方法,描写了汉语中“好、可是、但是、不过、那么”等几个词语的功能和使用情况[4]。国内学者何自然、冉永平[5]根据关联理论分析了话语标记(文中称之为“话语联系语”)对话语生成和理解的认知性解释以及语用制约性。由此可见,无论是以汉语话语标记为对象的研究,还是国内话语标记理论的引介,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而之所以将2000年作为国内话语标记研究的起点,一是此前的研究和引介缺乏系统性;二是这一年出现了几部重要的文献,对推动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如方梅[6]和冉永平[7]等,前者是国内首次将话语标记理论运用到汉语的研究中,后者则全面概述了国外话语标记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综观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在引介探索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看到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一阶段以综述性和理论性研究为主,而对汉语话语标记细致描写、深入解释的研究不多。比较重要的综述性文章除冉永平[7]外,还有黄大网[8-9]。黄大网[8]回顾了话语标记研究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梳理了话语标记的界定、“连贯”还是“相关”等理论问题,并介绍了国外话语标记研究这一交叉领域当时最新的动向。黄大网[9]介绍了《语用学》杂志话语标记专辑(1998)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更多的是理论性研究,比如何自然、莫爱屏[10]应用关联理论解释话语标记在语用照应方面的制约作用,李勇忠[11]指出话语标记的作用是保持后续话语与前述话语之间的语义连贯,在语言交际中起着重要作用,还有陈新仁[12]、刘礼进[13]、于国栋和吴亚欣[14]等。相比之下,针对汉语话语标记的具体研究比较少见,如陶红印[15]。

第二,从研究主体上看,以外语界学者为主。这一时期,国内外语界学者引介话语标记研究的理念方法,并结合汉语进行宏观层面的思考。这些成果拓展了汉语语法研究的视野,为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比较活跃的外语界学者有何自然、冉永平、冯光武、陈新仁、李勇忠、莫爱屏、于国栋、吴亚欣等。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的基本倾向是引介国外话语标记理论,而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二)迅速发展期

在前期引介和初步探索的基础上,国内汉语话语标记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了明显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论著数量激增

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5年开始,国内与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相关的论文数量开始快速上升,并在2014年达到二十余年来的最高点(39篇)。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无论是论文发表总量(251篇),还是年均发文量(25篇)都有了显著增长(见图2和图4)。与此同时,以汉语话语标记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从无到有,如许家金[4]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考察了青少年自然口语中常见的四个话语标记;刘丽艳[16]系统梳理了国内外话语标记研究的相关理论,并对汉语口语中几个典型的话语标记进行了考察分析;还有殷树林[17]、姚双云[18]等。另外,还有一些专著将汉语话语标记研究作为重要的章节或内容,如何自然[19]、李宗江和王慧兰[20]等。

图2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研究成果对比

2.研究队伍壮大且以汉语界学者为主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我们检索到的文献进行作者群体可视化分析,共得到337个节点,也就是说有337位学者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过与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相关的论文。根据普赖斯定律:发文数量在0.749(Nmax1/2)篇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其中,Nmax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量[21]。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中,Nmax=9,经过计算,发文在2篇(计算所得值为2.247,取相邻最大整数即为2)及以上的学者为这一领域的核心作者。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领域的核心学者群体,我们绘制了发文量≥2的作者群体共现知识图谱(见图3)。

图3 发文量≥2的作者群体共现知识图谱

根据统计,发文量≥2的作者有81位,发文量≥5的作者有11位。由此可见,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领域已经形成庞大的研究队伍。此外,根据知识图谱的特点:饼图颜色越深,表示论文发表越早,从图3可以明显看到,近年来汉语界学者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主体。

3.以具体个案研究为主

从研究内容看,与前一阶段引介性、理论性研究不同,这一时期则是在接受国外话语标记理论的基础上,以汉语话语标记的个案考察为主。根据我们粗略统计,这一阶段具体考察过的汉语话语标记接近百余个,部分话语标记如“别说”“就是”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还有一些研究在个案考察的基础上,开始对汉语话语标记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如关于汉语话语标记的形成问题[22-26],这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这一阶段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持续升温,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其基本的研究倾向是注重对汉语话语标记具体个案的考察和探究。

