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美琼, 杨 操

村上哲见作为当代日本词学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对中国词学尤其是宋词有着精深的研究,并以见解精当、论证科学严谨、视野广阔而深受中日词学研究者推崇。他在宋词研究中秉承诗词贯通理念,承继日本词学研究界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传统,将所评论词家置于整个词史的发展中考察其词学思想、词作特点、词史贡献与地位等。

姜夔作为中国词史上的著名词人,进入了村上哲见的研究视野。自词论这一文学批评样式兴起至词学隆盛的清朝为止,应该给予姜夔以何种地位,这一问题一直是诸词论家讨论的焦点。村上哲见对历代姜夔词评进行梳理研究后,围绕诸家论说,将姜夔词置于词这一文学样式的发展背景下,综合各方观点、历代词选中姜夔词的收录情况及其对前辈词人的继承后对后辈词人有何启发等,对姜夔的词史地位进行了确认。

一、考论姜夔生平与著述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清朝至民国的部分词论中写作“石帚”,近代词学界对此讨论颇多:“石帚”初见于吴文英词集中的六首赠姜石帚词,以陈思《白石年谱》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石帚”为姜夔别号;梁启超则认为其为姜夔之子的号;夏承焘《姜石帚非姜白石辨》(《词学季刊》一卷四号,1933年)一文认为吴文英词中的石帚并非姜夔,而是宋末元初杭州一无名士子,杨铁夫《梦窗词全集选释》在为《惜红衣》所作的笺注中也赞同夏承焘之说。村上哲见赞同夏、杨二人的观点,并根据朱彝尊《鱼计庄词序》“在昔鄱阳姜石帚”〔1〕之语,推测“大约是从朱彝尊开始混为一谈的”〔2〕。

由于姜夔一生未仕,缺乏史料传记记载,故其生卒年亦难确定,陈思考订姜夔卒于绍定二年(1229);夏承焘《姜白石系年》否定陈思之说,根据韩淲《盖稀之作乌程县》诗推定其生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卒于嘉定十四年(1221)左右,这一观点被词学界视为定案。村上哲见《宋词研究》一书在论评姜夔词时对此亦无异议。但陈尚君、陈磊、韩立平等学者陆续对姜夔卒年进行考证求索,对夏承焘所考姜夔卒年提出质疑:陈尚君在《姜夔卒年考》一文中考证姜夔当卒于嘉定二、三年(1209年或1210年)间〔3〕;陈磊《夏承焘先生“白石卒年考”及“石帚辨”之质疑》则认为“陈思的考订比起夏老之说,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4〕;韩立平认为“由韩淲《盖稀之作乌程县》诗、《寄抱朴君》作年与姜夔《卜算子·吏部梅花八咏夔次韵》作年两相参证,可定姜夔约卒于开禧三年(1207)前后”〔5〕。近年关于姜夔卒年的诸考述中,以王睿《姜夔卒年新考》所引论据最为丰富,他在前人基础上又引入谢采伯《续书谱序》、姜夔嘉泰四年(1204)《贺张肖参政》等材料参证,提出“姜夔的卒年可以明确判定为嘉定元年(1208)”〔6〕,王睿的考订是基于前人考订材料基础上的补充完善,较为可信。

