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科朋 欧倩倩 薛 宏 罗冬丽 张姝玥 许 燕

传统宠物主义：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徐科朋1,2,3,4欧倩倩5薛 宏1,2,3,4罗冬丽1,3张姝玥1,2,3,4许 燕6

(1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2广西高校认知神经与应用心理重点实验室;3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4广西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桂林 541004) (5深圳大学心理学院, 深圳 518060) (6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宠物与人类的关系日益紧密, 宠物的道德地位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本文通过预研究将宠物分类成传统宠物和非传统宠物, 并通过研究1～3探讨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传统宠物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 该差异由能动性、感受性、危害性中介; (2)比起非传统养宠人, 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更高; 两者感知到的非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无显著差异; (3)动物同理心在传统养宠人宠物依恋与传统宠物道德地位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表明宠物内部存在道德地位差别, 表现为传统宠物主义, 养宠人与宠物之间的情感联系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道德地位, 养宠人, 宠物, 宠物依恋, 同理心

1 引言

宠物与人类的关系日益紧密。预计到2024年, 我国将拥有2.48亿只宠物猫狗(潘仪洁等, 2022)。宠物不仅能带来温暖的陪伴, 还能在精神上给人们带来健康益处(Grajfoner et al., 2021), 例如减轻消极情绪(Janssens et al., 2021), 增强主观幸福感(Xin et al., 2021)。尽管没有特别指明, 但提到宠物时人们最先想到的是狗或猫等传统宠物。传统宠物是指为了玩赏、做伴而被有意地饲养的动物(郭世平, 2010), 多是在家庭中承担“看家护院”的角色, 而现代逐渐转变为“家庭成员”的情感陪伴角色(罗小燕等, 2021), 并达到广泛流行的水平(Reaser et al., 2008)。近年来, 饲养蜥蜴、蛇、小香猪等非传统宠物也成了新时尚。非传统宠物是区别于人们传统认知的宠物群体, 它们以品种新、样貌奇、功能特, 即“新、奇、特”的风格赢得了更多青睐(杨珍, 2016), 但在普通大众中尚未达到受欢迎的程度(Reaser et al., 2008)。结合前人的定义与本研究的预实验结果, 本研究将传统宠物定义为陪伴人类且广泛流行的宠物; 非传统宠物被定义为区别于人们传统认知的, 独特、新颖的宠物。两类宠物均能够满足养宠人的社交与情感需求, 因此逐渐成为养宠人的精神寄托。

1.1 宠物的道德地位感知

具有道德地位的实体是指可能在道德上受到伤害的, 值得人类做出道德考虑的实体(Schönfeld, 1992; Singer, 1979), 从这个角度来说, 人类和动物都应具有道德地位。然而, 人们并不会同等对待所有物种成员, 例如, 宠物在动物道德等级中高于其他动物, 这种倾向被称为宠物物种主义(Caviola & Capraro, 2020), 宠物物种主义也可能存在更为具体的表现, 即一些宠物在道德等级中高于另一些宠物。在决定保护和珍视哪些动物时, 人们会考虑动物的特质属性, 这是区别对待不同动物的基础(Piazza et al., 2014)。即宠物类型导致宠物特质属性的差异, 通过对特质属性的评价, 最终影响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被人类感知到的道德地位。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动物道德地位的特质因素上。首先是能动性(即更高的智力和人类理性), 能动性更高的动物被认为有更高的道德地位(Carruthers, 1992; Kant, 1981; Steinbock, 1978)。比起猪, 狗被认为拥有更高的智力能力, 因此儿童倾向于视狗的生命如同人的生命, 而不是猪(Wilks et al., 2020)。其次是感受性(即承受、经历痛苦或快乐的能力), 感受性更高的动物被认为道德地位更高(Bentham, 1996; Korsgaard, 1996; Schönfeld, 1992; Singer, 1979)。例如, 狗主人可能认为宠物狗拥有类似于伴侣或知己的理解与共情等情感能力, 因此愿意将宠物狗作为自身情感表露的接收者, 与其倾吐心声(Evans-Wilday et al., 2018), 而啮齿和爬行动物被认为更不可能具有情感(Wilkins et al., 2015)。心智能力(包括能动性和感受性)更高的动物被认为更值得人类做出道德考虑, 与对动物的暴力行为呈负相关(Potocka, 2021)。除此之外, Piazza等人(2014)认为, 危害性是预测动物道德地位的第三个独立因素, 正如伤害他人的人不值得被道德考虑, 同样的思维也被应用到动物身上。不同于传统宠物为主人带来身心益处(Grajfoner et al., 2021), 非传统宠物一般是未经驯化的, 更有可能对其他物种造成伤害行为以及带来共患病, 如果被释放到非本地栖息地, 还存在破坏生态系统的风险(Schuppli et al., 2014), 一些有毒的非传统宠物更会对主人造成伤害, 甚至危及生命(Ng et al., 2018)。综上, 传统宠物可能因为其高感受性、能动性及低危害性, 从而被人类感知到比非传统宠物更高的道德地位。因此, 我们提出

H1：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 该差异由能动性、感受性、危害性中介。

1.2 养宠人身份对宠物道德地位感知的影响

导致潜在道德地位差异的因素除了宠物特质, 研究者发现, 宠物接触越多的群体中越可能被观察到对动物道德地位的敏感和保护态度(Zen et al., 2009), 更多的宠物接触预示着对动物道德地位的更加认同与保护(Heiss & Hormes, 2018; Rothgerber & Mican, 2014), 这表明养宠人身份可能影响人类认知宠物的道德地位。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比起非养宠人, 养宠人认为宠物在道德等级制度中更高, 表现出宠物主义(Xu et al., 2022)。这可能是因为养宠人认为他们的宠物是独特的社会情感支持来源, 与家人、朋友和重要他人同等重要(Meehan et al., 2017)。Tzivian等人(2014)在此基础上发现, 对宠物实施安乐死的宠物主人在宠物接近死亡的短时间内, 感受到相似于近亲或朋友死亡后的悲伤。这表明养宠人把宠物视为重要他人, 并与宠物发展出亲密依恋关系(Guo et al., 2021; Liu-Pham et al., 2022)。宠物依恋(Pet attachment)是宠物和人类之间亲密而持久的情感联系(Johnson et al., 1992)。在发生自然灾害时, 部分养宠人表示他们会返回疏散的灾难地点去营救宠物, 这是由宠物依恋驱动的(Every et al., 2016)。尽管存在宠物虐待和遗弃的现象(Araujo et al., 2021), 但对于绝大多数养宠人来说, 他们的宠物是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

