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铭璐，张树山，谷 城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吉林长春 130117）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已基本构建起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百年变局、逆全球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调整，我国产业链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个别国家公然鼓噪分裂对抗，不断加大“脱钩”力度，加剧“断链”风险；另一方面，对产业链主导权的争夺日益激烈，产业链内向化收缩、本土化转移和区域化集聚成为新趋势，部分国家甚至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推动产业链回岸、近岸和友岸布局。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应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因此，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已成为我国产业链战略调整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应对全球变局的主动作为。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物流技术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智慧物流发展模式，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可视化、柔性化为特征的智慧物流，实现了物流运作各环节的自动化执行、智能化运作和智慧化决策[1]。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物流产业既是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的重要支撑产业。那么，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是：站在智慧物流快速发展与保障产业链安全迫在眉睫的历史交汇点，智慧物流能否提升产业链韧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智慧物流将通过哪些渠道影响产业链韧性？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研究结论对推动“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以及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智慧物流以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物流产业发展相结合，重塑产业分工和产业结构，实现物流产业发展降本增效的目标[2]。现阶段，智慧物流属于学术界和实务界前沿性研究课题，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智慧物流的内涵界定、定量测度和效应，其中效应研究较少。在内涵界定方面，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对智慧物流展开了大量探讨，普遍认为智慧物流的本质是利用5G、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将传统物流产业中采购、运输、仓储、配送等环节连接起来，推动信息和资源要素在物流产业链上的顺畅流通，从而提高制造业和物流产业的运营效率[3-7]。在定量测度方面，孙磊等[8]基于基础要素投入、服务应用以及经济效益三个维度构建了物流产业智慧化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06—2019年我国29个省份物流产业智慧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谷城等[1]对物流产业智慧化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完善，并测度了2006—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物流产业智慧化水平的分布动态、空间差异和收敛性。此外，亦有学者基于空间视角，考察了我国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的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9]。在效应研究方面，当前文献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10]，实证研究较少。例如，吕婧等[11]研究发现，在公共卫生危机下，智慧物流能够实现应急物资高效筹集、合理调度以及智能运输，从而有效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持续累积和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加深，学术界掀起了产业链韧性研究热潮。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产业链韧性的内涵界定、定量测度和影响因素。在内涵界定方面，“韧性”一词起初作为物理学概念，通常指物体受到外力后恢复至原状的能力[12]。随着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展，诸如经济韧性、组织韧性、城市韧性等不断涌现[13-15]。产业链是包括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消费者在内的所有供应链成员的集合体，体现了不同产业或不同地区之间供应链的关联关系和时空分布形态[16-17]。产业链韧性是韧性与产业链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界对其概念界定已取得明显成果，且大多认同产业链韧性是指在面临内外部环境冲击时，产业链维持稳定或迅速从冲击中复原的能力，抑或是在冲击中寻找机遇实现产业链升级的能力[18-21]。在定量测度方面，一是基于单一指标表征产业链韧性。例如，陈晓东等[22]基于进口中间投入品占产业链总产值的比例衡量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卫彦琦[23]以产业多样化和创新能力衡量产业链韧性。二是基于综合指标评价法测算的综合发展指数表征产业链韧性。如谷城等[24]构建了产业链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0—2020 年我国30 个省份的产业链韧性水平、区域差异和收敛性。在影响因素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以关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对产业链韧性提升作用的理论探讨为主[18-20]，相应的实证研究较为鲜见。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如下：第一，拓展了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因素。不同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本文首次基于物流产业视角考察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拓展了产业链韧性的研究范畴。第二，揭示了智慧物流影响产业链韧性的理论“黑箱”。现有文献尚未深入探索智慧物流影响产业链韧性的理论机制，本文从交易成本和市场整合两个角度揭示智慧物流影响产业链韧性的背后机理，丰富了智慧物流影响效应的研究内容。第三，研究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本文结论表明，中央政府推广“互联网+物流”有助于降低产业链中断风险，对政府进一步优化智慧物流政策和提升产业链韧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直接影响

