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平　赵佳宾

【作者简介】  孟凡平，女，山东泰安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赵佳宾，男，山东烟台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防灾科技学院校团委讲师，主要从事国外馬克思主义研究。

根据真实撤侨事件改编的电影《万里归途》，是一部以人物群像的方式，塑造平民英雄、表达主流价值的主旋律题材影片。该片通过设置真实的拍摄环境，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诠释真实有力的叙事情感，在美学变革的基础上，实现了叙事破圈的效果。该片的叙事破圈，既是主旋律题材电影创作水平不断提高的体现，也是“追求真实”的艺术表达。影片通过塑造中国外交官的平民英雄形象，重点表现新主流电影的思想主题，以“新主流”电影美学变革的方式，实现了入圈、破圈与扩圈的叙事效果。

一、主流格局：主旋律题材电影《万里归途》的叙事入圈

在主旋律题材电影的创作过程中，为使真实发生的故事内容转变为可观赏的视听内容，需要充分考虑主角人物的典型性、故事事件的可能性，通过去除叙事文本中的偶然因素，增强故事内容与现实场景的关联性，使观众在了解完整故事情节的同时，获得真实、自然的视听体验。主旋律题材电影《万里归途》通过搭建真实故事场景，最大程度地还原撤侨现场，在情景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中，使观众获得了真实、真切的精神体验，实现了主流价值与故事叙事的有效融合。

（一）故事入圈：追求叙事的真实感

真实故事通常以相对独立、零散的方式存在于不同语境，而主旋律题材电影独特的叙事功能要求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连贯性。因此，在电影创作过程中，需要以明确的叙事主题为主线，通过对故事素材进行合理提炼与艺术改造，从而形成真实、可信的叙事文本。以真实故事为创作蓝本的电影作品，通常选择将故事内容改写成为电影情节，进而创作艺术真实、情感真实和审美真实的电影作品。[1]电影《万里归途》所追求的真实并非完全忠实于真实故事，而是合理想象、艺术虚构，通过对故事素材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从而实现审美真实、审美满足的叙事目标。追求真实不仅是该片的“影像句式”，也是该片展示空间的书写方式、影像语感。为了达到叙事情境的真实感，导演通过重新搭建景点，借助空间、色彩搭配、声音和物件等元素，用鲜活、真实的镜头重新记录、呈现了“撤侨故事”，为观众呈现了具有无限意义的阐释空间，真正体现了中国外交官无惧风险、坚守承诺的精神，也在现实与理想、大我与小我的冲突中，让观众产生了更加直观、深刻的思考。

（二）想象入圈：增强文本的现实感

主旋律题材电影具有一个贯穿全片的宏大主题，通过利用叙事符号，将多条线索、多重情境和多元人物相融合，重构集体记忆，传递真实、自然的审美情感，彰显独有的精神感召力和情感号召力，成功联结了观众的精神想象与现实空间，为身份认同、精神认同提供了完整的、连续的视听语言体系。电影《万里归途》选题视角独特，追求真实情感的释放与表达，将镜头首次对准外交官，对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具有重要价值。该片以真视野重述外交故事，以不常见的叙事视角，借助真实、自然的人物形象，诠释独特的真实感，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绝不放弃任何一个侨胞”的职责担当，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导演通过合理的艺术想象与追求真实为叙事，采用合理、有效的调度手段，建立起叙事文本与“回家”意象的关联性想象，从而形成基于真实情境的表意机制。该片以“家国情怀”为叙事主题，将国际和平与家国情怀相融合，通过刻画残酷的战争场景，深刻阐释“回家”意象，在描写复杂人性和残酷战争的同时，深刻反思战争与和平。

