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洋, 张 侨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旅游学院, MTA 教育中心, 海南 三亚 572022)

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对海南自贸区建设进行了规划设计。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1],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如期顺利封关运作[2]。将制度集成创新摆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突出位置,对海南自贸区建设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产业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根”之所在,作为海南锚定发展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旅游业及旅游企业的发展建设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发展质量是决定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这便要求海南要在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中提炼、凝结适合海南旅游业和旅游企业发展的宝贵经验,把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核心理念、重点制度向旅游业和旅游企业的发展工作推广,形成具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的旅游业和旅游企业制度体系及治理方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居民消费结构出现新一轮升级转换,更多转向“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我国经济进入消费主导型的时代。如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成为经济发展新的空间所在。对旅游企业而言,面对游客消费结构向“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的转变,如何提升服务质量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而在工作投入相关研究中,通常认为个体工作投入对组织效能具有积极影响。在实地调研中,通过对若干名旅游行业从业者进行深入访谈发现,旅游企业与员工的矛盾一定程度上集中于企业的制度合法性问题上。一方面员工认为企业制度建设存在不足,掣肘本职工作,影响自身工作投入;另一方面,企业面临制度落实难,决策执行弱,员工认同差,发展战略存在内部阻力的困局。综上,现着眼制度视域,以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为中介变量,应用定量研究方法,检验制度合法性对旅游企业员工工作投入的作用路径及影响机制,探索如何通过提高制度合法性正向影响员工工作投入,助推旅游企业提升服务质量这一核心竞争力,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及外部环境挑战。

1 研究假设

1.1 制度合法性与员工工作投入的关系假设

韦伯[3]基于社会史研究首次提出,个体对于命令和服从的普遍信仰是由一些被认为具有权威性的社会实体授权给其他个体或团体的,当个体接受这种授权时,就建立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从而成为一种普遍信仰,即人们普遍承认该系统的合法性。在这之后,多位学者从合法性角度出发,不断探索着组织制度的形成、维持、变迁和扩散等一系列的建构过程。其中,Tost[4]通过将组织制度理论和社会心理学对合法性评价进行整合,提出制度合法性评价模型,该模型将工具评价、关系评价和道德评价作为个体微观层次感知维度。这一维度划分可以理解为对个体感知认同的制度要同时满足实质合法与形式合法。实质合法包括制度的工具性合法性和关系性合法性两个方面。其中,工具性合法性指制度运行的结果是否符合个体的利益和期望;关系性合法性则指制度对角色关系的界定是否符合人们的预期。而形式合法则更强调制度的道德性维度,它通常包括程序正义等内容,即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是否严格遵循了公正、透明、客观、非歧视等基本原则和规则。综上,制度是一种能够进行自我强化的社会惯例,其存在的关键在于是否能通过自我强化的制度化而成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事实,而制度建立所需要的自我强化过程依赖于对其存在意义的合法性信念,即制度合法性。它是指组织各成员对于组织制度的认同度和支持度。在组织中,制度合法性是保证其内部秩序和稳定的基础,是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制度研究关注的重要层面。陈玉华和邵红梅[5]基于制度合法性,探讨了高职院校治理制度的危机与对策。对旅游企业而言,制度合法性通常是指员工对于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认同程度;但目前在旅游学科内鲜有研究涉及制度合法性,因此关于制度合法性对旅游企业员工工作投入的探索具有一定创新之处。欧湛颖[6]基于中国省际高新区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制度合法性基础的完善对于高科技创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此外,多项制度合法性相关研究均表明制度合法性对组织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通过分析其内在逻辑发现,在制度理论中,合法性是一种多维现象,个人评价和感知是合法性评价的内在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会影响个人行为[7]。而工作中的个人行为通常与工作投入密切相关。因此,研究推测在旅游企业中,制度合法性与员工工作投入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综上,提出第1个研究假设。

H1:制度合法性对工作投入具有直接显著正向影响。

1.2 制度合法性与基本心理需要的关系假设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是关于人类行为动机的理论,其中的基本心理需要理论认为个体都具有内在动机,而当个体所处的环境满足三种基本心理需求时,可能会激发其内在动机,从而实现个体成长的需要。当个体所处环境满足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时,便有可能激发其内在动机,从而实现个体成长的需要。Van den Broeck等[8]研究发现,工作压力和工作支持是影响组织中员工幸福感和工作表现的关键心理因素,当工作要求超越个体承受能力时,个体易产生受挫感,导致心理满足感的降低,而当工作中获得的支持增加时,个体心理满足感便会增加,在工作上更加积极主动。毋庸置疑的是,工作支持最明确、最正式、最有效的来源便是规章制度;由此认为作为反映制度建设情况的制度合法性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中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存在一定关系。综上,提出第2个研究假设。