以上研究对人宠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但养宠人对自己与宠物关系的感知(Bouma et al., 2021), 以及情感依恋水平各不相同(le Roux & Wright, 2020)。绝大部分鸟类主人(34.2%)是因为“爱上了宠物”而选择饲养, 而爬宠主人(47.1%)更多的是因为“觉得酷或特别”而饲养宠物(Klaphake & Smith, 2002), 传统养宠人和非传统养宠人不同的饲养动机, 导致多样的人宠关系和情感依赖(Shukhova & Macmillan, 2020), 传统养宠人的宠物情感依恋高于非传统养宠人。养宠人对宠物不同的情感重视程度代表了对宠物的不同价值取向, 进一步导致了对宠物意义和地位的不同理解(Blouin, 2015), 因此传统养宠人可能认为自己宠物的道德地位高于其他宠物, 而非传统养宠人则没有这样的感觉。与宠物的亲密关系导致养宠人对其他动物的态度更积极, 即“宠物使者”理论(Serpell & Paul, 1994)。许多研究支持了这一论点, 例如, 个体与宠物的亲密关系预测了对动物的亲社会行为意图(Auger & Amiot, 2019), 与宠物的情感依赖使人们对动物, 特别是其他宠物的道德判断和决策更积极(Possidónio et al., 2021)。综上, 比起非传统养宠人, 传统养宠人与他们的宠物之间有更深的情感联系, 这种人宠情感联系可能会影响个体对其他宠物的道德认知。

H2：养宠人身份调节了宠物类型对宠物道德地位感知的影响; 其中, 传统养宠人感知到传统宠物比非传统宠物具有更高的道德地位, 非传统养宠人感知到传统宠物和非传统宠物具有相似的道德地位。

1.3 宠物依恋对传统宠物道德地位的预测作用

宠物依恋与对动物的道德关注和低水平的物种主义呈正相关, 且正向预测宠物关心程度, 导致对其他宠物更积极的道德判断(Possidónio et al., 2021), 因此传统养宠人对宠物的依恋可能引发对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判断差异, 更强的宠物依恋导致传统养宠人感知到更高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以往的研究表明, 儿童时期饲养宠物的数量与成年后对动物产品的拒绝程度呈正相关, 而这种关系是由亲动物态度介导的(Heiss & Hormes, 2018)。与此同时, 童年时期的宠物依恋会导致成年后的肉类回避行为, 动物同理心起中介作用(Rothgerber & Mican, 2014)。同理心(Empathy)是指个体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要, 从而产生与他人相一致的情感反应和体验, 包括认知层面(如识别和理解他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层面(如体会和同情他人的情绪感受) (Ghasemi & Kyle, 2021)。宠物接触通过培养与宠物的亲密关系, 进一步预测了更积极的动物道德态度, 包括更低的物种主义水平, 更高的感知动物温度、动物评价、动物道德担忧以及动物亲社会行为意图(Auger & Amiot, 2019)。正如Hawkins和Williams (2016)指出的, 宠物依恋促进人们对动物的道德关注, 故更强的宠物依恋可能会导致更强的动物同理心。同理心与对动物福利和权利的道德关注相关(Ruckert & Arnold, 2018), 对动物的高同理心降低了个体的道德推脱能力, 导致较低的肉类消费(Camilleri et al., 2020)。对动物的同理心促使人们认为动物值得道德关注(Ghasemi & Kyle, 2021; Gruen, 2007)。故对动物的同理心程度可以引发对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感知的差异。因此, 我们提出

H3：传统养宠人的宠物依恋正向预测传统宠物道德地位, 同理心起中介作用。

综上, 本研究拟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的宠物分类, 探讨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预研究立足当代文化, 对本研究中的传统宠物和非传统宠物立下定义; 研究1考察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验证H1、H2); 研究2在控制潜在混淆因素(基本道德取向)的前提下, 重复验证养宠人身份和宠物类型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作用(验证H2); 研究3探索传统养宠人的宠物依恋通过影响对动物的同理心, 进而影响对传统宠物道德地位的作用机制(验证H3)。

2 预研究：宠物类型分类

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的分类因文化、时代、个人喜爱而不同。为了更好地立足当代文化, 对本研究中的传统宠物和非传统宠物下定义, 我们进行了预研究。

2.1 方法

2.1.1 被试

通过Qualtrics在线招募被试, 最终的总样本量= 29 (养宠人：9, 非养宠人：20; 男性：9; 女性：20), 参与者年龄20～27岁(age= 23.31;age= 1.73)。

2.1.2 研究设计

我们搜索了主流社交平台上关于“宠物”的词条, 整理了目前所有被作为宠物饲养的动物, 按照类别做成宠物列表。在问卷的开头我们引用了前人关于传统与非传统宠物的定义, 但没有提到具体的宠物类型, 目的是在不引导的前提下让被试对宠物分类产生概念。根据被试写出的非传统宠物特质词, 我们对本研究中的传统与非传统宠物做出概念定义。

2.1.3 实验材料及程序

被试回答基本人口信息后, 需从宠物列表中选择出他认为的传统宠物, 接下来需要写出他认为的非传统宠物特质词。

2.2 结果分析

采用SPSS中的分层聚类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 program), 选择最大距离法(Furthest neighbor)进行分析, 以确定宠物的分类。结果表明狗类、猫类、鸟类、鱼类、龟类、兔类为一类, 其余宠物为一类(见图1和图2)。因此在本研究中狗类、猫类、鸟类、鱼类、龟类、兔类被定义为传统宠物。对于非传统宠物, 出现得最多的特质词是“独特”、“新颖”、“新奇”。除此之外, 还有“追求特别”等。我们结合出现频率最高的特质词和中外研究者对于传统与非传统宠物的分类和定义(Bush et al., 2014; 郭世平, 2010; 罗小燕等, 2021; Rachel et al., 2017; Reaser et al., 2008; 杨珍, 2016), 最终将本研究中的传统宠物被定义为“陪伴人类且广泛流行的宠物”; 非传统宠物被定义为“区别于人们传统认知的, 独特、新颖的宠物”。

3 研究1：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感知

3.1 方法

3.1.1 被试

使用G*Power3.1 (Faul et al., 2009)进行先验分析, 设定效应量= 0.25, 显著性水平α = 0.05, 统计功效power = 0.8, 组内相关系数correlation among repeated measures = 0.5, 所需总样本量为120。我们使用滚雪球抽样技术, 通过Qualtrics在百度贴吧在线招募被试。根据预实验的宠物类别区分以及被试填写的“您养的宠物是什么”, 选取传统养宠人和非传统养宠人被试, 排除了家人养宠物的被试后, 再通过两个问题“您喜欢养宠物吗？” “您想要养宠物吗？”, 筛选出没有养宠物倾向的非养宠人。最终样本量= 146 (传统养宠人：41, 非传统养宠人：53, 不养宠人：52; 男性：69, 女性：77), 年龄18～38岁(age= 21.75岁;age= 3.94岁)。

图1 宠物分类谱系图

图2 宠物列表中被认为是传统宠物的人数百分比

3.1.2 研究设计

采用2 (宠物类型: 传统宠物vs.非传统宠物) × 3 (养宠人身份: 传统养宠人vs.非传统养宠人vs.不养宠人)的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被试间变量为养宠人身份, 被试内变量为宠物类型, 因变量为道德地位评分, 中介变量为能动性、感受性、危害性评分。