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看，理解产业链韧性的关健在于市场主体之间关联关系是否容易连接和稳固，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关系越稳固，产业链就越能抵抗外部环境冲击；而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关联关系越容易连接和建立，产业链也就越能迅速从外部扰动中复原[21]。智慧物流能够提高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稳固和连接能力。具体来看，一方面，作为衔接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桥梁和纽带，智慧物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嵌入使供需信息的精准分析与高度共享成为可能[11]，节点企业可以依据物流平台汇集的信息，选择信用较好和适配的企业进行战略合作，经过筛选后产生的合作关系往往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传统物流运输效率低下，企业在选择战略合作伙伴时通常优先选择本地或者邻近地区的企业，这大大缩小了供应链贸易网络的延伸范围。智慧物流可以依靠智能分拣机、无人机、机器人智能运输和智能调度等技术提高运输能力，扩大大宗商品运输领域的业务范围[4]，企业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灵活选择地理距离较远的企业进行战略合作，提高企业主体之间的连接能力。此外，智慧物流也可以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对运输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分析，实现车辆实时监控、路况实时分析、货物实时跟踪等，对运输过程中的风险和隐患进行及时预警与处理，第一时间解决物流运输中出现的问题，提高运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进而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间接影响

创新是确保产业链在关键环节、关键时刻不“掉链子”的重要因素[25]，资金是支撑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基础条件。熊彼特创新理论强调资金可得性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企业研发资金持有是提高产业链韧性的关健。智慧物流可以通过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和运输效率来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传统物流侧重点到点或线到线的服务，运输、仓储、货运代理等物流各环节由互不沟通的不同经济实体分别承担，产业链节点间的信息传递速度缓慢，并存在大量信息冗余，引致搜寻成本较高。智慧物流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开发物流平台，促进信息的交流、传递，扩大信息和技术在供应商、生产商等主体之间的扩散与分享范围[26]，提高信息传递效率，降低搜寻成本。另一方面，传统物流在运输、仓储、分拨以及配送等环节的自动化程度较低，高昂的运输成本和较长的运输周期导致企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27]。智慧物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动化的场景不断涌现，例如，仓储环节中自动导引运输车（AGV）和自主移动机器人（AMR）等。智慧物流的运输环节可以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预测和优化，实现货物路线的智能规划、仓储场所的智能配备、物流对接的智能匹配等，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货物损失，缩减库存、运输等方面的支出，提高运输效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智慧物流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业链韧性。

此外，市场分割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链韧性。市场分割不仅在宏观层面限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28]，也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29]，商品要素资源的畅通流动有助于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有效对接，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30]。同时，市场分割会抑制企业销售市场的扩张，降低企业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31]。智慧物流可以促进资源要素顺畅流动，缓解行政壁垒的消极作用，降低市场分割的程度。一方面，传统物流受限于智慧化水平不足，商品流通存在诸多障碍，产业链关联关系受到影响。智慧物流利用信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运输、仓储、配送等环节赋能，既能够提高商品流通效率，拓展流通渠道，又能够推动要素资源在更广范围内有序流通[32]，有助于产业链之间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传统物流难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市场分割，而智慧物流拓展了商品流通范围，使企业可以选择其他地区的企业进行战略合作，要素流动性的强化也使得地方保护形同虚设，行政干预和地域垄断难有作为，从而降低市场分割的程度，促进市场整合。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智慧物流可以通过促进市场整合提高产业链韧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

为考察智慧物流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CRit表示i地区t年产业链韧性水平，ILDit表示i地区t年物流产业智慧化水平，Controlsit为系列控制变量，μi和δt分别为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β0为常数项，β1、γi为相关变量的估计系数。本文重点关注核心解释变量ILD的估计系数β1，若β1为正，表明智慧物流能够提升产业链韧性。

2.机制检验模型

为检验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作用机制，本文参考江艇[33]对因果效应的推断，构建模型（2）进行中介检验。此外，为进一步验证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以模型（3）来完善机制检验。

其中，Mit为交易成本和市场整合中介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与模型（1）一致。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产业链韧性（ICR）。结合现有文献，产业链韧性体现了产业链应对外部冲击的抵抗、恢复和发现新路径的能力。其中，抵抗和恢复能力集中反映产业链在面临外部扰动时，充分发挥链条间的功能互补和资源互补作用，实现产业链安全稳定或迅速从干扰中恢复的能力；发现新路径能力则体现了产业链在外部冲击下寻找机遇、利用技术创新等手段实现产业链升级的能力。基于此，本文借鉴李胜会等[34]、卫彦琦[23]做法，利用创新能力和产业多样化的综合指数来衡量产业链韧性。其中，创新能力（Patent）利用地区专利授权数衡量；产业多样化（ID）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的倒数测度，公式如下：

其中，Sj表示j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本文利用熵权法测算产业多样化和创新能力的综合发展指数，即产业链韧性。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经过标准化后的指标数值。因上述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本文仅列出正向指标标准化公式：