H2:制度合法性对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产生直接显著正向影响。

H2a:制度合法性对自主需要产生直接显著正向影响。

H2b:制度合法性对能力需要产生直接显著正向影响。

H2c:制度合法性对归属需要产生直接显著正向影响。

1.3 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假设

自我决定理论(SDT)的相关研究表明,员工的内部动机得到有效激发和满足后会在工作中更加投入,以实现自我价值和组织目标的双重收益。具体来讲,满足员工自主需要能够激发其内在动机,增强工作投入和参与度;满足员工能力需要可以促进其自我成长和个人目标实现,从而提高其创造价值的能力;满足员工归属需要可以增强其对组织的认同感和情感投入。刘惠军等[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执业医师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能够显著预测其工作投入和工作倦怠。该研究以执业医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意义。基于此提出,在旅游业及旅游企业内,员工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研究假设。综上,提出第3个研究假设。

H3: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对工作投入产生直接显著正向影响。

H3a:自主需要对工作投入产生直接显著正向影响。

H3b:能力需要对工作投入产生直接显著正向影响。

H3c:归属需要对工作投入产生直接显著正向影响。

1.4 3种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作用的相关假设

在教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中,众多学者通过研究证明了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在多种变量组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具体来说,自主需要在内在动机、目标意愿和行为自我调节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能力需要在技能水平、自我效能感、成就感和挑战及发展追求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归属需要在人际联系、归属感、社会支持、身份认同和情感发展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冯琳琳[10]在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中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亲社会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张春虎[11]通过分析97篇实证研究样本,得出结论:员工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和自主性工作动机是对工作行为、态度和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的中介变量。May等[12]在一项关于声望的研究中发现了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在外界环境与工作投入间的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推测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在制度合法性与工作投入间具有桥梁纽带作用。综上,提出第4个研究假设。

H4: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在制度合法性与工作投入间具有中介作用。

H4a:自主需要在制度合法性与工作投入间具有中介作用。

H4b:能力需要在制度合法性与工作投入间具有中介作用。

H4c:归属需要在制度合法性与工作投入间具有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假设,研究提出反映旅游企业制度合法性、旅游企业员工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和工作投入3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总量假设模型与分量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IL代表制度合法性;BN代表三种基本心理需要;JE代表工作投入;AN代表自主需要维度;CN代表能力需要维度;RN代表归属需要维度图1 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收集

为探索旅游企业制度合法性对员工工作投入的作用路径及影响机制,选择旅游企业在职员工作为主要调查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旅游景点或景区员工、旅行社员工与酒店员工。根据调查对象实际情况,灵活应用线上、线下双轨调查方式对海南、辽宁、内蒙古、云南、浙江和重庆等省市自治区的旅游企业在职员工进行问卷调查。调研阶段共计发放319份调查问卷,回收319份,去除填写时长过短、错答乱填等无效调查问卷16份,最终获得有效调查问卷303份,问卷有效率约为95%。

2.2 研究工具

2.2.1 制度合法性

社会心理学和制度主义是研究制度合法性的两大流派。Tost[4]将二者对合法性的评价进行整合,通过分析个体对合法性的判断过程,提出制度合法性评价在内容上分为工具性要素、关系性要素和道德性要素;在个体微观层次上包含工具评价、关系评价和道德评价3个维度;为制度合法性的定量研究提供了量表开发的维度划分依据。本文基于此维度划分,充分借鉴制度合法性研究的成熟量表,结合旅游业及旅游企业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专家学者意见编制出包含3个维度、9个题项的制度合法性量表,以反映旅游企业员工对企业制度合法性的感知情况。典型题项如“企业制定了不同岗位的工作准则”“企业为每一位员工的专业发展提供了培训和辅导”和“企业对员工工作的评价能够反映员工工作的努力程度”等。

