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坤 陈晓军

摘 要： 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民革命问题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国情，通过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在革命对象、革命同盟、革命主力、农民土地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为什么“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就是土地问题”等进行了科学剖析，从而提出了独有的农民革命思想。农民革命思想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得出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和革命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开端。

关键词：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革命问题;工农联合;土地问题

中图分类号：A419          文獻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3）05-0136-10

收稿日期：2022-10-05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5.14

基金项目：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21ND0379）;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9D055）;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重点培育项目（2452021184）

作者简介：  张坤，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通信作者

正确地认识农民革命问题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较早对此有全面而深刻认识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毛泽东。大革命时期（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灵活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通过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对为什么“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就是土地问题”等进行了科学剖析，提出了独有的农民革命思想，为开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缔造一个新中国的重大问题。对农民革命问题的正确认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做出的突出贡献。

一、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并从其内容、成因、基础、过程、特性和地位及意义等多方面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地研究。如吕连仁认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农民革命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动力，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针对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毛泽东农民革命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这一观点，他运用多角度比较的方法，论证了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论不是背离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李骥基于制度生成 理论总结了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成因，提出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正是在旧制度的崩塌和各个行动者之间不断的冲突和竞争中逐渐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是历史的、社会的和必然的产物［2］。郑英年认为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论是毛泽东农民革命战争思想的哲学基础［3］。章征科认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从战略上肯定了中国农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并深入农村，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采取措施，积极推进中国农民革命化的进程［4］。王金龙等则是通过对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分析，指出该文对农民正面革命形象的刻画，体现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极端重视，标志其农民革命观已有质的飞跃［5］。李吉认为自建党至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内容的广泛性、结构的层次性、思路的独创性这样三大特性［6］。丁俊萍等提出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初步形成于国民大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逐渐完备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体现了革命理论随革命实践深入而不断深化的基本逻辑［7］。曹居月认为农民革命问题是打开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锁钥，农民革命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奠基石和最本质的特征［8］。

也有学者就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中的具体内容如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对中国革命对象的判断、对农民同盟军的思考以及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等进行了专门阐述。如谭一清提出毛泽东在中国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解决了农民问题，并从农民问题出发，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9］。龚云认为，正是基于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将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与中国革命的出路结合起来，将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为中国农民开创了一条通向翻身解放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10］。林志友提出建党初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象的分析和判断与同时期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相比有着显著不同的认识理路：毛泽东以多国罪行的视角揭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因，从社会根基的层面挖掘了反对封建主义的依据，用阶级区分的方法阐明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理由［11］。曹居月等通过对毛泽东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思想形成的历史考察后，认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农民革命问题上提出的光辉思想代表了党内认识的最高水平［12］。裴焕利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农民是民主革命主力军的思想，对把革命中心转移到农村，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具有决定性作用［13］。刘九生提出，越贫穷越富于革命性，革命性高低跟生活状况的优劣成反比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动力论所遵循的逻辑，农民革命动力论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从天上落到人间，是对革命的划时代贡献［14］。柳礼泉分析了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探索过程并指出其对党的农民同盟军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15］。

综上，理论界对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研究，内容深刻、范围广泛。但是，农民革命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贯穿中国革命过程的始终。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毛泽东对农民革命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而目前的研究成果中，鲜有学者能够分阶段针对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认知环境对毛泽东的这一认识进行系统的阐述和总结。本文主要选取大革命时期这一阶段，通过比较毛泽东与同期党内人士在革命对象、革命同盟、革命主力、农民土地等问题上的不同见解，阐明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产生、形成的必然性和自觉性。大革命时期正是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产生、形成的关键时期，了解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革命问题认识的突破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历程，而且对探索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为什么“中国革命的实质即是农民革命”

“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16］ 605对中国革命实质的正确判断是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五卅”运动后，中国掀起了全民族的反帝斗争高潮，但是对于革命形势的走向只有少数人保持有清醒的认识，如后来周恩来所说：“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17］117