（三）情感入圈：诠释情绪空间的层次感

“平民英雄”虽然在《万里归途》的叙事文本的结尾仍然以“英雄”的形式出现，但是，整个英雄的成长、蜕变是由“集体”共同完成的，并且在英雄塑造过程中，融入、渗透了鲜明的精神意义，并且最终影响整体美学表达。[2]电影《万里归途》在书写真实的、立体化的“现实英雄”时，除了使用少量内容展现宗大伟的严谨和勇敢，更多讲述普通人的性格弱点。比如，借助成朗和穆夫塔的对话来展现宗大伟的复杂性。当宗大伟决定前往迪拉特时，同事成朗多次提出要向大家公开真相，而宗大伟坚决不同意向毫无战争经历的同胞坦白真相，由此引发了冲突和矛盾。此时，成朗对宗大伟说：“你甚至连跟大家讲一句实话的勇气都没有”，直接点明了宗大伟的“懦弱”。实际上，该片在描述宗大伟的“懦弱”时，并非讲述其想要逃避责任或者自私行为，而是展现普通人面对困境的正常心理。通过回归常态生活，刻画真实的心理细节，营造层次感丰富的情绪空间，塑造立体化的真实英雄，诠释基于真实情感的叙事美学，实现了平民英雄主义的生动书写。

二、追求真实：主旋律题材电影《万里归途》的叙事破圈

从叙事学角度看，讲述故事的本质是架构一个可供观看、阅读的文本，需要明确叙事人、叙事原则和叙事审美等要求。综合主旋律题材电影的创作要求看，在“追求真实”创作原则导向下，需要讲好故事、塑造真实人物，诠释合理的艺术美学风格。电影《万里归途》通过讲述宗大伟跨越时空的使命担当精神、积极乐观的态度，在与观众形成情感共振、心灵共鸣的同时，沿着“合理的虚”与“必要的实”两个方向，以“追求真实”的创作理念，较大程度还原故事剧情内容，扩大核心故事素材的叙事空间，对受众产生强烈的心灵感召力，最终，实现艺术真实、人物真实与审美真实的统一。

（一）艺术真实，打造真实场景

基于真实故事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不能完全照搬故事，否则不仅失去了艺术价值，也很容易陷入“理论说教”的创作误区。因此，在影片创作、叙事过程中，要以主题思想、主流价值为核心，通过艺术创作技巧，对其内容进行合理重构，以情感认同、内容认同的方式，推动故事发展。[3]为了再现真实场景，赋予观众更直接、强烈的视觉体验，电影《万里归途》搭建了符合北非风土人情的仓库、矿山和集市等场景，结合战乱场景的描述需要，剧组采用了先建好场景，再结合战争对其进行“炸毁”。比如，片中国家的首都莱普蒂斯遭受的战乱袭击规模较小，所以，使用了“多弹孔”的场景，而塞布拉塔被叛军占领，遭受了大规模的战乱，就使用了象征被重型武器破坏的场景。虽然该片采用了虚构的战争场景，但是创作者克制拍摄过程，没有过度展示场景，而是重点服务角色塑造和剧情表达，更好实现了“艺术真实”的叙事目标。该片注重真实性营造，用丰富的叙事细节再现撤侨故事情节，通过引导观众关注战争画面与内心恐惧声音的碰撞，抽象场景与真实人物的融合，以及时刻发生变化的影像空间，在线性叙事结构中，让观众获得了更加深刻、新鲜的真实体验。

（二）人物真实，塑造英雄群像

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是叙事破圈的关键因素，通过保留真实场景下人物的精神状态、行为举止，塑造一批既有个性，又情感丰富的人物群像，使影片的主旋律风格得以成功“破圈”。在电影叙事过程中，通过設计一个有明确心理动机的主角人物，讲述他们依靠个人顽强意志和不懈努力来解决重大问题或达到特殊目的，借助人与人的冲突，人与环境的冲突，重点描述主角的责任担当。[4]在电影《万里归途》中，宗大伟和成朗将“带领同胞回归祖国”作为目标，所有的心理矛盾、现实冲突都围绕这一目标展开。该片借助悬疑片的叙事结构，设计循环往复、不断增加的难题和叙事冲突，在增强观赏悬念的同时，使观众对影片主要人物的命运产生深刻关切。国内即将临盆的妻子催促宗大伟早日回家，但面对一百多名同胞对他投来的殷切目光，他的内心极其复杂。面对多重压力，他有过害怕，但并没有退缩。为了确保整个撤侨计划顺利进行，他以超常的冷静、果断，带领大家顺利、安全返回祖国，并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宗大伟的人物形象是在不自觉的情境中建构起来的，其中没有刻意煽情，更多只是呈现了外交官及海外侨胞撤侨时的真实状态和情感。

