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梅，李荣杰，晏旭昇，武非非，高泽兵*，谭永忠

1.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2.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压力，严重威胁着生态安全和人类福祉。国内通行生态红线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以解决或缓解生态问题，用生态红线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杨姗姗等，2016）、提出管控（陈利顶等，2016）或优化布局（杨天荣等，2017；李永格等，2019），将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敏感性叠加（丁振民等，2019）来划分自然生态空间（熊善高等，2018；黄心怡等，2020）和识别生态保护优先区（苏冲等，2019；方莹等，2020），结合景观生态学理论和电力理论构建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区域（王秀明等，2022）或对重要生态区进行管控（王浩等，2021），并逐渐考虑人类活动对生态安全功能区的影响，使生态安全屏障区远离城市核心发展区（Jin et al.，2021）。然而中国生态红线区和国家自然保护区大多位于贫困地区，保护规划往往因面临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扶贫等多重挑战而受挫（Jin et al.，2020）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Johnson et al.，2017）方面考虑发展不够（Jones et al.，2018），成效有限。因此，迫切需要通过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景永才等，2018；张豆等，2019）和权衡（税伟等，2019）来优化生态安全格局，将地方发展与经济利益相结合来构建生态空间平衡发展机制以避免公共悲剧。

基于土地利用（曹玉红等，2019）和景观格局（张学斌等，2014；刘焱序等，2015；董玉红等，2017）评价生态风险（Cirone et al.，2000）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只关注生态实体的保护将难以构建持有效的决策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