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徙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买成习惯，送也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打一个。人知道他无所谓，索性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

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叨一些鼓励的话……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極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时使他生气。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学的工作定下来后，很快找到了住处。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刻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不好看。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三十岁了。没有想象，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这给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真感觉羞耻。好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总是提心吊胆想到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