关于姜夔家世,村上哲见考订其父姜噩为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卒于汉阳知县任上,其时姜夔年纪尚幼,寄居其姐家。对于这段幼时经历,姜夔《昔游诗序》《姜尧章自叙》等均有所提及,至于姜夔在这种处境中是如何获得日后备受推崇的文学造诣的,则因史料匮乏而难以考证。姜夔与南宋词人的交游往来亦可在周密《齐东野语》所引《姜尧章自叙》中窥见一二,村上哲见在考述姜夔生平时提出:“白石为世人所知,是由于萧德藻的推举”〔2〕,此人《宋史》无传,同样缺乏文献记载,但是经常出现在杨万里的诗文中,与陆游、范成大、尤袤等人齐名,并称“尤、萧、范、陆”。据《姜尧章自叙》所载,萧德藻极为器重姜夔,还将侄女嫁予姜夔,后姜夔随其迁居江南,往来于湖、杭等地,结识了尤袤、范成大、陆游等名士。除此之外,姜夔还与辛弃疾、朱熹等人交游,与张俊曾孙张镃、张鉴交往尤其密切。村上哲见由姜夔与二张交游之密切联想到张炎(张镃曾孙)《词源》中对姜夔的推崇,认为这或许与姜夔和张氏一族的密切往来不无关系。至于姜夔生平重要事迹的记载,可以参看陈思所作《白石道人年谱》、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诸书。总之,姜夔的交游圈子是极为“豪华”的,不乏王侯将相,但他终其一生也未能入仕。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或许与专业词人的出现以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等诸因素有关。

姜夔涉猎广泛,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姜夔词集早已亡佚,只有部分词作被后人辑佚成集得以流传,村上哲见考得两种主要辑本:其一是明代毛晋根据南宋黄昇所编《花庵词选》中所收姜夔词34首编为汲古阁刊本《白石词》一卷和清代陈撰编康熙五十七年(1718)广陵书局刊本《白石词集》一卷;其二为宋本系统,以嘉泰二年(1202)云间钱希武刊本《白石道人歌曲》为祖本,刊行于姜夔生前,早已佚失。幸亏清代楼俨寻得保存有宋本刊记的元代陶宗仪抄本,其后各抄本多基于此本。关于姜夔词集的流传情况,近人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有《版本考》,丘琼荪《白石道人歌曲通考》有《版本考辨》,都有相关记载和考辨,但村上哲见认为二者“记载错杂,很难轻易了解哪一版处于什么位置”〔2〕。为此,村上哲见将姜夔词集主要版本以刊行时间为序绘制了系统脉络图,直观展示了姜夔词集的版本流传情况。据村上哲见所论,流传诸版本中最为重要的不外乎乾隆八年(1743)陆钟辉刊本及1922年的《四部丛刊》影印本;1913年朱孝臧《彊村丛书》本;乾隆十四年(1749)张奕枢刊本及宣统二年(1910)沈曾植影印本三种,尤以第三种最为难见。近人唐圭璋1965年所编《全宋词》以《彊村丛书》所收84首姜夔词为底本,加上陈撰刊本中出处不明的3首,共87首;朱德才1997年所编《增订注释全宋词》中姜夔词部分也全据此。以上诸学者的努力,丰富了与姜夔相关的各类文献材料,为姜夔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二、历代姜夔词评述论

村上哲见对姜夔词史地位的认识始终围绕历代诸家的姜夔词评,但偏重于清代词论家的姜夔词评,且仅以“最高典范”和“附庸地位”来划分诸家观点,这显然是不够的。郁玉英分析认为姜夔词史地位呈现出阶段性的升降沉浮,其在将姜夔词置于整个词史中进行考察后提出:“纵观词史,姜夔词在南宋即确立了经典地位,享誉词坛;元明则湮没无闻,经典地位失落;至清代声名再起,经典地位飙升;二十世纪以来则表现为理性的接受,经典地位稳中稍降”〔7〕。郁玉英对姜夔词史地位动态发展的认识有助于更好地梳理和展现历代词评中的姜夔词。

(一)南宋元明时期词评中的姜夔词

南宋的词学批评家、词论家在更深层次上阐述了姜夔词的经典性,在传播姜夔词的同时彰显了诸家对姜夔词接受的深度,从而确立了姜夔词在南宋词坛的经典地位。黄昇《中兴以来绝妙好词》在将姜夔词与周邦彦词、吴文英词进行对比后,认为姜夔词自有其高处(1)黄昇《中兴以来绝妙好词》云:“白石道人,中兴诗家名流,词极精妙,不减清真,其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详参黄昇《中兴以来绝妙好词》,四部丛刊本。。稍后的周密赞叹曰:“呜呼!尧章一布衣耳,乃得盛名于天壤间若此,则轩冕钟鼎,真可敝屣矣。”〔8〕再稍后的张炎则更是对姜夔词推崇备至,认为“白石词如《疏影》《暗香》……等曲,不唯清空,又且骚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9〕,“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9〕。

