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红 李贝贝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430072）（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封，475001）

战时状态下，大量“文盲”与“政治盲”的存在，无疑有碍民族觉悟唤醒与革命斗争动员，也与中国共产党视人民为国家主人的政党理念相背离。由于成年民众担当了斗争的主体，是斗争力量的源泉，在党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中，根据地解放区成人教育的重要性一直高于儿童教育[1]。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开展的扫盲教育运动中，创建了大量的冬学、夜校、识字班等教育形式。冬学原是中国北方农村儿童利用冬闲读书识字的传统教育形式，经中国共产党改造后，教育对象转向不脱产的文盲、半文盲式成青年[2]。冬学开办在冬季农民多赋闲在家的农业生产休整阶段，因为适应农村生产生活规律，而被陕甘宁边区政府确立为固定学制并大力推广。毛泽东曾作出“每村要有一个冬学”[3]的重要指示，并从1936年的陕甘宁逐渐推及所有根据地解放区，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60 年代中后期。

此前学界多依据党的政策文件与有关档案材料，对冬学实践层面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4]，但关于冬学教育的主要知识载体—冬学课本的论述并不充分。从新文化史视角来看，冬学课本的文本内容经过特定选择，它不仅是知识与技能的载体，同时也是关于意义与价值观的系统。生命体验丰富、生活惯习深厚的成年民众对课本接受与否，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冬学教育本身的成败，所以课本也是考察冬学扫盲教育的有效切口。本文以前行研究为起点，聚焦于战时的冬学课本，考述它在不同时空维度下的沿用与流变概貌，进而从书籍史的角度探讨：在文本书写中，如何让“文字”与“时政”真正走进民众？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编印策略，减少民众“致识”的阻力？在文本之外，通过对照早期扫盲运动，反观战时阶段的中共是如何有效领导农村扫盲，由此呈现党教育民众、改造乡村社会的内在逻辑。

1 时空统合与流变：冬学课本的刊印概况

据笔者统计，中国共产党于1937—1949年间在根据地解放区共出版冬学课本163种[5]。冬学课本主要包括文化课本与时政课本两类，前者内容涵盖识字、算术、生产、卫生、科学、应用文等日常知识；后者集中于政策法令、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防奸锄奸、拥军爱党拥政等时事政治。由于战时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下的行政区划具有强烈的区块分割特征，冬学课本的内容分配一般根据当地政治形势而定，不强作统一。总体而言，处于初创时期、军事斗争残酷地区多强调时政教育；处于巩固与发展期、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地区多强调文化教育。例如，陕甘宁边区相较于其他边区直接军事冲突较少，冬学课本以文化知识与生产技术输出为主，中间甚至还试行过新文字冬学[6]，编印新文字课本。而在战事复杂、敌伪残酷扫荡地区，配合战争动员的民众教育必须在短时期见到成效，单纯的文化教育缓不济急，这里的冬学一般以政治教育为主，辅之以文化教育，有的根据地甚至提出“明理第一，识字第二”的冬学口号[7]。从表1 可知，处于敌后的晋察冀、晋绥、山东地区时政课本的比例比陕甘宁边区高出不少。

表1 根据地解放区冬学课本时空分布表（1937—1949）

文化课本的文本内容较为固定，以输出日常实用知识为主，使用时间长，流通范围广。以董纯才编著的《绘图庄稼杂字》为例，它最初由延安新华书店1944 年10 月出版，此后相继被西北抗敌书店（1944）、群众书店（1945）、韬奋书店（1946）、潞城县教育科（1946）、冀鲁豫书店（1947）、太行群众书店（1948）、大众书店、新洛阳报等多家出版机构翻印。该书刊印的时空路线图，映射了根据地解放区在出版资源上的共享机制。通过比较和对照，我们还发现根据地解放区文化课本在文体形式和体例编排上，主要由最初的几种经典课本奠定，后出者多结合当地情况作局部增删与调整。辛安亭、董纯才等教育学领域的专家编写的《识字课本》《边区民众读本》《绘图庄稼杂字》，是当时流通度最广的文化课本，后来山东地区的《绘图庄户杂字》、冀东的《绘图新农民杂字》等，均是以这些课本为参照编写而成。这种内容稍作调整生成新的课本现象，反映各区域之间因地制宜、灵活因应的特点。

