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晓春

陶泽莲

1 概述

“乡村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时空中已经历了百年的实践和变迁，围绕不同历史时期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矛盾，呈现出不同的实践方式。

20 世纪初，“在政治属性的破坏力、经济属性的破坏力、文化属性的破坏力三者相连环的辗转影响下”[1]，中国乡村破坏严重，濒临破产。有研究认为，清末民初河北定县米鉴三、米迪刚父子的“村治”运动拉开了乡村建设的序幕，逐渐形成了由大批知识分子发起并参与的“以乡村为基点的救国救民的社会运动”。20 世纪20 年代末至30 年代初，全国乡村建设机构与团体高达600 余个，先后设立的实验区有1 000 多个[2]。其中，且以米氏父子、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模式的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最具代表性。《乡村建设》杂志正是那一时期的产物，为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者提供了一个积极探讨乡村建设理论的平台。

新中国成立后，为应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实现民族富强，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成为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3]。这便是我国最初版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进入21 世纪，针对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出现的问题，国家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建议。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统筹发展，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路径；2005 年12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 号），再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思想，或可称之为新世纪的“新农村建设”；2015 年，国家发布《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T 32000—2015），并启动“美丽乡村”建设活动；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于2018 年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潘家恩、温铁军等学者指出，百年前的那场乡村建设是今日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4]。以当时的山东建设研究院为依托，《乡村建设》拥有庞大的作者阵容及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正是研究民国时期这段“历史先声”的重要史料之一。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乡村建设》的文本研究，回望当时的乡村建设活动，具有特殊意义。尽管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历史时都无法绕开这本期刊，但对其展开的专门研究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也唯有颜昌盛的《民国〈乡村建设〉（1931—1937）研究》，是以《乡村建设》为对象重点研究其中的经济思想[5]。本文期望聚焦《乡村建设》期刊中对建筑活动的记录，探析当时乡村建设中的建筑实践情况，以及建筑实践与当时乡村建设整体理念的关系，以期从乡建前辈的探索中获得宝贵经验。

2 《乡村建设》创刊始末及主要内容

《乡村建设》的创办者梁漱溟先生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实践者之一，其乡村建设思想影响深远。面对当时日益严重的乡村危机，梁漱溟毅然离开北大投身乡村建设，但早期在广东开展的“乡治”实验，随着李昌平（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倒台无疾而终。1929年，梁漱溟接办《村治》杂志，并出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1930 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河南的村治运动被迫终止，梁漱溟等人应韩复榘（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山东继续乡建事业。1931 年6 月，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县正式成立，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1934 年继任院长），同年8 月主持创办《乡村建设》旬刊（图1），探究适合乡村建设的方案，指导乡村建设的开展实施。

图1 《乡村建设》创刊

《乡村建设》以“记述社会真实状况，阐发乡村建设理论，供给乡村民众最需要的知识”为宗旨[6]，详细记录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下设实验区邹平县的乡村建设活动，同时也积极介绍其他地区乡村建设的经验。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以及对乡村建设思想和理论探讨需求的不断增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建设》编辑部于1935 年对《乡村建设》进行了全面改版，将旬刊改为半月刊，载文的篇幅及学术性都有所加强，版面也更为规范（图2）。改版后的《乡村建设》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发展到1936 年，已在全国23 个省市出售，代售点多达44 个，并在香港澳门甚至国外（如苏联、日本）都有出售[5]，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遗憾的是，1937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难以为继，“年仅7 岁”的《乡村建设》也被迫停刊。据所能找到资料的统计，《乡村建设》在7 年间共出版7 卷、183 期，刊载文章超过550 篇，主要栏目有朝话、论著、工作纪实、工作报告、乡运通讯、乡运者的话、农村形态、海外记闻、农村社会调查、院闻等[5]。

图2 《乡村建设》改版前（左）后（右）版面对比

图4 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联合会轧花厂大门及内部设置[12]

3 《乡村建设》中记录的建筑实践

3.1 乡村建设与乡村建筑实践

需要说明的是，不论是百年前还是今天，在乡村中完成的建筑实践都只是复杂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一部分。王先明教授在分析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思想的演变时，首先指出：“中国乡村建设思想所指的乡村建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在乡村中的建设事项（类如乡村中的河渠、道路、桥梁等方面的建造，村学、乡教乃至乡约、村社等教化规制的创设），而是特定历史情势下以乡村为本位（或以乡村为重心）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思想理论。”[3]