3.1.3 实验材料及程序

被试填写基本信息后, 对道德地位问题用1～5李克特量表评分(1 = 一点也不, 5 = 非常), 所有题目顺序随机化。然后, 对宠物的特质用1～4李克特量表评分(1 = 强烈不同意, 4 = 非常同意), 包括能动性(有智慧、聪明、成熟、有创造力、好奇); 感受性(有忍耐性、能体验痛苦、能体验快乐、情感脆弱、敏感); 危害性[攻击性、刻薄、有敌意、平和(反向计分)、温和(反向计分)]。道德地位、能动性、感受性、危害性的题目改编自Piazza等人(2014)的研究。

3.2 结果分析

3.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全部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 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虽在施测过程中进行了控制, 但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我们进一步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统计控制。结果显示, 共提取了10个因子, 特征根均大于1, 首因子的解释率为28.45%, 小于临界值40%, 即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2 方差分析

对道德地位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宠物类型主效应显著, 传统宠物(= 4.14,= 0.73)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 4.00,= 0.77),(1, 143) = 16.95,< 0.001, η2p= 0.11, 95% CI [0.03, 0.21]。养宠人身份主效应显著,(2, 143) = 3.62,= 0.029, η2p= 0.05, 95% CI [0.00, 0.12], 事后检验结果表明, 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高于不养宠人(= 0.008), 非传统养宠人与传统养宠人、不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无显著差异(s > 0.123)。宠物类型和养宠人身份交互作用显著,(2, 143) = 6.46,= 0.002, η2p= 0.08, 95% CI [0.01, 0.17]。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传统宠物上, 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养宠人(= 0.016)和不养宠人(= 0.009),(2, 143) = 4.17,= 0.017, η2p= 0.06, 95% CI [0.00, 0.13], 非传统养宠人与不养宠人无显著差异(= 0.810)。在非传统宠物上, 传统养宠人(= 0.014)和非传统养宠人(= 0.043)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高于不养宠人,(2, 143) = 3.60,= 0.030, η2p= 0.05, 95% CI [0.00, 0.12], 传统养宠人与非传统养宠人无显著差异(= 0.558) (见表1)。

表1 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平均值和标准差

为了进一步明确传统养宠人、非传统养宠人和不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差别, 我们对传统养宠人、非传统养宠人和不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 传统宠物被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40) = 3.08,= 0.004,= 0.48, 95% CI [0.16, 0.80]; 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被非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无显著差异,(52) = −0.53,= 0.601,= −0.07, 95% CI [−0.34, 0.20]; 传统宠物被不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51) = 4.32,< 0.001,= 0.60, 95% CI [0.30, 0.89]。

3.2.3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2)：宠物类型与能动性和感受性呈显著负相关, 与危害性呈显著正相关; 能动性和感受性与道德地位呈显著正相关, 危害性与道德地位呈显著负相关。

表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表

注：宠物类型为虚拟变量, 传统宠物 = 0, 非传统宠物 = 1, 均值表示非传统宠物占比, **< 0.01。

3.2.4 宠物类型与道德地位：能动性、感受性与危害性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宠物类型显著负向预测能动性; 能动性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地位, 且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 ([−0.23, −0.05]); 宠物类型显著负向预测感受性; 感受性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地位, 且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 ([−0.08, −0.00]); 宠物类型显著正向预测危害性; 危害性显著负向预测道德地位, 且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 ([−0.10, −0.02]) (如表3), 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中介作用路径图如图3。因此, 能动性、感受性与危害性在宠物类型与道德地位之间起中介作用。

表3 能动性、感受性与危害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图3 能动性、感受性与危害性在宠物类型和道德地位之间的中介作用路径图

注：***< 0.01, **< 0.01, *< 0.05

3.3 小结

研究1验证了H1和H2, 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 能动性、感受性、危害性中介了这种道德地位感知差异。养宠人身份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比起不养宠人, 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更高。当我们对养宠人进一步细分时, 发现传统养宠人表现出对传统宠物的偏爱, 比起非传统养宠人, 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更高; 而在非传统养宠人身上没有观察到对非传统宠物的偏爱。

除此之外, 根据伦理立场理论(Ethics position theory), 人们对造成伤害或与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不一致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取向, 理想主义取向(Idealism)强调依据原则进行决策, 而相对主义取向(Relativism)则强调对于既定的道德准则持有怀疑的态度, 不同道德取向的个体可能对宠物持有不同的道德观念(O'Boyle & Forsyth, 2021), 因此更理想主义的养宠人在做决策时可能会依据自身与宠物的情感, 更强烈的人宠情感导致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更高; 更相对主义的养宠人在做决策时可能会权衡各方利弊, 人宠情感不会导致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更高。为了进一步证明结果的稳健性, 研究2将基本道德取向作为协变量, 重复验证养宠人身份和宠物类型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作用。

4 研究2：重复检验养宠人身份、宠物类型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4.1 方法

4.1.1 被试

使用G*Power 3.1 (Faul et al., 2009)进行先验分析, 设定效应量= 0.25, 显著性水平α = 0.05, 统计功效power = 0.8, 组内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among repeated measures = 0.5, 所需总样本量为98。我们使用滚雪球抽样技术, 通过Qualtrics在百度贴吧在线招募被试。根据预实验的宠物类别区分以及被试填写的“您养的宠物是什么”, 选取传统养宠人和非传统养宠人被试。最终样本量= 148 (传统养宠人：72, 非传统养宠人：76; 男性：74, 女性：74), 年龄17～46岁(age= 25.28;age= 6.01)。

4.1.2 研究设计

采用2 (宠物类型: 传统宠物vs.非传统宠物) × 2 (养宠人身份: 传统养宠人vs.非传统养宠人)的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被试间变量为养宠人身份, 被试内变量为宠物类型, 协变量为伦理立场, 因变量为道德地位评分。

4.1.3 实验材料及程序

被试填写基本信息后, 我们使用伦理立场问卷测量被试的基本道德取向(Ethics Position Questionnaire, EPQ-5) (O'Boyle & Forsyth, 2021)。量表中列出了一系列道德观念, 共有10条目, 被试需回答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从1 (非常不同意)到5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理想主义或相对主义程度更高。道德地位问题与研究1中相同, 所有题目随机化。

4.2 结果分析

4.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全部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 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虽在施测过程中进行了控制, 但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我们进一步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统计控制。结果显示, 共提取了7个因子, 特征根均大于1, 首因子的解释率为24.76%, 小于临界值40%, 即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2.2 协方差分析

对道德地位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宠物类型主效应显著, 传统宠物(= 4.42,= 0.66)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 4.29,= 0.69),(1, 144) = 4.34,= 0.039, η2p= 0.03, 95% CI [0.00, 0.10]。宠物类型和养宠人身份交互作用显著,(1, 144) = 5.83,= 0.017, η2p= 0.04, 95% CI [0.00, 0.12]。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传统宠物上, 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养宠人,(1, 144) = 4.68,= 0.032, η2p= 0.03, 95% CI [0.00, 0.10]。在非传统宠物上, 传统养宠人和非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无差异,(1, 144) = 0.03,= 0.864。养宠人身份主效应不显著,(1, 144) = 1.45,= 0.231 (见表4)。

