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齐埋伏在我的记忆之中”
2023-10-02张均
张均
一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属于“半路出家”,是从工科专业跨专业考到中文系的偶然结果。这一事实既准确也不准确。的确,在一九九〇年上大学时,我入读的是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工程二系金属材料与热处理专业,所学课程主要有《高等数学》《机械制图》《金属材料学》《物理化学》等,与文学全无关系。但就高中时候的意愿而言,我却一直是以文科(当然未必是中文)为理想,从未想过去读理工科。这中间充满一连串的偶然和意外,回忆起来,有诸多痛苦的感受,也有被时间抚平之后的唏嘘。
时间回到一九八八年六月底,高一期末考试结束,我兴高采烈地背起书包就回家玩去了,临行前对我的同桌杨峰说:“明天填分科志愿,你就帮我填文科吧!”假期抓鱼打鸟,玩得开心极了。暑假结束,到学校公告栏看分科分班名单。两个文科班名单,从头看到尾,都没发现我的名字,再看,我被分到理科班了。当时真如晴天霹雳。去问杨峰,他说,班主任说,这么重大的事情,不可以代别的同学填志愿。而未填志愿、成绩又好(当时我以全校第一名考入母校随州二中)的我,自然就被分到了理科班!我欲哭无泪。随后就去找了八班(文科班)班主任,希望调到文科班就读。他问了下我的语文期末考试成绩,说:“你把桌子(课桌)搬到八班来吧!”但我所在的四班(理科班)班主任,一个刚从乡镇高中调来的何姓老师,闻言大怒:“你以为我的班是菜园子门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要走可以,一,找校长,让校长同意;二,交五十块钱!”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农村孩子,竟然被他这样一吓,给吓住了,不敢把桌子搬到八班。时隔数十年,我已不再记怨这位老师,但很难忘却自己当年的艰辛与心痛。此后我开始重学高一物理(因为考虑读文科这门课学得很不认真),发愤苦读。这种努力当然换来回报,高考考了全校(理科)第九名,自己也感满意,但在看到全校录取喜榜的那一刻,内心却是痛如刀割,因为文科班一位考上北大的同学的成绩,若改成我去考的话,完全有把握考到。当时文理科诸多试卷一致,而在不一致的科目中,我对历史、地理的喜爱可是远远甚于物理、化学。
后来就选择了华中理工大学的热处理专业就读。不过,很快进入摸鱼状态。我疯狂地喜欢上了学校图书馆的“文学借阅部”。较之我以前偶尔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的《东周列国志》《三国志》《五代史演义》及张承志、梁晓声的小说,“文学借阅部”可说是文学的汪洋大海。这里有欧洲文学、美洲文学,也有日本文学、印度文学,琳琅满目,使人心醉。于是开启了我心醉神迷的文学阅读之旅——以大约一周一部长篇小说(或中短篇集)的速度,从大一一直读到大三。其间最令我叹服者,是俄苏文学。俄苏文学中,最令人震撼者,则是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四部本长篇《静静的顿河》。与肖洛霍夫相比,福楼拜、巴尔扎克、梅里美、雨果、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或局狭或空泛,而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带来的奇妙叙述与想象力,也终抵不上《静静的顿河》巨大的让人有如重新活过一次的灵魂震撼。铁凝在《玫瑰门》中曾述及主人公读过此小说后感觉天空变了颜色,正是我当时的感受。在长期阅读中,我对许多优美的描写与深刻的思考喜不能禁,积累了十几本手抄本,也因此燃起了小说创作的熊熊火焰。曾好多次,偷偷在自习教室试着写小说,但也一直在自信与气馁中徘徊、挣扎:读了《棋王》这样的中国当代小说,很感自信,觉得阿城都能寫出来,自己当然也可以写,但读了普希金的未完成的小说手稿,尤其想着肖洛霍夫二十三岁就出版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又深感气馁,觉得文学创作终究是天才的事业,自己以中人之资又何必去添乱呢?于是,又想着大学毕业后去做个高中语文老师,每日讲讲苏轼、辛弃疾、朱自清,又是何等美丽的人生?然而想到自己毕业时拿的是一个工科专业的学位,又有哪所高中肯要呢?于是,又不免茫然若失。
如此茫茫然,就到了大三下学期。专业学得勉勉强强,大致也能对付,也开始考虑作为工程师的职业与未来(华中理工大学以“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而著称)。但在这时,奇迹发生了,我读到《中国青年报》——感谢母校为每个本科班级订阅了这样一份报纸——上的一个消息,里面提到一位工科生考上了文科研究生的事例。考研竟然可以跨越这么大的学科距离?出生于农村、知识窄狭的我,第一次发现这样的新奇事实,有如一道神奇的光照射进了我迷茫的世界:我为什么不可以试着考一下中文系研究生呢?不久之后,我以此事试探了一下家人,得到了不太理想的回应。这也可以理解,像我这种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父亲已经离世的孩子,早早工作、养活自己才是懂事。但到当年九月,在十堰二汽刃量具厂实习一个月、了解了工程师的工作内容之后,我毅然决然地决定报考中文系。