（三）审美真实，诠释“诗意的真实”

德国美学家席勒在《论激情》一书中提出“诗意的真实”，并将其称为“自然真实性的法则”，认为：“一切审美效果是建立在诗意的真实而不是建立在历史的真实之上的。”①审美是影片的重要功能，对于追求真实的电影来说，“诗意的真实”并非故事内容的完全真实，而是审美意义上的真实，需要创作者根据叙事主题，对故事内容进行处理，通过书写人物心理、描写人物行为举止，构建具有因果关联的故事情节，从而让观众更好理解影片主题。[5]电影《万里归途》通过精选故事内容，结合创作者的独特情感，对真实发生的利比亚撤侨事件进行艺术加工、合理虚构，注重体现诗性审美特征与电影艺术的文学性，通过合理展现最真实的心灵意蕴、家国情怀，进而唤醒观众的思考，激发观众的情感认同。

与此同时，该片在视听场景设计、叙事结构设置和拍摄技术应用等领域，都充满艺术特色。追求真实是该片的核心创作理念，其中最让人震撼的是几乎还原的战争场景和象征绝境的沙漠景观。该片没有可以采用戏剧化叙事结构，而是通过采用灵活的叙事表达策略，以各种方式充实故事链，以“参与美学”的方式，力图真实再现撤侨的故事场景，召唤观众实质性介入，让观众获得“身临其境”的观赏体验。

三、美学变革：主旋律题材电影《万里归途》的叙事扩圈

主旋律题材电影通过明确叙事主题，深刻揭示其中蕴含的精神意蕴，推动叙事美学变革，在受众扩圈、类型扩圈的同时，实现价值扩圈的叙事效果。电影《万里归途》通过把握共情点，刻画了特殊场景下，外交官克服困难，从“小我走向大我”的心理转化过程，以现实主义叙事方式，塑造了真实立体的平民英雄；通过真实再现撤侨故事背后的复杂经过，让大众对外交工作形成更加完整、全面的认识，并从现实主义视角表达了平民英雄的精神美学。

（一）受众扩圈：不同圈层受众的价值凝聚与共认

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了接受美学理论，他们认为：“作品一旦产生，就需要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接受、阐释，在这种双向的互动之中，一部作品的意义才得到真正确立。”①新的叙事语境下，主旋律题材影片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与叙事文本相融合，呈现出动态、互动等新特征，其中的情感共鸣与升华等功能逐渐被泛化，而“身份认同”“社会议题化”等功能进一步增强。[6]为传递真实、自然情感，电影《万里归途》弱化了“高大全”的宏大叙事风格，通过对人物、事件进行人性化、生活化处理，将细小故事融入叙事文本，使观众在介入、填补过程中，实现由视听感知到行动、心理的升级。该片追求的美学是基于交互体验的逻辑建构，是非支配性的美学表达，通过采用拼贴、类型化制作等方式，将各类视听元素进行整合，进而建构起一种既区别于传统主旋律题材电影的视觉机制，又通过采用符合时代特征的叙事策略与镜头语言，在全景式地展现人物群像的同时，用日常化的叙事策略突出宗大伟、成朗的人物性格，在写实与写意的融合中，实现了叙事美学的生动变革。电影《万里归途》打破了传统主旋律题材电影叙事模式，探索“外交官”这一全新主体的责任担当，通过以“归家”意象为叙事基础，融合家国情怀、战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元素，打造了一个新的“撤侨”故事，成功影响不同圈层的观众群体。无论是该片的人物塑造，还是情感传递，都并非不顾一切的简单书写，而是通过投射典型的时代语境，展现了扎根时代的“真实之韵”。