表4 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平均值和标准差

为了进一步明确传统养宠人和非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差别, 我们对传统养宠人和非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 传统宠物被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71) = 3.94,< 0.001,= 0.47, 95% CI [0.22, 0.71]; 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被非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道德地位无显著差异,(75) = 0.45,= 0.652。

4.3 小结

研究1和研究2共同验证了H2, 比起非传统宠物, 传统养宠人表现出对传统宠物的偏爱, 感知到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更高; 在非传统养宠人身上则没有观察到这种偏爱。我们认为养宠人对自身宠物的情感态度能够扩大至自身宠物的所属种类, 这可能是因为养宠人对自身宠物的情感态度会影响其对动物的感知, 体现在对动物的同理心上, 进而影响对自身宠物的所属种类的情感态度。因此我们在研究3中进一步验证了这种偏爱的作用路径。

5 研究3：传统养宠人感知宠物道德地位的路径分析

5.1 方法

5.1.1 被试

我们使用滚雪球抽样技术, 通过Qualtrics在百度贴吧在线招募被试。根据预实验的宠物类别区分以及被试填写的“您养的宠物是什么”, 选取传统养宠人被试。最终样本量= 202 (男性：94; 女性：108), 年龄17～59岁(age= 27.40;age= 6.35)。

5.1.2 研究设计

自变量为宠物依恋, 中介变量为动物同理心, 因变量为传统宠物道德地位。

5.1.3 实验材料及程序

被试填写基本信息后, 首先完成动物同理心量表(Empathy for Wildlife, EW), 改编自Ghasemi和Kyle (2021), 我们将量表中的“野生动物”改为“动物” (即本研究中的Empathy for Animal, EA), 以测试对动物的同理心, 共有10条目, 从强烈不同意(1)到强烈同意(7), 得分越高表示对动物的同理心越高。

然后回答宠物依恋量表(Lexington Attachment to Pets Scale, LAPS) (Johnson et al., 1992), 以测量个体与宠物的依恋程度, 共23条目, 包括两道反向计分题, 采用4分量表(1 = 非常不同意, 4 = 非常同意)。问卷分为3个维度：一般依恋(General attachment)、个人替代(People substituting)、动物福利(Animal rights/Animal welfare), 得分越高表示对宠物的依恋程度越高。根据以往研究, 养宠人大多把宠物视为重要他人(Guo et al., 2021; Liu-Pham et al., 2022), 且研究2中的人宠关系调查结果显示(见表5), 大部分养宠被试把宠物看做家人或朋友, 因此本研究选用个人替代维度(psLAPS)进行测量。道德地位问题同研究1。

表5 传统养宠人与宠物关系调查表

5.2 结果分析

5.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全部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 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虽在施测过程中进行了控制, 但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我们进一步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统计控制。结果显示, 共提取了8个因子, 特征根均大于1, 首因子的解释率为19.49%, 小于临界值40%, 即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5.2.2 回归分析

用宠物依恋变量对传统宠物道德地位进行一元线性回归, 采用进入法(Enter)建立模型, 结果发现宠物依恋解释拯救宠物程度的3.1%,(1, 200) = 7.47,= 0.007。宠物依恋对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有正向预测作用。因此我们把动物同理心作为中介, 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

5.2.3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6)：宠物依恋与动物同理心、道德地位呈显著正相关; 动物同理心与道德地位呈显著正相关。

表6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表

注：**< 0.01。

5.2.4 宠物依恋与道德地位：动物同理心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宠物依恋显著正向预测动物同理心和传统宠物道德地位; 动物同理心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地位, 且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 ([0.02, 0.12]) (如表7), 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中介作用路径图如图4。因此, 传统养宠人的动物同理心在传统养宠人的宠物依恋与传统宠物道德地位之间起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7.04%。

表7 动物同理心的中介效应分析

图4 动物同理心在宠物依恋和道德地位之间的中介作用路径图

注：***< 0.001, **< 0.01, *< 0.05

5.3 小结

研究3验证了H3, 对动物的同理心在传统养宠人宠物依恋与传统宠物道德地位关系起中介作用, 这与研究2结果共同表明传统养宠人把传统宠物当作与家人、朋友同等地位的重要他人, 进一步揭示了传统养宠人与宠物的依恋关系不仅有利于人宠双方, 还有利于对其他传统宠物道德地位的感知。

6 总讨论

本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区分了传统与非传统宠物, 系统考察了养宠人身份与宠物类型对宠物道德地位产生的影响, 并进一步考察宠物特质、伦理立场、宠物依恋、同理心在其中的作用。发现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更高, 对宠物的同理心在传统养宠人的宠物依恋与传统宠物道德地位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这表明传统宠物依恋与同理心使养宠人更能感知并尊重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

6.1 宠物类型与宠物特质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人们重视宠物, 并认为其价值高于其他动物, 这被称为宠物物种主义(Caviola & Capraro, 2020)。我们的研究发现, 这种倾向具有更为细致的区分, 宠物物种主义也存在于宠物内部, 即“传统宠物主义”, 人们更重视传统宠物, 将传统宠物置于非传统宠物之上, 传统养宠人尤甚。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宠物与人类的相似性是人们决定优先考虑哪些物种的主要预测因素(Tisdell et al., 2006), 人们倾向于在心智能力上更接近人类的动物, 如更喜欢哺乳动物而不是鸟类。但我们注意到本研究中的传统宠物还包括龟、鸟、鱼, 因此另一个可能性是传统宠物更多地被接纳进入人类生活, 在人类与传统宠物的共同进化与驯化过程中, 交流协调的能力不断得到强化, 人类与宠物因此建立起稳固的情感联系。在传统养宠人把传统宠物作为倾听者, 与其进行日常交流的过程中, 尽管宠物无法在语言上给予回应, 但其行为表情依然可以让养宠人认为自己被理解和倾听, 因而传统宠物被感知到更高的心智能力, 人们不愿意伤害有思想的动物(Bastian et al., 2012)。与此同时, 传统宠物大多因其温和性和可控性, 经过多年的驯养从而被人们选择成为伴侣宠物, 而非传统宠物则会对环境、其他宠物、人类带来更多的潜在危害(Ng et al., 2018; Schuppli et al., 2014)。抛开潜在的危害性因素, 对许多人而言, 非传统宠物如蜥蜴、宠物蛇、宠物蛙是长相怪异的生物, 冷酷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 而传统宠物如宠物狗、宠物猫则以其可爱、乖巧的形象深得人心。正如Tisdell等人(2006)所说, 对人类的吸引力和其本身的亲和力影响物种的被保护程度, 因此传统宠物被感知到更高的道德地位。