于是从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起,我正式开始自学中文系考研须考的十几门课程,至一月中旬正式考试,计一百天。这是我一生中最为疯狂的岁月,面对此前从没有接触过的课程,我全力以赴,没有娱乐、没有交往,永远在自习中,早出晚归,不断逃课(大四上学期的专业课),自学中文。犹记得考研考试结束的那天下午,全身虚弱,竟至于难以行走,连累到原计划与我一同坐火车返乡的同学临时退票。但这一百天的拼搏,当然也加上此前三年如痴如醉的阅读,最终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时隔六年,真正实现了高一暑假时不假思索报读文科的愿望。一九九四年秋,我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并幸运地来到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於可训先生的门下。以现在眼光看,当时的於先生还非常年青,意气风发,而且我惊讶地发现,他对热处理专业知识的熟悉还超过我——原来他下乡返城以后还做过数年的热处理车间主任。这可算是命中注定该做他的学生了!
如今回顾过去,已是漫漫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了。三十年间,我于研究方面,所成实在无多,但“半路出家”的经历,让我终身受益。科班出身的学者,可能会被无意义感所困扰,但我从未遭遇这样的时刻。对我来说,能从工科专业来到文学这个令人沉醉的世界,已是万分珍惜,实在来不及有任何的动摇。
二
论起做学术,我本应该跟着於先生做文学批评的,但经过短暂尝试以后,最终还是离开此一领域转向了文学史研究。迄今为止,我已完成的三部主要的学术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中国当代文学本事研究(1949-1976)》,其实都属于文学史研究。其间缘故,主要还是因于性格。我的性格,依我四叔的评价,即是“直来直去”(情商很低的意思)。表现于作家评论上,即比较缺乏将批评意见以作家更乐于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能力,表现于与媒体、作协等机构与作家个人的关系上,又不大善于创造并保持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当然,也有偶然的机缘,即是我重返武大做博后研究期间於先生交给我的一个“中国当代文学接受史(1949-1976)”课题,开启了我对史料发掘与文学史研究的最初兴趣。
我从事文学研究,严格讲来,当然始于在中山大学读博期间所做的“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之关系研究”,但当时年轻,对史料工作没有接触,对前人研究也多不能入眼,最终未能免于“不温故而欲知新的臆论妄言”(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等到做二十世纪五十——七十年代文学制度研究,才算是初窥学术研究的门径。这主要指的是,在制度研究中,我慢慢体会到“事实比观点更长久”的深意。制度研究涉及大量史实、材料,尤其那些被掩埋于集体记忆之外的材料,令人对“历史”本身充满好奇。在此过程中,我逐渐感觉新启蒙主义对历史的理解过于“简约”。这种方法比较关注自由与体制、官方与民间之间的紧张与矛盾,但实际上构成普通中国人生命经验的,不单是政治体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频频可见的也有单位内外因利益差异而展开的此未伏而彼又起的人事冲突与宗派矛盾。因此,后来在研究中,我就对以往学界将“‘政策与‘对策的历史”以及党与“文学上持不同政见者”(Literary Dissent)之间的故事演绎为社会主义文学“主导性”的甚至唯一的认识框架的做法并不完全信任,相反,对洪子诚先生所说的文学史变迁中“不同文学成分、文学力量之间的冲突”则心有戚戚焉。其实,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文学制度(规则)说到底只是被建构之物,它在交错互斥的“力的关系”中被建构出来,又在变动不测的“力的关系”被运作。而它最终可达成怎样的实践效果,仍取决于“力的关系”最终的博弈结果。过去我们最为关注的国家力量,只是这“力的关系”中以较大概率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而已,它遭到未必易于察觉的抵制、歪曲或挪用其实亦为“常例”。