其次，计算j指标权重Wj，公式如下：

其中，Ej为j指标的信息熵；K=1/lnm。

最后，利用式（7）测算产业链韧性综合指数。

2.核心解释变量

智慧物流（ILD）。现有研究多通过构建物流业智慧化评价指标体系测算物流业智慧化水平[1，8]。本文参考谷城等[1]研究成果，从发展动力、发展环境和发展效益三个维度构建物流业智慧化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囿于物流业一些智慧化指标尚未统计，本文参照孙早等[35]关于工业智能化的测度方法，将智慧化指标与物流业相关指标进行比例换算。此外，指标体系中物流业环境发展指数利用单位物流业增加值煤耗、油耗、电耗3 个基础指标并通过熵权法测算。

表1 物流业智慧化评价指标体系

3.中介变量

本文包含两个中介变量：一是交易成本，参考张虎等[26]做法，以市场化水平（MK）刻画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市场化水平采用市场化指数进行表征①；二是市场整合，参考毛其淋等[36]测算的市场分割指数，以市场分割指数的倒数作为市场整合（MI）的表征指标。

4.控制变量

为更全面分析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机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基础（PGDP）、产业结构（IS）、外贸依存度（FDI）、金融业水平（FI）、政府调控（GOV）、人口规模（POP）。

变量的说明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1.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6—2021 年我国30 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为研究样本，相关原始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各省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利用线性插补法补齐。

2.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产业链韧性的最大值为0.678，最小值为0.020，标准差为0.094，表明各地区产业链韧性存在较大差异，绩效的区分效度较好。物流产业智慧化水平与现有研究结论大体一致[1]，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3显示了基准回归结果，为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估计。列（1）中智慧物流（ILD）系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证实了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过程中，智慧物流（ILD）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且变动幅度较小。以列（4）为例进行分析，智慧物流（ILD）系数估计值为1.599，且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智慧物流的确提高了产业链韧性。H1得到经验证据支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从列（4）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产业结构（IS）系数估计值在5%水平上为正，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可以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其原因在于不同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完善了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提高了产业链之间的协调能力和关联关系。金融业水平（FI）系数估计值同样显著为正，表明资金可得性是提高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因素。外贸依存度（FDI）系数估计值为-0.043，且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过多依赖国外市场影响了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引致产业链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不足。其他控制变量未对产业链韧性产生显著影响。

（二）克服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虽然基准回归结果证实了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可能存在双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即产业链韧性水平高的地区可能更倾向于提高物流业智慧化水平。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克服内生性问题。借鉴黄群慧等[37]做法，选取历史上固定电话和邮局数量构造智慧物流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历史上固定电话数和邮局较多的地区极有可能是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这与智慧物流的数字化、智能化特征相符，满足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固定电话数和邮局数作为历史变量，不会对产业链韧性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外生性要求。基于此，本文以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和每百万人邮局数与上一年互联网上网人数的交互项作为智慧物流的工具变量，分别记为工具变量1（IV1）和工具变量2（IV2）。

表4 显示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K-P rk LM统计量与C-D Wald F统计量显著拒绝了识别不足假设和弱工具变量假设，表明工具变量具备合理性。列（1）和列（3）表明，工具变量1 和工具变量2与智慧物流显著相关；列（2）和列（4）中智慧物流（ILD）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这表明经过工具变量法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智慧物流仍能够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

表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参考谷城等[1]做法，利用变异系数法重新测算物流业智慧化水平，记为ILD2，并将其带入模型（1）进行重新回归。表5 列（1）显示了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变量ILD2 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本文研究结论未发生变化。

表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2.剔除异常值影响

为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对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Winsorize），以剔除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表5列（2）结果显示，智慧物流（ILD）的系数估计值仍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3.剔除特殊样本

考虑到直辖市样本在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殊性，其产业链韧性水平可能较高，本文剔除4 个直辖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样本后进行重新回归。表5列（3）表明，剔除特殊样本后，智慧物流仍然可以显著提高产业链韧性水平。