6.2 养宠人身份对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养宠人身份对宠物道德地位影响分析发现, 比起不养宠人, 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更高, 这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人类对宠物的态度与行为是社会习得的(Wilks et al., 2020)。养宠人与非养宠人存在着一部分不重叠的社交圈,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形成个人宠物观并不断得到强化,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一结果。这也可能与心理亲属理论(Psychological kinship; Bailey, 1988)有关, 养宠人不考虑实际的遗传关系, 在认知和行为上把宠物视为家人。在本研究中, 大多数养宠人会给他们的宠物起名字, 这可能代表了一种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 (Finch, 2008; Gerhards & Hans, 2009)。养宠人更可能会把他们的宠物视为与人类地位同等的“个体”, 而不是普通的“生物”, 并据此将他们的宠物划分为内群体, 形成了“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比起非养宠人, 养宠人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宠物看作重要他人(Xu et al., 2022), 因此养宠人对宠物的态度更为积极。此外, 人和动物归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Amiot & Bastian, 2017), 尽管群体间存在偏见(Brewer, 1979), 但这种偏见可以通过增加群体间的接触来减少(Allport, 1954)。由于本研究中选择的不养宠人既没有养宠物, 也没有养宠物的倾向, 我们认为这部分人群对宠物并不感兴趣, 不会主动地寻求宠物接触。相比之下养宠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与宠物接触的机会, 更多的宠物接触预示着对动物道德地位的更强的认同和保护程度(Heiss & Hormes, 2018; Rothgerber & Mican, 2014)。养宠人与饲养的宠物所属不同的社会群体, 在交流互动中养宠人对其产生了积极的态度, 这种态度可以推广到其他没有直接参与最初接触的外群体成员, 即所有的宠物。

在对养宠人进一步细分时, 我们发现这种积极态度在传统养宠人身上更明显被观察到, 传统养宠人表现出对传统宠物的偏爱, 体现在对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感知, 这与前人研究一致(Serpell & Paul, 1994), 而在非传统养宠人身上并没有发现对非传统宠物的偏爱, 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尽管确定群体身份可以在自我和内群体之间产生心理联系, 但这种心理联系可能存在主观差异性, 个体的群体分类不等同于把特定的内群体包含在自我概念中(Sani & Bennett, 2009)。对于那些亟需获得社会认可(Social approval)的人来说, 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想要避免不被接受、体现自身价值和被他人喜欢, 因此不会完全地表现自己真实的想法(Venaglia & Lemay, 2017)。非传统养宠人可能感知到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非传统宠物是“奇怪的、另类的”, 非传统养宠人为了避免负面评价导致产生的社交焦虑(Watson & Friend, 1969), 选择迎合大众的观念, 不表现出对非传统宠物的偏爱。

导致非传统养宠人对两类宠物感知道德地位的相似性可能是因为缺少情感联系, 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在东亚文化下更多表现出互依型(Markus & Kitayama, 1991), 这显著影响人们的消费决策并导致了社会性的消费动机(朱晓辉, 卢泰宏, 2006)。人们可能为了凸显“个性小众”, 把拥有非传统宠物作为一种身份象征; 如果身边有饲养非传统宠物的朋友, 人们也可能会为了更好地融入, 拥有更多共同话题而购买一只非传统宠物。非传统养宠人一定程度上可能将宠物当作客体化的对象(Gruenfeld et al., 2008), 是一种没有生命的, 用于帮助自己完成社交目标的工具。对非传统宠物的需求也可能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 “病毒式”宠物视频图片的流行可能会推动人们对特定宠物的需求(Harrington et al., 2019)。这种具有一定引导性的行为使得非传统养宠人在对非传统宠物并不完全了解的基础上进行饲养, 增强了对宠物产生不满的可能性。除此之外, 这还可能与自我扩张(Self- expansion)相关, 在非传统养宠人与宠物建立起关系的开始阶段, 人们会更多地体验到激动、兴奋的情感, 同时是高度自我扩张的(Aron et al., 2001),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系的新鲜度下降(Tsapelas et al., 2009), 非传统养宠人因此对饲养宠物的满意度及自我扩张下降, 对宠物的情感归于平淡, 不再与宠物建立亲密关系, 自然也不会对非传统宠物表现出偏爱。养宠人不同的饲养动机导致多元的人宠情感联系(Shukhova & Macmillan, 2020), 不同于传统养宠人与宠物的情感依恋, 部分的非传统养宠人没有与自己的宠物形成强烈的依恋关系, 因此不能导致对非传统宠物的积极道德态度。

6.3 宠物依恋和动物同理心对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的影响

传统养宠人会依据自身与宠物的情感, 去感知宠物的道德地位, 传统养宠人与宠物的主观亲密感导致不同的认知和情感过程, 影响了自我和他人之间产生心理联系的程度, 因此在道德等级制度中更尊重动物。另一个原因是传统养宠人认为宠物的道德地位等同于人类, 并与宠物存在强烈的双向情感依恋(Blouin, 2015)。他们对宠物付出的爱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回报, 例如陪伴、支持等, 人类与宠物可以作为彼此的依恋对象, 如此一来双方都能得到爱的滋养, 这使得现代传统养宠人认为这种关系是有意义的, 因此愿意在宠物身上源源不断地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并把与宠物的关系看作是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根据共生假说(Peñaherrera-Aguirre et al., 2023), 在动物驯化的过程中, 人类改变了动物的形态、生理、行为以及认知, 随后人类与宠物进行长期的动态互动。传统宠物被驯化的时间越长, 人类对于长期维持这种人宠关系的需求就越强烈, 同时对被驯化动物表现出更强烈的共情和伤害回避, 最终表现为对传统宠物更积极的道德态度。

我们的研究表明, 对动物的同理心和积极态度随传统养宠人的宠物依恋程度而变化, 即传统养宠人从同理心的立场来应对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问题。同理心建立在个体与他人共同关系的基础上, 富有动物同理心的人们认为, 不仅是人类, 动物同样也有其内在价值, 正如人类有权利不受到伤害, 动物也不应该受到伤害。因此动物同理心引导人们采取不伤害的原则, 尊重具有内在价值动物的道德地位。随着人类与宠物联系的深入, 宠物的观念和身份被整合到传统养宠人的自我概念中, 而自我中包含他人预示着对他人更大的同理心和积极态度(Aron et al., 1992)。因此, 传统养宠人对宠物的依恋导致对动物更强的同理心, 而在不同的动物物种中,与人类最亲近的动物无疑是传统宠物, 因此对动物的同理心首先会对传统宠物道德地位产生影响, 促使人们对传统宠物持有保护尊重的态度。

6.4 意义与价值

首先, 本研究的研究结果对于丰富和完善现有的宠物分类理论有一定的贡献。众多研究者对动物的概念作了不同的区分, 例如Leite等人(2018)把动物分为宠物、食用动物、有吸引力的野生动物和无吸引力的野生动物, 但关于宠物的概念区分尚不清楚。本研究从实证角度把宠物分为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 并围绕不同类型的人宠关系展开了研究, 能够为未来的宠物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其次, 随着观念的更新换代, 宠物成为了家庭中越来越重要的存在。养宠人与自己的宠物建立起情感依恋, 因而把宠物看作心理亲属, 从情谊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种特殊的人宠“血缘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 中国人的差序格局研究只停留在人类关系上(袁晓劲, 郭斯萍, 2017), 当对道德差序圈的“范围”维度进行框定时, 只有人类实体才能让个体感到应对其负有道德义务(喻丰, 许丽颖, 2018)。本研究结果表明, 养宠人认为传统宠物比非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更高, 与人类关系更亲近, 同时, 宠物依恋和同理心使传统养宠人更能感知并尊重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因此中国人的自我差序式关系可能还体现在人宠关系上。这有助于传统差序格局的突破, 给中国人的自我差序式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 同时也对道德差序圈的“范围”提出了新的划分可能。当然, 这些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证实。