（一）农村封建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

在建党前后，就有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发表文章探讨农民问题了。如李大钊1919年发表的《青年与农村》、邵力子1921年发表的《可怜的农民》、沈玄庐主编的刊物中刊载的《农民的苦况》《农工和食米》等、张闻天和沈泽民对农村及农民生活的报道，等等。他们同情农民的悲惨境遇，也企图以组织农民、开展教育等办法寻求摆脱贫困的出路，对农民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体现了一定的思想自觉性。但是，能够发现农民痛苦的根源在封建土地制度，把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的共产党人并不多。

要发动革命，首要前提是必须弄清楚革命对象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只有找到统治阶级在我国赖以统治的社会根基，才能有的放矢，一举摧毁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瞿秋白在1926年《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中分析道，地主与买办是军阀的命根，是军阀的经济基础，国民革命就是革地主买办的命，就是掘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命根——他们的经济基础。而毛泽东认为，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基础，也是农民贫困的根源，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会从根本上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他指出，不管是帝国主义、买办还是军阀，要实现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都需要借助于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直接统治，才能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因此，农村封建地主阶级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基础。他在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经济落后之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土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其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实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18］37

毛泽东的论断与瞿秋白的看法虽无本质不同，但毛泽东的认识更深刻更精准，因而革命目标和革命任務就更明确。他准确地分析了革命现状：“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18］38只要农民起来推翻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帝国主义、军阀也就失去了在中国赖以生存的根基，其势力也必然如摧枯拉朽般轰然倒塌。所以，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农民，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

（二）农民的革命与斗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受十月革命影响，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始，就把工作中心放在了城市。当时，农村并不在共产党的革命范围之内，农民运动也被大多数共产党人所轻视。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农民运动议决案》，讨论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提出了要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的正确主张，但同时又对农民运动作了种种限制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民运动的开展。

1923年，恽代英曾致信毛泽东希望他能去农村搞搞乡村运动，毛泽东却回复说现在城市的工人运动都忙不过来，哪里还有时间去农村搞。可见，在当时，毛泽东也并没有特别关注到农民运动。但是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很快就发生了转变。1924年底1925年初，毛泽东借回家养病之机，发动韶山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成立农民夜校、创建农村党支部、领导农民同地主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他收集了许多关于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材料，写成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这一段深入农村亲身实践的经历不仅使毛泽东更深切地了解了中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的疾苦，也使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有了一个较大的改变。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区别进行了比较：“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18］40-41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还详细论证了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创造性地提出农民必须立即起来推翻乡村地主政权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农民革命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农民的实际地位决定的，从人数来看，中国工人仅有200多万人，而中国农民却占了人口的80％以上，达3亿多人［15］。在毛泽东看来，工人运动的目的只是争取工人集会结社的权利和自由而已，不会也不能触及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当然也就不可能动摇统治阶级的基础。而农民运动的目的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挖掉了统治阶级在中国统治的根基，对统治阶级来讲无异于釜底抽薪，这和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的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18］39所以，农民的革命和斗争才是保证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所在。

（三）以经济和政治的翻身解放催发农民的自觉意识

瞿秋白是少有的几个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重要性的共产党人之一，但是他却以俄国革命经验为依据，认为农民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去从事政治活动，而必须通过追随工人阶级的方式来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以农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他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特别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农民不能代表自己，而应当请别人来代表，应当同时便是他们的主人。”

出身农民的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和农民的了解则认为，农民要想摆脱自身的处境，就只有团结起来依靠自身去做出改变，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自己，任何阶级、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二）》一文中，号召农民群众要联合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求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还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19］可见，在毛泽东的眼中，农民虽然贫苦落后，但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重要的阶级，他们是独立的，是有思想的，只要有正确的引导，他们也是会有觉悟的。所以，毛泽东发出振聋发聩的号召，希望农民能够意识到，要想摆脱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获得翻身解放，就必须团结起来，通过斗争，自己解决问题，依靠别人是没有出路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更切合实际也更加成熟。

20世纪初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村人口占到了全国人口的近90％。工业虽有些许发展，却仅限于沿海极少数几个大城市中。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力量和作用都还相当的弱小，落后的小农经济仍是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这样的一种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必然离不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的参与和支持。毛泽东正是认清了这一社会现实，提出农民运动比城市工人运动更为重要的正确观点。他把农民革命放到了中国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甚至提升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没有论及到的。正是因为较早地洞悉到革命对象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所以毛泽东后来才能更快地认识到农民斗争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摧毁统治阶级的根基，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质的准确判断突破了党内相当部分人对农民问题和农民斗争的片面性认知，不仅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而且为革命斗争活动确立了正确的目标和方向。

