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行明　许辰迪　肖磊

〔摘要〕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分别经历了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及平行竞争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体现出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与高效协同。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国家为实现生产要素快速积累，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比较优势在主导产业上的赋能逐渐减弱，国家要突破发展瓶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就必须跳出比较优势思维而发挥后发优势，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将资本、人力等要素向目标产业集聚，使得产业结构向缺乏比较优势的领域升级。然而，在市场逐利本质的推动下，生产要素总是朝着关键性、赢利性强的产业集中，在全球产业链中突出表现为以数字经济为特征的高科技产业同质化竞争。这一发展导向，最终使中国在主导产业上与发达国家产生平行竞争。面对当前日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更应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强强联合，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潜力，以保持国内产业高端、先进性以及高质量发展态势，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动态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悖论，后发优势，同质化竞争，平行竞争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3）05-0090-12

一、引言：发展经济学的检验与创新

发展经济学的诞生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总结和理论依据，但是从近几十年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传统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现实的发展情况，不足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对此，还需深刻认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通过实践以检验发展经济学理论，并推动理论的创新，以进一步指导实践。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国家间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历来为经济学家所重视，但其适用条件和实施效果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不同的学者对此提出了相异的论点。在近期的研究中，樊纲提出了根据发展要素（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本土优势）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1〕，而刘培林、刘孟德认为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非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只有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地、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不能起到良好效果〔2〕。这些问题是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我们在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平行竞争”的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发展路径以及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观点，其核心思想是：

第一，比较优势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可能消失，也可能创造，有其形成和消亡的周期。某一种比较优势往往形成于一定领域和时期，但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动态的、变化的，经常要打破现有的比较优势格局，过渡到新的格局，而不是永远维持既定格局。秉持静态的比较优势，必然失去产业转型升级的机会，无法实现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不断确立新的比较优势，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站位束缚，弱化因简单开放带来的比较优势低水平锁定效应，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第二，突破比较优势陷阱的关键在于培育后发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就是向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军。一旦确认了目标产业，政府可引导资本向该产业集聚，资源向该产业配置，加强相关教育与培训为该产业提供人力资源。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可直接向原先没有比较优势的先进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并可避免走弯路以及减少试错的次数。经过改革开放后多年的积累，中国已经具有产业转型升级的实力，在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下，可以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产业升级。

第三，后发优势的作用促使平行竞争阶段的出现。由于中国发挥了后发优势，从而在某些高科技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甚至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出现了平行竞争格局。平行竞争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某些产业领域出现齐头并进、实力相当、甚至处于领先的竞争格局，同时各国之间在技术上各有优势，形成制衡，一国不可能垄断所有技术。一旦进入平行竞争格局，后发优势开发殆尽，更加需要加强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充分增强竞争优势，保持领先地位。

本文作以下安排：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平行竞争的内涵及其转换的机理，第三部分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平行竞争的阶段划分及演进规律进行经验总结，第四部分分析政府在推进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平行竞争形成及其转换中的主导作用，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平行竞争及其转换的机理

（一）比较优势的始发作用及其动态演进

1.比较优势理论演进。比较优势理论最早来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绝对优势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到，他认为由于先天的发展条件不同，各国生产产品有着天然的绝对成本差异，因而会集中出口本国拥有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进口处于成本劣势的商品，国际贸易得以分工开展，互利互惠。但对于不同比较对象来说，一国的绝对优势也具有相对性，由此衍生出了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本质是由于各国在人力、土地、资本等要素上存在差异，进而利用各要素生产产品的机会成本不同，最终因成本差异发展出比较优势产业。同时，比较优势也有两层含义，不仅是本国与其他国家存在比较优势，本国内部各地区间也存在着比较优势，因此各国一般会选择出口本国比较优势较大的产品，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一般地，按照产业发展顺序，一国经济发展重点要经历由农业向工业再到对外贸易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初，既无资金、技术，也无工业生产能力，只有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为经济起飞挣得“第一桶金”。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通过出口初级产品、資源产品等方式，从而换取外汇来获得较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进口替代，从而谋求自身经济发展。

对于比较优势产生的来源，李嘉图认为比较优势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且不易被改变。随后赫克歇尔及俄林在李嘉图的观点上进一步延伸，认为在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下利用优势要素越多，比较优势越明显，即要素禀赋理论。但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若按照李嘉图等人的观点，一国的比较优势一旦形成将一直延续并存在，从而一国对外贸易结构也不会发生改变，这却与现实不符。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延伸的背景下，一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全球价值链紧密相关。一方面，一国通过技术进步、分工生产使得自身的要素总量以及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比较优势的构成，促使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同时也在发展，故二者共同促进了比较优势的相对改变，这说明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3〕。

