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甜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麦凯布是当代爱尔兰一位重要作家，其作品通常以当代爱尔兰小镇为背景。本文研究对象《冥王星早餐》（Breakfast on Pluto，1998）叙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间主人公帕特里克逃离家乡去伦敦寻找生母。在此期间改头换面，几经磨难，但最终完成身份建构。

国外学者讨论了民族身份建构的相关问题，装扮和模糊性使主人公成为一个爱尔兰小说中罕见的颠覆性角色，挑战了爱尔兰独立后一直提倡的家庭理想和确定性民族身份。本文认为小说围绕着主人公的身份认知与构建，借用三组张力——男性与女性、真实与想象、自我与他者推进小说情节发展并表达了对爱尔兰性的建议。这三组张力本质上都是个人和民族的身份焦虑和身份危机的体现，揭露出独立后爱尔兰社会的病态，阐发了作家对民族身份构建的思考。

一、流动身份：寻求个人身份认同的装扮

装扮叙事通常是指通过装扮得到一个或几个社会群体身份并摆脱为主流法律医疗或社会文化支配的群体身份（Moynihan 2010：8）。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拉森（Nella Larsen）的小说《逾越》（Passing，1929）中，这种叙事策略尤见于美国黑人流散文学，多见于浅肤色黑人伪装成白人，女性扮成男性以获得相应权利和身份。现代语境中多位学者拓展了这一概念，金斯伯格认为装扮的过程和话语都对作为身份政治基础的本质主义发起挑战（Ginsberg，1996）。而这种挑战揭示了身份并不是非黑即白，反而具有偶然性和多元性。

帕特里克寻母途中便涉及多种装扮，表面上他的服装偏好不固定，实际上不同风格体现了自我认识的迷茫。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我’是不断重复的产物”，（Butler，1991）换言之，主体是在不断重复的一系列表演行为中建构起来的“过程中的主体”。在表征身份的服装选择以及男性身体同女性气质的对抗中，自我认知逐渐明晰，小说结尾处他不再执着于用女性着装来表达自我，同时也没有选择男性身份，这是“男性与女性”这组张力的归宿。表面看身份困惑仍然存在，但认同的结果不是目的，问题真正在于如何有效认识身份并促进个体发展与成熟。“装扮还涉及身份归属的边界问题及越界行为引起的个人和文化焦虑。”（Ginsberg，1996：2）当他现身小酒吧，被质疑“你到底是什么？”（McCabe，1998：193）对村民而言，他是异类，不遵守严格的社会身份区分，对既有身份认知产生冲击并引发焦虑。这样保守落后的小镇必然非帕特里克容身之所。而若要坚持自我，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势必要进行装扮和身份表演，这便是他离开的两大原因之一，其二则是可以满足他想象中母亲的存在。

母亲的缺席导致他无法形成自我认知，男性和女性的身份选择不断发生，打击个体精神世界，这种张力造成巨大痛苦并驱使他进行装扮，这个过程中的装扮既是生存方式，也给予他些许自圆母亲梦的安慰，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功能失调家庭里成长的破碎主体试图通过装扮重塑身份。

二、失调家庭：控诉病态父权社会的装扮

传统爱尔兰家庭中母亲形象与家庭生活息息相关，女性能否保持社会地位取决于是否履行了生儿育女、照顾家庭的义务。这种在政治权威和等级制度等原则基础之上，政府和教会“想象”出的核心家庭素来被视为爱尔兰的理想社会基石，然而事实却是失调家庭遍布社会。

主人公的养母实际上行使父权，没有履行母亲责任。他始终与养母和其他被收养的女孩一起生活，缺乏标准男性气质参考对象，身份认知自然混乱。对他来说，父亲角色不存在，养母虽然行使父权，但并非官方话语描述的工作养家的父亲，同时生理上也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女性气质，因而无论是作为男性的“父亲”还是作为“女性”的母亲，都偏离了社会准则。整个童年时期，他的身份认知都来源于时尚娱乐杂志。此时装扮的本质是青少年在失调的家庭模式里，被动模仿成年家长和流行杂志所传递的身份特征，而非主动以这种方式构建认知，为沿袭内在的个人身份认知，彻底的外在装扮是必然之举。究其根本，他是失调家庭造成的悲剧，并且与其说这种悲剧在当时的爱尔兰社会中并非个例，莫如将个体的生理特征与心理认同之间的倒错视为“理想”的核心家庭与功能失调的“事实”鸿沟的微缩景观。

在爱尔兰社会中，家庭是父权统治的基本单位，是父权意志施行的场域。尽管在传统爱尔兰文学中，母亲形象一直以来扮演着重要角色，宗教和文学作品似乎烘托了高大的母亲形象，对女性赋权，但事实不然。1937年宪法规定了妇女的权利和地位，将妇女禁锢在家庭领域，自此妇女的身份定义就成了妻子和母亲。虽然爱尔兰妇女运动的发展推动女性自主构建身份，然而抵制与困难重重。1983年政府通过禁止流产的法案，在这样禁止堕胎离婚却鼓励女性婚后回归家庭抚育儿女的社会里，父权制阴影下的家庭必定功能失调。此外，由于移民、跨国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等多因素导致多元文化在爱尔兰生根发芽，人们开始质疑核心家庭的真实性，因此“功能失调家庭并不是对一个经历了快速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重新获得身份的必然回应，而是国家言论与其社会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鸿沟的症状。”（Ladrón，2016：8）处于失调家庭中的个体因而无法自我定位。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体如此，以家庭为单位的爱尔兰社会可见一斑，黑暗的社会实况无法达到“想象”的期望值，而出于政治需要，“想象”也绝无可能向“真实”妥协。