2.2.2 三种基本心理需要

自我决定理论(SDT)是由美国心理学家Deci和Ryan[13]提出的一种关于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论。基本心理需要理论作为自我决定理论(SDT)的分支理论从促进内在动机和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入手鉴别出了三种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要[14]。包括自主需要、能力需要以及归属需要。基于此,Gagne[15]为评估基本心理需要在一般领域的满足而开发了一般需要满足量表(GNSS)。此后,该量表被广泛应用于测量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相关研究;并且自我决定论(SDT)的提出者Deci也认为GNSS是一个灵活且有效的测量工具。本文基于一般需要满足量表(GNSS),结合旅游业及旅游企业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专家学者意见编制出包含3个维度、9个题项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量表,以反映旅游企业员工对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归属需要的感知情况。典型题项如“我通常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想法和意见”“我经常觉得自己能力不强”和“我真的很喜欢和我打交道的人”等。

2.2.3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这一概念出自1990年Kahn发表于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中的一篇文章。Kahn[16]提出,工作投入指个体对工作的积极认同和投入程度,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3个维度。这一概念经过多年积淀,直至Schaufeli等[17]对工作投入提出了新的理解,认为工作投入是一种与工作相关的积极、充实且持续存在的感知或情绪,包含活力、奉献和专注3个维度,并基于此开发了工作投入量表(UWES);该量表因其合理性与科学性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本文基于工作投入量表(UWES),结合旅游业及旅游企业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专家学者意见编制出包含3个维度、9个题项的工作投入量表,以反映旅游企业员工的工作投入感知情况。典型题项如“我十分愿意去上班”“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十分有意义”和“我在工作时候脑海中只有工作,没有其他杂念”等。

上述3个量表均为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计分方式从“极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计为1～5分,除部分反向题外,得分越高表明制度合法性、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工作投入感知水平越高。

3 研究结果

3.1 信度分析

采用克隆巴赫系数法分别对制度合法性、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及工作投入的问卷数据信度进行验证。结果见表1。制度合法性、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工作投入和问卷总体的克隆巴赫系数均在0.798以上,接近0.8,测量工具信度较高,问卷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及一致性。

表1 量表信度分析

3.2 效度分析

通过应用Amos24.0统计分析软件对制度合法性变量、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变量和工作投入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由表2可知,其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效果较好;并且研究所采用的三因子模型在关键指标上均优于双因子模型与单因子模型,由此判断制度合法性变量、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变量和工作投入变量具备较好的区分效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可靠性和精确度。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3.3 假设检验

基于总量假设模型和分量假设模型,使用AMOS24.0统计分析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导入调查问卷数据进行模拟运算,获得关键拟合优度指数,以评估模型的拟合程度,见表3。

表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指数

根据表3中数据可知,卡方自由度比值(χ2/df)为2.000,低于3,表明模型整体契合度度比较好;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为0.058,处于0.05至0.08区间,表明模型良好,具有合理适配度;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872,高于0.8,表明模型适配度比较好;增值适配指数(IFI)为0.933、非规准适配指数(TLI)为0.923、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32,均高于0.9且趋近于1,说明模型契合度非常好,综上,拟合模型与问卷数据匹配情况较好。

图2(a)为总量验证模型。根据图中路径系数可知,制度合法性与三种基本心理需要间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76(P<0.01),呈显著正相关;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与工作投入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71(P<0.01),呈显著正相关;制度合法性与工作投入间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2(P<0.01),呈显著正相关。同时根据表4可知总量模型的间接效果、直接效果和总效果系数乘积Z均大于1.96,且偏差矫正法与非矫正法在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示总量模型的间接效果、直接效果及总效果均存在,制度合法性既对工作投入产生直接影响,又通过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对工作投入产生间接影响,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在其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4 总量模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分别表示P<0.1、P<0.01;IL代表制度合法性;BN代表三种基本心理需要;JE代表工作投入;AN代表自主需要维度;CN代表能力需要维度;RN代表归属需要维度图2 验证模型

图2(b)为分量验证模型。根据图中路径系数可知,制度合法性与自主需要间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7(P<0.01),呈显著正相关;自主需要与工作投入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7(P<0.01),呈显著正相关;制度合法性与能力需要间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3(P<0.01),呈显著正相关;能力需要与工作投入间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1(P<0.1),无相关性;制度合法性与归属需要间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7(P<0.01),呈显著正相关;归属需要与工作投入间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1(P<0.01),呈显著正相关。