在梁漱溟看来：“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构造已完全崩溃解体，舍重新建立外，实无其他办法。”[7]

相对于其他普通高校学生来说，高职院校学生对新知识、新事物的认知能力相对偏弱，自主学习能力相对较差。再加上会计理论知识十分抽象，初学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部分学生在学习一学期之后仍然不明白“借”“贷”含义，不理解会计分录，不能完全理解会计要素，账务处理经常稀里糊涂。久而久之，产生(畏难)恐惧心理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即使勉强学了一点理论知识，却也支离破碎。

初步研究发现，《乡村建设》中所讨论的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教育建设、医疗卫生建设等内容较多，而专门介绍乡村建筑工程类实践内容的相对较少。1933 年第3 卷第1 期《凿井经验谈》[8]介绍了邹平县乡村凿井经过情形及经验；1934 年第3 卷第29 期《沾化县发展东洼意见书》[9]概述了沾化县东洼新村建设的规划理念并附有规划简图；1934年第4 卷第15 期刊出了杨效春先生的《写给在乡工作同学的第六七八封信》[10]，其中的“八、儿童教育，健康第一”阐明了不当的乡村学校建筑及活动对儿童身心的伤害，提出保护儿童健康的教育建筑改良办法；同一期的《邹平实验学校小学部》[11]详细介绍了邹平实验学校小学部改组后的校园环境及教室布置；1937 年第6 卷第17-18 期合刊刊出了《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第五届概况报告》[12]，其中的“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建筑轧花厂”记录了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建筑轧花厂的地基购置及工程招标情况；1937 年第7 卷第1 期《棉运社之贮藏保管问题》[13]探讨了棉花贮藏保管建筑的注意要点。

3.2 建筑实践活动的类型及特点

《乡村建设》中提及的民国时期乡村建筑活动，分别涉及村庄规划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学校舍建筑、公共娱乐建筑、卫生院建设、农业设施建设等5 种类型。

3.2.1 村庄规划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集体生产的新村建设运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更多关注乡村经济、教育、人权等，对乡村自然风貌的改动较小。《沾化县发展东洼意见书》[9]提出在沾化县东洼人烟稀少之地建立新村，团聚居民以便发展自卫教育等事业的规划思想，或可将其视为该时期乡村建设者心目中理想村庄形态的一个范本。沾化县位于山东省滨州市，民国时期匪患问题尤为突出[14]，因而新村规划充分考虑了村庄自卫，“须修理圩寨。寨外壕边多种植树木。设东西南北四门，各建门楼，四角亦修筑炮楼以作防守瞭望之用”。新村中约有民众一两百户，民房皆为南北朝向，建筑材料舍木材选砖材，“取其耐久坚固”。乡村核心机关及公共建筑如村公所、联庄会所、民众学校、合作社等皆置于村庄十字大街中心，四周设有公磨、公碾、公井，是村民生产生活的中心空间。这份新村规划已经具有一定的公共卫生意识：村中设有公共浴室及公厕；村民合作喂养的牲畜棚舍设于村庄边缘，便于清洁粪便污秽，可大大改善乡村卫生环境。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组织多设有建设部，负责乡村基础设施提升事项。《乡村建设》中的“乡运通讯”栏目可概览各地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界沟实验乡最近工作和计划》[15]中提到，界沟实验乡建设部分的工作计划包括建立乡公所、测候所、模范住宅，绘制界沟乡地图，修筑乡道、桥梁、河沟、路灯、指路牌、乡钟、公园、公墓；《唯亭山概况》[16]中介绍了唯亭山的建设事业有公墓利用、木桥修葺、造林场篱笆扎补、体育场造沙坛和杠子、通路和港口建筑水陆栅门、疏浚浅滨等；《民国二十二年的吴县善人桥》[17]中记录了吴县善人桥建设方面的工作（建筑简易操场、修筑廊桥、修理三堰五闸、疏浚浅滨、建筑公墓、修筑道路、设置供游人休息的沿路石凳等）；《江西二十四年度建设乡村计划》[18]中提及“赣省各系农村，常常有颓垣败瓦，以及污秽残缺之建筑物；决由政府督促人民，就力之所及，实行整理。至于厕所、猪栏、生畜杂处，亦设法迁移。并于每一村庄，筹设花园于本村前后，以壮观瞻”。