这种想法,也可以说是事关“活的文学史”的思考。以我接触的诸多日记、档案、书信、回忆录一类史料来看,也以我自己在工作与生活所接触的人、事来看,我深感“人”的活动,才是一切文学研究的核心,文学研究应落在“人”上,而不必被表面的制度条文、公开的言论表述乃至流行的理论框架过度牵引。后续的《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一书,承续了这一思路。这部书稿通过十七种报刊个案,重返历史现场,讨论“当代文学”是在怎样的“多种文化成分、力量互相渗透、摩擦、调整、转换、冲突”(洪子诚先生语)的过程中发生和发展的,如“老解放区文艺”、自由主义、国统区左翼、鸳蝴传统、民间通俗文艺以及学界不大重视的人事纠葛等各类异质“文学成分”都参与了此种竞争,并有意利用报刊争夺文坛“正宗”地位、控制生存和发展空间、通过建构“正确的”文学“知识”而重新配置文学利益。
以上两项研究,大略都可归入“外部研究”。但我毕竟是跨专业进入中文系的,对于文学“内部”更有持久之热爱,于是,以“内”“外”互动、史料与阐释可相互激发为特点的“红色经典”本事研究,就成为我在制度、报刊之外的新的选择。做这项研究,“本事考”当然是基础的和必须的。为此,我曾专门去过尚志市元宝镇、枣庄微山湖、常熟沙家浜、重庆渣滓洞、涿鹿温泉屯等“红色经典”原型地做田野调查,不过最后汇聚在一起的各类“毛茸茸”的、似乎仍留有当年历史脉搏的原始史料,也令人在理论上陷入困惑。譬如,土改中农民、地主、共产党之间的三边博弈,进入小说就被改写成革命的启蒙与被启蒙;又如,现实中集义士、悍匪、叛徒于一身的“座山雕们”进入小说后就变成了“看不见的敌人”,而在“杨子荣”英雄面影下那个真名为杨宗贵的普通青年农民的内心痛楚又何曾引起作者与读者的兴趣?但对于起源于“弱者的反抗”的二十世纪五十——七十年代文学而言,这种叙事“变形”是否有其合理与必然?对诸如此类的疑惑,我尝试用一种可以称之为“实践叙事学”的本事分析方法予以处理。它包括两个主要层次:从本事到故事,不但是原初事件的增删或虚构,其后还存在当代文学处理经验事实的故事策略——即在特定话语的主导下或不同话语的竞争关系下,哪些事实可以被讲述哪些必须“不可见”,其实存在“看不见的手”;而从故事到情节,更深地涉及主导话语以特定因果机制再度编码的问题。情节不等于故事,如果说故事是一件一件的事实,那么情节则是按照特定因果关系组织在一起的“结构化了”的事实。其间叙述机制的介入,还进一步体现在作家对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事件的矛盾-解决程序以及象征空间等叙事元素的精心安排之上。
以此方法,我的“中国当代文学本事研究(1949-1976)”即将告一段落,但对于后续将要展开的“改革开放时代小说本事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综合研究”而言,这一方法仍将要面临更为复杂的语境、对象与挑战。
三
我的研究,就方法而言,可以分属于程光炜先生最近区分的“史料派”与“史论派”,但就对象而言,本事、报刊、制度三者又皆集中在二十世纪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研究,或曰社会主义文艺研究。明眼人一看知道,这并非合适的选择。自一九九〇年代后期国内“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发生大论战以来,赢得主流话语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将不肯附和自己的同行视作另类,凡是不肯简单“告别革命”者或不肯以“工具论”简单贬斥二十世纪五十——七十年代文学者,大都会有被归入“新左”的可能。类似我这种以二十世纪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为业者,自然要面临此种风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做研究希望“直来直去”,主张“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类“直男”式研究,在文学时评中自是不宜,但在作家多已离世的二十世纪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研究领域其实同样会带来一定麻烦。鲁迅先生所言“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心情,我偶尔也能感受到,至于左右支绌、瞻前顾后的为难之处,就是时时有之、在在皆是了。对此,我当然有所预料。何况,二十世纪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中能称“杰作”者数量不多,而文学研究选择经典品质最高者为对象亦是不言自明的常识,那为何我仍然执著于此近二十年呢?