再次, Serpell和Paul (1994)提出“宠物使者”理论, 即养宠人与宠物的亲密关系不仅有利于双方还有利于其他动物, 导致对其他动物更积极的态度。本文验证并细化了这种泛化效应的范围, 确定了传统养宠人与宠物的依恋关系可以培养对上级类别“宠物”的积极道德态度, 但这种泛化效应更多的是表现在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感知上, 传统养宠人感知传统宠物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 同时, 非传统养宠人虽然对传统宠物与非传统宠物具有相似的积极道德地位, 却缺少对自己所养的非传统宠物的优势道德态度。综合这两方面, 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传统宠物相较非传统宠物更具备拟人化, 传统宠物拥有更高的感受性与能动性、更低的危害性, 可能促进了养宠人将传统宠物纳入到自我概念之中, 导致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更高。

最后, 人类与宠物的关系不仅存在文化差异(Gray & Young, 2011), 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下, 对宠物的偏好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Herzog et al., 2004)。在西方文化中, 宠物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但在中国文化中, 传统宠物一开始是作为“看家护院”的角色, 时代变迁, 如今的传统宠物更多发挥的是陪伴、情感联系、沟通的功能, 大部分养宠人把宠物视为家人, 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中家庭结构的变化, 侧面也反映出现代人的情感缺位, 特别是对于独自在外工作的独居人群, 缺乏子女陪伴的空巢老人而言, 宠物是他们情绪的出口。近年来, 一些新异宠物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与传统宠物不同的是, 这类宠物并不适合与饲养者过多互动, 因此与饲养者的情感交流较少, 体现了非传统宠物作为观赏对象的社会功能, 发展出的人宠关系类型更多地是欣赏, 而非传统宠物的依恋情感。正因如此, 对传统宠物的依恋导致养宠人更能理解人类对宠物的情感, 感知到并尊重宠物的道德地位。从物种主义, 到宠物主义, 再到本研究的传统宠物主义, 这体现了人类对不同动物类型的道德地位排序, 对于那些与人类更相似, 情感联系更紧密的动物, 人类感知其道德地位更高。人类一旦与这样的高道德地位动物建立起依恋关系, 又会激发出更高的对动物同理心, 并最终表现为尊重宠物的道德地位, 这样的良性情感循环有利于更大程度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 根据以往研究, 宠物更多地在人们生活在扮演了重要他人的角色(Liu-Pham et al., 2022), 因此研究3中选用了宠物依恋−个人替代量表进行测量,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选用宠物依恋量表的其他维度进行研究。其次, 为了从多个角度衡量人宠关系, 研究2中收集了人宠亲密接触行为信息。但结合研究结果, 亲密接触维度更多地体现了人类与传统宠物的相处模式,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并编制更适合非传统宠物的问卷或量表进行人宠关系探讨。除此之外, 社交媒体在推动非传统宠物需求方面的作用值得关注, 社交媒体是否煽动并制造了人们对拥有一种特定宠物的欲望, 还是它只是对人们已有饲养宠物的欲望做出回应并进一步放大它？最后, 中国某些地区有食狗肉习惯, 对于食狗肉的养宠人群, 他们对于宠物持有何种态度？在未来的研究可以针对这部分人群展开进一步研究。

7 结论

本研究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 将宠物分类为传统与非传统宠物, 得到如下结论：(1)养宠人和非养宠人一致认为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高于非传统宠物; (2)不同养宠人身份感知到宠物道德地位存在区别, 体现在养宠人偏向(比起非养宠人, 养宠人感知到的宠物道德地位更高)和传统养宠人偏向(比起非传统养宠人, 传统养宠人感知到的传统宠物道德地位更高); (3)传统养宠人感知传统宠物道德地位具有特异性, 宠物依恋通过影响对动物的同理心, 使传统养宠人更能感知并尊重传统宠物的道德地位。

Allport, G. W. (1954).(Vol. 52). Addison Wesley.

Amiot, C. E., & Bastian, B. (2017). Solidarity with animals: Assessing a relevant dimension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with animals.,(1), e0168184. https://doi.org/10.1371/ journal.pone.0168184

Araujo, D., Lima, C., Mesquita, J. R., Amorim, I., & Ochoa, C. (2021). Characterization of suspected crimes against companion animals in Portugal.,(9), 2744−2757. https://doi.org/10.3390/ani11092744

Aron, A., Aron, E. N., & Norman, C. (2001).. Blackwell Publishers.

Aron, A., Aron, E. N., & Smollan, D. (1992).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4), 596−61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3.4.596

Auger, B., & Amiot, C. E. (2019). Testing the roles of intergroup anxiety and inclusion of animals in the self as mechanisms that underpin the "Pets as Ambassadors" effect.,(1), 5−21. https://doi.org/10.1080/08927936.2019.1550277

Bailey, K. G. (1988). Psychological kinship: Implications for the helping professions.,(1), 132−141. https://doi.org/10.1037/ h0085309

Bastian, B., Loughnan, S., Haslam, N., & Radke, H. (2012). Don't mind meat? The denial of mind to animals used for human consumption.,(2), 247−256.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11424291

Bentham, J. (199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789).

Blouin, D. D. (2015). Are dogs children, companions, or just animals? Understanding variations in people's orientations toward animals.,(2), 279−294. https://doi.org/ 10.2752/175303713x13636846944402

Bouma, E. M. C., Reijgwart, M. L., & Dijkstra, A. (2021). Family member, best friend, child or 'just' a pet, owners' relationship perceptions and consequences for their cats.,(1), 193−210. https://doi.org/10.3390/ ijerph19010193

Brewer, M. B. (1979). In-Group Bias in the minimal intergroup situation: A Cognitive-Motivational analysis.,(2), 307−324. https://doi.org/ 10.1037/0033-2909.86.2.307

Bush, E. R., Baker, S. E., & Macdonald, D. W. (2014). Global trade in exotic pets 2006−2012.,(3), 663−676. https://doi.org/10.1111/cobi.12240

Camilleri, L., Gill, P. R., & Jago, A. (2020).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animal empathy in the meat paradox.,, 110103.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0.110103

Carruthers, P. (199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viola, L., & Capraro, V. (2020). Liking but devaluing animals: Emotional and deliberative paths to speciesism.,(8), 1080−1088.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19893959

Evans-Wilday, A. S., Hall, S. S., Hogue, T. E., & Mills, D. S. (2018). Self-disclosure with dogs: Dog owners’ and non-dog owners’ willingness to disclose emotional topics.,(3), 353−366. https://doi.org/10.1080/ 08927936.2018.1455467

Every, D., Due, C., Thompson, K., & Ryan, J. (2016). Conflicting perspectives on nonhuman animal rescues in natural disasters.,(4), 358−382. https://doi.org/10.1163/15685306-12341417

Faul, F., Erdfelder, E., Buchner, A., & Lang, A.-G. (2009).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es using G*Power 3.1: Tests for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es.,(4), 1149−1160. https://doi.org/10.3758/BRM.41.4.1149