时政课本不仅编作者多元，涉及各地的宣传部、教育厅、文教科；在地域区分上也往往因地而异，甚至各区各县的课本都可能不相同。例如晋察冀、晋冀鲁豫与晋绥边区三地1945 年的时政课本，虽然都立足于战争，但各自分别提出“制止内战，国共和谈”“发展生产”与“反对蒋阎合流，拥护七大决议”等主张，具有各自的针对性[8]。时政课本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时效性，课本主题随政治形势的转换而不断变化。以晋冀鲁豫边区的时政课本为例，1943 年的主题为拥军、抗日、国民党特务罪状[9]；1944 年强调减租生产、练兵反攻、民主选举[10]；1946 年新增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主题[11]；1948 年则是土地改革与支前[12]。时政课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策指令的实时性传达，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意味。

受限于客观物质条件，根据地解放区的冬学课本多石印而少铅印，同时还存在大量的油印本、木刻翻印本，有些地区甚至还有手抄本与复写本[13]。概因石印对技术设备要求低—一块石板即可印刷，战时环境下方便携带的石板还可随时掩埋。石印在呈现图像、字体、行款等辅助教学方面亦有其优势。在现今留存的辛安亭编写的《识字课本》多个版本中，陕甘宁边区的新华书店版与韬奋书店版为铅印，晋冀鲁豫边区的太岳新华书店版底本为手抄本。因地制宜的多种印刷方式并举，突破传播上的空间阻隔，使得课本得以深入到偏远的乡村腹地，为各地的冬学教育服务。

2 冬学课本的编纂宗旨与内容书写

通过开展土地改革、建立生产合作社与群众组织网络，根据地解放区的基层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身体、时间、空间上对民众的日常进行了系统重塑，各种现代性因素渗入传统乡土社会。变工队要记账，交公粮要写收据，入合作社要领股票，组织生产要制订计划，出门进城要开路条等，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文字嵌入到乡村日常的各个环节，成为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当旧有的生存条件在新的政权形式下发生调整、民众原有的知识储备不能有效应付现实需要时，接受识字教育的内外动力因素也就水到渠成。

2.1 扫除“文盲”：立足日常生活

编纂者认识到冬学课本与民众日常生活发生关联的重要性。如何来做？起手一步，就是让民众学习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字。先从学写个人名与本地名开始。姓名是个体作为社群组织成员的一个重要识别符号，对任何个体而言，向来都是意义重大。在传统社会语境中，民众多以“小名”或“贱名”相称，无大写姓名的书写场景。新社会语境下，种种收据与借条，唤起了大名的使用需要。辛安亭编的《绘图日用杂字》开篇即为：“上学识字，先认姓名，认会自己，再认别人。”[14]《识字课本》第一课“姓名”：“人有姓，也有名；我有我的姓，也有我的名。”[15]乡土社会安土重迁，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与空间，民众总是怀有特殊的情感，因而地名的识写，同样重要。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编的《冬学识字课本》第三至六课分别为：“我家住（）村；我的家在（）县（）区；我们这里是晋绥边区；晋绥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16]这里，课本编者设计了一种开放型文本，预留括号里的内容让学员自己填写，由他们熟悉的本村本县，逐渐扩展到“根据地”这一抽象概念，在识字的同时，对由中共界定的行政区划进行确认与承认。

衣、食、住、行、用，构成民众现实生活的基本内容。但具体内容如何，对辛安亭等非本土出身的课本编者来说，未必真的十分清楚，所以他编《绘图日用杂字》，“先做调查，如访问农村，了解农民生活及群众的要求，收集农村流行的各种杂字书与应用文；然后再根据党的路线、政策对收集的材料加以研究和整理，决定如何取、舍、增、改；再后就写出初稿，请人提意见，最后斟酌修改完成。”[17]该书共9 课，收字1312 个，课文结构围绕民众日常逐渐铺开：“个人、家庭和社会；食；衣；住；用；卫生；文化；政治；自然。”[18]关注日常，切于生活，是冬学文化课本设定的基本目标宗旨。