2.比较优势实践演进。从动态发展过程来看，在一国经济发展融入国际市场的起步阶段，利用原始的比较优势完成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快速积累，构建国民经济的有效循环十分重要。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则需依据现有发展条件，调整固有发展观念，使得比较优势动态化，围绕技术创新、技术引进和内需培育，而非传统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模式，弱化因简单开放带来的比较优势低水平锁定效应，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4〕。

具体来看，各国资源禀赋不完全相同，因而比较优势也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生产国际化背景下，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是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的比较优势，中国也发挥了劳动力成本优势，赢得了世界产业转移和经济初步发展的条件。此外，进出口贸易的组成结构也是一国比较优势的最直接体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出口产品是矿产品和优质农产品。这些产品既然能在国际市场销售，说明就有比较优势。当时中国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和外汇非常短缺，同时从计划经济演变过来，工业品不适销对路，在国际市场无竞争力，只有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之类的初级产品才能换取宝贵的外汇。矿产品和农产品作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为中国的最初的外汇积累作出了贡献。

如果我们继续跟踪研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演进就会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比较优势是不断调整、变化的。比如，经过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衰退，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2004年刘易斯拐点到来，中国开始出现劳工短缺，劳动力比较优势基本消失〔5〕，于是，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如越南、印度等，成了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对象国。在矿产品方面，当初中国主要出口能源，即煤炭和石油。由于当时中国工业发展不足，对化石能源的需求不大，因而可以用于出口。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在能源进出口方面出现了两个转折点：一是1993年，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随后石油对外依存度日益飙升，达到最近的70%以上；二是2009年，中国突然由煤炭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很快上升为世界第一大煤炭进口国。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对能源需求大幅度提升，国内能源储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由此，能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转变为比较劣势。

因此，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演变性，可能消失，也可能创造，有其形成和消亡的周期。这种周期有以下表现：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先的比较优势会自然消失，形成一个周期；二是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随着资源的不断开采而枯竭，失去在资源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如果不及时进行经济转型，就会陷入“资源诅咒”和经济衰退；三是新的竞争对手或后发国家的出现打破已有的市场格局和比较优势格局，使部分传统优势的主体失去优势。

在实践中，一旦把比较优势理论静态化了，就成了谬误。秉持静态的比较优势，必然失去产业转型升级的机会，无法实现持续发展；某一种比较优势往往形成于一定领域和时期，但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动态的、变化的，经常要打破现有的比较优势格局，过渡到新的格局，而不是永远维持既定格局；在短时期内，国家或区域可能存在着比较优势，但是传统的比较优势往往不能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遵循比较优势是市场自发的结果，但如果不去主动求取更高的比较优势，就会陷入比较优势的路径依赖，使经济发展受到既定比较优势的束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和发展瓶颈。因此，在利用本国或本地区比较优势的同时，需要考虑经济转型，发掘新的比较优势。

（二）产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是向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军

理论来自实践，并指导实践，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而对现有的理论产生挑战或否定，这就需要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以指导实践。比较优势理论在揭示国际贸易及其分工方面具有解释力，而当一国度过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发展战略、产业选择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若按照比较优势的思维则存在局限，产生发展路径的错误，失去发展机会。当落后国家发挥了比较优势，赢得了初步发展，若要继续发展，必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而产业转型升级的本质就是向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军。我们可以通过实践来加以验证。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有人提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生产的产品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交换，中国专门发展农业，苏联专门发展工业。如果按照这一分工，中国永远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因此当时中央高层并不赞同，摒弃比较优势思维，确立当时没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作为发展方向，推动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由此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当时的口号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并通过艰苦卓绝的谈判从苏联引进156项重点项目。这些项目在中国都是没有比较优势而从无到有实现的，并奠定了中國工业基础。在国内政策上用农业补贴工业，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遗憾的是，当时实行计划经济，没有市场配置资源，缺乏市场竞争，经济发展效率低下，加上当时实行生产资料工业（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导致农轻重比例失调。后来与苏联关系恶化，又未与其他技术先进的国家建立开放合作关系，技术引进这条线路也被堵死了。但是，当初确立工业化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也为新中国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只是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存在着不足。

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东西部分工发展的讨论，也有学者提出发挥比较优势协调东西部发展，东部发展工业，西部发展农业。若按照这一分工，则东西部差距越拉越大，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平衡稳定发展。并且，西部地区也面临着工业化转型问题。从实践来看，西部地区已经发展了多个现代工业基地，特别是在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现代工业、数字经济获得强劲的发展，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形成了中国第四增长极。