三、为什么“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正确认识是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逻辑基础。通过对中国国情和农村社会阶层的剖析，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明：“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20］“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最重要。” ［21］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开首便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決，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8］37

（一）工农联合是中国革命斗争的突破口

虽然中共二大、三大的决议中都提到农民问题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问题，但是，由于党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城市，将全部精力倾注在工人运动上，所以，对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当时，党内一直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联合国民党搞革命;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主张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实现革命任务。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到自身革命力量的薄弱，急切需要寻找同盟军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但很显然，他们都忘记了农民，因而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当时也有一些共产党人已经看到了农民问题和工农联合的必要，如张太雷、李大钊、邓中夏和瞿秋白等，他们也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来阐述农民同盟军问题及其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如“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系统地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22］“只有中国农民（及兵士）是革命里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23］“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24］等。这些正确观点在中共四大上得以反映，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并重视起农民问题，也为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的形成做了认识上的准备。

1923年“二七”惨案爆发后，毛泽东从惨痛的流血牺牲中认清了军阀的反动本质，也逐渐明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同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进入了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工作，有了更多的机会更直接地了解到党内两种错误倾向及其危害。为了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农村调查并于1925年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并在这个问题上很坚决地表明了自己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和张国焘“左”倾错误思想的分歧。他指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应该正确地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孙中山看不到农民阶级与革命斗争的密切联系，不清楚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其实质就是农民问题，失去了农民这个革命基础正是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达到其目的的重要原因。

在1927年对湖南五县的农民运动考察中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25］17在对农村社会进行了细致分析后，他还进一步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25］20“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到封建势力的先锋，……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25］21他还列举了农民运动中涌现出的十四件大事，再次阐明了农民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的统治，变革农村腐朽的生产关系。因此，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

（二）以阶级划分法确认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有一定的现实考量的，他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靠山和保证。但是，他也看到了中国农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而且“农民内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16］ 642，不是所有的人都坚决拥护支持革命。不明确社会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就无法清楚地确定革命的阶级对象和革命动力，也就不可能找到中国革命真正的依靠力量。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进行一定的划分，找出工人阶级最可靠的革命盟友。

在我党的历史上，最早对我国农村社会阶级进行划分的是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其中把农民做了三种非常简单粗略的划分，而且把地主也划入农民的范畴，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对农村社会阶级进行深刻分析是毛泽东研究农民问题的切入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25］3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类。文章通过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进而判定了他们的阶级性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特别回答了“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谁”这一党内一直找寻未果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文章还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对即将展开的革命实践活动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后来在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鲜明指出农民阶级特别是贫农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应团结的对象：“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16］ 643-644

在大革命转入后期时，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将中国全部农村人口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并对各个阶级的面貌和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一一做了分析和说明。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分析更进一步地论证了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中心问题的地位，也从理论上更加确定了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就是农民特别是农民当中的贫民阶级。

（三）农民阶级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作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也十分重视农民问题。他在1923年《中国农民问题》中就分析了农民穷苦的根源，也提出“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不可漠视农民问题”［26］312等观点。但在实际行动中，他又表现出对农民的轻视，在他看来“农民的特性是守旧、散漫和无知”［27］，是难成气候的。他片面夸大资产阶级的作用，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更集中，比工人更雄厚。”［26］356这一思想也是后来他反对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并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持有完全相反的态度。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驻足不前，封建主义兴盛强大，中国的工人阶级“经济地位低下，他们丧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25］8。但是工人阶级人数少且力量小，所以注定不可能成为推翻强大的三座大山的主体力量。而农民不仅人数众多且大多贫困潦倒，因此，他们天然具有拥护社会变革改变自己生活状况的革命性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在革命中不仅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正确的引导下，他们还会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充当革命的先锋，是一种潜在的革命力量和重要的革命动力。

