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伟礼

提 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是一个需要论证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不仅是哲学史上的革命，而且开辟了比较哲学的新视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中，具体表现为整体研究、个案研究都取得了相当重要的进展，特别是现代新儒家的务实性研究走出了实实在在的一步。从劳动生产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公有思想与私有制扬弃、家国共同体与社会有机体三个方面，可见“两个结合”的内在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版，第509 页。，“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21 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是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鼓励我们以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两个结合”的内在契合，不仅可以开辟新的理论视野，解答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而且能够进一步清醒地认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历史责任。

一、实践唯物主义开辟比较哲学的新视野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6、57 页。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体系，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哲学理论体系的精髓。马克思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他批评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99、191、500 页。。这就是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

（一）人的感觉与动物的感觉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的眼睛显然不同于粗野的、非人的眼睛，人的耳朵也不同于粗野的耳朵，其他感官由此类推。总之，“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99、191、500 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全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感觉的形成绝不单单是感觉器官发展的产物，人的具有社会特性的感觉是通过劳动而形成的。只有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界所展开的丰富性，才能培养出或引导出主体的即敏感的丰富性，例如：一种能懂音乐的耳朵，一种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99、191、500 页。。

（二）人的感觉还具有能动地改造自然的社会本质

动物的感觉只能为它所感到的那些自然物的特性所局限，动物只感受得到生活所必需的太阳光，反之，人却连来自最遥远的星球的、无关紧要的光线也能感受到。只有人，才具有纯粹的、智能的、无私的喜悦和热情。⑤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30 页。人还能感受那些动物根本不能感知的东西，例如：音乐旋律、图画色彩、舞蹈姿态、建筑形式等按照对象本身的“客观尺度”制造的作品。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68 页。由此可见，实践是把人天生的感觉的狭小范围加以扩大的力量，人能在感知对象的过程中享受对象，而不管对象是否在实际中有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6、57 页。。

（三）人类除了视、听、嗅、味、触五种直接器官外，还有一些社会性的器官从社会的形式形成和发展起来了

例如：与旁人的直接社交活动已变成人的生活的一种器官和人性的生活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人类所特有的情感、意志和爱情之类的器官，马克思称之为“精神感官”，即“实践感官”。由此，马克思认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1、191、247、190、189 页。而且，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1、155 页。。这里，马克思提醒我们重视语言对于人类意识发展的重要性。正是人类的情感、意志和爱情之类的社会性感官的存在，表明了人的感觉的全面丰富性，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VIII]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1、191、247、190、189 页。。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1、191、247、190、189 页。，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马克思还认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他把工业的历史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1-193 页。

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仅把劳动实践、生产实践与“人化自然”作为人的认识源泉，而且，他从中得出了“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1、191、247、190、189 页。的结论。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1、191、247、190、189 页。正是站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的立场上，马克思才得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才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的、这个重要的真理性结论。通过以上的理论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得到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这就是“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1、155 页。。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实践唯物主义的含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认识论，它包含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在内的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其中特别包含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强调：“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6、17 页。“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16、17 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 版跋中，马克思谈及一位德国评论家评价资本论的分析“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时说，“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抱着这样的好感”，“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93 页。这位评论家是这样描述的：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器官有差别，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因此，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93 页。社会有机体是一个涵盖全部社会生活及其过程的范畴，社会有机体所包含的一切因素和组成部分，类似于生物机体的各种器官，是按照一定规律活动的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因此，人口规律、需求、劳动、生产、消费、交换、流通、国家等，只有放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有机体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和流通等的社会有机活动，揭示了资本的本质与规律，通过创立剩余价值学说，指明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剥削制度。他揭示了货币并非天然是资本，而资本家手中的货币之所以可以转化为资本，是因为它购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通过占有劳动力商品创造的剩余价值，使资本发生了增值。马克思根据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分析，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正是通过包含社会有机体思想在内的实践唯物主义，完成了扬弃私有制和解放感觉的理论使命。“感觉的解放”意味着一种新型的、自由的和全面发展的人的诞生，意味着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是在更大自由度的实践中，人类将“按照美的法则”来塑造对象性的世界。