村上哲见从上述论评推断南宋词论家已经发现了姜夔词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及其词风与所谓的婉约、豪放词风的根本区别,认为正是姜夔词的“自立新意”为姜夔在南宋词坛获得了较高声誉。村上哲见还指出在众多的赞扬声中也不乏批评者,如沈义父《乐府指迷》批评姜夔词“姜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10〕,但这并不影响姜夔词在南宋词坛的经典地位。姜夔词还直接影响了王沂孙、吴文英、张炎等南宋词人的创作,如王沂孙词被誉为“琢语峭拔,有白石意度”〔11〕,姜夔词甚至成为衡量词人词作的标准。

村上哲见提出,姜夔词在南宋获得了极大声誉,其词得以广泛传播和接受,确立了其在南宋词坛的地位。及至元明时,词论家对姜夔词的关注降低,散见的批评之语也基本沿袭南宋诸家之论,不见新解,姜夔词处于被冷落的地位。

(二)清代词评中的姜夔词

不同于元明时的默默无闻,姜夔词在清代受到极大的关注。清代词学繁荣发展,郁玉英认为姜夔“在清代词史经典地位的复苏首先得力于清初朱彝尊对姜夔词的充分肯定”〔6〕。村上哲见也注意到了朱彝尊对姜夔词的这一评价,他对姜夔词的研究即从对朱彝尊此评语的分析开始。

被誉为浙西词派开山祖师的朱彝尊为扭转清初柔靡词风,提出应该以南宋词为典范,并且推姜夔词为最高典范:

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12〕《词综·发凡》)

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皆具夔之一体。〔13〕(《曝书亭集·黑蝶斋诗余序》)

村上哲见综合诸家观点后提出,姜夔词元明时备受冷落,至清代则变为浙西词人的效仿对象,厉鹗、王昶等浙西词派代表词人推重姜夔词为“词之南宗”“冠于南宋”。浙西词派衰落以后,常州词派主盟词坛,标举周邦彦为宋词第一人,批评浙西词派的主张,但是姜夔词的地位并未因此降低。

村上哲见为研究姜夔词在清代的地位,对常州词派词论家周济编选的清代重要宋词选本《宋四家词选》进行了细致分析。《宋四家词选》列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等四家,而将姜夔词列为辛弃疾词之附庸,将其与辛弃疾词进行对比,颇多微辞:

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14〕(《介存斋论词杂著》)

村上哲见认为,即便如此,周济也赞赏姜夔词中的《暗香》《疏影》“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可与稼轩伯仲”〔14〕。先尊浙西词派而后转投常州词派的陈廷焯对姜夔词一直持肯定态度,及至晚清,词论家冯煦也仍然赞许“白石为南渡一人,千秋论定,无俟扬榷”〔15〕。村上哲见指出,姜夔词不仅深受清代词论家的关注,还有许多词人争相唱和姜夔词,如晚清词人郑文焯有《和姜全词》。

村上哲见综合以上诸家评点,认为有清一代大多数词论家都对姜夔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不再只是沿袭南宋词论家的观点,而是在研读词作的基础上对姜夔词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阐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姜夔词的词史地位。

三、论姜夔词风与“当行”“别派”

