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思瑶

观音作为佛教四大菩萨之首，在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佛教中最为中国人知晓的菩萨。由此形成一种经久不衰的观音信仰文化，也对东亚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我们追溯观音信仰的源起，发现大多数人口中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闻名于世的观音娘娘原来竟是如来佛口中的“善男子”，其身世与形象是在国人的改造中，才逐渐由中性或男性转变为女性。那么观音何时又缘何由男性转变为女性？

观音的男性形象

在印度佛教发展时期，众多佛教文本对观音身世和性别的记载多为男性或中性，其中包括删提岚国的“善男子”太子不眴（昙无谶译《悲华经》）、“无量德聚安乐示现”世界里的威德王园观中两朵莲花化生的童子宝意（昙无竭译《观世音菩萨授记经》）、千光王静住如来的弟子（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等等。除了经典文本的记载，现实中的佛教造像更为直观地反映着观音的性别表征。早期佛教造像中的观音造像呈现为凶悍勇猛的男性，如密宗六观音之一的马头观世音菩萨，立红莲上，身披虎缦跨，饰臂钏，呈马头明王之形，现极恶威猛相，左右两手结根本马口密印，执剑、金刚钺斧、金刚棒、念珠等。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原后，在被国人改造和接纳的过程中，观音的身世和性别也被重新塑造，其中最广为流传的说法便是“妙善公主得道成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在汝州香山寺内，有一块记载着观音身世的石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得道正果史话，石碑上的文本为北宋翰林学士蒋之奇所撰，又由北宋大书法家蔡京书写后镌刻而成。碑文内容大致为唐代初期，在长安终南山的灵感寺中，天神向道宣律师宣讲妙善公主一心向佛、无私救父，继而成道为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本生故事。说明了“妙善身世说”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观音的性别也已经显示为女性。

观音的女性形象

那么观音的性别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时候定型并沿袭至今？这些问题颇具争议，前人及当代学者对此众说纷纭。综合前人学者的研究成果，观音变性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初始阶段，观音的性别为男性或中性。此时的观音在形象上由早期的胡貌梵相、丰臀肥乳印度式造像到传入中国后，融入中华儒道文化，变化为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面短而丰的中国式男相观音。

隋唐时期为转折过渡阶段，观音的女性化特征逐渐明显。隋唐时期的观音外在形象发生明显转变，男相女相观音共存，许多观音造像即男即女，男女莫辨。赵克尧先生对此表示“唐代的敦煌石窟观音的造像，也难以分辨男相或是女相，但莫高窟的菩萨彩色塑像颇呈女性特征，头作高髻或戴花蔓宝冠，神态生动，状如贵族妇女，庄重典雅。有的如妙龄少女，亭亭玉立，宛如生人，眉画黛绿，上衣裹织天衣，下着锦裙，注入唐代美女风尚。不少菩萨虽然嘴角描画绿色胡须，但男性性征不如女性突出与多样”（《汉唐史论集》）。

晚唐至宋元时期为定型沿袭阶段，这一时期的观音性别正式转化为女性。观音最早在唐中后期开始出现女性形象，最先见诸文字的则是南宋僧人志磐编撰的《佛祖统纪》卷四十一中所载的发生于唐宪宗元和四年的“马郎妇”传说：“某地民风凋敝，不信佛教。观音化身为卖鱼的绝色女子，吸引当地男子向其求婚。女子将背诵佛教经文作为选亲条件，最后一位马姓男子胜出。但在迎亲当天，女子却猝死，尸身快速腐烂。后有一老僧开棺验之，而见锁骨（佛有舍利，菩萨有锁骨），老僧系锁骨于锡杖上，腾空而去。由此，当地人开始改信佛教。”宋代叶廷珪所撰的《海录碎事》中亦有类似记载，黄庭坚更有诗：“设欲真见观世音，金沙滩头马郎妇。”除了宋代的“妙善身世说”和“马郎妇”，还有“鱼篮观音”等其他传说，种种观音本生与显化传说皆显示观音在民众心中普遍为女性形象。