其间因缘,与偶然的观看电影《集结号》(二〇〇七)的经历有关。我自幼年起即喜欢看战争电影,对红星闪闪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怀有温暖的童年记忆,但从未有一部电影如《集结号》这样,将革命战争的死亡表现得如此逼人呼吸、不能直视。记得当时是在广州员村一家数字影院看完《集结号》,走出影院时,头中仍轰轰作响,久久不能平静。但引起我震动的,并非网络上所言“组织不可靠”,而是深感愧惭。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有多少年轻的生命魂断异乡,有多少眷恋着人也被人眷恋着的农家子弟就像《集结号》中的中野战士们一样,陳尸于荒山沟壑之间?和他们相比,我们在“太平时代”可能遭遇的麻烦,实在是不足一提。当时,走在员村的街道上,我就告诉自己:此生短暂,愿你与中国革命研究共同度过。当然,这样立誓还有更为重要的出身方面的因缘。我出生、长大于湖北的农村,感受过饥饿,并长期经受贫穷的困扰,见过因无望进城而自杀的青年,听闻过因贫穷而选择绝食的病人。这些“低下阶级”的经历,深刻塑造了我的“世界观”与立场:我珍视正义,尊重历史上那些敢于反抗暴政的人们,尽管他们作为“乱民”“匪徒”在知识界多有糟糕的名声。有时我想,倘若我早生半个世纪,大概率会成为新四军或解放军的一员。大约因于这些机缘,使我在还未进入中文系读书时,就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洋淀纪事》《创业史》等左翼-社会主义文艺怀有亲切有如欣逢故人的感受,读研、读博以后也不大接受“重写文学史”之于它们的“重读”。我之执著于二十世纪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研究,可说是其来有自。当然,中国革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对象,与之相关的文艺也是“遗产”与“债务”相互纠缠,研究者必须博观,才能不为一己之见所囿限。
与研究对象相关,还有如何定位自己学术人生的根本问题。对此,陈思和先生曾有庙堂、广场、民间之论,深入人心,但依我自己所见所感,觉得尚可说得更通透、落地一些。其实,学术虽为个人灵魂的事业,但我们既生此世,且以学术为谋生之具,那它就注定和三样“俗物”关系至深——权力、金钱与名声。以学术取媚权力者,借学术之名以揽金钱者,自为“异端”人设以邀时誉者,自古皆然,今日也不例外。而由此三者引发的如一团乱麻般的资源交易、人事恩怨,更是构成多數学者难以脱身的“周边环境”。如此种种,并非不可理解,而我自己也不是不染人情世故的狂狷之士,但静夜深思:或有一日自己一眠不醒,又有何物可以留存于世?对于学者而言,那当然是自己的文字。
我自入于研究行当,即很少思考过“为往圣继绝学”的宏大问题。我所在现当代文学学科,“绝”的问题从不存在,倒是僧多粥少、过度内卷,以致我们往往忘却自己当初为啥要从事这一职业。在我自己,倒始终没有忘却,也不避人讥议。我对自己研究的基本定位——借用《南风窗》上李北方先生的概念——即“人民的知识分子”。“人民”者,是一个不大为当下知识界信任的政治概念,但从本科时代起,我即对之有亲近之感。不过也是本科时,即有室友质问我:“‘人民是什么?”读研时更见到刘小枫先生直接将“人民”指认为一种“道义迫害力量”,其观点,颇接近勒庞的风靡一时的《乌合之众》。这些怀疑和反思,当然是及时而深具历史眼光的,但就我自己而言,“人民”并非一个抽象的虚指,它就是我童年无数的伙伴,我自己的亲人们,以及更多的我不认识的土地上的人们。当然,也可以用其他概念来称呼他们,如“低下阶级”“底层”或“劳动阶级”,等等,不同称呼背后牵连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哪种称呼,他们仍然只是他们。他们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多数都是为生存、求权利、追求自己一己之幸福的普通人,而我祈愿,自己的笔可以成为他们权利追求的一部分。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鲁迅先生到黄埔军官学校演讲,说,“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我期待着这样的平民的文字一天一天多起来。走笔至此,忽然想起云南诗人雷平阳的一句诗:“他们一齐埋伏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而言,这个“他们”即是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喜欢和不喜欢的乡亲们。而这中间,也包含着我的不会再有改变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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