关于宋词的派别之说,近代词学宗师龙沐勋提出:“自苏轼与柳永分道扬镳,而词家遂有‘别派’、‘当行’之目。后来更分为‘婉约’、‘豪放’二派,而认‘婉约’为正宗”〔16〕。村上哲见认为龙沐勋此论过于简单。所谓的词分“婉约”“豪放”二派之说起于明代张綎,村上哲见对这一分法存疑,认为其难以概括宋词风格的多样化和发展全貌,但在宋词发展中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潮流这一点是可以明确的。

“当行”一词较早用于诗歌批评,如严羽《沧浪诗话》云:“须是本色,须是当行”〔17〕;陈师道《后山诗话》评苏轼“以诗为词,如教访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功,要非本色”〔18〕。村上哲见认为,上述评论中的“非本色”并非单纯的贬低之辞,而是说苏轼等人的词作为文学作品来看确实非常优秀,但从词的角度来说却不正宗;且就词与音乐的关系而言,以苏轼为代表的词人词作与所谓当行、本色的词作有明显差距。宋人将通晓音律与否作为品评词人词作的标准之一,沈义父《乐府指迷》有云:“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10〕。虽然不能判断姜夔对音律的通晓程度,但从《白石道人歌曲》中众多的自度曲、自制曲以及曲谱可以推断姜夔必定是一位通晓音律的词人,这与沈义父所评词人是有明显区别的。

南宋词人依其社会地位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官职的官僚文人;其二是无官职、专以文事获取声誉的专业文人。前一种以辛弃疾、刘克庄、陆游等人为代表;后一种以姜夔、吴文英为代表。两类文人群体的区别不仅仅与音乐素养有关,也与龙沐勋所提的词风上存在“当行”与“别派”的不同有着密切关联。村上哲见认为难以用婉约、豪放来区分姜夔与其他词人群体的词风,但肯定宋词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词风,这种现象与词人所属阶层也有很大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官僚文人自北宋以来就一直存在,如苏轼、黄庭坚、晏殊等即为北宋著名的官僚文人;而像姜夔这样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专业文人在北宋之前几乎难以找到,可以说专业词人是在南宋时才开始登上词坛的。从词史发展来看,姜夔正是专业文人阶层最早的杰出代表,吴文英、周密等人继之,明清时期亦不乏这一阶层的词人群。

村上哲见认为,即便是从婉约、豪放说的角度来看,姜夔词也可谓“自立新意”,在婉约和豪放两个强大的词学审美传统之间别立一派,正如夏承焘所言:“白石在婉约和豪放两派之间另树清刚一帜,以江西诗的瘦硬之笔救周邦彦一派的软媚,又以晚唐的绵邈风神救苏辛派粗犷流弊”〔19〕。姜夔在继承和改造前人词风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新的范式,别树清空骚雅之美,这也是张炎对姜夔《暗香》《疏影》《扬州慢》等词的赞美之语。

四、论姜夔词与周邦彦、吴文英之关系

词论家评说宋词时常将苏轼、辛弃疾并称为“苏辛”,这并无问题,但如果将二人称作豪放派代表词人则有不妥。学界对婉约、豪放之说的讨论一直没有定论,吴世昌主张北宋并不存在包括苏轼在内的所谓豪放派,村上哲见对此表示赞同,同时也指出苏辛词有一脉相承之处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如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所言:“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20〕,表明辛弃疾并非有意学苏东坡,也从侧面说明苏辛词之间有相通之处。

村上哲见指出,与“苏辛”相对应的是贯穿两宋的另一个系列,即北宋末的周邦彦及承其后的姜夔、吴文英等人。将“苏辛”与周邦彦、姜夔、吴文英两个系列对应起来考察似乎已经成为词学界的共识,龙沐勋《中国韵文史》、薛励若《宋词通论》、刘扬忠《宋词研究之路》等关于南宋词的研究大多是以上述两个系列为中心来论述,沈松勤则明确提出“周姜体派”。姜夔、吴文英作为周邦彦的后继者这一点并无疑问,但是两人对周邦彦的继承方式是不一样的。考察历代周邦彦词评不难发现,“浑厚”一词已经成为对周邦彦词的总括性评价,也是对周邦彦词特色的高度概括之语。周邦彦词的“浑”指的是其词主旨晦暗不明,使读者难以窥见其意。周邦彦与辛弃疾不仅词风迥异,表现手法也各异其趣,与周邦彦词的“浑”不同,辛弃疾词重写实,与苏轼如实描写日常真实体验的手法一脉相通。村上哲见通过分析三人的具体词作,认为苏轼词与辛弃疾词最主要的相通之处,“首先就在于这种描写现实的率直表现”〔2〕,这恰与周邦彦词力求“浑厚”形成两个极端。