上述可见，民国时期的乡村实验区十分注重基础设施的提升，以方便运输农产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道路桥梁建设、提升农作物产量的水利设施建设、增强村民体质的操场建设、改善卫生情况的公厕公墓建设为主要内容，同时注重村庄环境整治。

3.2.2 乡农学校建设

乡村教育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重点内容，梁漱溟认为“民众教育可以救中国”[19]，乡农学校作为“为乡村各种程度，各种职业，各种年龄的人而敷设的学校式和社会式的各种需要的教育的组织”[20]，可“推进社会，组织乡村”[21]，即：乡农学校不仅仅是针对青年人的教学空间，而是面向全体村民、融入乡村的社会性场所。这一办学理念在校舍选址、功能布局、校园环境等方面均有所体现。

中国的乡村是一个建立在差序格局上的熟人社会[22]，而乡农学校的教员多为致力于建设乡村的外来人士，为了更好地扎根乡村，乡农学校在开展工作前，会先从各方探寻当地优秀人物，推选素有声望、热心公益之人组成校董会，帮助联络村民、号召领导、寻找校址、辅助招生等[23]。乡农学校数量众多，若在各地大兴土木建立新校舍，未免劳民伤财，尚未开展工作便与村民有了隔阂。在校董的帮助下，乡农学校多借用小学旧址、区公所旧址（1924 年，民国政府在县以下设署区公所作为地方自治机关，1936 年裁撤）、庙宇庵堂旧址、祠堂、乡贤旧宅、全庄共有房屋等作为校舍，偶有新建校舍也多为草屋茅舍，不增加民众负担。这一举措无疑赢得了村民的好感。菏泽实验县宝镇乡在建设乡农学校高级部时，从乡中倾圮的破戏楼、被洪水冲毁的佛殿处筹集“砖瓦五万余，木料若干”，除教室与其他房舍包与工人外，其他工作如拆庙扒砖、运料筑墙等，均由乡农学校的学生及附近村庄的民众共同完成[24]；湖南长沙猴石子一带修建新校舍时，也是“赖当地人士之赞助，或捐钱，或借地，或助工，不两月而校舍落成”[25]。

乡农学校秉持面向乡村全体社会的办学理念，分设多部或班，如：按年龄分设儿童部、少年部；按性别分设妇女部；按求学程度分设普通部与高级部；并设有少年补习班及共学处（由乡农学校的教员或优秀学生为乡村贫困失学儿童提供普及教育）、短期职业补习班（教员根据各乡村情况因地制宜地展开种棉、养蚕、织布、造林等职业培训）等[21,26]。

作为民国时期乡村中为数不多的公共活动场所，乡农学校在开展教学之余，还设法为村中民众提供更多聚合的机会，以促进彼此间的交流，增强乡村凝聚力，如界沟村的国民训练讲堂在保证每周4 h 课程之外，亦可作为村民大会或其他集会场所（丧葬嫁娶）[15]。山东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义务教育实验区在设立之初便确定了学校的社会性，决议“本校永不立门禁，永不设传达”，校址原为老母庙，校内栽有各种花草，任人游览，一度被乡人称为小公园；但在经历几次混乱后，不得不设立上校门岗，校门旁的小屋也由工友会变为传达处，与民众拉开了距离。为此，宋乐颜在《山东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义务教育实验区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27]一文中深刻反思这一变化导致的民众隔阂，并表达了改正的决心。

3.2.3 乡村公共娱乐建筑建设

民国时期的乡村可供村民聚会娱乐的公共空间和建筑颇为稀少，《乡村建设》中仅记载有几处：武进湖塘桥“建筑一中心茶园，装置无线电收音机，以为民众游息之所，现正兴工建筑，不日可告成功”[28]；晓村青年服务团将村中破落关帝庙修建为全村人民的生活改进中心，里面设置了大会堂、图书室、消费合作社、茶园、娱乐室、武备室等，“是全村人民的唯一公共场所”[29]；广西各县乡（镇）中心基础学校则与乡（镇）公所、乡（镇）民团后备大队部组合成三位一体的改造社会中心，内部设有大礼堂、生活室、办公室、书报室、体育场、小工厂、小农场以及乡（镇）有林场等，为村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公共活动空间[30]；而河北定县在三区中心村建设的露天剧场虽然简易，但功能多样，“可成为整个农村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31]。