毫无疑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开辟了比较哲学的新视野，从而使我们能够从更深层次理解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并揭示其更为丰富的内在契合性。

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①《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版，第83 页。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314 页。这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线装本样式的文本，而是处在活生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中的思想、精神和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在于不断守正创新传统，并且结合具体实际与社会实践不断诠释，给予传统以更多富于创意的解释，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穷无尽地创造出新的思想、精神和智慧。

（一）近年来对中华文明的整体研究呈现出颇有创意的研究成果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12 卷本《历史研究》，是以文明为单位研究世界历史全貌的一部有影响的著作。他将文明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社会有机体加以考察，他的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深思。汤因比认为，世界历史进入文明阶段不过刚刚超过6000 年，各种文明都是在应对环境的挑战中不断发展演进的。各种文明都有一批“有创造力的少数人”引导它们成长，从而显现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璀璨文明。然而，这些创造者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创造力，而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对他们的认同、支持和模仿，从而使整个社会失去新的应战能力，结果导致文明衰落、解体和灭亡。受此启发，姜义华提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五大原生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在他的著作《中华文明的根柢》中指出，五六千年的悠久历史铸就了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和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形态的成熟的复合型文明。他以大量历史材料阐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家国共同体的传承与转型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精神。他具体阐明了“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与“以道制欲”的经济伦理，“以中为体”与“以和为用”的社会伦理，以及“德性普施”与“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其中，他特别强调，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具有有效化解社会冲突、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合理内核。①参见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7 页。

（二）近几十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个案研究中呈现出一些令人振聋发聩的学术研究成果

《复旦学报》1987 年第1 期发表了胡曲圆的文章《从〈老子〉说到中国古代社会》，这是他近30年对《老子》持续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他认为，老子心目中的“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背后正是井田制度。胡曲圆强调：“中国古代井田制度的公有思想，并不是到秦汉或隋唐之后就灭绝了，随着传统思想的影响，它仍然深深地蕴含在人们的心中。”②参见胡曲圆：《从〈老子〉说到中国古代社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1 期。他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连续不断地保留了对人民一片热忱的传统，这也许正是东方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反映，但是它为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胡曲圆指出，老子学说推崇古代人民“自然”“无为”的公社生活，而孔子学说强调西周以来氏族血缘基础上的文化制度教人“以礼为行、以乐为和”，墨子吸取过去公社传统的民主习俗提出“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孟子“言必称尧舜”主张“恢复井田”强调“民重君轻”。他们的理论虽各不同，但都从井田制度的精神出发，希图匡正时弊，主张“崇古”和“公有”。他明确提出，先秦诸子的兴起，正是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经历了自商周到春秋由盛而衰在思想上的反映。他引用了马克思1853 年6 月2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说，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417 页。恩格斯回信给马克思，表示完全赞同其看法，也认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421 页。。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用土地公有制这把钥匙打开了认识东方社会之门。胡曲圆说，马克思最早从东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印度，发现了这种社会形式，并概括出以下一些观点：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是公社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而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是土地的更高所有者或唯一所有者；公社的一部分剩余产品以贡赋等形式属于总合统一体；公社内部每个人和自己的家属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公社范围内基本是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专制政府掌管重要的灌溉以及交通公共事业。马克思在深入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后，对农村公社的本质作了更加科学的概述。他指出：“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836 页。

由于古代东方长期存在土地公有制的形态，形成东方社会发展的特点，由此胡曲园认为，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套用一个公式，不能千篇一律地认定原始社会解体之后，接着的都是奴隶社会。有人把奴隶殉葬作为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证明，胡曲园认为中国古代殉葬的并不都是奴隶，其中也有平民和贵族；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是使用奴隶作战，胡曲园认为这不正确。事实上，古代任何奴隶国家都不使用奴隶作战，因为奴隶是不会替奴隶主送命的。总之，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历史，而不是简单套用甚至裁剪中国历史。