村上哲见还考察了周邦彦词与姜夔、吴文英词的关系。首先考察的是周邦彦词与吴文英词的近似性。村上哲见认为,沈义父关于“梦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10〕的评价对于认识周词与吴词的关系至关重要,相似的评论还见于张炎《词源》中的“质实则凝涩晦昧”〔9〕,陈廷焯对周邦彦词亦有“令人不能邃窥其旨”〔21〕的议论,可见诸家对周词和吴词有着共通性认识,即便用点评周邦彦词的评语如“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21〕等直接评点吴文英词也无不协调之感。

村上哲见认为,与南宋词人热衷于模仿唱和周邦彦词不同,吴文英虽以周邦彦词为典范,但不是简单模仿,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沿着周词力求“浑厚”的倾向前进了一步,结果被后世词家评为“凝涩晦昧”“人不可晓”。而这些评论并不见于周词。可以说在词意晦涩难辨这个方向上再未出现超越吴文英的词人,换言之,吴文英词显示了词这一文学样式在“不说破”这一倾向上的极限。

在确认了吴文英与周邦彦词的相似性后,村上哲见将目光转向姜夔。村上哲见提出,姜夔和吴文英二人虽然都效仿周邦彦,二人的词作也确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不存在像周邦彦与吴文英词之间那样近乎等质的关系。换句话说,若将历代周邦彦词评套用到吴文英词中似乎无不和谐之感,但在评姜夔词时则基本不适用。如作为姜夔代表作的《暗香》将词人的复杂情感熔铸于梅花之中,淡淡叙述了因梅花而触发的种种情绪,融情于景,就难以用“令人不能邃窥其旨”等评周邦彦词的评语来评说。此外,姜夔的咏物词也与沈义父《乐府指迷》中所主张的“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10〕不同。以姜夔《暗香》为例,上阕即有“梅边吹笛”之语,咏物词说破题字,因此受到沈义父批评。村上哲见认为“咏物词是否直接说破题字,不应是决定该词优劣的标准”〔2〕。南宋词因一味追求表现精致而陷入矫揉造作的陷阱,姜夔咏物词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扭转这一风气,所以在继承周邦彦词的基础上转换方向,另立新意。国内亦有学者论及姜夔对周邦彦词的继承与突破,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或是关注咏物词〔22〕,或是恋情词,缺乏宏观阐述。

最后,村上哲见还对张炎《词源》无视辛弃疾而立论的做法进行了批评纠正,但对其将姜夔词与吴文英词进行对比考察的做法,他认为值得充分参考。后世学者为确认姜夔词在南宋词中的地位,会将辛弃疾与姜夔、吴文英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考察,如夏承焘提出:“白石在和苏辛、周吴两派之外,的确自成一个派系”〔19〕。但村上哲见认为夏承焘将苏辛、周吴并列,似乎难以反映从北宋到南宋词风的变迁以及各词人间的影响关系等。作为对夏承焘观点的补充,他提出:“关于南宋中期的词,可以认定辛、姜、吴所谓‘鼎足而三’的关系,并恰当定位作为其源头的苏、柳、周等人”〔2〕。