改革开放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鲜明的本质性特征就是向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军。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工业没有优势，出口产品主要是矿产品和农产品，因而比较优势就是采矿业和农业，那么按照比较优势思维，就应该专门发展农业和采矿业。但是，中国的具体实践却舍弃比较优势而大力发展工业，从玩具、服装等轻工业产品到机电产品，再到家用电器、汽车、高科技产品、数字经济、5G等，这种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都是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没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实现的。中国在数字经济、信息和网络产业方面本来没有比较优势，最先都是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运作模式，但现在却涌现出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著名企业，也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没有到有比较优势的过程；在5G之前中国是没有优势的（从4G开始与国外齐头并进），但现在华为5G技术领先于世界，有着鲜明的比较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显著提升，而政府的导向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因此，产业转型升级的本质就是向没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业挺进和突破。能否实现这样的突破，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指导德国崛起的李斯特经济学曾经指出，以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国家这一限制条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生产力比通过绝对优势和比較优势获得的贸易利益重要得多，运用政府的力量培育新的生产力是国家崛起的关键。同样地，在主张创新驱动发展的熊彼特经济学中，也把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视为静态均衡的突破、发展路径的跃迁，看作是生产结构的非连续性变化。这些理论上的认识，曾经指导了发达国家的崛起，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是同样适用的。

（三）突破比较优势陷阱的关键在于培育后发优势

比较优势的作用在产业发展中是逐步降低的。随着加工业的不断发达、深化，比较优势逐渐模糊、退化，但这是一个进步，特别是到了信息化、智能化、数字经济时代，比较优势在产业选择方面的作用又进一步被弱化、淡化。当今世界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日益充足甚至过剩；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特征越发显著，渗透力越来越强；同时，全球化、国际化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比较优势的思维痕迹几乎不再存在。一旦确认了目标产业，资本就会迅速向该产业集聚，资源向该产业配置，相关教育与培训为该产业提供人力资源。其中，人力资源开发与提升是突破比较优势瓶颈、约束的重要推力。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全球化环境下的外资引进。对于没有比较优势的重要产业，可以通过引进外资直接构建，以弥补本国产业链的短板和不足，增强产业链的位势〔6〕。

从国际竞争中更加尖锐和实质性的问题来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思维，发达国家发展高端产业，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端产业，就不会产生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但这种比较优势的定位并不符合市场竞争精神，这种“低端锁定”更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后发国家如果想实现赶超，必须突破传统比较优势束缚的陷阱，向没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业进军，在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有所突破。

发展中国家突破比较优势陷阱、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发挥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就是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学习或模仿前人所积累的大量技术，学到别人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可以少走弯路、多走捷径。后发优势是落后国家最终能够实现追赶的最重要的发展要素，可以直接采用和享有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用于发展本国经济，而且省略了试错、弯路这些前人付出巨大代价的环节。学习别国，包括引进技术和技术合作，同时加以自主创新，实现由弱变强，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中国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在轻工、机电、家电及某些高科技产业方面依次取得突破而成为世界工厂，占居主导地位，现在正在向更高科技领域挺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产业的发展与转型的战略制定，没有考虑比较优势选项。目前中国资本充裕，外汇充足，可以调动资源向目标产业配置。因此，产业转型、发展战略的抉择不是沿着比较优势路线延伸，而是通过发挥后发优势直接向处在比较劣势的高科技产业领域“蛙跳”，而比较优势思维已经不再具有本质意义，不再是产业转型发展的主流因素〔7〕。

（四）市场竞争的同质化导致平行竞争的格局

人们的预期或者流行观点是，只要相关主体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错位发展就能提高发展的效率，避免产业趋同和同质化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产能过剩，但实际情况是，市场机制下往往引发同质化竞争。可将其定义为“比较优势悖论”，即竞争的导向并非按照人们的期待而错位发展，而是在市场机制逐利的推动下，资本朝着关键性、赢利性强的产业集中，形成同质化竞争，也正是这种同质化的高端产业竞争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某些高端产业领域的平行竞争格局。

同质化竞争现象之所以会形成，本质上是资本要素逐利的具体体现，从而对国家、城市、企业产生重大投资方向性的引导。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资本逐利，即资本往利润率高的产业流动。同时，市场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来配置资源，推动着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其本质也是价值规律的实现。而在现实市场中，利润率高的产业相对集中，资本也就相应地集中向这些产业流动，从而出现不同主体产业趋同化及同质化竞争的倾向，或者说同质化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常态化现象。一般来说，产业的利润率与生产附加值密切联系，集中在高端制造与服务产业，具体就表现在以下这些热门产业：电子、信息、汽车和金融产业，以及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前沿——人工智能产业。