（三）近几十年来现代新儒家务实性的研究取得相当重大的进展

20 世纪以来儒学改革运动重在传统创造性转化，从思维方法上看不可否认西学曾起过工具性作用。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和熊十力借助于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创建了“儒学复兴论”。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和唐君毅借用康德黑格尔哲学改造儒学，提倡“儒学转化论”。第三代新儒家杜维明和刘述先则依据哲学解释学改造儒学，建立了“儒学创造性转化论”。①参见程伟礼：《西学东渐与儒学改革运动》，《学术月刊》，1991 年第12 期。杜维明自己也说过，他对儒学的理解确实受到了所接触的西方文化的切磋琢磨。②参见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28 页。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并不是出于道德的“抽象继承法”，而是坚守只有不断参与传统、重新理解和诠释传统，才能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传统。中国传统诠释学把整个诠释过程分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等不可随意逾越的诠释阶段或层次，这些诠释方法必然可以收到“合法性偏见”以及现代性新境界的效果。譬如：儒学强调的“孝”，在儒家经典中是对长辈或父母的绝对服从，而在现代新儒家的解释中，“孝”不过是一种伦理上的责任心，从对血亲家庭成员的责任心逐步扩展到对周围生命或利益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心，然后再扩展为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心。③参见程伟礼：《道德革命引发的哲学理论思考——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100 周年》，《观察与思考》，2019 年第5 期。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原主任刘述先曾回答，为什么新儒学在清初沉寂了近300 年的时间，到了现在又突然得以振兴的理由。他认为，现代新儒家既反对传统派的抱残守缺，也反对西化派的自我否定的立场，而希望另辟蹊径，现代新儒家的吸引力正在于它对传统与现实的双向批评。④参见刘述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版，第232 页。一直以探索和弘扬儒家思想的精神价值为己任的杜维明则强调，儒家传统具有历久常新的恒长价值，它不会随着儒教中国的解体而消亡，主要是因为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有着相当深厚的批评精神，即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理想，由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⑤参见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版，第2-5 页。如何由内圣开出外王？通过道德现实主义的途径实现道德理想主义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孔子在《论语》中强调学习是为了自己，杜维明认为根据儒家的本来面目，学习是为了“自我”这并没有错。但是，他强调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自我通过一个渐进而具有活力的发展过程而学习。这就是说，儒家教育理念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信念，相信人性通过自强不息是能够臻于完美的，儒家强调内在精神的实现就是让自己向人类关系的其他结构开放的过程。换言之，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基本的道德意识，每个人都有发展成为有德之士的实力，每个人都有潜力能够接触到这些内在资源。所以，孟子指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⑥[战国]孟轲：《孟子》，李郁编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46 页。在儒家的心目中，人格的完善至少有这样一些不同的尺度或者标准，学做完人的进程是自我修养的无休无止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杜维明不仅认为，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类的自我理解以及对于公有的观念和价值的群体参与的水平。而且，他还相当务实地参与指导新加坡教育部《儒家伦理》教材的编写实践。在杜维明看来，人，尤其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和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人，需要一个理论基础，以便他们信奉一种理论体系，把他们自己培养成有道德的人，并且在复杂的现代世界处理艰难的价值问题。①参见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267 页。

新加坡之所以编写《儒家伦理》教科书，是明确意识到儒家伦理是基于真实的人性所发展出来的人生哲理。这一套人生哲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完美的人格和正确的人生观，以达到修养自己、造福人群的目的。教科书认为，由自爱而不断地自我修养，使人格达到完美的境界，就是内圣之道；由爱人、爱物而不懈地贡献心力，为家、国、天下谋求和平、安乐的境界，就是外王之道。教科书强调，儒家伦理的中心观念是“仁”，仁、智、勇这三达德是健全人格的三种要素，仁、义、礼、智这四善端是人人具有的天性和一切道德的源泉，儒家又把仁、义、礼、智、信合称“五常”，也就是每个人特别是领导人所应有的修养。在所有这些德目中，教科书特别重视中庸的道理、忠恕的精神、个人的义务与权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容忍以及理想的大同世界，等等。

