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舒星［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江苏 苏州 215121］

一、《憩园》中的黎先生

《憩园》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于1944 年10 月，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黎先生是小说的主要叙述者，通过限知视角展开双线交织的憩园公馆新旧两任主人的家庭故事。黎先生作为一个从已消亡的旧家庭中走出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小说中具有小说家身份，在进入憩园后创作关于车夫和盲眼女人情感故事的同名小说《憩园》。黎先生的小说创作受到公馆新主人姚国栋的家庭故事推进以及公馆旧主人杨梦痴的家庭史揭开的影响，展现出黎先生那颗“有着同情而痛苦着的心”①。

在旧主人一线中，黎先生在小说的开头便表现出了对杨家小儿子“寒儿”的包容和关怀。他为这个孩子折了一枝山茶花，而后又帮助他照顾他浪荡半生而被家庭遗弃的父亲杨梦痴。在见到杨家人在武侯祠中不知杨梦痴的悲惨境遇而欢笑时，黎先生自我质问“我有什么权利憎厌那几个人的笑声和幸福呢”，而后又谅解了他人，“同样的愉快的笑声，并不刺痛我的心了”②。

在新主人一线中，黎先生与受过新式教育的姚太太万昭华关于小说的结局曾有过深入的对话。他的小说，依照姚国栋的总结，有两个特色：一是写小人小事，二是以悲剧作结。万昭华“写小说的人却可以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的话语“不停地反复在耳边响着”，使黎先生大受触动，后来他的心“给它抓住了”。黎先生由此产生的深刻自省通过一长段心理描写展现：“第一次看见我自己的无能与失败。我的半生、我的著作、我的计划全是浪费。我给人间增加苦恼……我自私地活着，把年轻的生命消耗在白纸上，整天唠唠叨叨地对人讲说那些悲惨的故事。我叫善良的人受苦，热诚的人灭亡，给不幸的人增添不幸。”③并发出“为什么我不能伸出手去揩干旁人的眼泪”的反问，他作为现代知识者具有充分同情能力的心在此流露。

黎先生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进步知识者，并不一味地批判以纨绔子弟杨梦痴为典型的旧式大家庭的腐败现象，也未忽视杨梦痴所做出的忏悔与改变，而是将其当作传统家庭文化的受害者，这种谅解体现出进步知识者深刻的爱和同情。他在小说中对姚国栋等人的劝导话语皆具有现代启蒙性，当小虎意外夭亡时，他劝阻老文的幸灾乐祸更是显出他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博爱之心。在小说中，黎先生表现出的“强烈的援助诉求”与“援助不成而感到痛苦”的心情是启蒙的期待和焦虑的反映。④黎先生面对的被启蒙者范畴从以杨梦痴为典型的旧时代大家庭纨绔子弟，扩大到以姚国栋夫妇为代表的后五四知识分子，而黎先生的启蒙话语在不同程度上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积极影响。就此而言，黎先生作为万昭华口中“发掘人心”的小说家与接受现代知识教育的进步知识者身份的现代主体性得以凸显。

二、“五四”以来文学史脉络中的人物形象转变

（一）第一个文学十年

在第一个文学十年中，鲁迅的《祝福》《伤逝》等启蒙小说对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家庭故事进行了叙写，其中有着对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弊端的批判。《祝福》中回到鲁镇的“我”与《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在小说中都是进步知识者的形象。

在《祝福》中，“我”面对鲁四老爷固守的旧道德与旧秩序虽不赞同，却没有抵抗之意，只是决计“明天要走”；面对祥林嫂“魂灵的有无”问题，“我”自己虽“向来是毫不介意的”，但仍因鲁镇的人照例相信鬼，“为她起见”，吞吐敷衍。⑤作为进步知识者，“我”具有觉醒意识，但仍未从传统规训中挣脱出来。在祥林嫂的死讯传来后，“我”为自己开脱，进行自我麻痹，并预备逃离作为旧社会道德礼教集中体现的鲁镇，缺乏对腐朽的传统家庭文化及其弊害作用的自我认识与抵抗。在传统礼教与家庭文化的重压下，进步知识者的个体意识与个性依旧处于服从地位。