从国内产业结构的演进来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志性产业成为同质化竞争的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家电产业作为中国的新兴产业吸引着各地的投资，经过一番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只有少数企业脱颖而出。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产生了产能过剩等负面效应，但没有这样的竞争就不会涌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当前各地又集中在以数字经济为核心，芯片、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展开同质化竞争。政府在产业升级导向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不能以主观规定的方式对各地进行产业定位以实现错位发展，这样又回到计划经济低效的模式，应该允许这种同质化竞争的存在，同时也要发布信息，进行适度调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避免恶性竞争和过多的产能过剩；提升不同地区和产业之间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均衡性和协调性，促使整个产业的质量全面提升；在高端领域，要避免同质化竞争造成的无序化和资源浪费，合理调控生产力布局，实施有差别的高端产业发展策略，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国际产业竞争来看，后发的经济体往往更具有竞争性、针对性。中国家电产业后来居上，击败了曾经垄断全球的日本家电产业，使日本的家电整机生产大多不复存在或被中企并购。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都着眼于抢占科技与产业的制高点，以便在今后的竞争中占居优势地位，从而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和竞争力度。每当一个新兴产业出现，就意味着可能的产业制高点的产生，如人工智能产业的出现将决定着未来的市场营收和利润，因此资本的逐利特性使得其快速涌入，抢占这一新兴产业的市场份额，从而形成同质化的竞争模式。

在自发的市场机制作用下，国内和国际之间会形成产业分工，发挥产业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可能产生对高利润行业、高端产业的同质化竞争，这种互补性和同质性是市场作用的两种现象，必须在市场竞争中辩证看待。而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当今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数字经濟及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展开了激烈竞争，展现出同质化竞争的现象。竞争的结果是，由于中国发挥了后发优势，从而在某些高科技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甚至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出现了平行竞争格局。一旦进入平行竞争格局，一方面，后发优势开发殆尽，更加需要加强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充分增强竞争优势，保持领先地位。中国在某些领域进入平行竞争之后，仍在其他领域存在短板和差距，仍有发挥后发优势的空间。另一方面，高科技产业的同质化竞争中也蕴含着极大的差异化。每一个高科技产品都汇集成千上万个、甚至百万千万个高科技组件，汇集着不同尖端科技，一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领先，因而必然产生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通过有序的竞合以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应集中资源在关键技术上寻求突破，形成技术上的制衡，以深化合作。

三、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平行竞争阶段划分及演进规律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及国际分工合作，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通过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依托加工贸易使中国经济能量积聚，实现了经济和外贸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模式经历了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平行竞争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并不断蓄积新的发展动力。下面对这一发展模式及其演进规律加以总结。

（一）1978—1995年：以初级加工品为主的比较优势阶段

由于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分工中的突出地位，利用比较优势在短时间迅速提升国民收入已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首选之策，即“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当然，比较优势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国国民经济发展融入国际市场的起步阶段，利用原始的比较优势完成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快速积累，在经济总量上实现突破，是十分必要的。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发达国家自身发展遭遇瓶颈，出现滞涨，加之战后较为平稳的国际局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以及经济上的开放政策，都加速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别贸易往来频繁。发展中国家虽然只承接了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但客观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提升。在当时国内外环境下，中国要想摆脱发展困境，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对外开放，依靠国际大循环，充分运用比较优势。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发展首先经历了传统比较优势阶段，发展动力主要依赖发展中国家大致共有的比较优势——初级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要素优势。在这一阶段，由于中国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加速推进，全球化浪潮下的要素禀赋优化配置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自然资源及劳动力等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中国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以及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空间，对外贸易增长保持强劲势头。

出口产品结构是描述一国的比较优势及对外贸易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采用通行的国际贸易标准STIC对中国出口贸易情况进行分析，具体来看，1980—1985年初级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如表1所示），这其中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等矿物燃料以及金属矿产等初级生产要素。这是由于中国刚实施改革开放，计划经济模式下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生产效率较低，因此只能先依靠矿物燃料以及金属矿产等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打开国际市场。

