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娜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历史的见证，也是研究各时期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重要依据。陕甘宁边区在文物征集和保护方面开展了诸多工作：推行文物保护法令，征集古籍文献与规范民众行为；设立资料室与图书馆，收藏珍贵文献、书籍；举办展览会，普及文物保护意识等。陕甘宁边区对相关古迹及时实施了保护，征集到大量革命与历史文物。这些文物鼓舞了抗战热情，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共党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推行保护法令

全民族抗战时期，我们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同时，也对中华历史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在此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开始重视并明令保护历代文物古迹。

1939年3月，《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出台。为了打破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边区于2月份开始大生产运动。开荒运动中发掘出大量地下文物。对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告》，表明一切历史文献与古迹古物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各地方单位、学校与人民应加以保护。并要求将大生产运动中地下发掘的古迹古物送至宣传部便于保存与研究。《通告》明确要求对地下文物与地上古迹开展保护，适应了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而陆续发现历史文物的形势，将文物保护的责任落实到各机关单位，增强了边区军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发挥重要引导作用。

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下发《给各分区行政专员、各县县长的训令》。《训令》分析了西北地区文物古迹保存的概况：文物或被埋没尚未发掘，或已被发掘未得到妥善保管。进而指示对边区文物古迹进行整理、发掘与保存。要求各县按照文献、古物与古迹3类开展调查，将所得古物加以保管，奖励捐献古物的行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教育厅厅长周扬联名颁发的这一训令，从古物价值、调查方法、奖励措施与保护办法几个方面给出详细指导，对有序推进边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948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司令员贺龙与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习仲勋联合签发《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布告》指出西北地区文物古迹丰富，一切党政军民有保护文物古迹的责任。并责令各级领导对下属人员进行文物保护思想教育，从文物种类、文物接收和古迹保护3方面规定了实施办法。将文物分为古版书籍、专门资料、金石文物3类。对文物接收作出规定：土地改革中归民众的文物，不论公开分配或私自占有，当地党政机关出面接收并上报西北局宣传部。加强对解放区的碑塔、雕刻、寺院等古迹的保护，设置专门机关指定专人对文物进行保管与移交。《布告》作为延安时期最全面、详细的文物保护法令，体现了陕甘宁边区对文物古迹的种类、接收与保管已形成系统认识，对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1949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签发《为收集革命文献、实物的通令》，征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追溯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革命运动以及其他党派团体的革命事迹。征集内容分为文献与实物两大类。文献包括一切与革命相关的、以各种方式发表的资料，包括报刊、书信、传记、杂志等。实物即与革命相关的纪念物品，包括烈士遗物、革命雕像、旗帜、边区货币、邮票、土地改革中的土地证等一切历史实物。《通令》与此前的文物保护政令相比，在文物种类范围上多了表册、影片、旗帜、墓表、土地证等种类，甚至注重从敌对方角度征集与革命者相关的文献、受压迫的刑具等实物，表明边区政府对文物的认识更加深入，文物的征集、保护工作更加全面具体。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边区政府签发的唯一征集革命文献与实物的政令，为1950年建成的延安革命博物馆提供了大量藏品。

设立征集保存陈列机构

1937年4月，为发展国民教育以促成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提高大众文化水平，陕北省教育部在蟠龙区建立群众阅报室。阅报室收集诸多与抗日战争相关的报刊、图表与书籍，并召开市民大会陈述它的意义、与群众文化的关系。它的成立，一方面收集保存了大量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對民众进行救亡爱国教育，促进其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

陕甘宁边区为建立各类博物馆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1月，边区政府批准在根据地建立博物馆的建议。3月，教育厅起草《建立延安博物馆缘起》。同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周扬、张仲实等表示为增强人民的革命信念，建议建立博物馆。1946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有议员建议设立边区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些提议都获得通过且付诸一些行动。边区政府多次将建馆提上日程，但由于各种因素未果。不过建立了许多具备收藏、教育等博物馆基本功能的机构，如陕北公学陈列室、鲁迅艺术文学院陈列馆、延安地质学会地质陈列烈士陵园、谢子长陵园及筹办中的鲁迅纪念馆等。这些机构在筹建中征集、保存了大量相关文物，为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在日常陈列普及文物知识的同时，也进行精神教育，如蒙古文化陈列馆增强了民族间的凝聚力。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征集保存了大量档案与书籍，包括公共图书馆、机关团体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4类。公共图书馆有绥德子洲图书馆、延安中山图书馆等，面向军民提供借阅服务。机关图书馆有中共西北局图书室、鲁迅图书馆、解放日报社资料室等，藏有大量党的档案文献、新闻报刊资料，主要服务于延安的革命干部。延安的许多学校配有图书馆，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延安大学等，保存有大量革命文学与历史资料图书，主要供学校师生借阅。专业图书馆相对小众，有延安中医图书馆、边区文协图书馆等，为对应群体提供服务。这些图书馆在建立、扩建以及日常工作中，努力收集图书资料。如中山图书馆多次在《解放》周刊、《新中华报》等刊物刊登征集图书资料的启事，到1941年已有图书5000余种计万册左右。图书馆的藏书工作得到中央领导以及社会群众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多次捐款支持图书馆购入图书。这些图书馆丰富了边区军民的文化生活，是实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机构。

