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 静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后真相”中的真实与虚构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在2016年底成为《牛津词典》所评选的年度热词之一，该词汇起初被用于哲学圈层和国家政治领域，随后逐渐渗透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后真相”并非是指真相或真理的对立面，但又不等同于惯常所说的真相与真理。赫克托·麦克唐纳在《后真相时代》中提出了“竞争性真相”的概念以解释“后真相”的内涵意指，并引入了理查德·伯顿的名言：“真相是散落成无数碎片的镜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小片是完整的真相。”[1]由此，竞争性真相既包含着部分真相，但却不代表全部的真相，甚至是被片面真相所导向的虚构。

档案与真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将档案看作叙事的重要媒介和文本来源，那么档案叙事就被赋予了极大的力量，档案也因其原始记录性而赋予了档案叙事更强的真实性。但尽管如此，档案叙事并非昭示着唯一的真相，它可能仅是真相之一种或一个侧面，这就类似于麦克唐纳所言“竞争性真相”。在这其中，档案以其真实性（“档案真实”）为后真相时代添加了众多“竞争性真相”中最为可靠、可信的历史记录；但另一方面，档案记录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会出现与真相之间的偏差（“档案虚构”），这体现在档案所载内容中由于情感或利益而“超越”真相的叙述表达。

由此，在“后真相”语境下，除了惯常所关注的“档案真实”外，“档案虚构”同样也不容忽视。而档案与认同天然相连，档案是呈现身份认同的信息媒介，是建构身份认同的记忆凭证，档案承载着“我是谁”的身份信息，也蕴含着“我可以/将会成为谁”的认同基因。但基于“档案真实”与“档案虚构”建构的身份认同，二者的逻辑理路却有所不同，兼具真实与虚构的二重性。正如周宪在《认同建构的宽容原则和差异逻辑》一文中所言，认同是一个集虚构性和真实性二合一的概念：认同具有真实性，是因为“认同本身是一个存在的心理事实，关系到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现实存在及其延续”；但认同又具有虚构性，并非说认同“纯然是一个幻想，而是说认同是一种心理建构或叙事”[2]。既然档案是建构身份认同的媒介，那么基于“档案真实”与“档案虚构”的身份认同建构则蕴含着一定的差异逻辑。目前学界对档案建构身份认同的机制与机理的研究多从“档案—记忆—认同”三者的关系入手[3]，而鲜少辩证地分析真实与虚构之下档案建构身份认同的差异逻辑。本文对这一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丰富档案与身份认同研究的理论内涵，更能为实践活动中档案建构身份认同的逻辑理路提供些许启迪。

2“档案真实”参与身份认同建构的逻辑理路

2.1“档案真实”阐释

“档案真实”一直是档案工作者引以为傲的职业逻辑起点，他们所保存和守护的档案具有其他任何文献所不具备的特质，这种特质的最显著表征即是“原始记录性”，亦可理解为“档案的真实性”。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档案职业的渗透，导致档案学诸多理论受到挑战，但“档案的真实性”却一直是档案界根深蒂固的专业信条。

对于“档案真实”，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是档案表面历史遗迹的真实，即历史的真迹；二是档案内含历史内容的真实，即历史的真实[4]。对于其一，档案表面历史遗迹之真是不可置疑的，只要档案形成起，它就带有历史的痕迹，如书写方式、书写载体、所用措辞和适用语境等，即使伪造的档案也带有伪造者所处时代的历史痕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档案表面负载的历史遗迹永远都是真实的，都是时代的烙印，有时很多史家还会以档案的历史痕迹之真来判断档案的历史内容之假。而对于其二的档案内容之真，一般而言，档案是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自然发展而自然形成的产物，加之档案以全宗为基本单位进行保存，即表明档案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增加了档案作为历史真实记录的效力。换言之，每一份档案是历史的部分记载和片段，如果要通过档案了解小至某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大至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则需要全宗内诸多档案甚至不同全宗档案的集合，诚如利奥波德·冯·兰克所言，档案中丰富的信息可以相互弥补彼此的不足，共同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事实序列[5]。档案能够作为揭秘真相的重要元素，也从侧面说明了档案的真实。