但从发展规律来看，并非把比较优势发挥完毕再发挥后发优势，推动产业升级，而是在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同时孕育并蓄积产业升级的动能，其他潜在比较优势再逐渐发挥作用。随着1986年中国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实施“汇率双轨制”，加之中国正式重新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逐步显现优势。凭借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优先在沿海地区发展代加工型的轻工业，以换取外汇，为日后引进国外先进的人才、技术，向重工业发展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1986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首次超过初级产品，其中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等制成品占比最高，以服装、鞋帽、玩具等为代表的轻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在短短十年间形成出口竞争力，这也表明中国出口产业升级获得初步成功。这一阶段，劳动力资源优势的作用走向前台，比较优势已经成为彼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与此同时，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比较优势依旧存在，为中国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撑。然而，随着轻工业的发展壮大，经济发展热点开始转换。

（二）1996—2005年：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后发优势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想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速，则需依据现有发展条件，调整固有发展观念，使得比较优势动态化，围绕技术创新和内需培育，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也选择走以出口加工业为主体的外需型经济发展战略，充分运用比较优势，利用富余、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优先在沿海地区发展代加工型的轻工业，以低廉的产品价格换取国际市场，为中国向重工业大国转变提供资金等要素保障。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外需驱动型”经济进一步发展，通过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依托加工贸易使中国经济能量积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以“静态比较优势”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样显露出其弊端。现实中比较优势的作用力及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权重在递减，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价格优势也在下降，承接附加值较低的代加工型生产利润空间压缩。在这一形势下，如果没有产业升级必然陷入经济停滞或衰退，产业体系急需转型。随着产业结构由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向轻工业产品成功转型之后，比较优势的作用被后发优势所取代，进入进一步产业转型升级阶段。而在第一阶段国家推行的一些政策已经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后发优势的发挥蓄积了能量。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对外贸易进程持续加快，1994年浮动汇率制度的确立，使得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此外，由于中国先前利用在要素市场中占据绝对价格优势的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吸引外资入境投资建厂，完善较为薄弱的工业基础设施，为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打下了良好基础。于是，继轻工产品之后，机电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始在国际市场发力。1996年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额首次超过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等制成品，占比达到23.3%，这其中不仅包括机械器具、电气设备等工业生产设备，还有收音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以此为标志，中国正式进入后发优势阶段。这两大类产品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有生产能力，但其生产模式及质量、功能等经济技术指标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后的市场要求，更无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这些产业经过改良、淘汰、重组，重新焕发活力，赢得市场竞争力，实现了几近于从无到有的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从产业升级与后发优势发展状况来看，中国从未放弃向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军，实现从没有比较优势到具有比较优势的转型，在上述产品的生产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有着强大的竞争优势，甚至绝对优势。

（三）2006年至今：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平行竞争阶段

放眼全球，世界已经历三次较为成熟的工业革命，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地理的格局。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发起国在快速提升生产力的同时，将科技作为核心优势，建立起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工业基础薄弱、人口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虽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但因科技创新前期投入较大，研发周期较长，且要求较高的人口教育基础，所以在技术创新领域长期处在劣势地位，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层。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过度“迷信”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依赖比较优势，只顾眼前经济的“量增长”，忽视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为核心的“质增长”，将导致经济发展“两头在外”，脆弱性不可避免。长此以往，依靠规模经济和成本优势所取得的增长红利将消磨殆尽，转而被其他成本更为低廉的新兴经济体所取代，经济发展主动权丧失。面对贸易摩擦、关税壁垒等新的贸易问题，中国在克服阻力，继续推动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围绕科技创新，以非传统要素参与国际分工模式，以长远眼光谋划产业格局，以此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站位束縛。2005年以来，中国出口结构相对稳定，工业制成品占总出口额长期超过90％，轻纺产品与机电产品保持在合理区间，然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异军突起，由2005年的2182.4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9794.2亿美元，提升了近5倍（如表2所示）。这正是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潜心发展，在工业基础设施、人口教育水平等方面加快补齐短板。

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以智能化技术为引领的数字革命将会在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方面大放异彩。实际上上述传统产业的发展，从没有比较优势到具有比较优势，也都经过了一个平行竞争阶段，然后再形成优势，而在电子通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以及新型储能等方面中国正与发达国家处于平行竞争阶段，形成齐头并进、实力相当、不同领域互有优势的竞争格局。中国在进入平行竞争阶段之后，可利用的后发优势、可借鉴的经验大幅减少，甚至消失，这就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发挥先发优势，占据科技制高点，形成高科技产业方面的竞争优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正积极通过“外循环”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不做简单依附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加工工厂”，永争价值链上游，降低所生产产品的同质替代，通过高质量的、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提升出口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单位外贸依存度的“价值含量”，力图在平行竞争阶段增强自身发展稳定性，并积极寻求技术突破，确立领先优势。