上述几处公共娱乐空间中，最为特别的是定县的露天剧场。在当时经济已然破产的乡村中建立露天剧场，还要做到不劳民伤财，其建筑过程中必然有诸多巧思，特别是对乡村实际情况的认知、乡土材料的使用、村民协力建造的开创性观点等，在今天的乡村建筑实践中依然适用。①对乡村实际情况具有清楚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认为“只有能适合中国经济条件的建筑才可普及”。②使用乡土材料并鼓励农民协力建造，认为“拿钱来堆积成功的建筑物是并不奇怪的，惟有农民自己出力建筑成的东西，才有其教育的价值”。③充分考虑地理环境，朝南搭建剧台，并在台后砌筑高墙，以达到取暖兼避风的效果；同时，考虑采用扩音机以解决声音问题。④ 露天剧场兼具多种使用功能，可演剧、可放映电影、可选举、可开大会等。其既是剧场，也是乡村的交际中心。

3.2.4 乡村卫生设施（建筑）建设

二三十年代的乡村缺乏卫生意识，村民极易感染疾病，生产力低下。因此，改善公共卫生作为当时“减除疾病死亡，促进农民健康”的唯一工具，被视作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工作之一[32]。各地乡村实验区纷纷组织卫生设施建设，如：建造公共浴室、公厕、公墓；兴建卫生院，以此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福建省卫生科在设立半年内对各乡村卫生环境展开调查，共计调查公厕32 座、污塘42 处、公井8 处、建筑公墓153 处，其设计方面涉及水塔设计、垃圾箱设计、垃圾车设计等[33]。

受经济条件限制，乡村卫生设施建设虽在改善公共卫生事业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无法覆盖每家农户的住宅卫生改善。针对此种情况，乡村建设者们采取了建立模范住宅供村民参考的方式，例如：在福建省卫生科设立一处试验厨房，对福建五里亭乡村卫生试验区的一处农宅进行改善试验[33]，在河南界沟乡设立卫生模范住宅[15]，等等。

3.2.5 农业设施（建筑）建设

梁漱溟先生曾在《乡村建设理论》[1]中提出“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可见振兴农业在乡村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乡村建设》不仅关注各地乡村农业基础设施（如灌溉系统、农田排水、道路交通等）的建设，对农业生产所需建筑的建设也相当重视，其中特别针对山东省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仓库厂房建设以及该省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农场的建筑及畜舍设计等，采用大量篇幅进行了详细介绍。

山东邹平曾是民国时期美棉著名的产地之一，但因民众选种不当致使棉花质量日渐下滑，又有棉花商贩掺假舞弊导致销路滞涩。为挽回邹平美棉的市场信用，提升当地农民经济收入，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组织建立了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联合会[34]。其各地事务所及轧花打包场所最初为临时租赁的房舍，房租开销较大且多数房舍较简陋，不适宜办理轧花打包等事项直到1936 年，合作社决定在各棉产中心地建设永久安全的轧花打包厂及仓库[35]。新建的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联合会轧花厂占地宽广，为西式建筑样式，颇为气派（图3）[12]。棉花贮藏空间对温湿度及防火性都有一定的要求，《棉运社之贮藏保管问题》[13]详细探讨了棉花贮藏保管建筑的设计要点，如：仓库东西向应长于南北向以减少西南方向的太阳照射；瓦底敷厚泥土，或在屋顶下设天花避免屋顶传热；砖石为墙，水泥铺地防潮防湿，建筑材料避免使用易燃材质；等等。

此外，为“增进农家生产、提倡农业合理化之经营，及供院内学生实习”，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专属农场[36]。其中，畜牧组对畜舍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以实现规范、卫生饲养，如：制作由草席和木料搭建而成的、可用于流动饲养的简易活动鸡房[37]；将猪舍的土质地基改为水泥地，坚固光滑、清理简单；拆除牛舍旧有房屋前墙上段，下面留存4 尺（约1.33 m）作为栏墙，使其光线充足、空气流通、管理便利[38]；填塞蚕室墙壁孔隙以防鼠害及虫害，并用石灰水刷洗室内墙壁以杀除病菌[39]。

