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

多年前我当班主任，开学第一天，有一新生临近中午了才来报到，正是吃饭时间。我说，你先别办理缴费手续了，赶紧拿着“朋”去食堂吃饭去吧。学生先是一愣，待了一会儿，还是怯生生地问我，老师，你让我拿什么？“朋”啊！我答。什么——“朋”？学生依然一头雾水。我说，“朋”——就是吃饭的饭“朋”。我朝他比划了一个吃饭的动作。他那边恍然大悟，哦，是饭盆啊，老师！

嗯，是“朋”——盆！学生打饭去了，留下我，尴尬在那里。

我是在张家口的偏僻农村读的小学。那个年代，小学老师都是村里的代课教师，上课用的是清一色的方言俚语。倒是彼此并无违和感，无论说什么，讲的人听的人都明白。我直到上了高中之后，才知道我的读音有问题。那一次，是上课回答问题，讲到阶级敌人的可恨，我说《白毛女》里边就有一个坏蛋，是个地主，他的名字叫“杭四仍”。课上，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这个回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唯独一个女生，下课后，她笑着走向我说，你呀，坏蛋的名字，三个字，你一个字也没读对。那三个字，读黄世仁，不是杭四仍。

说完，女同学就蹦蹦跳跳地走了，而我僵在教室的角落里，满心里疙疙瘩瘩。后来，我才知道女生的父母来自北京，是下乡的知青。女生一说话，就像播音员似的，听得人满耳朵都泉水叮咚的。

我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某一个晚上，我被一个老师叫到他的宿舍。他把我从教室里喊出来的时候，我努力地回忆着上课的画面，想自己在哪里犯了什么错误。正当我在脑海里一幕幕过电影的时候，他的宿舍就到了，那是个仅有一张床的宿舍。挨着他的床边，有一张桌子，紧贴着桌子的，是一把木头椅子。老师拉出椅子，一屁股坐在上面，然后，扭头跟我说：你别紧张，我想写个论文，是关于方言调查的。

就在那一天，我才知道，我说的话，叫方言。而我说的方言，是适合被调查的。

刚上班时，在一个小小的单位。单位里，有个小小的食堂。食堂里，有两个师傅，他俩配合，做的最好吃的菜就是豆腐炖肉了，每天还不到饭点，就搞得香味诱人，惹得大家都无心思办公。他俩，一个姓宋，一个姓孙，但都不爱搭理我。

原因很簡单，因为我管他俩都叫松师傅。有一次，我到食堂，我本来要喊宋师傅，结果孙师傅答应的，我说不是喊你，我叫的是宋师傅。另一次，正好相反，我要跟孙师傅说句话，结果宋师傅过来，我说对不起，我要跟孙师傅说句话。至此以后，两个松师傅就谁也不搭理我了。尽管，我把嗓门扯得高高的，喊：松师傅——结果，这两个可爱的人，充耳不闻，甚至连眼皮都懒得抬。真是苦煞我也。心里嘀咕一句：赶紧去练普通话吧，不然，没人缘不说，豆腐炖肉也吃不上了。

来冀中平原这座小城，快三十年了。小城的人，也说方言，但听起来十分普通话。尤其是孩子们，读起课文来，个个字正腔圆。我在其中耳濡目染，自觉功力提升不少。但偶尔打个车，跟司机大哥攀谈起来，我在普通话中故意带着点本地方言。对方听不了几句，说，你不是本地人吧。我强撑，说，我就是本地人啊。对方再看我一眼，摇摇头，说，不像，你的话口音很重。我在心底里“啊”一声，仿佛偷了点东西自觉藏得很深，却被人一眼瞥见。我赶紧似解释非解释地来一句：是这样，我来咱们这个地方，已经三十年了。

乡音是一个人一辈子的烙印，完全“抹去”这烙印几乎是不可能的。话一出口，带着点“口音”其实挺好的，始终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编辑/宋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