上述发展阶段及演进模式见图1：

四、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平行竞争及其转换中的政府推动

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平行竞争阶段，而在每个阶段中，政府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政府干预与市场结合的理论依据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一般情况下，依据市场逻辑会形成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下的产业分工，形成相应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市场逻辑能够提高发挥激励优势、信息优势和效率优势，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市场的自发作用也容易导致比较优势陷阱、比较优势悖论以及发展路径的人为锁定和路径依赖，甚至导致由于国家竞争和高端遏制而形成的发展困局，从而阻碍经济发展。要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的局限和不足，就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利用政府的“有形之手”不断培育后发优势，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然而，政府对于干预市场的力度以及范围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就明确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最大限度的市场调节，最小的政府干预。这种绝对的市场调节理论，类似于中国汉初的“文景之治”，即无为而治。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一些西方国家市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确实能够根据市场机制自发地调节经济行为，将生产、生活及各项经济活动运作得很好。但是，市场机制或无为而治并不总是那么有效，也会产生“市场失灵”〔8〕。于是，人们自然想到用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干预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对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政府在对市场规律有准确、充分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进行干预，使政府干预与市场规律协调一致，或者强化某些市场作用，从而提高市场效率。同时，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应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而变化。“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种理念，即政府的经济职能是不断演进的，它会随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又会影响市场环境。不过，这种变化是遵循一定的规则或原则的。”〔9〕174

但是，政府干预也会产生“政府失灵”。而违背市场规律的政府干预必然会造成灾难，如委内瑞拉的价格管制等。政府失灵属于人为的失误。如果政府能够发现并认识到自身“失灵”的问题，也能够对产生的原因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主动地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提升干预的质量和科学性，就可以降低“失灵”的概率〔10〕。

（二）不同阶段下政府干预的指导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来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同配合。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在对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律充分认识基础上进行的，在推动经济发展从发挥比较优势到利用后发优势，再到实现平行竞争、提升竞争优势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功能、目标、手段和方向是不同的，体现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强强联合，从而实现政府与市场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形成协同机制。

首先，强调比较优势阶段的政府调配。在发挥比较优势阶段，政府的调控作用主要是用初级资源和市场进行外汇获取、设备和技术引进，通过一定的制度设定和政策实施，在原有工业基础上促进和培育目标产业发展。

其次，注重后发优势阶段的政府主导。比较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支柱，是不可或缺的，但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如何利用低成本要素实现“经济发展弯道超车”，而非陷入“低附加值循环”，后发优势成为关键。本质上后发优势决定了比较优势动态化的程度，更是一国发展自主权的保障〔11〕。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科技自主创新”的产业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将传统的初级生产要素优势转化为持续进步型的后发优势，减少因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发展断档、阵痛”，力图做到产业平稳过渡。

最后，优化平行竞争阶段的政府引导。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构期，经济地理格局、全球贸易体制、科技创新引领、全球秩序与治理等诸多领域面临重大变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党中央提出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这为中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遵循。第一，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协调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2〕。第二，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創新资源”②，在一些核心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领域推动形成竞争优势、先发优势，从而带动整体产业体系升级。第三，将“强制性、命令性的产业政策”转变为“服务型、指导型的产业规划”，强化政府服务型职能，保障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同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12〕。

总的来说，在利用后发优势阶段，政府要持续通过引进外资、产业扶持、政策优惠、技术模仿等手段推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从而摆脱初级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陷阱，形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产业体系，升级原有比较优势，激发潜在后发优势。在平行竞争阶段，政府要积极主动应对，科学研判决策，从而保障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三）政府干预的实践成果

中国政府干预的成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供给类似于“公共产品”〔8〕，投资巨大，投资周期长，仅仅依赖市场力量，无法完成，民营企业也不愿单独投资于这些领域，或者说市场在公共产品供给上是“失灵”的，只有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投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全球最大。一是中国地形复杂，西高东低，道路建设涉及太多的桥梁、隧道，施工难度大，耗资巨大，只有政府的引领才能完成。而“铁公机”各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之后极大地提高了产业运行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减少了资源和产品的运输时间，这与市场机制的导向是一致的。二是中国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全世界难度最大的。中国的能源产地与销地分离、错位，即能源储量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需求量较小，而经济发达地区能源需求量大，却当地资源短缺。于是，在时空上中国在能源调配上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即北煤南运、西煤东运、西油（气）东输，特别是特高压西电东输。正是能源基础设施的完善，以高效、廉价的能源支撑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体现出政府与市场力量、社会力量、民间力量的有机结合，即创造了一种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合作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有限的资金发挥了杠杆作用，撬动了民间投资，提高了资金筹措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产生了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效应。