4 共识与差异

百年乡村建设始终面临的是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之间如何协调发展的矛盾。梁漱溟在分析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时指出，多重的内因与外因导致中国乡村的破坏程度日益加剧，最终构成了4 个逐层递进的原因，即“起于救济乡村运动，起于乡村自救运动，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1]。他的分析深深触及城乡及农工关系，并强调农村振兴的重要性。“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剧烈转型既产生着不同形式的‘乡村破坏’与‘三农’问题，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与‘乡土重建’为双重定位的‘百年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不限于技术层面上的单一回应，也不只为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其既有着多重源起，又在差异纷呈中有着相通的基本内涵”[4]。

在一定程度上，“自我保护”和“乡土重建”成为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共识，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表现出不同的行动路径和差异性。

或许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建筑活动并不起眼。然而，《乡村建设》中所记载的乡村建筑实践表明，虽然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但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者们已经有了乡村综合建设的意识并付诸行动，如清楚认知乡村实际情况与需求、提升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努力打造乡村公共空间、使用乡土材料且注重实用性等开创性内容，从而达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者们已经意识到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重要性，纷纷鼓励村民协力建造。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特别强调提高农民教育水平，提出“农民参与建造才有其教育价值”的观点，鼓励村民协同建造，自发参与到乡农学校、乡村剧场等的建设中。

如今，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城与乡的矛盾、乡村的破坏表现出新的形式。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有着相通的内涵，都体现着国情意识、乡土自觉与文化自信。当前全面展开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当代‘三农’政策的升级和延续，同时也是乡土社会在剧烈城市化浪潮中的自我保护与建设创新”[4]。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发展总体要求归纳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 字方针[40]，体现出新时代的乡村建设涵盖产业、环境、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要求。在新一轮乡村建设中，政府积极推动建筑师、规划师下乡，乡村建筑活动呈现出多样化局面。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一文中提到“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41]，可见振兴产业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如何通过设计赋能乡村空间，打造适合乡村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激活乡村造血功能，是当代建筑师介入乡村建设时面临的一大挑战。与此同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作为乡村的主人，是乡村共建的主体，农民共建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强调。因此，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如何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并发挥其主体作用，显得尤为重要。2021 年，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在全国多个试点展开“农村社区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强调“将共同缔造作为推进乡村建设的基本工作方法”，促使建筑师突破固有学科思维与专业身份。

在当下的乡村建筑活动中，建筑师已开始积极参与，充分了解和学习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其中涌现出如徐甜甜的松阳红糖工坊等优秀建筑实践案例。这些实践不仅在建筑学专业领域的功能／类型、 材料／建造、 保护／更新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发展[42]，而且在传承地域文化、推动产业升级、链接城市与乡村、弥合乡村社会关系等方面展现出乡村建筑实践乃至乡村振兴的多元探索。在2018 年第16 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中国馆以“我们的乡村”为主题，以“居、业、文、旅、社、拓”为主要版块，将一批实践案例进行展出[42]。这不仅是新时期乡村建设中建筑实践的阶段性呈现，也是百年乡村建设的延续和推进。

5 结语

作为民国时期介绍乡村发展情况、探讨乡村建设理论的重要期刊，《乡村建设》基于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各地实验区的乡村建设情况，使其刊载内容具有纪实性、时效性及探索性，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创新实践。大而言之，这些实践是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1]的一个回答。或许可以说，《乡村建设》是中国乡村建设百年画卷中的重要一章，是一份特殊成果——对当年这场社会运动而言，它不仅是参与者，更是记录者，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民国时期乡村建筑活动及其与当时乡村建设整体发展之间关系的窗口。

尽管民国时期的乡村建筑实践活动规模并不大，但作为乡村建设综合活动中的一环，这些实践在服务村民的迫切需求、注重乡村综合建设、塑造乡村公共空间、推动村民共建等理念上，对当今乡村建筑实践仍有借鉴意义。通过《乡村建设》这扇窗口，让今天的乡村振兴与当年的乡村建设完成“对话”，不仅是历史脉络的延续，也是基于变化与转型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