在《伤逝》中，子君与涓生作为进步知识者，都认识到了传统家庭文化的局限性，因此追求个性解放。子君也曾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有力的话语，但在同居后，子君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便陷于停滞状态。她自满地沉醉于家庭生活之中，乃至与社会的联系都近乎切断了。在此期间，子君对自身潜意识中对家庭的追求缺乏自我认识。当得知涓生不爱她时，子君选择回归旧家庭，却遭到旧家庭的遗弃，最终走向了死亡。子君短暂的一生并未脱离“家庭”，她从逃离到回归到死亡的人生路径，显示出她无意识的家庭至上主义。而涓生在子君死后，只能为自己、为子君写下“悔恨和悲哀”，用“遗忘和说谎”做自己的前导，可见二人个性解放意识觉醒的不彻底。⑥

进步知识者在此时尚未对以重视家庭、轻忽个人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家庭文化这一深层文化模式有深刻的认识，其反抗也至多采取选择出走这样温和的形式，他们涉及的家庭故事多以悲剧结尾，通过惨痛的悲剧起到启蒙作用。

（二）第二个文学十年

在第二个文学十年中，巴金在以《家》为代表的“激流三部曲”中对不同性格和人格的人物进行了探讨。在《家》中，高家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都接受过新式教育，接触过现代思想，但三个人的表现与结局截然不同。相较于被弟弟们戏称为“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的旧式大家庭牺牲品的长子觉新，觉民与觉慧在行为上表现得更符合进步知识者的形象。

高觉民思想上具有进步性，但行为较为温和。他对参办新式刊物、参加学生游行等事宜大多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观龙灯时对舞灯的底层人所受的肉体苦难十分冷漠，认为这不过是金钱与劳动的交换，而在面对传统包办婚姻制度时却坚决地选择逃婚。他作为一个处于传统到现代过渡转型时期的进步知识者，个性发展受制于旧家庭的环境氛围与大家长的权威，同时具有妥协性与反抗性。

高觉慧作为旧式大家庭中“幼稚而大胆的叛徒”，在行为上表现得最为激进。他蔑视旧社会等级制度，从不坐轿子，与丫鬟鸣凤相恋，在看龙灯活动中对舞灯者表示同情；他切实地投入了反对专制旧制度的斗争中⑦，参加学生游行运动与进步刊物的制作；他反对传统家庭礼教，支持觉民逃婚，大胆揭穿陈姨太的迷信邪说，最终义无反顾地出走。从觉慧“家，什么家，不过是一个狭的笼”和“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把自己的幸福争过来”的呐喊中，可以看出他身上爱恨分明的激情，与他对旧式大家庭腐败现象毫不留情的批判。虽然觉慧在《家》叙述的家庭故事中仍有不成熟的地方，如陷于自身的烦恼未能顾及鸣凤的绝望，终致鸣凤投湖，但他作为进步知识者不妥协的斗争与最终奔向革命的出走，为这个家庭故事未来的走向带来了新的希望。

觉慧和觉民作为家庭故事中的进步知识者形象比照第一个文学十年有所发展，在面对外部冲突与内心对抗时展现出“五四”以后的时代特征。尽管如此，二人的形象并未完全避免“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公式化’‘脸谱化’的普遍倾向”，他们的进步性体现在对爱国主义的热情和对改良主义的信仰上，在觉慧身上进一步体现为初具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和接受“更新的，而且更激进的学说”⑧。此外，进步知识者对旧式大家庭中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权威大家长和以高克定为代表的纨绔子弟形象持全面批判否定的态度，家庭故事的启蒙作用主要在此体现。