2.产业转型升级。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一直是在政府导向下完成的。一是五年规划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中国的五年规划是一项重大经济管理的创新，是对计划经济的扬弃，摈弃了指令性计划特征，发挥了政府的引导作用，而且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也在不断调整完善。二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则更加明确具体，政府通过自身掌握的资源如财政、金融、土地等，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市场资金的涌入，市场资金顺应政府的政策激励，投资非常踊跃。产业政策在淘汰落后产能、落后技术，推动技术的更新换代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政府引导了资源定向配置和高效配置，撬动了大量的市场资金、民间资金，使得后发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中国一次次的产业升级，都是在上述规划和政策的导向下得以实现的。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亦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可以集中各方面的优质资源，引导各方面的资源向目标产业、重点产业配置，并克服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以赢得发展。

发展中国家、后发国家要想实现发展、赶超，仅凭市场力量是不够的，应该采取“政府+市场”，协调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使二者力量得到完美、最大化的结合，产生协同机制，就可实现1+1>2的效果。反观一些实行纯市场经济的国家，如南美、东南亚、非洲等国，缺乏正确的政府作用，大多难以发展起来，要么陷入贫困化，要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依赖纯市场力量往往只能发挥已有的比较优势，发展一些低端产业，但很难向高端、高科技产业方向转型升级。并且，高端产业由发达国家所控制，使之依赖市场自发力量无法实现由低端向高端产业转型，从而陷入发展的停滞。中国政府的作用正是克服这些市场局限以赢得发展、赢得产业转型升级。

3.产业升级进入平行竞争、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府作为。从政策演进来看，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表述，并在随后的2018年、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2〕，同时，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12〕。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向先进的经济目标看齐，努力在国际间与发达国家进入平行竞争阶段。从以下标志性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可以充分体现政府作用的发挥。

一是数字经济的平行竞争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长期以來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战略部署。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随后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建设‘数字中国’，促进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至此，“数字经济”发展方式正式在中央顶层规划中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2〕。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形势喜人，数字经济总量由1996年的0.36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45.5万亿元，增长了近126倍（2014—2021年，平均增速高达16.41%）；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由5%上升到39.8%，上升了34.8个百分点〔12〕，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发展质量极大地提高。

二是新能源产业的平行竞争与高质量发展。新能源产业最初发轫于发达国家，中国作为能源短缺且需求量大的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新能源。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通过发挥后发优势促使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为了扶持该产业发展，最先通过补贴等优惠政策，但是，如果长期补贴必然诱发企业的惰性，不思进取，政府于2021年取消了光伏发电补贴②，现在新能源成本已经大幅度下降，西北地区风、光发电成本已降至0.2元/千瓦时以下，2023年有望低至0.1元/千瓦时（现在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降至0.1元/千瓦时以下）③。在光伏板核心技术方面，中国突破了曾经被“卡脖子”的多晶硅生产技术，实现了高质量快速扩张。2020年中国风力发电量占世界风力发电量的29.3%，光伏发电量占世界的30.5%④，风光电设备出口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仅实现了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平行竞争，而且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12〕，而在新能源中的储能产业目前正处于平行竞争阶段，需要发挥自主创新和先发优势增强竞争力。

三是汽车产业的平行竞争与高质量发展。汽车已经由过去的功能性产品转为高科技密集性产品，汇集着各种高科技的应用，由“夕阳产业”跃入“朝阳产业”。同时，汽车也是消费品中价值最高的产品，营收高，资本密集，对GDP带动力极强，因此汽车业也是工业强国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而改革开放后，红旗轿车在竞争中落败，打不进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也被挤出，几乎零封。然而，中国政府并未放弃，产业结构升级目标导向竞争异常激烈的汽车产业，夹缝开拓。于是，资源往汽车产业配置，引进外企，进行合资，再创立自有品牌，并将中国汽车打入国际市场。中国汽车出口量超过了汽车出口前两位的德国和日本，已经进入平行竞争阶段。然而，中国在传统汽车技术上不占优势，主要因为中国内燃机技术落后，但是在新技术上中外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在电动汽车上成功地实现了“换道超车”，用锂电池技术取代了内燃机技术。2022年中国汽车出口量为311.1万辆，同比增长54.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67.9万辆，同比增长1.2倍，均出现了飞跃式发展⑤。在电动汽车上“换道超车”的意义在于，中国掌握了核心技术。宁德时代的锂电池技术全球领先，其方形电池结构取代索尼的圆柱形结构，可无缝衔接，效率更高，宁德时代在许多国家建立了分厂，向国外汽车厂家直接供货。在锂电池产销世界排名上中国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分列第一和第三名。在新兴电动汽车产业上，中国优势明显，进入平行竞争阶段，并处于领先地位。