Finch, J. (2008). Naming names: Kinship, individuality and personal names.,(4), 709−725. https://doi.org/ 10.1177/0038038508091624

Gerhards, J., & Hans, S. (2009). From Hasan to Herbert: Name-Giving patterns of immigrant parents between acculturation and ethnic maintenance.,(4), 1102−1128. https://doi.org/10.1086/595944

Ghasemi, B., & Kyle, G. T. (2021). Toward moral pathways to motivate wildlife conservation.,, 109170. https://doi.org/10.1016/j.biocon.2021.109170

Grajfoner, D., Ke, G. N., & Wong, R. M. M. (2021). The effect of pets on huma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during COVID-19 lockdown in Malaysia.(9), 2689−2698. https://doi.org/10.3390/ani11092689

Gray, P. B., & Young, S. M. (2011). Human-pet dynamics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1), 17−30. https://doi.org/10.2752/175303711X12923300467285

Gruen, L. 2007. Empathy and vegetarian commitments. In J. Donovan, & C. J. Adams, (Eds.),(pp. 333–34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ruenfeld, D. H., Inesi, M. E., Magee, J. C., & Galinsky, A. D. (2008). Power and the objectification of social targets.,(1), 111−12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5.1.111

Guo, S. P. (2010). Talk about "Pet Keeping Phenomenon".(11), 4−5.

[郭世平. (2010). 试说"养宠物现象"., (11), 4−5.]

Guo, Z., Ren, X., Zhao, J., Jiao, L., & Xu, Y. (2021). Can pets replace children?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pet attachment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fertility intention.,(16), 8610−8621. https://doi.org/10.3390/ ijerph18168610

Harrington, L. A., Macdonald, D. W., & D’Cruze, N. (2019). Popularity of pet otters on YouTube: Evidence of an emerging trade threat.,, 17−45. https://doi.org/10.3897/natureconservation.36.33842

Hawkins, R. D., & Williams, J. M. (2016). Children's beliefs about animal minds (Child-BAM): Associations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hild−animal interactions.,(3), 503−519. https://doi.org/10.1080/08927936.2016.1189749

Heiss, S., & Hormes, J. M. (2018). Ethical concerns regarding animal use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ety of pets owned in childhood and vegetarianism in adulthood.,, 43−48. https://doi.org/10.1016/j.appet.2017.12.005

Herzog, H. A., Bentley, R. A., & Hahn, M. W. (2004). Random drift and large shifts in popularity of dog breeds.,(Suppl_5), 353−356. https://doi.org/10.1098/ rsbl.2004.0185

Janssens, M., Janssens, E., Eshuis, J., Lataster, J., Simons, M., Reijnders, J., & Jacobs, N. (2021). Companion animals as buffer against the impact of stress on affect: An experience sampling study.(8), 2171−2182. https://doi.org/ 10.3390/ani11082171

Johnson, T. P., Garrity, T. F., & Stallones, L. (1992).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Lexington Attachment to Pets Scale (LAPS).,(3), 160−175. https://doi.org/ 10.2752/089279392787011395

Kant, I. (1981)..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Press.

Klaphake, E. A., & Smith, J. L. (2002). An initial assessment of exotic-animal pet owners in Utah: A survey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nditure tendencies.,(2), 115−122. https://doi.org/10.1647/1082-6742(2002)016[0115:AIAOEA]2.0.CO;2

Korsgaard, C. M. (199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 Roux, M. C., & Wright, S. (20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t attachment, life satisfaction, and perceived stress: Results from a South African online survey.,(3), 371−385. https://doi.org/10.1080/08927936.2020.1746525

Leite, A. C., Dhont, K., & Hodson, G. (2018).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human supremacy beliefs and vegetarianism threat on moral exclusion (vs. inclusion) of animals.,(1), 179−189. https://doi.org/10.1002/ejsp.2497

Liu-Pham, R., Patterson, L., & Keefer, L. A. (2022). You get what you give: Pet relationships in a communal orientation framework.,, 111590.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2.111590

Luo, X. Y., Wang, R. Y., & Xie, J. (2020).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giant panda cultural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on.(12), 20−24.

[罗小燕, 王若愚, 谢绝. (2020). 解构主义视域下的大熊猫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12), 20−24.]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2), 224−253. https://doi.org/ 10.1037/0033-295X.98.2.224

Meehan, M., Massavelli, B., & Pachana, N. (2017). Using attachment theory and social support theory to examine and measure pets as sourc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attachment figures.,(2), 273−289. https://doi.org/10.1080/ 08927936.2017.1311050

Ng, V. C., Lit, A. C., Wong, O. F., Tse, M. L., & Fung, H. T. (2018). Injuries and envenomation by exotic pets in Hong Kong.,(1), 48−55. https://doi.org/10.12809/hkmj176984

O'Boyle, E. H., & Forsyth, D. R. (2021).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thics positions: The EPQ-5.,(6), e025198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51989

Pan, Y. J., Xie, R. D., & Liu, Y. (2022). Analysis of pet market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 A case study of pet market in Weiyang District of Xi'an.(14), 117−120.

[潘仪洁, 解润东, 刘叶. (2022). 宠物市场问题分析及其对策研究——以西安市未央区宠物市场为例., (14), 117−120.]

Peñaherrera-Aguirre, M., Figueredo, A. J., Steklis, N. G., & Salmon, C. (2023). The role of cross-species relative brain size variation and time since domestication in explaining human empathy towards domesticated mammals.,111914. https://doi.org/ 10.1016/j.paid.2022.111914

Piazza, J., Landy, J. F., & Goodwin, G. P. (2014). Cruel nature: Harmfulness as an important, overlooked dimension in judgments of moral standing.,(1), 108−124.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3.12.013

Possidónio, C., Piazza, J., Graça, J., & Prada, M. (2021). From pets to pests: Testing the scope of the “Pets as Ambassadors” hypothesis.,(5), 707−722. https://doi.org/10.1080/08927936.2021.1926708

Potocka, A. (2021).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care and authority and the perception of animal mind in relation to violence against animals.,(1), 105−123. https://doi.org/10.1080/08927936.2021.1963547

Rachel, G., Montrose, V., & Alison, W. (2017). ExNOTic: Should we be keeping exotic pets?,(6), 47−58. https://doi.org/10.3390/ani7060047

Reaser, J. K., Clark, E. E., Jr., & Meyers, N. M. (2008).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minute: A public policy primer for companion animal zoonoses.,(8-10), 385−401. https://doi.org/10.1111/j.1863-2378.2008.01123.x

Rothgerber, H., & Mican, F. (2014). Childhood pet ownership, attachment to pets, and subsequent meat avoid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athy toward animals.,, 11−17. https://doi.org/10.1016/j.appet.2014.03.032

Ruckert, J. H., & Arnold, R. (2018). Empathy-Related Reasoning is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moral concerns for the welfare and rights of animals.,(4), 259−269. https://doi.org/10.1089/eco.2018.0039

Sani, F., & Bennett, M. (2009). Children's inclusion of the group in the self: Evidence from a self-ingroup confusion paradigm.,(2), 503−510. https://doi.org/10.1037/a0014167

Schönfeld, M. (1992). Who or what has moral standing?,(4), 353−362. https:// jstor.org/stable/20014430

Schuppli, C. A., Fraser, D., & Bacon, H. J. (2014). Welfare of non-traditional pets.,(1), 221−231. https://doi.org/10.20506/rst.33.1.2287

Serpell, J., & Paul, E. (1994). Pe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attitudes to animals. In A Manning, J Serpell (Eds.),(pp. 165−182). London: Routledge Press.