同时根据表5可知,分量模型中制度合法性通过自主需要作用于工作投入的间接效果总效果系数乘积Z大于1.96,且偏差矫正法与非矫正法在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示分量模型中存在制度合法性通过自主需要作用于工作投入的间接效果及总效果,即制度合法性仅通过自主需要对工作投入产生间接影响,自主需要在其间起中介作用。

表5 分量模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综上,假设H1、假设H2、假设H2a、假设H2b、假设H2c、假设H3、假设H3a、假设H3c、假设H4和假设H4a均通过检验;假设H3b、H4b和H4c未通过检验。通过以上实证研究,验证了:①制度合法性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2,P<0.01);②制度合法性对自主需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87,P<0.01);③制度合法性对能力需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3,P<0.01);④制度合法性对归属需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7,P<0.01);⑤自主需要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0.87(P<0.01);⑥基本心理需要中的自主需要在制度合法性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Point Estimate=0.757,Z>1.96)。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应用SPSS26.0及AMOS24.0数据分析软件对制度合法性、3种基本心理需要及工作投入3个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制度合法性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合法性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Saks[18]认为组织支持、组织认可度、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等可对工作投入产生影响。李金波等[19]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组织支持感可对工作投入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上述的组织支持反映在制度层面可以理解为组织的制度合法性;组织认可度和组织支持感则是个体对制度合法性的感知;而制度合法性的内涵根本上就是公平与正义[20];上述的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则正是公平的不同区分。由此来看,确有相关研究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制度合法性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说明以制度合法性为出发点,深入研究员工工作投入是较为合适的,研究结论具有合理性。

2)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在制度合法性与工作投入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在制度合法性与工作投入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具体来看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自主需要,即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中的自主需要在制度合法性与工作投入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传统的工作动机理论认为,心理需要是人类内在的驱动力,能够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是个体行为的主要动力来源,个体的工作动机取决于心理需要的类型和强度,这些需要与工作特征的匹配程度决定了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动机和绩效,而有效的工作激励方法是把握员工特定的心理需要,使其与工作特征相匹配[21-22]。May等[23]通过研究发现,心理状态变量对相关工作特征因素与工作投入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刘惠军等[9]在工作倦怠、工作投入和基本心理需要的研究中,验证了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能够显著预测工作投入。金德阳等[24]证明了基本心理需要正向影响运动员投入。由此来看,确有相关研究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在制度合法性与工作投入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说明以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为中介变量,探索制度合法性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是较为合适的,研究结论具有合理性。

4.2 讨论

在工作投入的既有研究中,通常认为组织支持能够对工作投入产生显著影响。结合制度合法性相关研究发现,制度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组织支持在制度层面的反映。基于此,研究在制度视角下,将旅游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研究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探索制度合法性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机制及作用路径,得出的制度合法性对工作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具有一定创新之处和理论意义。该研究结论不仅能为旅游企业提升员工工作投入和服务质量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实现途径,也能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作为自我决定理论中核心的基本心理需要理论广泛存在于心理学及社会学领域,其中不乏医疗、教育和管理等细分领域。但是基本心理需要理论在旅游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应用比较匮乏。因此,将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对旅游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获取研究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探索制度合法性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机制及作用路径,得出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在制度合法性与工作投入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自主需要在制度合法性与工作投入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一结论具有一定创新之处和理论意义;一方面为旅游企业提升员工工作投入和服务质量提供了员工心理层面的实现途径,另一方面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借鉴。

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1)受个人社会资源限制,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调查问卷的投放区域主要是东北、西南及华南地区的部分省份,缺乏其他地区的样本数据;此外受试样本均为我国旅游企业员工,缺乏国外旅游企业员工,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比较单一,样本的代表性有所局限。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一方面要拓宽调研地区范围,在保证样本数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对我国各地区旅游企业员工投放调查问卷,充分增强研究的普适性及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将国外旅游企业员工纳入研究对象范围,有效增加受试样本的全面性与多样性,为实证研究结论提供科学合理的数据支撑。

2)研究聚焦于制度视域,将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作为中介载体,探索旅游企业制度合法性对员工工作投入的作用路径及影响机制。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对员工工作投入具有影响的中介变量除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外还存在其他变量,如自我激励、领导风格、企业文化和家庭因素等。因此,在后续研究中要适当对上述相关变量进行探讨与分析,进一步完善工作投入相关研究,丰富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