文字是知识的工具载体，如果编写在课本中的新知识，学了就能用，用了就受益，它必然激发人产生掌握工具的动力。以人们关心的健康问题为例，疾病的困扰，尤其是农村妇女产后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长期居高不下，对广大乡村民众构成了极大的生存威胁。冬学课本里穿插的大量妇婴保健、疾病预防与治疗、生理卫生、食物与营养等健康卫生常识，是对这一长期困扰的有效回应。《绘图新庄农杂字》给出了示范卫生家庭的6 条具体建议：“一、不喝生水；二、不吃不干净的食物；三、手脸每天洗，衣服常洗常晒；四、消灭苍蝇老鼠臭虫虱蚤；五、打预防针；六、有病请医，不找跳神的。”[19]其中第六条针对的是农村里普遍流行的生病找巫医的现象，在冬学课本里，这种现象被标识为迷信。《冬学识字课本（第二册）》第15 课“破除迷信歌”、《妇女冬学教材》第5 课“坚决破除迷信”、《冬学文化课本》第35 课“抬神楼”，都是试图转变由于环境闭塞和教育缺失导致的愚昧认知。

2.2 扫除“政治盲”：关联生产与土地财产

强化民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斗争意志，以期达到战争动员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冬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冬学在开展之初就被视为“普及教育、消灭文盲”与“政治动员、军事动员”的重要方式[20]，由此决定了冬学课本的书写宗旨，必然要兼顾扫除文字之盲与政治之盲的双重指向。然而，抽象的政治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显得过于宏阔辽远，如果他们觉得与己无关，如何可以通过这样的内容引导他们产生识字的积极性呢？劳动英雄张应忠对于参加冬学扫盲的体会是：“老百姓现在思想是减租、清理旧债、闹生产，你叫他们识字，他们的心就不在这里。”[21]但如果让他们认识到掌握时事直接关乎他们的切身现实利益，尤其是关联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与土地财产时，情形就会大不一样。“任何时事教育如不联系生产问题，则群众必不能感觉到其与自己切身利害有关而自觉的去学习去领会，因此时事教育又必须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22]基于这样的认知，冬学课本的时事教育内容从三个层面展开。

一是关于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面的知识。毛泽东曾专门指示“应编制包含边区实际农业常识的冬学课本，以达改良农业增加农产的目的。”[23]课本中关于选种浸种经验、修整土地、杀虫施肥、改良农具、兴修水利、棉花打卡法等生产技术的介绍，“靠水打鱼，靠山打猎”式副业模式的推广，均是以增加作物产量和提高经济效益来引导民众学习的。而课本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领导咱们打敌人，号召咱们‘组织起来’，变工互助，扩大生产，减租减息，办合作社，帮助咱们翻了身”[24]，则是强调加入党领导的群众性生产组织带来的实际价值。

二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土地政策。土地改革过程中的划阶级、定成分、平分土地、复查等工作，都有明确的政策上的依据。这其中的每一项，对个人来说，都是直接关乎其现实生产与社会身份的大事。“谁领导划成份，刀把子就掌握在谁手里”[25]。若不想命运任由他人摆布，就必须花时间去了解具体相关政策规定，以便及时为自己争取切实利益。冀南行署教育处编的《政治教材（上册）》第3 课“澈底实现耕者有其田”[26]，东北政委会教育委员会编的《冬学政治课本》专辟一章分四课讲解土改：“划阶级订成份；澈底平分土地；澈底打垮地主阶级；抱紧团体澈底翻身。”[27]

三是关于土地财产的持有及巩固。民众持有的土地财产是中共通过强力再分配的手段从地富手中无偿拿到的，中共一旦失败，民众已经到手的土地将化为乌有，这就将鼓励参军的逻辑起点转化为农民保护自身的实际利益。冬学课本给农民划定了一个界限分明的“敌”“友”谱系，将农村的地主与战场上的日帝及国民党编织成一体，他们站在贫苦农民阶级的对立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国土，他要亡我们的国，他要侵占我们的财产，还要我们四万万多人做他的奴隶”[28]。“国民党中央军为谁争天下呢？当然是为地主、大资本家那伙富人争天下。”[29]“打不倒蒋介石，翻不好身。自个江山自个保，参军打仗是老百姓自个的事，是保田保家，保卫翻身过好日子。”[30]在此逻辑下，冬学课本中关于帮助军队生产、抬担架、做军鞋、送信、带路、慰劳军属等行为，被赋予了充分的合理性和深刻的道德意涵。