四是在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开发及应用上实现高质量发展。21世纪以来，日本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曾经最为先进，全球份额达到30%以上。但是，日本政府采取的《经济安全法》限制该产业的进出、开放，一方面不允许外资进入（担心本国产业受到冲击），另一方面不许本国产业外出投资发展（担心技术泄漏），结果该产业只能在内部循环，且日本国内体量小，因而国际份额大幅度下降，而中国机器人、人工智能产业则在政府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实现了资源的高效流动和产业快速发展，2021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50%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质量发展。

诸如此类的产业还有很多，例如在手机这一汇集各种高科技的产品上，中国也保持着与国外的平行竞争，但需集中力量突破高端芯片上的短板；在大型客机上，中国的C919也进入了国际市场，正在形成中美欧“三足鼎立”和ABC竞争格局（A：Airbus；B：Boeing；C：C919），中国大型客机的发展还需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努力进入高质量发展和平行竞争阶段。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比较优势阶段、后发优势阶段和在某些领域与发达国家平行竞争阶段。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完成了初步积累，获得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通过发挥后发优势而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在某些领域进入与发达国家平行竞争格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强强联合，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高端产业领域不断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进入平行竞争阶段。然而，当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到一定的高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在某些领域展开了平行竞争，甚至处于领先地位，这时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开发殆尽，需要更好地实现政府与市场最优化、最大化的结合，以保持高端优势和先进地位。与此同时，中国还有许多领域处于相对落后阶段，仍然有发挥后发优势的潜力和空间。

中国是一个产业链齐全的大国经济体，具有举国体制的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经济韧性足，在政府的作用下，市场创造能力和自生能力强，具有突破“发展瓶颈”和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二）政策建议

如上所述，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与平行竞争阶段，同时仍在某些领域处于相对落后阶段，因此，宜根据当前形势的特点设计组合战略，在数字经济等高科技领域继续努力突破，克服短板，维持前沿、领先地位。

一是加强自主创新。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必须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12〕。在战略导向上和资源配置上宜寻求关键技术的重点突破，通过自主创新突破一些“卡脖子”的技术，如高端芯片等，努力确立自己的核心技术地位，与其他国家形成技术上的制衡与互换；“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12〕。

二是选择适合发挥后发优势的技术路径。在传统工业领域，发达国家发展了几百年，中国仅几十年，差距太大，若想全面弥补差距并不现实，而在新科技领域，中外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可以集中优势资源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努力实现“舍弯取直”“弯道超车”“换道超车”战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2〕，以赢得数字经济与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

三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12〕。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体现高质量的开放，重点在于推进高端产业和先进技术的开放与合作，通过引进高质量的外资、先进产业及技术，以弥补本国产业链中的短板，提高本国产业链的位势。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持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中国就可以通过自主创新与外资引进、对外合作的方式来继续推动并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获得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515/c64094-31709627.html。

②资料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21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和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补贴，实行平价上网。

③数据来源：《世界能源发展报告（2021）》。

④数据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

⑤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⑥资料来源：机器人行業贸易组织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参考文献：

〔1〕樊 纲.“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J〕.管理世界，2020（04）：34-39.

〔2〕刘培林，刘孟德.发展的机制：以比较优势战略释放后发优势——与樊纲教授商榷〔J〕.管理世界，2020（05）：67-73.

〔3〕方行明，屈子棠.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再探与理论重塑〔J〕.社会科学战线，2022（03）：63-71.

〔4〕方行明，许辰迪，杨继瑞.成渝同质化竞争与化解〔J〕.经济体制改革，2022（02）：73-78.

〔5〕方行明，韩晓娜.劳动力供求形势转折之下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J〕.人口学刊，2013（02）：60-70.

〔6〕方行明，曾小玲，杨万东.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问题研究〔J〕.理论探索，2021（06）：82-91.

〔7〕Brezis E.S.，Krugman P.R.，Tsiddon D..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05）：1211-1219.

〔8〕Paul A. 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387-389.

〔9〕维托·坦茨.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0〕方行明，张 蓓，杨万东.中美经贸政策分歧及其理论溯源〔J〕.社会科学研究，2019（04）：42-51.

〔11〕罗 影，汪毅霖.全球化时代后发大国经济成长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与竞争优势〔J〕.经济学家，2023（05）：24-32.

〔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责任编辑 于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