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彩霞

她是科学家，被称为“生命英雄”，组织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带领团队研发的治疗性乙肝疫苗让数千万患者看到了希望；她是教师，专注筑巢引凤，哺育人才，引领学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教育功臣”是对她最大的褒奖。

她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微生物学家闻玉梅。五十载呕心沥血，闻玉梅在2022年底出版的著作《我的乙肝情结》中，将自己称作一个“步行者”。她说：“哪怕碰到千辛万苦，我也不会放弃追求。只要我还在，还可以思考，我一定会继续我未完成的研究。”

心向医学，“从源头找寻答案”

1930年，一对年轻夫妇在美国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后，携手回到中国。丈夫闻亦传是闻一多先生的堂兄，回国后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教，妻子桂质良则从事儿童心理卫生和精神病学研究，专著《现代精神病学》出版后，她作为“我国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专家”为人所知。

1934年1月，寒冬里的梅花傲然绽放时，他们迎来第二个女儿，闻玉梅。小家庭幸福快乐，但遗憾的是，因感染肺结核，闻亦传不幸英年早逝。那时，闻玉梅只有5岁。

两年后，闻玉梅跟随母亲前往上海。为了给孩子们最好的教育，桂质良四处兼职，日夜奔波。即使这样，她仍心系祖国未来与民众健康，用英文撰写了《我们的孩子及其问题》一书。

母亲，是闻玉梅第一个崇拜的人。

9岁时，闻玉梅进入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在那儿，她显得格格不入。衣服是姐姐穿旧的，放假时，同学们都有汽车来接，而她只能去挤电车。那时，她心里想着：“我功课要比你们好！”

忙碌的母亲很少在家，陪伴闻玉梅的只有书籍。学期结束时，她的成绩名列前茅。母亲的熏陶，让她对医疗工作心向往之，读过白求恩的故事后，她更是暗暗立志：“医学可以帮助大家解除疾苦，我将来要从事这一有意义的行业。”

她的另一个偶像则是居里夫人，得知居里夫人用“钋”命名新元素是为了纪念祖国波兰时，她被科学家的爱国之心深深打动了。从此，思想的“火把”被点燃，榜样们留下的精神在她的血脉里涌动。

1951年，闻玉梅如愿考入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然而，一次实习经历让她心灰意冷。一位病人是孕妇，患有心脏病，怀的是二胎，虽然医生尽了全力，可还是没能保住这对母子。眼睁睁地看着生命陨落，内疚和无奈折磨着闻玉梅，她连续哭了好几天。母亲担忧地说：“你这样感情用事，缺乏冷静与理性，怎么能做个好医生呢？”

“我应该去做基础研究，从源头找寻答案，打破医学界的难题。”几经思考，闻玉梅决定放弃临床，继续读研。

然而，命运又给了她当头一击——母亲突然因病去世。遭此变故，闻玉梅悲痛欲绝。为了生存，她打算放弃读研，去做助教。关键时刻，姐姐给她打气：“再苦，我们两个人一起扛过去！”

给她温暖和支持的，还有恋人宁寿葆。他们相识于大学校园，在医学院的文艺活动上，她弹钢琴，他拉小提琴，渐渐地，两人谱写出了爱的乐章。

“我是选肝炎，不是选三个月！”

1956年，闻玉梅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微生物学的研究生，她选定的导师是著名教授林飞卿。不巧的是，那年，林飞卿只招收学俄文的学生。出于对人才的爱惜，她将闻玉梅推荐给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余贺教授。

那段时间，宁寿葆经常从自己工作的儿科医院跑去看闻玉梅，他买了菜票、饭票，偷偷放进她的皮夹里。而“马大哈”闻玉梅很长时间都没发现他的“苦心”，只要看到皮夹里有饭菜票就行。

一年后，由于政策调整，闻玉梅回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做助教，续上了和林飞卿的师徒缘分。对待越是自己器重的学生，林飞卿就越是严格。做实验时，胳膊抬得高了，“重新做！”；做血清稀释时，“每管只能混匀三次，不能二次，也不能四次”。

三年后，林飞卿欣慰地对闻玉梅说：“你应该换导师了！”

在她的推荐下，闻玉梅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师从微生物学家谢少文。谢少文没有子女，便把闻玉梅当作女儿，时时鼓励。做报告时，看她有点胆怯，他轻声安慰：“不要紧，我就坐在你旁边，提问你先回答，你答不了我再替你回答！”“在他那里，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创新。”多年后，闻玉梅深情追忆。

在三位免疫学大家的教导下，闻玉梅快速成长，在专业领域内小有名气。可是，长达数年的政治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研究工作。

1974年的一天，闻玉梅突然得到通知：“可以开始研究肝炎了！”她喜出望外。那时，我国被称为“乙肝大国”，病毒携带者高达10%。被这样的数据刺痛，她申请去防疫站病毒室学习，与乙肝结下了特殊的“情缘”。

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1980年，闻玉梅通过了出国进修的考试。在别人纷纷选择留学时间长的项目时，她选择了研究肝炎，外出学习时间只有三个月。朋友们为她惋惜时，她回答说：“我是选肝炎，不是选三个月！”