3 基于受众接受能力和现实需要的课本编印策略

冬学课本要想完成扫除“文盲”与“政治盲”的任务，就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将印刷在课本里的知识，不仅要在内容上尽力让民众想了解，还要在编写方式上尽力让民众易接受。如果学习文字和相关知识，既费力又无趣，很容易让人知难而退和半途而废。

3.1 文体与语言：韵文与方言的兼用

冬学课本面向的是生活经验丰富的成人受众，那种儿童课本中的儿童化表述，显然不适合成人范围。陕甘宁边区1939 年的冬学课本《新千字文》第一、二课：“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四五六，四五六七。七八九十，十九八七。”“一石十斗，一斗十升，一升十合，千合一石”[31]，因生硬效仿儿童课本的重复表达而受到使用者的排斥与批评。为了让民众在较短的农闲时间里能够识写更多的字，辛安亭依照过去旧杂字的编法，将许多日用字排列在一起，同类相聚，便于翻查。这是一种寓字典于课本或把课本字典化的办法。为了使这个办法切实可行，他还配合运用了他自己形象称之为“牛羊反刍”的编辑方法[32]：民众上冬学时先以“念口歌”的方式背诵课本，归家可以自学—若有不识的字，通过熟溜的口歌念出来，即可识得。

适宜于口歌的文体形式有韵文、谚语、故事、歌曲等，其中韵文的使用最普遍。一般三字、四字或五字一句，并押句尾的脚韵，声音调谐，便于记诵。辛安亭《边区民众课本》中内含的《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新五言杂字》，董纯才的《绘图新庄农杂字》均为韵文编写。韵文体属于旧形式，辛安亭还为此遭到延安革新人士的批评，被认为是开倒车，《解放日报》一度就此展开相关讨论[33]。辛安亭向曾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周扬呈信，申述他这样做的理由：“群众上冬学的目的是要多识字，利用旧形式能多识字，旧形式就可利用。”[34]这种朴素的工具性取向，有效地减少了民众“致识”的阻力。

不同于文化课本注重识字认字，时政课本的侧重点是让民众及时了解与知晓时政。如果民众不认字，它还可以由教员以口述的方式，讲给民众听，苏中就有“听冬学”的提法[35]。在这种讲听模式下，时政课本以白话文编写，便于教员口头表达；多使用地方方言，便于学员一听就懂。像“雇农”“贫农”这类土改专业词汇，民众初听起来很可能是一头雾水。时政课本中就见到用当地俚语作的解释：“扛活的、卖工夫的、打闲的、吃劳金的、里搒青，自己没土地、没房子、没牲口、没农具，这些人叫做雇农……外搒青、租地种的，家里靠种地还不够生活，还做点零工。家里生活贫苦，有的也有点儿地，有少数农具，或有一匹瘦马的，这种人叫做贫农。”[36]由于各地土改的阶级划分标准不统一，划分方法与程序也相当复杂[37]，课本借用诸如“里搒青”“外搒青”等民众熟悉的庄户话，有助于抽象概念具象化。承平时期推行标准语，是因为方言不利于广泛交流，但在战时环境下，为了让民众迅速内化党的主张与政策，方言也就成了合理的工具。

3.2 版式与编排：区分视听取向与精简结构

文化课本与时政课本有不同的功能预设。供民众识读的文化课本，讲究编排上的视觉性，以增进教学效果和提升学习兴趣。1941年晋西北行政公署教育处编的《冬学识字课本》、1944 年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编的《冬学识字课本》以及1947 年冀鲁豫书店出版的吴青云编的《妇女识字课本》，在编排的页面上，分横向两栏，上图下文，文字均竖排，多楷体印刷，字号较大，字距行距较宽，一个页面1—2 课。1945 年太岳新华书店和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辛安亭编的《识字课本》、1945 年韬奋书店出版的董纯才编的《绘图庄稼杂字》中，都穿插了木刻图像。图像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回应正文，如《家庭会议图》《劳军图》等，具象化再现正文中的实物或场景，形成图文互涉；二是延伸正文，如《棉花打卡图》《果树接枝图》等，借助图像对文中未尽之意进行补充说明。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多数文化冬学课本的插图谈不上精致，有些翻印本的图像线条甚至严重变形，以至于出现“读了《日用杂字》的学生，都说毛主席有大胡子”的误解[38]。然而，图像作为一种既能辅助教学又能增强学习趣味的视觉表达方式，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价值。