教科书还认为，儒家的“智”可以从知识、技能和智慧三方面来理解。知识要渊博，技能要精熟，智慧要高深，才能充分体现儒家的精神。教科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调道德的实践，它提出一个观点：人格教育的特色就是身体力行。要解决人生问题，必须依靠知识，也必须依靠由实践而获得的技能。譬如：熟读琴谱而不下练习的功夫，是不可能学会弹琴的。因此，空谈理论不如身体力行更为重要。实际上，学做人是从小就开始的。在婴孩时期，学习如何站得挺直、坐得端正、走得稳当。以后，衣食住行的细节也都像小鸟学飞一样，必须经过不断地、自觉地训练，才能逐渐得心应手。譬如：学习一种语言，如果不常听、常讲，哪能流利自如？其他类似的技能不胜枚举。一个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确有发人深省的地方。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②《论语》，刘强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20 年版，第14 页。一个人能有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高度，必然是已经有了高度的道德修养。

杜维明特别强调，儒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可以被理解为修身的形式。以礼为例，儒家传统以为礼是训练身体的一种形式，要把身体转化成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的适当表现。礼的实践包括诸如洒扫、应答、行姿、坐相等简单的行为。通过训练，一个人就可以作为充分参与社会活动的一员，履行常规的任务。礼既是语言交流，又是非语言性的交流。孩子们从小学会如何举手投足，从而使其行为能得到认可和表扬。这里，坐立、饮食合乎规矩，都是参与人类交流的象征性的形式。在杜维明看来，儒家的“身教”是通过身体作榜样进行教育。在《论语》里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例子，如：孔子怎么馈送礼物、怎么说话、吃些什么，如何参观太庙或者如何履行简单的世俗事物的描述。杜维明认为，人们期望学生们去模仿的，不只是行为，实际上是行为模式下潜藏的意图和精神。所有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就是由于其内在的无穷的生存智慧。对于这些应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证地看待、有鉴别地吸收。

三、“双向诠释”凸显结合的内在契合性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陈伯海曾经提出一种“双重视野下的双向观照与互为阐释”的观念。他指出，以往一些比较文学学者常常沉溺于以西方理论框架来解说中国的事象，以为这就能将传统理念转变成现代话语，结果只是用中国材料来印证西方理念的普适性，并未能发扬传统文化自身的精义。他强调，既要站在西方和现代的角度，用新的观念来审视中国的传统，又要回过头来，立足传统本位来反观西方和现代。经过这样双向流动与交互阐释，古文论内蕴的当代意义才有可能浮现出来，且又不会脱离自身的本原。①参见陈伯海：《搞传统文化，脑子里也要装满现代思考》，《解放日报》2022 年12 月2 日。他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西学东渐之后中国文化真正强大起来了，用他的话来说，中国学术在经历西风美雨的强势浸染后，现已面临挺立自身的时机了。我们在加强吸收外来资源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建设真正重视起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10 月26 日。换言之，要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弘扬其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也只有融会贯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有可能。

马克思虽未建立诠释学体系，他的诠释观念却在他理解与解释世界、历史的具体论述中体现出来。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从存在的历史观方面来看，在共产主义学说中，已经确定不移地表达出对有着世界历史的意义的东西的基本体验。③转引自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449 页。潘德荣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诠释学的一种范例，其中所表达的是一种自我理解，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范畴式的反思，并对它们作出了解释。他强调指出，经典文本本身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传统之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乃是人类智慧之树上结出的硕果，它们被视为“经典”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诠释”而流传于世。④参见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447 页。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的内涵非常丰富，但其主要的内涵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劳动生产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的契合