举办展览会

1939年4月，抗日军政大学发出《为三周年征求纪念品启事》，收集毕业学子在抗战中的宝贵经验教训、检查学校国防教育成效，抗日军政大学向该校学生征收相关纪念品，如照片、战利品、个人发明创造品、工作报告与回忆录，也包括对抗日军政大学的建议。《启事》呼吁国内外支持革命事业的个人与团体捐赠图书物品。对于在抗战中牺牲的抗大学子，请知晓相关经历者将其事迹书写送来。抗日军政大学征收并展出的纪念品激励着全体参展军民的抗战决心，作战报告与回忆录为培养抗战干部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些纪念品成为抗大学子英勇抗战的见证。有关展览会于6月3日开幕，有9个展室，涉及抗大的军政教育、战利品、抗大同学英勇牺牲之统计等，参观者不下数千人。

1939年5月，八路军政治部发出《征求抗战两周年展览会展览品启事》。为表彰八路军奋勇杀敌，揭露敌寇兽行，增强军民抗战胜利信心，八路军政治部计划在抗战两周年之际在延安举办抗日战争展览会，特提前征集相关展品。展品包括以往战斗的战利品，与战斗过程相关的通讯记录和照片，烈士照片、传记与遗物，以及民众参战动员的各种材料。展览会共有10个展室，前5个展室为抗战相关展览，陈列重要领袖人物的照片、展示八路军在敌后斗争与最前线及敌后之民众的照片，展示八路军伤残、牺牲之情况以及敌人在华兽行和其欺骗性的宣传品。

1940年10月29日，适逢鲁迅逝世4周年，延安举办鲁迅纪念大会。吴玉章、冯文彬等多人发表纪念文章，并号召各界人士踊跃捐送鲁迅相关珍品以筹备展览会。11月2日，相关展览会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开幕，有展品200多件，为期两天，参观者达600余人。展陈和保存了一批与鲁迅相关的物品，如鲁迅的著作、书信、照片等，对于人们了解其生平事迹、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信仰，学习鲁迅坚定的战斗信念都很有意义。

1941年，延安文化俱乐部举办蒙古文化展览会，由延安蒙古文化考察团主办。考察团自1940年11月起赴内蒙古考察，创作漫画若干，拍摄50多张照片，收集了大量蒙古的经文、绘画、佛像、法器与刺绣，收录100多首民族歌曲，征集到大量与革命英雄、社会生活和婚姻习俗相关的资料。1941年3月返回延安，4月23日开始举办展览会。展品有80多幅绘画作品、40多张照片，还有许多宗教法器、经文以及革命文件等。考察团的搜集调查工作发掘了大量蒙古文化相关的历史文物，加强了对蒙古民族文物的重视与保护工作。

其他文物保护工作

1941年9月20日，延安市小砭沟山麓下发现一块龟形化石。该化石被送至自然科学院，考古专家鉴定其为一万万年前的龟化石。这是中國共产党领导地区内最早的考古工作，反映了边区政府对出土文物的重视。这一事件引发边区民众对地下发掘物价值的认识与重视，对于后期边区开展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尹达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便是在研究延安出土文物如龙山文化陶鬲、石器等基础上写成的，这些文物被运用到学术研究中，说明当时出土文物得到妥善保存与科学对待。

边区领导人十分关注唐代古铜钟的保护状况。1942年12月，林伯渠在富县观赏了“天下第一古钟”宝室寺铜钟，并赋诗称赞该古钟的精美与历史韵味。后富县遭遇战乱，他指示相关负责人务必保护铜钟。1948年，延属分区领导致信富县负责人询问铜钟的保存状况。1949年5月，边区政府迁回延安，开始调查边区文物损失情况。林伯渠托李景林与张育民了解铜钟现状，知晓铜钟得到妥善保管后批复：务必对该铜钟加以保护，免使损毁。这体现了我们党对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赤诚之心。

陕甘宁边区在文物保护上做了诸多工作，发布多则征集、保护文物古迹的政令，边区领导人带头保护古物，设置专门管理机构开展文物的征集、展示等，提高了边区军民对于文物古迹的保护意识，征集、保存了大量历史、革命文物，这些文物对于动员抗战、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责编 王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