随着党对农村实际的逐步深入和农民运动的逐步推展，毛泽东更坚定了他的想法：在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社会，没有广大农民的解放就不会有中国的解放，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也不会获得革命的成功。毛泽东指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受了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三种剥削，其困苦达于极点，自求解放之心，十分迫切”［28］45。他们处在社会最最底层，所受剥削和压迫也是最重，因此，他们对改变自身现状和处境有着最迫切的渴求和愿望，因而也必然最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和反抗精神，有着极大的革命性，再加上数量的众多，中国广大的农民完全可以成为推动革命发展的巨大动力。只要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善加引导，广大农民中蕴藏的这种巨大革命力量必然会猛烈迸发，势不可挡。“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25］13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正是由于我国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主力军作用，我们才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新中国的建立。

在同党内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做斗争的基础上，在对大革命时期革命失敗的不断反思中，毛泽东吸收了邓中夏、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关于农民问题的精辟见解，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同盟军思想，在中国革命迷茫之际打开了革命斗争的突破口，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合，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筑起了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把农民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所不曾论述的，甚至是反对的。在中共早期的革命过程中，也始终未被一些共产党人所认可。毛泽东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科学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城市中心论”观点，打破了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干扰。在中国革命活动进入低潮时期，这一思想的提出无疑为革命的征程汲取了前进的力量，为中国革命“依靠谁”明晰了团结的对象。

四、为什么“农民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

将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结合起来并制定不同的土地政策和方法，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逻辑核心。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农村进行分析后发现，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压迫剥削农民特别是贫民，归根到底是因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因此，“认识农民问题，要以贫农为中心，贫农问题，要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现在领导农民革命，应当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终点。”［29］解决了土地问题就抓住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成功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同时也是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关乎革命力量和斗争策略的关键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30］

1925年“五卅”运动的失败使党深切地认识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以及解决农民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同时，农民运动在中国南部和中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革命运动的失败和农民运动的高涨客观上都要求党必须尽快解决土地问题来赢得农民的支持，从而实现巩固的工农联盟以促进革命的发展。

虽然早期中国共产党中有不少人都觉察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是鲜有人将解决这一问题与农民土地问题进而和中国革命问题联系起来。如农民运动家阮啸仙将农民问题与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以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等紧密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从中国人口、经济等现实国情出发论述了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革命的必要性;邓中夏指出争取和团结广大农民阶级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关键，并从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角度阐明了农民阶级在革命胜利中的重要地位，主张建立农民武装以备“革命之用”等。最早能把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联系起来的是李大钊，根据搜集到的大量统计资料，他首先洞察到了农民破产和土地集中带来的严重危害，指出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形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大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31］陈独秀也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涉及到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主张通过佃农协会向政府要求“限田”，通过政府限制私有土地占有数额，将那些限额以外的土地划归原来耕种者所有。不过显而易见，这种提法在当时的情势下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一些共产党人仅仅把土地问题看作是农民问题构成中“最主要部分”，很显然并没有意识到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成功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对农民土地问题认识的局限性也就决定了在当时党的农民政纲中不会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问题。

唯独毛泽东从时代层面的高度明确提出“贫农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国民革命必要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最后成功。”［28］48“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32］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党内并不是最早认识到农民土地问题重要性的，但他却是对农民土地问题认识最深刻的。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过程中，毛泽东深感土地问题的尖锐和农民对土地要求的迫切，经过深思熟虑后，遂向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应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党内许多同志的赞同与支持，但是由于当时右倾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提议并未在实际斗争中贯彻与执行。

把土地问题作为解决农民问题进而解决革命问题的中心问题，并强烈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革命问题认识的又一大突破。这一突破不仅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合理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使党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33］ 正是因为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深度关切和对农民土地问题的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才为革命争取到了最广大的团结力量，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建立武装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农民土地问题的提出抓住了中国革命任务的“牛鼻子”，为中国革命下一步该“怎么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列宁曾经告诫东方的共产主义者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它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34］很显然，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这个困難而又特殊的任务。他科学地分析了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不同，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只有无产阶级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发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特别是贫雇农起来一起参加革命，便可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的正确结论，这一结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五、结 语