2.2 制度导向：“档案真实”下的身份建构与认同延续

基于“档案真实”所建构的身份认同一般是制度导向下的结果。真实的档案就如同拉康的“镜像”一般，将档案所载主体自身的形象、特质等身份信息跃然纸上，档案的自然形成规律也使得其中蕴含的身份信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这种身份的呈现更多的是无意识的，身份感蕴含的认同感也随着制度化的规引而逐渐延续下去。换言之，“档案真实”下的身份认同更类似于曼纽尔·卡斯特所言的“合法性认同”，即“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6]。这种制度导向下的身份呈现和认同延续更加中规中矩，“关系到（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本身而不是其他某人或某物”[7]。这些起到规引性作用的制度可以是档案管理制度（一套严谨的专业系统），也可以是档案权力规制（权力体系蕴含的社会规制和规则）。

档案管理制度是“档案真实”下身份呈现与认同延续的有力保障。从档案的收、管、存、用的流程延展开，制度化的档案管理流程是保证“档案真实”下身份呈现与认同延续的重要基础。没有档案的收、管、存、用，就难以保证系统完整的档案留存和后期的深度开发与利用，档案中的身份信息自然就被隐匿甚至自然消失了，更遑论通过档案进行认同的延续了。以慰安妇档案[8]为例，“慰安妇”（性奴隶）不仅是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一个符码，更是一串鲜活的女性命运的写照。目前，中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保存的关于“慰安妇”的档案，清晰地呈现了日军当年强征“慰安妇”、开设“慰安所”的历史事实。通过这些档案，更多鲜活的女性身影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们的“慰安妇”身份得以展示于众。尽管往事不堪回首，但“慰安妇”身份并非她们的耻辱，而是伴随她们一生的自我认同的延续，她们人到暮年还在这一身份笼罩之下等待一句道歉；也是全人类对和平与人权理念认同的延续，正是这批档案提醒我们要珍爱和平、摒弃任何形式的暴力。同时，这批档案也提醒我们，“慰安妇”身份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掷地有声的名字不该被抹去或仅仅被一个符码所替代。档案馆收集、管理、存储、保护和提供利用这批“慰安妇”档案不是想再一次揭开这些可怜女性的伤疤，揭示伴随其一生的“慰安妇”身份，而是意欲通过这批档案中被侮辱摧残的女性揭开历史的伤疤、揭开那段二战期间的特殊历史记忆，从而延续全世界对人权保护与世界和平理念的认同之旅，让诸如此类挑战人类底线的罪行被人类历史永久铭记。

档案权力规制是“档案真实”下身份呈现与认同延续的无形推手。档案中呈现哪些人的何种身份信息？通过这些身份信息的记录世代延续下去的是何种认同？这都与背后的权力息息相关。尤其是在传统的官方档案收藏体系中，无名小辈和小人物很难进入馆藏范围内，即使个别档案全宗收录有底层或普通人群的记录，那也是时代发展的个别注脚。由此，档案中蕴含的身份信息、延续的认同观，有时也是权力规制下的产物。此处以徐谓礼文书档案和女书档案正反二例予以说明。