(三)拓展深化期

进入新阶段后,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继续保持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成果丰硕

尽管从2015年开始年度发文总量相对而言略有减少,但从年均发文来看,这一阶段继续保持上升势头(见图4)。同时,与汉语话语标记相关的专著数量也在持续增加,如曹秀玲[1]对现代汉语话语标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对一些典型个案作了详尽的描写和分析;张黎[27]专门对汉语口语中的话语标记成分进行统计、分析。

图4 三个阶段年均论著对比

2.研究视野拓宽

这一时期,国内学界不仅把研究兴趣放在话语标记的本体研究上,同时还把话语标记研究扩大到其他领域。如张秀松[28]、陈家隽[29]等考察了汉语方言中的话语标记。有的学者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与话语标记相关的问题,如曹秀玲[1]、刘丽艳[30]等。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特定语域中的话语标记用法,如李晨[31]考察了汉语纪录片解说词中的话语标记。

3.研究方法多样

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来观察、分析汉语中的话语标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姚双云和田咪[32]从互动语言学视角出发,考察了“是吧”在自然口语中的互动功能,指出“是吧”的互动功能对序列位置与交际双方认识状态具有敏感性。吴亚欣和杨永芳[33]采用会话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位于序列结束位置上“好吧”的使用规律和执行的社会行为。这些新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考察话语标记的功能。

整体上看,这一阶段在延续之前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展现出一些新的动向,即不断拓宽研究视野,同时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力求更加充分地挖掘汉语话语标记的特点。

三、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是论文研究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CiteSpace软件通过对关键词的聚类分析从而能够揭示某一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3]。我们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分析,并绘制了出现频率前20位的关键词表(见表1)。

表1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高频关键词表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归类分析发现,近二十年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关注的热门话题主要有以下几个:(1)话语标记界定相关问题研究[名称(话语标记、语用标记、元话语标记)、特征、韵律特征、元话语等];(2)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研究(语用功能、话语功能、互动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关联理论等);(3)话语标记的形成研究(语法化、词汇化、语用化、历时发展、习语化、再语法化、重新分析等);(4)话语标记的主观性研究(主观性、主观化、交互主观性、交互主观化等);(5)汉语变体中的话语标记研究(庭审话语、庭审语篇、法院调解、北京话、上海话、宁夏方言、上古汉语、近代汉语、学术语篇、语体等);(6)话语标记的习得研究(二语习得、学习者、汉语教学、习得顺序、双语课堂、少数民族、儿童习得等)。下面对这些热门话题作简要讨论。

(一)话语标记界定问题研究

与国外话语标记研究面临同样的问题,国内学界对于话语标记的界定也存在分歧。首先是使用术语不统一,目前使用的术语除了话语标记之外,还有语用标记、话语标记语、元话语标记等。不过正如曹秀玲[34]所指出的“近年冠之以‘话语标记’的研究日益增多”,可以说,话语标记是当前国内学界使用最多的术语。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应该区分话语标记和语用标记,认为话语标记的功能在于组织言谈,而语用标记的功能在于表明言者态度[35-37]。从这个意义上讲,话语标记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话语标记既可以指示前后话语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明说话人对所说的话的立场和态度,或者对听话人在话语情景中的角色的立场或态度[22];而狭义的话语标记只能在言谈当中起组织结构、建立关联的作用[36]。目前汉语学界多采用广义理解。

其次是界定标准问题。当前汉语学界主要从韵律、句法、语义、功能以及语体等方面的典型特征界定话语标记[4,16,17,20,27,38],大体看来,汉语学界对话语标记的特征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殷树林[17]在分析了大量有关话语标记特征的文献后,将话语标记的性质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a.在语音上,话语标记形成独立的语调单位,与其他语言单位之间可以有停顿;b.在句法上,话语标记具有独立性,主要出现在句首;c.在语义上,话语标记编码程序信息,除证据标记外,不会增加所在语句表达的命题的内容,也不影响真值条件;d.在语用上,话语标记具有自返性,对言语交际进行调节和监控;e.在风格上,话语标记多用于口语。但是对于一些特征的认识,学界仍然存在分歧。比如对于话语标记的语体特征,有的学者认为话语标记仅存在于口语之中[16],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话语标记多出现在口语中,书面语篇中也有话语标记[39]。