在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对农民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促成了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初步形成。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在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年轻的毛泽东对农民革命问题的一些看法现在看来还不是十分的成熟，正如他在1956年9月份与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代表谈话时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时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不深入。”［35］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能够力排众议，对我国革命的实质和根本问题产生如此认识已难能可贵。

毛泽东没有盲目服从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没有局限于中央领导层对农民认识的狭隘性，也没有拘泥于马克思经典作家们对农民问题的固有论断，而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深入农村实地、开展农民运动、创办农民协会，在与广大农民长期一起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创立了独有的农民革命思想。农民革命思想的创立正确解决了我国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于危难之际挽救了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之时，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制定出正确的革命方针和策略，领导工农群众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农民革命思想是毛泽东在对农民问题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得出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萌芽的重要开端。农民问题的正确解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出口，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进行百年探索的历史主线。习近平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36］。这一使命，中国共产党一直牢记于心。建党百年来，我们党始终能够从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将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与农民问题的解决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来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大更多惠顾广大农民群体。从改革开放率先从农村拉开大幕到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再到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从未改变。现阶段，我们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处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更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的宝贵经验，并不断开拓创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构建农业农村发展新格局，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  吕连仁.毛泽东农民革命论之我见［J］.理论学刊，2003（06）：16-18.

［2］ 李骥.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形成的原因——基于制度生成理论的分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02）：20-22.

［3］ 郑英年.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战争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J］.江淮论坛，1984（05）：39-45.

［4］ 章征科.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推进中国农民革命化的探索［J］.苏区研究，2017（06）：77-86.

［5］ 王金龙，张瑜.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农民革命形象［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6）：165-168.

［6］ 李吉.论毛泽东建党至大革命时期农民革命理论的特性和地位［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03）：37-46.

［7］ 丁俊萍，许洪位.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J］.井冈山大学学报，2018（03）：55-64.

［8］ 曹居月.农民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奠基石［C］.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3（11）：364-365.

［9］ 谭一清.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聪明问题的探索与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06）：19-24.

［10］  龚云.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J］.河南社会科学，2014（09）：94-99.

［11］ 林志友.建党初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象的认识理路［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08）：71-78.

［12］ 曹居月，郭强.毛泽东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思想形成的历史考察［J］.理论探索，1992（02）：51-52.

［13］ 裴焕利.毛泽东关于农民是民主革命主力军思想论析［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04）：10-16.

［14］ 刘九生.论毛泽东的农民观［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1）：3-11.

［15］ 柳礼泉.毛泽东对民主革命时期农民同盟军理论形成的重要贡献［J］.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02）：17-20.

［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7.

［18］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M］.长沙：湖南出版社，2008：342.

［20］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33.

［21］ 王顺生.毛泽东思想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26.

［22］ 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J］.中国工人，1925（02）：2-11.

［23］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98.

［24］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167-168.

［2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6］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365.

［27］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609.

［28］ 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9］ 湖南的土地问题——关于土地问题之报告二［J］.中国农民，1927（01）：4-9.

［30］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2.

［31］ 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33.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91-192.

［33］ 埃德加·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47.

［34］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04.

［35］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2.

［36］ 習近平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OL］.（2020-12-29）［2022-10-02］.http：//www.gov.cn/xinwen/2020-12/29/content_5574955.htm.

Mao Zedongs Breakthrough in Understanding the Peasant Revolution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ZHANG Kun1，CHEN Xiaojun2*

（1.College of Marxism，Northwest A&F University/Theoretical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t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Peasants”;2.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treatment of the peasant revolution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Mao Zedong，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flexibly appli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o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rough in-dept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in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wrong tendency in the Party to dogmatize Marxism and sanctify the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he put forward unique views on the basic issu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uch as the revolutionary object，the revolutionary alliance，the main force of the revolution，and the land of farmers.This paper makes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why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s the peasant revolution，the central issu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s the peasant problem，and the central issue of the peasant problem is the land problem”，and puts forward the unique peasant revolutionary thought.The peasant revolutionary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that Mao Zedong appli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o Chinas actual situation.It is also Mao Zedongs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in Marxist peasant theory and revolutionary theory，marking the important beginning of the germin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Key words： the great Revolution;Mao Zedong;peasant revolution;the union of workers and peasants;land issues

（责任编辑：马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