Shukhova, S., & Macmillan, D. C. (2020). From tigers to axolotls: Why people keep exotic pets in Russia.,(4), 940−949. https://doi.org/10.1002/pan3.10125

Singer, P. (197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inbock, B. (1978). Speciesism and the idea of equality.,(204), 247−256. https://doi.org/10.1017/S0031819100016582

Tisdell, C., Wilson, C., & Swarna Nantha, H. (2006). Public choice of species for the ‘Ark’: Phylogenetic similarity and preferred wildlife species for survival.,(2), 97−105. https://doi.org/10.1016/ j.jnc.2005.11.001

Tsapelas, I., Aron, A., & Orbuch, T. (2009). Marital boredom now predicts less satisfaction 9 years later.,(5), 543−545. https://doi.org/10.1111/j.1467- 9280.2009.02332.x

Tzivian, L., Friger, M., & Kushnir, T. (2014). Grief and bereavement of Israeli dog owners: Exploring short-term phases pre- and post-euthanization.,(1-5), 109−117. https://doi.org/10.1080/07481187.2012.738764

Venaglia, R. B., & Lemay, E. P., Jr. (2017). Hedonic benefits of close and distant interaction partner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ocial approval and authenticity.,(9), 1255−1267. https://doi.org/ 10.1177/0146167217711917

Watson, D., & Friend, R. (1969). Measurement of social- evaluative anxiety.,(4), 448−457. https://doi.org/10.1037/h0027806

Wilkins, A. M., McCrae, L. S., & McBride, E. A. (2015). Factors affecting the human attribution of emotions toward animals.,(3), 357−369. https://doi.org/10.1080/ 08927936.2015.1052270

Wilks, M., Caviola, L., Kahane, G., & Bloom, P. (2020). Children prioritize humans over animals less than adults do.,(1), 27−38. https://doi.org/10.1177/ 0956797620960398

Xin, X., Cheng, L., Li, S. F., Feng, L., Xin, Y. J., & Wang, S. S. (2021). Improvement to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et ownership may hav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fluence during COVID-19 epidemic.,(1), e13624. https://doi.org/10.1111/asj.13624

Xu, K., Ou, Q., Luo, D., Shi, X., Li, K., Xue, H., Huang, Y., Turel, O., Zhang, S., & He, Q. (2022). Moral decision- making in pettism: The influence of animal type, pet ownership status, and social distance.,(1), 54−72. http://doi.org/10.1002/pchj.594

Yang, Z. (2016). Research on the pursuit of "New Pets" by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2), 187−189.

[杨珍. (2016). 我国大学生追捧"新型宠物"问题研究.,(2), 187−189.]

Yu, F., & Xu, L. Y. (2018). Chinese moral structure: A moral differential circle., (6), 65−74.

[喻丰, 许丽颖. (2018). 中国人的道德结构: 道德差序圈., (6), 65−74.]

Yuan, X. J., & Guo, S. P. (2017).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in Chine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ffection: Evidence from extrinsic affective Simon task (EAST).,(3), 651−656.

[袁晓劲, 郭斯萍. (2017). 中国人人际情感的差序格局关系: 来自EAST的证据.,(3), 651−656.]

Zen, A., Zen, R., Yaar, A., Armutak, A., & Eker, I. (2009). Attitudes of Turkish veterinary students and educators towards the moral status of animals and species rating.,(1), 111−118. https://doi.org/ 10.9775/kvfd.2008.88-A

Zhu, X. H., & Lu, T. H. (2006).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luxury consumption motives of Chinese consumers based on Self-construal.,(7), 1272−1284.

[朱晓辉, 卢泰宏. (2006). 基于自我解构的中国奢华品消费动机的实证研究.,(7), 1272−1284.]

Traditional pettism: The influence of pet ownership status, pet type,and pet properties on pet moral standing

XU Kepeng1,2,3,4, OU Qianqian5, XUE Hong1,2,3,4, LUO Dongli1,3, ZHANG Shuyue1,2,3,4, XU Yan6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2Guangxi College and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Applied Psych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3Ethn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Guilin 541004, China) (4Institut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5School of Psycholog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6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treat pets as their family members. Although there is no specific indication, that people first think of traditional pets such as dogs or catswhen referring to pets. In this study, traditional pets are defined as widely popular pets that are accompanied by human beings; Non-traditional pets are defined as unique and novel pet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gnition.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difference in perception of pet moral standing are not only pet properties but also pet ownership status. Recently, psychologists have sough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ets. Such research dilemmas are focused on traditional pet owners and their traditional pets, and few studies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traditional pet owners and their non-traditional pets. Here, we ai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et properties, pet ownership status, and pet type can affect the perception of pet moral standing and its mechanism.

To define the traditional pets and non-traditional pets in our study, we first conducted a pre-study (= 29). For three studies, we used the snowball sampling technique to recruit participants voluntarily online via Qualtrics in Baidu Post Bar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tudy 1 explored the impact of pet ownership status, pet type, and pet properties on the perceptionof pet moral standing,= 146 (traditional pet owners: 41, non-traditional pet owners: 53; women: 77). In Study 2, based on controlling the basic moral orientation, the influence of pet ownership status and pet type on the perception of pet moral standing was reverified,= 148 (traditional pet owners: 72; women: 74). Study 3 further 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this effect, the purpose is to investigate the empathy for animal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t attachment and the perception of traditionalpet moral standing,= 202 (women: 10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perception of traditionalpet moral standing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traditional pets, agency, experience and harmfulness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2) Compared to non-pet owners, pet owners perceived a higher petmoral standing; Compared to non-traditional pet owners, traditional pet owners perceived a higher traditionalpet moral stand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erception of non-traditional pets moral standing; (3) The empathy for animals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pet owners pet attachment and the perception of traditionalpet moral standing.

Pet speciesism also exists in pets, traditional pets are higher in the hierarchy than non-traditional pets. Pet owners regard pets as psychological-kin and in-group members. Th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pets i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can be extended to all pets. When further subdividing the pet owners, this positive attitude is more obvious in the traditional pet owners. This may be because traditional pet owners are more idealistic, and the two-way emotional attachment between traditional pet owners and pets leads to stronger empathy for animals, which ultimately manifests as a more positive moral attitude towards traditional pets. There is no preference for non-traditional pets in non-traditional pet owners, it may be to gain social approval or a strong attachment with pets isn’t formed.

moral standing, pet owners, pet, pet attachment, empathy

B849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3.01662

2022-08-23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1JJA140666)。

张姝玥, E-mail: shuyuezh@126.com; 许燕, E-mail: xuyan@b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