2011年初，徐谓礼文书在地下存放750年之后重见天日。这批文书档案共分为“录白告身”“录白敕黄”与“录白印纸”三部分，完整记录了徐谓礼从嘉定十四年（1221）起至淳祐十二年（1252）的仕宦经历，还原了徐谓礼的生平、世系、历官等信息。这批文书档案的留存与保管，向后人昭示了他的“告身”（南宋官员阶官的“任命状”）、“印纸”（相当于官员的“业绩考核表”）等详细信息，可谓其身份的完整呈现。文书档案中徐谓礼本人从政三十余年的身份呈现，及其中蕴含的自我认同，通过偶然的文物发现之旅得以再现和延续，而档案中所昭示的徐谓礼本人的自我认同又转化为了社会认同，全社会通过这批文书档案开始认识徐谓礼、认识南宋官制、认识宋代的官场百态。尽管徐谓礼文书的发现是偶然的，但徐谓礼文书的记录却并非偶然，正是在一定的权力（徐谓礼官拜九品到官拜六品）制度下，徐谓礼本人才能将如此完整而系统的文书档案记录、留存（作为陪葬）、传承后世。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例子是女书档案。据考证，女书盛行于清末与民国时期岭南一带的湘南、桂北瑶族聚居地区，是女性之间来往专门使用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9]。女书档案是女性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以女书为书写符号或载体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那么，为何在世代延续中会出现女书和女书档案？如果解读女书档案中的书写内容，其中大多是女性对生活苦难和命运不公的抗争与呐喊、对姐妹情谊的歌颂以及对逝去青春岁月的怀恋等。但从另一角度讲，为何这些渴望发声的女性不用传统的文字书写她们自身？反而要发明一种不为人知的文字符号来表征她们的身份？正是由于等级制度和尊卑制度的沿袭，女性身份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认同的表达亟需一个不被男权社会所左右的渠道。而女书档案就如同一本专门讲述女性故事的“故事书”，凭借女书文字，女性开始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思考问题，呈现女性身份和表明女性立场。绝大多数女书档案不仅蕴含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回答了自身身份的问题，而且表明了自身是如何认同于女性而区别于男性的[10]。从此点看，真实存在的女书档案是权力规则的结果，是男权制度下女性不得已的身份书写，女书档案所呈现的女性身份和世代延续的认同感直到今日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凝思。

3“档案虚构”参与身份认同建构的逻辑理路

3.1“档案虚构”阐释

“档案虚构”最早是史学家进行史料批判的着力点。在历史学家看来，只有“官方文书”才可视为“档案”的范畴，而“官方文书”是“为着某种行政目的人为地被制作出来的”，会存在“有意为之的虚饰、删减、添加、修订等的文本校正技术”[11]。“档案虚构”涉及档案内容被人为隐瞒或篡改的问题。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档案自形成那一刻起，甚至在其文件起草阶段，即存在着人为干预的成分。这其中涉及档案形成者由于个人能力或认识水平等原因导致的档案内容的虚构，也存在记录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为之、掩盖或歪曲历史真相而造成的档案内容的虚构。

但在学术语境中，“档案虚构”还有另一面向的解读——档案中的不真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换言之，后真相下的“档案虚构”其实也是某种导向之下“竞争性真相”的一个缩影。具体而言，这类“虚构”的档案是特殊历史背景与时代语境的折射，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真实社会景观，因此，“档案虚构”尽管在内容上并不能作为真实的史料，但其本身却可作为真实的时代见证物。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12]一书中就聚焦档案的“虚构”而非直接从档案中探究历史的“真相”，即在叙述层面探究“虚构”的创作与手法、文学策略与依靠的假设及相关的阶层、性别等社会变量，最终探索这种文类兴起之政治过程[13]。戴维斯指出，所谓“虚构的”，“不是指它们（档案中）捏造的部分，而是它们的构成（forming）、塑造（shaping）和定型（molding）的成分：也就是叙述的技巧”[14]。由此，这批跨度从14世纪至1968年的赦罪书档案，其实更像是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集，档案中记载的内容更像是“好故事”的脚注——赦罪之人及赦罪书的撰写者，他们心目中的好故事是怎样的？他们如何说明动机？他们如何通过档案中的文字叙述并结合当下的经验来理解始料未及的事件？他们如何因倾听者的不同而改变故事的叙述策略[15]？无论是“司法申请”、还是“历史陈述”、抑或是“故事”，这些文类无疑包含了“制作”和“塑造”的成分，里面的“修饰”与“有意图地篡改”就变得不可避免了。但如果历史是“不加修饰”的、“干瘪”的真相，那么“虚构”的档案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背景的真实。