五、考察姜夔词在历代词选中的情况

村上哲见认定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在词史上居于三足鼎立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辛弃疾词和吴文英词的对立是可以从各自词作中看出来的,但是如何客观定位处于二者之间的姜夔词却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为此,村上哲见对南宋以来重要的词选进行了分析考察,兹补充归纳如表1。

表1 南宋以来收录姜夔词、辛弃疾词、吴文英词的重要词选

村上哲见提出,同时代词选中,《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和《绝妙好词》对于辛弃疾词和吴文英词作了截然不同的处理,而都给予了姜夔仅次于第一的地位。上述词选中姜夔词的收录情况反映出在南宋文人的认识中,姜夔词既不同于辛弃疾词,也不同于吴文英词,具有其独特的词史地位。

村上哲见认为,南宋以来诸词选中,清代词论家周济编选的《宋四家词选》最为独特,列出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又收录四十六家词人,分属于四家之下。《宋四家词选》所选词风格各异、各派兼有,但绝不是像戈载那样专选以周邦彦等七人为代表的专业词人之作,作者看似极为混杂,实则是周济基于自己的词论作出的选择,从所收录词人词作数量可以看出周济对不同词人的态度。如将柳永归于周邦彦系列,收录柳永词10首,这在将柳永词视为鄙俗之流的清代词学界来说是极具独创性的。他之所以将柳永归于周邦彦系列,是因为发现了柳永词与周邦彦词之间存在的联系,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亦是真知灼见。

村上哲见认为,与朱彝尊推举姜夔词为词的最高典范相比,周济并没有在《宋四家词选》中给予姜夔宋词代表性作家的地位,而是将其归于辛弃疾系列之下,收录其词11首;在周济所著《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对姜夔词也颇多微辞,当然这可能是出于对抗朱彝尊等浙西词派词人过于推尊姜夔的考虑而矫枉过正,因为同为常州词派代表人物的张惠言在编《词选》时是将姜夔词置于一流词家行列的。不得不说,与其他宋词选本相比,周济《宋四家词选》对姜夔词的看法和评价是独特的,而其坚持以“姜夔词从属于辛弃疾词系列”的做法更是与龙沐勋《中国韵文史》、薛励若《宋词通论》等概括性著述中将“辛弃疾系列与姜夔、吴文英系列对立”的主流做法格格不入,也因此不为后人所接受。吴宏一《常州派词学研究》一书论及周济的上述观点时,援引缪钺把姜夔词与江西诗派诗法联系起来的看法,阐述姜夔词与辛弃疾的共同之处。村上哲见对吴宏一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其并未抓住缪钺《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一文的主旨,即通过将辛弃疾词与姜夔词直接对比凸显二人词作的迥异风格。

总之,村上哲见认为周济《宋四家词选》中将姜夔词置于辛弃疾附庸地位的做法是牵强的,有随意处置之嫌,止于一家之言,但也从侧面说明姜夔对辛弃疾词的继承与发扬。而以姜夔、吴文英系列与辛弃疾系列相对的做法也存在诸多问题,持辛弃疾、姜夔、吴文英三足鼎立的观点似乎比较妥当。

综上可见,不同于国内学者偏向于考察姜夔词的题材内容、爱情词及咏物词的特色、对晚唐诗歌与江西诗派诗法的接受、对词乐的探索等做法,村上哲见在考察姜夔词时,擅长从历代词评中挖掘信息,始终秉持诗词贯通的学术理念,将姜夔词置于宋词发展乃至词这一韵文样式的发展中加以考察,并且极其重视对比研究,试图在历代姜夔词评或同时代姜夔词评的对比研究中突出姜夔词的特色,最终在综合考察各家观点后提出自己的创见,对姜夔词在南宋词中的地位进行了确认。村上哲见对姜夔词史地位的体认过程严谨精彩,为中国词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一定的方法论借鉴,有助于中国学者突破研究思维的局限,在中日两国词学研究相辅相成、不断交流互鉴、延伸补充中拓宽姜夔词研究以及词学研究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