小说对家庭生活场景的描写不多，然而在屈指可数的家庭场景里，成员互动基本发生在冲突中，这样的家庭成为创伤和痛苦的源头。主人公把童年成长的房子称为“破落大宅”，这表现了负面情感倾向，而观其着装扮相，无不鲜妍靓丽，非但异于“家中天使”式的妻子和母亲形象，实际上更是主动将身份认知外化，向父权展示作为女性本身的母亲该当如何。而细究“破落大宅”这个称呼则不难看出其中暗含着对落后经济和天主教父权制度的嘲讽，真实家庭生活是对大肆宣扬的“伊甸园乡村”的最佳讽刺。

三、滞塞民族：颠覆封闭爱尔兰性的装扮

民族身份是爱尔兰民族斗争发展史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爱尔兰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议题。

“民族认同及其代表的含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现象，会随着历史进展而嬗变，甚至也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发生巨变。”（Hobsbawm，1992：11）民族独立斗争期间，民族主义内部不同阵营就爱尔兰性的定义始终未达成共识。1922年内战后，共和党把持政权，实施保守政策，独立后的爱尔兰弥漫着排外和僵化的气息。

小说中帕特里克反复提到“臭味”并决心做一个复仇神使，用香水消除臭味。正如小说第44章的名字“没人知道这里有恶臭味”，诺伦一家在享受下午茶，浑然不觉村镇上空的恶臭，却对香水味十分敏感，但就这一情节来看，正是对爱尔兰社会的讽喻，而紧随其后的那句“主要是她根本就没有（香水）”则道出了真相，落后的小山村里从来没有人拥有过香水，正如所谓的爱尔兰民族身份一直固执地排斥“他者”的任何影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指出民族文化、民族性这些概念有时仍被赋予一种本质主义的内涵（Anderson，2006）。

本质主义规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然而即使是民族主义所追求的爱尔兰性在民族内部仍然具有排他性。作为爱尔兰文艺复兴所留下的遗产之一，“男子气概”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并经常与激进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充斥着准军事暴力的政治活动参与者都是男性，帕特里克作为一个“他者”自然不会为社会中心的“自我”接纳，而被看作不具备爱尔兰性的边缘人物。麦凯布正是利用这个代表性的边缘人物，一如既往地“屠宰着爱尔兰这头圣牛”（Wallace，2004：143）。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爱尔兰教派冲突不断，民权运动屡屡兴起，而共和国则调整经济，力图开启现代化。对泰瑞林这样的边境村镇而言，个体处在充满矛盾和对立的闭塞环境里，无法正常构建认知，在本能的身份追求驱使之下，必会向外求索。在帕特里克的装扮中，他利用的不仅仅是性别身份，还有英美流行文化，小说不断提到的音乐、电影、服装、明星，多半来自英美。从真实历史背景来看，这是由于爱尔兰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他者”接触，受到欧洲、美国以及前殖民宗主国的影响。而回归小说，主人公离开家乡去往英国其实是在向“他者”求助，借国际时尚文化构建身份，在他的幻想中也是用香水遮盖住了满山谷的恶臭味。

国家命运会影响个人生活，而个人经历同样也能折射出国家现实。社会冲突不断、经济落后等问题反映在民族身份上，则使激进民族主义所规定的民族身份概念无法增强实际认同感，也无法完成有效自我认知。在这组自我与他者的张力中，麦凯布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展现出了他的态度，故事起于对追寻个人身份，在男性与女性、真实与想象地来回撕扯中缓慢推进，最终自我借他者之力完成了身份重构，不再依赖外在装扮表演来表达其身份认知。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必须要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去看待外来文化，重新思考民族身份其他的可能性。

四、结语

帕特里克是失调的爱尔兰社会压迫下的一个典型人物，其认知障碍、装扮、寻母和崩溃，均是对社会压迫作出的自然反应。而个人身份与民族身份密切相关，个体遭遇的问题同样能反映出民族身份构建的困境，小说揭露了那一段黑暗的历史现实，指出爱尔兰民族身份构建的困境，有必要再认识和再定位。此外还痛陈农村的贫困、父权与宗教勾结的社会黑暗，民族主义政治的狭隘，同时主人公的“出走”也是在借外力摆脱身份认知困扰。但值得注意的是，麦凯布并未把“出走”作为目的和终点，而仅仅作为一种手段来解决问题。这种态度和方法从根本上而言是为重新思考爱尔兰民族性而服务。

针对这一点，小说众帕特里克身份建构的过程和方法自有借鉴价值。民族身份构建不能落入本质主义的圈套，必须打破一元文化枷锁、开放包容、顺应时代。正如帕特里克的中学同学麦格里安生前最后一刻的清醒意识——最后他们总会达成共识的（McCabe，1998：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