初到伦敦大学，她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我们看都看不懂，与人家差距太大了！”克服重重困难，闻玉梅如饥似渴地学习。吃，只买最便宜的；玩，既没时间也没钱，参观伦敦桥得花4英镑，她舍不得。

三个月后，她不仅发表了论文，还用省下来的钱购买了实验室需要的超低温冰箱和幻灯机。而这两件设备，运回国的费用就要90英磅。

“一定要摘掉我们‘肝病大国’的帽子。”在讲台上、在实验室里，闻玉梅孜孜不倦，努力求索。

1981年，闻玉梅想去美国继续进修，可是此时，她已担起微生物教研室主任的重任，学校也很为难。就在这时，已经77岁高龄的恩师林飞卿站出来了：“闻玉梅是有潜力的，你们把她放出去，这一年的主任，我来做！”

在美国，闻玉梅接触到了分子病毒学这一全新领域，然而，她进修的实验室却认为她无法胜任这种“高端”科研：“你不懂，做做细胞学就够了！”

闻玉梅不服气，她报了夜校，决心拿下这门课程。当被问“是选旁听，还是要学分”时，她选择了后者。这意味着，她必须通过所有考试，而这年，她已经47岁了。

为了把分子病毒学这门课带回中国，闻玉梅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她一边消化知识，一边把资料翻译成中文，为将来编写教材做准备。

考试如期到了，闻玉梅以“黑马”之姿取得优异成绩，令同事刮目相看。远在大洋彼岸，她深深地感谢祖国：“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是国家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的期待，对我的‘投资’不是金钱，而是期望与感情。”

“造一个窝，筑巢引凤”

两次进修后，闻玉梅看到了差距。回国后，她立刻搭建桥梁，选派学生出去进修，并发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她要“造一个窝，筑巢引凤”。

在长期的研究中，她一直在思考：对未患乙肝的人，可以用疫苗来预防；而对已经感染的患者，能否研制一种治疗性疫苗，靠提高人体自身免疫力来控制病毒呢？

适逢国家推出“863”计划，她及时递交了申请。多年后，忆起这段经历，闻玉梅依然很激动：“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想法，连产品都没有，项目却如愿落地，我不能忘记国家、忘记党。”

1987年，治疗性乙肝疫苗的研究正式启动，没有先例可循，闻玉梅走得步步艰辛。当时，国内没有满足实验条件的动物模型，而国外的实验小鼠又被禁止运到中国。正束手无策时，香港的一位教授及时伸出援手，将小鼠进口到香港，这才得以“曲线救国”。

道阻且长，幸而，还有恩师们的支持和鼓励。1991年，88岁的谢少文教授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赠予他的一对玉石奔马转赠给闻玉梅：“我送你这个，是对你勤奋刻苦的赞赏，是要你继续中国微生物学事业。”闻玉梅从林飞卿教授手中接过的，则是一把镀金钥匙，林飞卿希望她“继续打开微生物学、免疫学的知识宝库”。

老师们的深情寄语激励着闻玉梅，很快，治疗性乙肝疫苗诞生了。开展第一批临床试验时，闻玉梅主动要求做志愿者，她说：“我对自己的研究有信心，但是我不能让别人承受这样的风险。”

几个星期后，试验结果一切正常，团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1995年，闻玉梅在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文章，在国际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治疗性疫苗的概念，被称为“治疗性疫苗的先驱者之一”。

漫长的科研历程，她走得缓慢而坚定。她编写的《现代医学微生物学》出版，被称为“生命科学界之幸事”；她送出去的学生，像她当年一样欣然归巢，将实验室发展壮大。

“创建了一个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人。”这是她最感自豪的事。实验室里，有一本特殊的册子，里面收集了无数乙肝患者的来信，他们的痛苦、焦灼以及期盼跃然纸上。在“前言”中，闻玉梅将这本册子称为“人民的期望，人民的重托”。

而闻玉梅和她的团队不负重托，2009年，治疗性乙肝疫苗进入了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我是一个步行者，所走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且经常会遇到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和十字路口。尽管前进的道路充满艰辛，但只要目标明确，我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耄耋之年，闻玉梅桌上的日程表依然满满当当。

2013年，她和先生宁寿葆拿出积蓄成立了“一健康基金”，用来嘉奖优秀学生；2014年，她联合两位教授开设了《人文与医学》慕课，短时间内，课程推广到全国上百所高校。“我和同龄美国人无法竞争，但我相信我的学生能！”看着一批批学生成长为学科翘楚，闻玉梅非常欣慰。

实验室里，科研还在继续，尽管只差临门一脚，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治愈乙肝仍然是全球性难题。为了实现心愿，闻玉梅说：“我不死心，还是要往下做。”

如今，89岁的她依然行走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校园里，神采奕奕。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画：茫茫雪域中，点点红梅傲然绽放。那是她的堂兄、闻一多先生的儿子闻立鹏特意为她画的。

在攻克乙肝的路上，她就是那枝红梅，无所畏惧，顽强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