(二)话语标记的功能研究

话语标记是从语用功能角度划分出来的类别,因而语用功能研究是话语标记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国外对话语标记功能的研究,一般分为以Schiffrin为代表的“连贯派”和以Blakemore为代表的“关联派”。“连贯派”认为话语标记可以增强话语的连贯性;而“关联派”从人类的认知特点出发,认为话语标记将上下文的某些特征及其达到的效果具体化,帮助听话人理解话语[8]。

国内学者基于汉语事实讨论了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方梅[6]考察了自然口语中发生语义弱化的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认为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话语组织功能,包括前景化和话题切换等;二是言语行为功能,包括话轮转接和话轮延续两个方面。刘丽艳[16]从语言的三大纯理功能出发,认为话语标记具有语篇组织功能、人际互动功能和语境顺应功能,同时强调这三个功能是交际者元语用意识的体现。还有很多学者考察了汉语中具体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40-44],这些研究都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汉语话语标记的特点。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提出方法论上的思考,比如针对部分研究在描写话语标记的功能时不同功能之间的区分常常比较模糊这一问题,李宗江[45]提出话语标记研究也应该坚持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即在描写话语标记的功能时也需要找到形式上的特征,避免内省式的语用功能的区分。这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原则在话语标记研究上的贯彻,坚持这一原则很有必要,有利于我们更加准确全面地分析、理解话语标记的功能。

(三)话语标记的形成研究

话语标记的形成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争议的焦点。关于话语标记的形成,汉语学界主要有语法化、词汇化以及语用化三种观点。下面分别作一简要介绍。

从语法化视角审视话语标记形成的学者,如吴福祥[46]指出话语标记的产生是一种典型的语法化现象,其依据是:大量的证据显示,在一些具有历史文献的语言(如英语、德语和日语)里,话语标记来源于表达概念意义的词汇成分或词汇序列。其历史演变过程清晰地显示,话语标记的产生也经历了与词汇语法化相同的语义演变(泛化、主观化)、“去范畴化”、重新分析、语音弱化等过程,并且也呈现单向性和渐变性特征。持语法化观的还有高增霞[41]、刘红妮[47]、殷树林[48]、曹秀玲[34]等。

从词汇化视角审视话语标记形成的学者,如董秀芳[22]主张话语标记的形成不能一概归为语法化的结果,将汉语中一些话语标记的形成看作词汇化的结果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她的理由有三:第一,话语标记的使用不具备句法的强制性;第二,话语标记一般不是粘着性的,而非粘着性的范畴也不是最典型的语法范畴;第三,话语标记在语形上可以有变体,这也表明话语标记比其他语法范畴带有更多词汇性特征。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乐耀[49]、董秀芳[23]等。

从语用化视角审视话语标记形成的学者,如方梅[50]指出尽管语用化与语法化存在相似的演变过程,但两者也存在明显区别;话语标记功能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语用化,而不是语法化。她认为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符合语用化的特点,具体表现在:a.辖域的泛化;b.句法自由度的扩张;c.不隶属于任何句法范畴;d.不隶属于任何句法层级单位;e.不具有句法强制性;f.不与其他句法成分结合。持语用化观的还有乐耀[51]、殷树林[52]、张秀松[53]等。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李宗江[24]认为由短语或小句变为话语标记既不是典型的语法化过程,也不是典型的词汇化过程;李思旭[26]认为汉语中话语标记的来源应该有两条路径:一是从短语先词汇化为词,然后再进一步语法化为话语标记;二是由于短语存在于特殊的语境之中,语用原因的驱动临时作话语标记。

从以上研究还可以看到,同一学者也可能对话语标记的形成持不同看法,如殷树林、乐耀等。这其中就涉及话语标记的形成是否遵循“单一路径”以及如何看待词汇化、语法化和语用化三者关系等理论问题。由此可见,话语标记形成这一问题颇为复杂,尚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总之,汉语学界对此尚未形成共识,就目前来看,语法化观影响力较大。