3.2 情感导向：“档案虚构”下的身份叙事与认同建构

后真相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情感、利益为基点的叙事生成，尤其是在日益扁平化和杂冗化的信息环境中，情感化的话语叙事逻辑逐渐替代了基于客观事实的话语叙事逻辑，这就使得真相不再是“拨云揭雾”般被竭力追求的对象，而成为一种制造的事实。“档案虚构”使得后真相下的档案载体面临诸多质疑，如档案的客观性与权威性被一定程度消解，档案与社会大众之间出现了无形的信任裂隙。与此同时，与“档案真实”下的身份呈现与认同延续相比，“档案虚构”下的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趋向叙事化和心理建构性。

“档案虚构”导致的“认同虚构”，或者反过来看，以“认同为目的”的“档案虚构”正契合了档案本身的叙事性和认同的建构性。早在2005年版《新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修订术语》中，“认同”就有了“虚构”的表意：“认同也许可以被当作是一种虚构，把一个有序的类型和叙事置于实际的复合体之上，置于心理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多重特性之上。”[16]此种“认同”需要一定的叙事策略和心理建构，而“档案虚构”正是基于一定的叙事策略和文本加工，并以一种表意实践的方式，通过“虚构”的“故事”“人物”“情节”“史实”“场景”来塑造个体和群体的身份并建构符合心理预期的认同。此种身份叙事和认同建构的背后则蕴藏着情感的导向。

“档案虚构”下的身份叙事与认同建构带有明显的情感偏向。韩李敏曾发布了一则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关于美机迫降地象山爵溪敌寇暴行的代电》[17]，可作为例证。该档案记录了1942年美国杜利特尔航空队轰炸东京后，飞机迫降地象山爵溪遭遇敌寇暴行的经过。但后经证实，档案中有关敌寇暴行的描述，则与当时实际存在很大出入。档案中引用了象山县政府呈文，报称乡长杨世淼密派壮丁十名护送美军脱险不幸遇难的事迹，文后还附了被害十名壮丁名册一份。档案形成于1943年，是应第三战区司令部要求各地上报“美机降落地敌寇暴行”而形成的。可惜，经后人在爵溪实地调查得知，档案中所说的杨世淼乡长，当时确实营救了三名美军飞行员，但在次日，还来不及转移，日伪军就到他家将三名美军飞行员押走了。杨世淼本人受到惊吓，不久也因病暴亡。至于档案中所附被害十名壮丁名单，经爵溪当地老人辨认，无一人是真实的，全属虚构。现已无法得知当时的象山县政府谎报敌寇暴行的动机是什么，或是为了减轻营救不力之责？或是期望通过此报告争取部分奖励或救济？[18]通过上例可知，档案中记载的内容同样会随着形成者或记录者的客观因素或主观意图而存在内容方面的偏差与错讹，这就是所谓的“档案虚构”。而这个例子中虚构的档案中所呈现的虚假身份认同，却是档案书写者或档案形成者一定叙事策略下的产物。其中的创作与手法、文学策略与依靠的假设都是为了说明该文件的意图而使用的，这种档案叙事下的身份叙事和认同建构更像是作者在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其中所使用的叙事策略、框架、技巧也会根据所要实现的叙事目的而进行调整。

4 结语与余论

档案中蕴藏着个体和群体的身份认同之链，是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档案可为身份认同建构提供权益、性别、族群、宗教、文化等必要因素，对身份认同具有建构价值。但与此同时，档案中的消解、隐匿与遗忘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仍不可小觑。“档案真实”与基于制度导向的身份呈现与认同延续，以及“档案虚构”与基于情感导向的身份叙事与认同建构，即彰显了档案参与身份认同的差异逻辑。而“档案真实”与“档案虚构”下的身份呈现叙事与认同延续建构中存在的悖论仍需进一步审思：一是档案的情感价值与档案的客观性之间的悖论，二是身份认同的主体想象与客观延续之间的悖论。至于其一，档案文本中蕴含的情感无疑是主观的，但档案又是自然而然累积的产物，是客观的历史记录。档案中的身份叙事必然带有一定的叙事策略和叙事手段，而叙事就需要语言的渲染和情节的设计，这就与传统观点下的档案客观性存在一定矛盾。至于其二，作为一种心理建构的身份认同，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它是个体主观感受的结果。但作为一种客观延续的身份认同，则更多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这两个悖论值得后续有关档案与身份认同相关研究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