近年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新的历史考证版的研究，著名学者卡尔·托克曼在其著作中称，马克思的伟大著作用错了标题，应该叫作“劳动体系”才对。⑤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100 页。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确实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主导性线索和核心概念，他的观点颇受热议，富有启发性。被誉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甚至在自己的著作中把马克思称作是“现代最伟大的劳动思想家”。她指出，洛克发现劳动是一切财产之源，接着亚当·斯密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最后在马克思的“劳动体系”中达到顶点，在那里劳动变成了全部生产力的源泉和人性的真正体现。马克思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懈地认为，劳动是人类创造世界的最高能力。①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73-74 页。

毫无疑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最早是在考察劳动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研究的对象从感觉的社会性、感官的形成和发展开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从感官的唯物主义出发的。这种方法实际上也就是感官的自然史到感官的社会历史性的发生发展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实践却是一个异常复杂和极其巨大的社会有机体系，人口、需求、劳动、生产、交换、流通、国家等等，始终围绕着劳动演化为资本的主线，从而揭示资本的秘密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无疑是一场艰巨而伟大的思想工程。

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考察的是社会生活实践，特别是儒家伦理是一种学以成人的学问，是真实人性培养和人格养成，从而达到智、仁、勇兼备的完美境界。在夏商西周时代，宗教神学占有绝对统治地位。伴随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关系大变革，春秋战国时代人的思想观念达到了空前解放和巨大变革。人们在对自身力量的反思中开始发现自己的价值，提出了神“依人而行”、神以人为主、“吉凶由人”等观念。从孔子开始则完全把视线由天神转向人自身。孔子充分肯定了独立人格的存在，相信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自己的仁德。这一肯定确定了儒家在人格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儒家独立人格的觉醒，集中表现在“志”的问题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②《论语》，刘强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20 年版，第13 页。。“志”即人的自由意志、独立人格，也是每个人的价值之所在，只要能立志、行志、守志，对个人意志有坚毅的执著，便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达到理想人格的目标。在儒家心目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通过所谓“养浩然之气”，以锻炼坚强的意志，才能培养自觉的自由的人格。劳动生产实践也好，社会生活实践也好，其内在的主体都是现实的人，都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及其成长过程。既要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又要植根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

（二）公有思想与扬弃私有制的契合

梁斌写的小说《红旗谱》中的最精彩的一章，就是朱老忠面对众多的耀武扬威的地主爪牙，正气凛然，毫不畏惧，提着大铡刀保卫宗族祠堂内的那口大铁钟。而那口大铁钟上铸刻着众人所公有的山林土地多少多少亩，地主派狗腿子去砸毁那口大铁钟，就是企图侵占公有的土地。那个时候已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农村还依然存在公有的土地，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就中国学术思想而言，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尽管学说主张不同，但很少有系统主张私有制及其思想观念的，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决定思想家传承前人的思想遗产，除了个人学识之外，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客观环境。

马克思明确主张，私有制的扬弃即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66 页。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86 页。这实际上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有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的。狭义的共产主义指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广义的共产主义则是指整个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两者既不可混淆，也不可割裂或对立。公有思想与扬弃私有制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其核心价值则是内在相通的，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三）家国共同体与社会有机体的契合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是与传统的家国共同体分不开的，正如马克思所讲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样，任何单独的个人毫无例外地生活于各种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之中。在中国农耕文明的演进中，家庭、家族、宗族一直是社会生活、社会交往和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然而，人们又不局限于家庭、家族和宗族的交往。每一个个人之间，每一个家庭之间，还存在众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而大一统为主要特征的国家联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与国家就在高度同构的基础上形成不可分割的家国共同体。并且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义重于利，义大于利，家国共同体的价值远远高于并优先于个人价值，个人存在的价值只有通过家国共同体才能得到真正实现。②参见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66 页。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是一种富于革命的理论。社会有机体不仅是指有机整体的系统性，而且强调社会有机体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都经历从形成、发展到衰亡，最后被新的社会所取代。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644 页。资本具有更为本质的社会属性，这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其内核就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雇佣与被雇用的不平等关系。马克思对社会有机体交替前进的机制的揭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阐明了支配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取代的特殊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43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