（三）第三个文学十年

在第三个文学十年中，巴金笔下《憩园》《寒夜》中的进步知识者从批判旧式大家庭腐朽现象，转为同情与谅解原本作为批判对象的旧家庭人物。在这一传统世俗生活与现代主义逐渐融合的时期，进步知识者在旧家庭纨绔子弟身上看到了他们作为传统家庭文化受害者的无奈，对待传统家庭伦理的态度也发生改变，他们批判的重心在于封建传统制度而非个人。

在《憩园》 中黎先生的视角下，“《家》中的家族欺凌者和施害者变成了传统家族制度的牺牲品和受害者”⑨。在黎先生的叙述中，出身于传统大家庭的杨梦痴自幼受父亲喜爱，养尊处优，逐渐丧失了自我谋生的能力。他在传统家庭文化背景下习得了好面子与怠惰，因而在旧式大家庭消亡后，不愿去做“听差”这样的下等差事，最终为小家庭所遗弃，沦为了旧家庭文化的悲惨受害者。黎先生注意到，杨老三除人性丑恶的一面外，有忏悔的心和改悔的行为，如他在被大儿子赶出家门时对小儿子说：“我没有脸做你们的父亲。你放我走罢。”⑩而后他改变自利的做法，为不拖累小儿子从大仙祠溜走，再后来他因盗窃被抓后在监狱服刑做苦力，为保全家庭与个人的脸面，将名字从“梦痴”改成“孟迟”，不乏自尊自爱之心。黎先生作为进步知识者，面对杨梦痴，意识到大家庭不仅是旧社会专制主义以权威压迫个体的象征，也是为家庭中的个体避风遮雨和提供心灵抚慰的所在，表现出更广博的人道主义与更深刻的爱和同情。

此时进步知识者的批判对象转为金钱至上主义和留下巨额物质财富来“长宜子孙”的传统思想观念。黎先生对姚国栋错误的教育方式提出委婉的批判；对错误的“长宜子孙”之法的批判则借转述杨家小儿子“寒儿”的故事进行含蓄表达。黎先生对杨、姚两家的家庭故事进行叙述，通过对两家不幸家庭生活的集中展现表达旧家庭消亡后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结构，他对其中个体的思想认识则从对个人层面的批判转到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进而体现启蒙意义。

三、结语

“五四”以来的三个十年中，进步知识者的话语从“我控诉”到“我宽恕”，从他们自身或代为叙述的家庭故事中，展现出家族的兴衰、时代社会的演变，以及以父与子为典型的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从矛盾到对立再到逐步显现和解趋势的过程。启蒙的期待与焦虑贯穿整个现代时期，这些启蒙文学家庭故事在走向现代过程的发展中，为中国传统世俗生活与现代主义的融合提供启示，也对个体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与选择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启蒙文学叙述的家庭故事中进步知识者形象的转变，体现出启蒙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使个体从传统专制主义社会体制的规训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的思想意识的作用，也折射出启蒙文学的主题变迁：较之“五四”时期及其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社会行为意义上的‘为人生’主题”，这一阶段上升到更为复杂的“以文化和人类学为依据的生存和生命主题的层面”⑪，表现出一种更为博大深远的价值关怀和生命意识。

① 李长之：《憩园》，《时与潮文艺》1944年第4卷第3号，第110—112页。

②③ 巴金：《巴金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第64—65页。

④ 张玉瑶：《巴金〈憩园〉中的返乡主体》，《枣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7—24页。

⑤ 鲁迅：《祝福》，《东方杂志》半月刊1924第21卷第6号，第97—108页。

⑥ 鲁迅：《彷徨》，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130页。

⑦ 巴金：《家》，开明书局1933年版，第328—329页。

⑧ 巴金：《家》，《文丛》 月刊1937年第1卷第1号，第135—149页。

⑨ 田丰：《理想·自由·人性——对巴金〈憩园〉多重意蕴的解读》，《北京社会学》2018年第8期，第36—45页。

⑩ 巴金：《憩园》，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版，第127页。

⑪ 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