(四)话语标记的主观性研究

话语标记的主观性(包含主观化、交互主观性、交互主观化)表现也是汉语学界研究的热点。董秀芳[22]就曾指出话语标记之所以具有主观性,是因为话语标记反映了说话人对话语单位之间的关系或话语单位与语境之间的关系的主观认识。同时,由于语法化与主观化联系密切,因而在考察话语标记的形成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主观性。比如曾立英[54]分析了话语标记“我/你看”的语义演变轨迹,指出表“观察义”的“我看”与“你看”发展为表“认知义”,再发展成“话语标记”,这是一个主观性增强的过程;刘嵚[55]考察了话语标记“我说”的语义演变过程,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我说”从一个表示“行为义”的主谓短语发展为兼表“认知义”,后又发展为作“话语标记”的语言结构,经历了一个语法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主观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崔蕊[56]从共时层面上分析了“其实”的主观性差异及其大致的虚化轨迹,认为“其实”经历了从“客观对比—主观对比—主观认识—话语标记”这样一个语义逐渐虚化、主观性逐步增强的过程,并最终发展出话语标记用法。正如陈家隽[2]所指出的,上述研究大致推溯了话语标记的语义演变过程,验证了“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的重要规律。

(五)汉语变体中的话语标记研究

汉语学界除了关注普通话中的话语标记,同时也广泛探究汉语多种变体中的话语标记。比如汉语的地域变体、社会变体、时间变体以及功能变体中的话语标记都有所涉及,这些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汉语话语标记的特点。

汉语的地域变体也就是方言中的话语标记研究起步比较早,如陆镜光[57]考察了广州话句末的“先”,指出句末不能还原成普通话的“先”充当话语标记,标示话语中暂时需要打断的地方,是一种会话管理的手段。同时,法庭话语、网络语等社会变体中的话语标记开始受到重视,如孙炳文[58]以关联理论为框架,认为在法庭问答中话语标记具有的明示逻辑语义、人际情感、语篇组建和语境制约四个语用功能;王丹荣[59]探讨了流行语“你懂的”的话语标记功能及其形成过程。此外,古、近代汉语等汉语时间变体中的话语标记研究逐渐展开,如李宗江[60]全面考察了近代汉语中的话语标记及其演变情况。另外,汉语的功能变体也就是不同语体中的话语标记研究发展迅速,如李秀明[61]分析了三种典型的语体类型——公文语体中的法规体、科技语体的论著体、文艺语体的随笔体中的话语标记的使用情况。

(六)话语标记的习得研究

我们这里所说的习得研究既包括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也包括国内汉族儿童的母语习得研究和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习得研究。在以上几类习得研究中,尤以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话语标记习得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多。比如刘丽艳[62]跟踪考察了一名韩国学生对汉语话语标记的习得和使用情况,认为话语标记的误用与母语的负迁移效应以及语码转换规则的过度泛化有关;曹秀玲[1]考察了高级阶段汉语学习者在口语交际中话语标记的使用情况,发现尽管留学生对话语标记的理解和判定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在口语自发表达时并不主动使用话语标记,分析认为教材、教学输入不足和回避策略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这方面的研究为汉语教学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更好地提高留学生的汉语水平特别是口语交际水平。

此外,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儿童的话语标记习得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如李连伟[63]针对少数民族学生汉语话语标记使用量少、不够熟练等问题,提出要从教材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完善和优化,进一步提升其汉语交际能力;邹立志[64]考察了一名普通话儿童1～5岁会话中话语标记“然后”的使用情况,并从认知因素、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会话语体的高互动性几个方面解释了影响儿童话语标记“然后”发展的制约机制。