庶民信仰的经典

观音的女性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结合前人成果，探析观音性别转变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佛教文本是佛教造像的主要依据，文本中對于佛陀形象的描述或深或浅地影响着观音的外在形象，而观音本身多变的化身也为其女性化奠定了基础。佛教中佛陀的庄严身相，即佛教“相好”，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和“八十种随形好”。“相好”是对佛陀外貌身姿的具体描述，佛陀虽为男性，却在某些身体部位展露出强烈的女性化特征，如鸠摩罗什所译《大智度论》中对三十二相有着“手足柔软”“皮薄细滑”“肩圆好”的描述，对八十种随形好则有“眉如初生月绀琉璃色、膝骨坚著圆好、身净洁、身柔软、踝不现、身润泽、唇赤如频婆果色、面净满如月、随众生意和悦与语、毛孔出香气、口出无上香、手足赤白如莲华色”的描述，此类描述与中国古代文人关于女性外貌的美好想象多有相似，这为后世观音女性化改造奠定了基础。

虽然在《妙法莲华观音菩萨普门品》中，如来佛唤观音“善男子”，《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亦称观音为“勇猛丈夫观自在”，但观音“摄化而自在示观”，有三十三种不同化身，可随情况的不同发生容貌形态的变化，“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观音菩萨普门品》）。如此多变的女性形象皆为观音所有，这也为观音的女性化改造提供了支撑。

第二，观音“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神职功能与民众的普遍认知和心理倾向相契合，很大程度上成为观音女性化的主要推动力。中国人的神灵信仰普遍具有功利实用性，神灵能受到民众崇奉最直接实际的原因就是人们祈求得到神灵的庇护与关照。那么从心理层面来看，学界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混乱，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底层民众不仅遭受着统治者的压迫，还要抵抗水旱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生活困苦不堪，因此他们急需得到生活上的救助和精神上的慰藉。那么此时佛教的兴起就使人们找到一方栖身之所，佛教的思想功能正契合人们心中的切实需求，得以逐渐受到民众的欢迎，乃至信仰达到高峰。

加之人们选择什么神灵进行倾诉，与神灵的面孔特征有着莫大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认为男性更刚强、勇武；反之则认为女性温柔、善良。如此，观音的神职特点影响了人们对其面孔、外形，乃至性别的延伸和联想。观音的全称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其本质是“大慈大悲”，神职定位是“救苦救难”。在民众的普遍认知中，“救苦救难”和“大慈大悲”的精神品质，多在年长女性身上体现，更具体而言就是母亲。观音作为无私奉献、拯救苍生的存在，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遭受社会动荡和生活苦难的民众来说等同于慈爱的母亲，所以如此种种对观音的女性化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古代女性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所引发的社会风气促使了女性观音的形成。政治一直是推动或抑制古代宗教发展的关键因素，统治者是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掌控者，他们的决策和行动关系着宗教发展的兴衰。根据《北史·后妃传》等史书记载，北魏自拓跋魏入主中原至隋灭北周，共有十七位后妃出家为尼，大量上层女性的佛教活动带动了其他阶层的女性，仕女和底层平民纷纷参与崇奉活动。

不只是魏晋南北朝，唐代也存在大量的女性崇佛活动，正是因为各阶层女性对佛教的广泛关注和高度参与，使得佛教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而佛教寺院为了吸引和回馈女信众的支持与投入，也会迎合和顺应女信众的审美和要求对佛教造像进行改造。所以不论是洛阳龙门石窟的观音造像，还是敦煌莫高窟的观音画像，观音面容神态、整体服饰都与唐代贵族女性高度相似。

观音的女性化还与武则天的执政关系颇深，学界也普遍认为观音的女性化在高宗、武则天时期达到高峰，这与武则天扶持和利用佛教，以便取代李唐政权而实施的宗教政策密不可分。武则天登基之初，曾授意薛怀义与法明和尚伪造《大云经》，其中载“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并于《大云经》颁布天下的第二年（690）取代李唐正式称帝。所以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观音女性化与武则天自称是弥勒佛转世有关。武则天选择弥勒的原因是弥勒既可以化身为女性，又具备转世的条件，最关键的是弥勒是释迦牟尼的继承者，如此就为其取代李唐政权创设了合法条件。观音在佛教中与弥勒的地位相近，并且也具有可以化身为女性的可能。所以武则天的弥勒转世，对观音的女性化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加之武则天作为当朝的最高统治者，其外在形象和审美观念对社会的影响亦不容小觑。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观音女性化作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中最典型的例子，适应了不同时代统治阶层和广大社会底层民众的需要，最终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由男性变为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