（二）类型扩圈：多种类型元素的杂糅与加强

学者谭苗在《好莱坞动作类型电影之当代发展》一文中写到：“既然不能发明新的电影类型，那么就只能对现有的类型进行大量的融合与重组，这已经成为当代好莱坞主流大片的生产模式。”②在新的社会语境下，随着大众审美趣味不断丰富、多样，传统的“高大全”英雄形象逐渐被消解，回归人性、关注现实的平民英雄人物，成为观众认同的英雄人物风格。在电影《万里归途》中，主人公宗大伟的人物形象并不完整，比如，他厌倦了外交工作的不确定风险，想要放弃现在的生活。刚开始，他在面对撤侨任务时，就想要放弃。但是，章宁突然殉职后，宗大伟意识到面对战乱场景，只有自己积极履行外交官职责，才能真正承担起救助同胞的使命。面对战争，宗大伟的懦弱、迟疑和犹豫，诠释了平民英雄的人性一面；由于撤侨飞机的座位有限，宗大伟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同胞，即使自己的妻子将要临盆；在返回使馆过程中，宗大伟内心充满着不满的情绪；当同事章宁殉职后，宗大伟被迫接受使命，而宗大伟带领同胞归乡过程中，由于个人的怯懦，造成了外籍朋友的死亡；随后，叛军首领以全部同胞的生命来威胁宗大伟。巨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让宗大伟几乎崩溃。当宗大伟冒着一切风险成功完成撤侨任务，拯救125位同胞后，实现了从平民到英雄到蜕变。该片以人道主义情怀为叙事基础，通过书写真实的平民英雄，构建贴近大众认同、凝聚共识的影像空间，在表达真实情感的同时，实现了英雄人物的塑造与升华。

（三）价值扩圈：多向文本的意义阐释与延伸

美国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提出：“并置强调的是打破叙述的时间流，并列地置放那些或小或大的意义单位，使文本的统一性不是存在于时间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空间关系中。”③在电影叙事过程中，通过丰富主题意蕴、构建多向文本，采用“有意味的形式”，使叙事美学实现实质性变革。[7]电影《万里归途》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注重还原残酷、惨烈的真实战场，既用真实感极强的视觉画面满足观众对撤侨故事场景的期待，也通过穿越沙漠、战争等场景，让观众的情绪在真实、惊险的视觉奇观中，得到充分释放，为叙事美学变革提供有力支撑。该片在塑造平民英雄时，没有用清一色的“强人”形象来诠释外交官群体，而是通过构建扎实的人物逻辑，遵循“恐惧—抗拒—感悟—行动—成长”的叙事逻辑，通过巧妙构思，从多维视角呈现平民英雄的内外魅力，向观众生动展现从平民到平民英雄的成长过程，将英雄主义、家国情怀转化为感人的故事内容，既真切反映了创作者对中国外交官群体、平民英雄的合理定位与独特理解，也让观众获得了更加强烈、真实的精神代入感，并将精神意蕴与国际语境、时代环境深度交融。

结语

电影《万里归途》是依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题材影片，通过将集体目标与真实个人并置，讲述“平民英雄”的成长蜕变过程，诠释其使命担当，塑造了外交官群体的英雄群像，实现了主流价值与艺术表达、商业票房的有机融合。在新的叙事语境下，主旋律题材电影叙事过程中，要注重汲取大众对历史感、归属感的多元审美需求，将主流价值表达与叙事美学相缝合，将思想性、商业性与艺术性三者有机融合，通过调整美学表达方式、叙事策略，以更加真实、自然的表达方式，讲述故事、表达主题，使影片内容更好走进观众内心，从而产生更加强烈的心灵共鸣。

参考文献：

[1]黄琼慧，陈矿.《那时风华》主旋律电影旨归的多维度美学阐释[ J ].电影评介，2021（20）：68-70.

[2]王向辉.新媒体时代主旋律电影的突破与挑战——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为例[ J ].新闻爱好者，2021（07）：63-65.

[3]李城.诗意影像美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隐性表达——评电视剧《隐秘而伟大》[ J ].当代电视，2021（02）：56-59.

[4]柏红秀，王笑莹.“好看”的新主流电影——从《1921》的叙事建构和主题传达分析起[ J ].艺术百家，2021（05）：80-88.

[5]张文东，姜翼飞.论新世纪主旋律电影美学结构的“本土化”[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11）：98-103+111.

[6]丁曉原.新时代非虚构国家叙事的审美之维——以何建明的创作为视点[ J ].当代文坛，2022（06）：129-138.

[7]李沛霖，岳凯华.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策略与新时代湖南电影的突围——以《英雄若兰》为中心的思考[ J ].文艺论坛，2022（06）：10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