与同时期国统区教科书或同位于根据地解放区的小学教材相比，冬学文化课本的体例结构有明显的精简趋向。多数文化课本只有“教学说明—正文”，省略了一般学生课本中的“练习”部分，甚至连目录都没有，更遑论版权页等书目信息了。辛安亭、董纯才等编写者都堪称教育方面的专家，对何谓完整的教材编写体例，自然是熟知的，之所以如此简化，是因为考虑到农民终日劳作，学习时间无多，“练习”之类可能无从谈起。教材简则简矣，《教学说明》则必不可少，以之阐述教学目标、课程结构及进度安排，并配有详明的课堂教学法[39]。战争环境下的农村，受过正规系统训练的教员少之又少，不少教员是临时任职，《教学说明》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指引。

与以学员为中心的文化识字课本不同，时政课本某种程度上的听讲模式，决定了它的编写是从教员的需要出发来设计体例的。1945 年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编的《冬学公民课本（讲授用书）》，其体例为“本课目的—实际事例—讨论题目—结论大意”，1946 年的新编本更将其结构简化为“讨论题目—结论大意”。课本只给定一个问题的讨论框架和最后结论，中间讨论的过程，则在教员的引导下，由民众自由发挥，不偏离主题即可，颇具某种议程设置功能，正如《教学说明》提示的那样：“讲这本书，不能跟识字课本一样，光学个字，要紧的是明白里边的事情和道理，叫听讲的多讨论和想想自己亲身经验过的，到底谁好谁坏。”[40]从课本的排版上看，时政课本的字数一般较文化课本要多，字号更小，排版绵密，且不讲究文字难易程度，这也表明该课本是为教员编写的。

4 结语：从文本之外反观根据地解放区的扫盲教育

编印面向一般民众的扫盲教材，根据地解放区并非首创。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底层农村对于中国命运的根本意义逐渐受到重视，“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作为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路径，逐渐受到知识与政治精英的关注，民间知识团体、南京国民政府等都先后在农村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与强迫成人识字运动[41]。以晏阳初为代表的投身乡村建设者，虽秉持“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的理念，为农民编课本、办报刊[42]，注重扫文字之盲的同时兼顾扫常识之盲，但诸多努力皆是以承认现有社会结构为前提。在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扫盲运动与乡村建设中，就文盲个体来说，接受扫盲的动力和持续性是很难落实的，即使有个别穷人通过学习脱离自身阶层，最后也只是变成新的食利者，本质上依然复制和巩固这个不平等结构[43]。

费孝通沿用社会功能主义学派的“需要”论，指出乡土社会是面对面亲密接触社群，民众可以依据“行话”、足声、声气甚至气味来交流，实在无须借助文字来传情达意[44]。对此梁漱溟、晏阳初等不是没有感知：“以中国简陋的小作农业，农民实无文字符号之需要。”[45]“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46]中国共产党通过大刀阔斧的土地改革与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彻底改造了根据地解放区的基层社会结构，同时也根本性地重塑了费孝通笔下那个缺乏使用“文字”环境的乡土社会。以此为外部环境，将识字与时政真正嵌入到日常与生产环节中，引发民众对文字与时政的“需要”感，进而促使民众自发地参与扫盲教育。

从党史的角度来说，扫盲教育的开展及其扫盲课本的编印，是党进行政治和战争动员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这一点高度区别于其他主体编写的扫盲课本。如果说土地改革是党在经济层面的利益动员，开办冬学、编印课本则可视为文化层面的认同动员。扫盲的过程是一种知识传递的过程，党的各种思想、观念甚至情感[47]通过教育源源不断地输出，为党的政策与主张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以及对政权合法性的确认。不同于识字班、夜校等游击性质的教育形式，冬学学制相对固定，又编印课本，给人一种正规正统的印象，其动员效果更加可观。党所组织开展的扫盲工作，统合了民心，促成了行动，潜在地将过去那些被排除在政治和历史之外的底层民众重新纳入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据地解放区扫盲活动的大力开展，虽对中共最后的成败不构成决定性影响，但在最后胜负的天平上，仍是一枚不轻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