四、二十余年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的特征及未来发展方向

综览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二十余年的探索历程,可以看到总体上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从争议纷起到初具共识。汉语学界对话语标记的范畴界定、性质特征、使用术语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如今在一些问题上已经趋于达成一定共识,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二,从本体研究到应用研究。经过多年探索,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已经不再囿于本体研究,而是扩展到了语言习得、辞书编纂、语言信息处理等应用领域,研究价值日益凸显。第三,从零星分散到渐成系统。个案考察是认识汉语话语标记特点的前提和基础,但长期陷于个案研究不利于话语标记全局性、系统性规律的探究,近年来出现了一批论著和学位论文,或聚焦于汉语话语标记的某一方面问题,或专注于某一语用功能类话语标记专题考察,研究的系统性有所增强。第四,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当前话语标记研究更加关注多种语境因素对话语标记分布、功能等的影响,更加注重言谈互动中的人际功能探究。

总而言之,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在过去二十余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与西方语言学界相比,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仍然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同时在广度和深度上尚有一定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突破个案研究的局限,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深入挖掘汉语话语标记的事实和规律。基于对汉语话语标记的认识,并结合最新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当前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以推动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更好地发展:

(一)从互动交际的视角研究汉语话语标记

“语言就其本质来说具有对话的性质。”[65](Bakhtin 1998:127)话语标记大多出现在口语对话中,但长期以来汉语学界研究话语标记时使用的语料多是来自书面语,这种脱离交际环境的独白性的语料制约了我们对话语标记的认识。借助互动语言学的理念、方法能够有效地改善这一局面。互动语言学是近年来兴起并且得到较快发展的研究方向之一,它吸收了会话分析、语境化理论和人类语言学的研究视角,特别重视对自然口语的研究[66]。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尝试从互动视角来考察话语标记,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方梅等(2012)从会话的序列结构角度讨论了交际互动中连词用作话语标记的情况,并分析了连词的浮现意义和话语标记功能产生的根本动因[67]。姚双云、田咪(2020)发现“是吧”的互动功能对序列位置与交际双方的认识状态具有敏感性,位于回应序列、最小后扩展序列、讲述序列的“是吧”都已经从疑问格式演变为话语标记[32]。这些研究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同时也表明从互动视角出发研究话语标记具有广阔的前景。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仍然比较少,同时也未形成对于互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自觉应用。

总之,话语标记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必然会受到语言交际环境的影响。从互动交际视角出发,能够更加全面地考察话语标记的位置分布、互动功能以及功能影响因素等,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汉语话语标记的特点。

(二)要用类型学的眼光看待汉语话语标记

普通话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普通话中的话语标记理应是我们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但与此同时,我们国家方言种类繁多且复杂,还拥有海量的古籍,这为我们进行方言和古代汉语中的话语标记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在继续做好普通话话语标记研究的同时,也要加强方言以及古代汉语中话语标记的研究,既可以立足普通话考察方言和古代汉语,也可以通过方言和古代汉语的研究印证普通话的研究结论。通过多角度的比较研究更好地揭示汉语内部的差异和共性,同时也能深化我们对汉语话语标记形成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具有“世界眼光”,在强调汉语话语标记个性的同时,也应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变异的范围中进行研究,通过汉语话语标记和其他语言话语标记的比较,深化我们对话语标记共性规律及汉语话语标记特征的认识。

(三)进一步加强汉语话语标记的应用研究

话语标记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信息处理、辞书编纂等领域密切相关,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就目前而言,汉语话语标记的应用研究无论是从研究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看仍然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从研究广度上看,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学生汉语话语标记的教学和习得方面,其余领域鲜有涉及;从研究深度上看,即便是学界关注相对较多的汉语话语标记习得问题,目前仍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汉语话语标记应该教哪些、怎么教、什么时候教等,大多也只是处于个别探索阶段,尚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由此可见,加强汉语话语标记的应用研究迫在眉睫,这也是适应当代语言学发展新趋势的必然要求[68]。

结 语

本文借助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二十余年(2000—2021)国内与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相关的CSSCI来源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总结该课题的发展现状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研究发现,近二十年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引介探索期、迅速发展期和拓展深化期三个阶段,重点关注话语标记的范畴界定、功能、形成、主观性以及汉语变体中的话语标记、话语标记习得问题。国内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在过去二十余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西方语言学界相比,在广度和深度上尚有一定的差距。基于国内外语言学界的研究动向,我们认为,当前应该更新研究理念和方法,从互动交际、语言类型学等视角研究汉语话语标记,并加强应用研究,从而拓展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