五、异质性分析与机制检验

（一）异质性分析

1.时间异质性

不同时期的智慧物流发展水平和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也可能有所不同。智慧物流的概念虽然由来已久，但早期智慧物流的发展处于探索阶段，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物流技术的融合存在诸多问题，智能仓储、智能搬运、智能分拣、智能配送等环节效率较低，因而在智慧物流的初期，其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可能不明显。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物流领域广泛应用，仓储、运输、配送等环节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物流组织方式不断优化创新，智慧物流的影响效应开始增强。因此，本文推测，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可能在研究样本期后期更显著。基于此，本文以2015 年为时间点，将样本期划分为2006—2014年和2015—2021年两个时间范围。其原因在于，2015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互联网+”高效物流、“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便捷交通等重点行动，智慧物流得到迅速发展。表6 列（1）、列（2）显示了时间异质性回归结果，列（1）中智慧物流（ILD）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较低；而列（2）中智慧物流（ILD）系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样本期后期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表6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2.区位异质性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数字基础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也可能产生异质性。因此，结合现有研究做法[24，38]，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②，并利用模型（1）进行回归。表6 列（3）至列（5）显示了相关回归结果。关于东部地区，智慧物流（ILD）系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智慧物流对东部地区的产业链韧性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东部地区拥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具有较大市场规模和数字产业等优势，在智慧物流的赋能下，东部地区有序向西部地区开展产业转移，本地则优先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和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任，产业链“延链”“补链”得到发展空间，促使产业链韧性提升。关于中部地区，智慧物流（ILD）系数估计值仅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智慧物流对中部地区的产业链韧性促进效果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智慧物流虽然促进了商品的循环畅通，提高了产业链上下游间的关联协同，但多年来，中部地区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0》显示，中部各地区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中部地区部分产业链低端化和同质化现象显露，从而影响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效果。关于西部地区，智慧物流（ILD）系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智慧物流显著提高了西部地区的产业链韧性。从产业链互补性来看，近年来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智慧物流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下，智慧物流有效降低了西部地区的市场分割，促使西部地区产业链更完整，从而提高了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二）机制检验

为进一步揭示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影响的作用机制，利用模型（2）、模型（3）构建的计量模型进行机制检验。表7显示了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表7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1.交易成本作用路径

表7列（1）显示，智慧物流（ILD）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智慧物流对市场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智慧物流降低了交易成本；列（2）中市场化水平（MK）系数估计值在5%水平上为正，表明市场化水平（MK）提高了产业链韧性。上述结果表明，智慧物流能提高信息传递和运输效率，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为产业链上下游的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H2得到经验证据支持。

2.市场整合作用路径

由表7列（3）可知，智慧物流（ILD）系数估计值为0.249，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智慧物流能够促进市场整合；列（4）中，市场整合（MI）系数估计值同样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市场整合有效促进了产业链韧性提升。上述结果表明，智慧物流发挥了促进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和缓解行政壁垒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市场整合，而整合后的市场推动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有效对接和相互关联，进而提高了产业链韧性，H3得到经验证据支持。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产业链韧性强和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本文以2006—2021 年我国30 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了物流业智慧化和产业链韧性指标，实证检验了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智慧物流能够显著提高产业链韧性。这一研究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和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异常值、剔除特殊样本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波动较小，说明本文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第二，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是时间异质性。相较于样本期前期（2006—2014 年），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在样本期后期（2015—2021 年）更显著，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战略的兴起。二是区域异质性。相较于中部地区，智慧物流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链韧性影响作用更明显。

第三，交易成本和市场整合是智慧物流影响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机制路径。机制检验发现，智慧物流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业链资金可得性，通过促进市场整合增强产业链关联关系，从而提高产业链韧性。

（二）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为优化智慧物流政策和提升产业链韧性，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智慧物流持续健康发展。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智慧物流能够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因此，各地区可以围绕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智慧物流发展模式。一方面，积极鼓励物流企业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物流要素在线化和数据化，培育物流数据要素市场，开发多样化应用场景，促进自动化、无人化、智慧化物流技术装备以及自动感知、自动控制、智慧决策等智慧管理技术应用，提升物流活动各个环节的智慧化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应强化智慧物流发展的政策支持，确保物流用地规模、土地性质和空间位置长期稳定，鼓励物流企业进行物流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提高金融支持力度，为智慧物流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此外，智慧物流的发展应注重地区之间的协调，避免出现极化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情况。

第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完整且有韧性的产业链。当前，我国在重点技术装备、高端软件、核心零部件等方面存在“卡脖子”隐患和断链风险，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等领域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必须不断强化自身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打造完整且有韧性的产业链。从产业链前端看，应重点聚焦“卡脖子”环节，补齐产业链短板，着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例如，高端医疗器械、航空发动机、电子元器件、芯片等高端产业。从产业链后端看，当前消费端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日益增加，应增强定制设计和柔性制造能力，提高生产制造与市场需求的协同水平，以产品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安全稳定。

第三，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市场整合作为提升产业链韧性的着力点。本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智慧物流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市场整合提高产业链韧性。基于此，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市场、政策、法治和社会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促进市场整合，打破地区市场分割，包括推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等方面内容。此外，应强化各级政府之间的合作，破除行政壁垒，对于不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地区，可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提高地方保护主义的成本和代价，从外部施加市场整合压力，为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注释：

①数据来源：https：//cmi.ssap.com.cn。

②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