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秋雁

【摘要】《祖荫下》针对19世纪中叶的西南乡村做了深度田野调查，对经历大变革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了描写，探究中国人在祖先的庇佑之下对大家庭传统的执着，中国人的文化与人格对于家庭的兴衰有何种影响，社会发展之下新兴文化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使得乡村不得不寻找替代传统的新机制。

【关键词】祖荫下；传统；冲突；安全阀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2-006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20

《祖荫下》的作者——许烺光，是心理人類学创始人之一，1909年生于辽宁庄河，1937年赴英国就读人类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与费孝通乃同门师兄弟。许烺光坚持“比较分析法”，他对文化与人格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更新与换代，将大规模文明社会研究的知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47年发行了《祖荫下》的英文初版，初版书名为《祖荫下：中国文化与人格》，是作者在云南任教时在距大理下关34公里处喜洲进行田野调查的成果，无意中保存中国社会大变前的西南的传统乡村，这乡村与外界的交流导致它并不闭塞，有一定的文化代表性；1967年再版，更名为《祖荫下》，对1949年后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大变革而在序论中提出问题，在原书的内容上亦有针对性的增补。

再版之后，全书共有十二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方法和田野点的基础状况，这里不再赘述。第二章到第九章分别从不同角度介绍了祖先庇荫下喜洲人的传统生活，住宅选址要考虑祖先，宅中要有供奉祖先的祠堂，教育要遵循祖先的方法等等。可见喜洲村民几乎每一点都围绕着祖先而进行。第十章对在这种文化下的人民的人格与个性做总结陈述，最后两章则是将喜洲的情况推及全中国，探讨中国大地上传统文化模式的普遍性。

一、传统文化模式的普遍性

利奇教授曾评论《江村经济》，提出了问题：只叙述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这也就提出了这个解剖一只麻雀来研究麻雀的微型调查在科学方法上有什么价值的问题；马林诺夫斯基写道“通过了解一个小村子生活的研究，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整个中国的一般缩影。”早在1947年，费孝通在《EarthboundChina》中，也强调过：“我们的研究是试图在社会调查和世界性的广泛概括之间形成一座桥梁”。许烺光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做出以点到面的叙述，把喜村放到全中国的背景下，因为无论喜村的地理位置多偏远，它的情况都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全中国的乡村文化是有普遍性，有共性的，所以研究喜村，也可以看到在社会变迁的时候中国的乡村的缩影。无论是江村还是喜村，都必然受到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机器生产方式传入中国必然影响传统手工业，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必然冲击传统中华文化，女性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必然推动传统中国女性迈出家门，走向社会。因此许烺光所描写的喜村，即使深处中国南部，但依然随着整个中国的变革而发生变革，具有那个时代中国农村的一定代表性。许烺光用最后的整整两章探讨喜洲文化模式的普遍性，喜洲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并不相同，然而其个性结构与中国很多落后地区都呈现出相似的特征。因此认识了解喜洲的文化，一定程度上也就了解了西南乡村的文化以及整个中国的文化，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相互影响的时代当中，传统宗族和宗族中的人们如何通过改变机制来适应社会的发展，避免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落后且限制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必然会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既保留优秀传统文化又能推动时代进步的文化。

当然，对于作者将喜村这一以白族人为主要人群的社区当做汉人社区来讨论，学界提出了很多批评。许烺光在书中也简单提到了喜村人的民族属性，确实这里的白族曾经本身更倾向于强调自己的汉族祖源，他们甚至排斥居住在村落边缘的回族人。为了强调他们的普遍性，作者基本没有提到他们在民族上的特殊性、宗教性，几乎完全回避了他们的服饰、语言，过分忽视对当地人民族特质的描写也导致对部分社会事实的忽视，白族与汉族在生活方式和习俗上存在客观的不同，对当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祖荫下》出版五十年之后，段伟菊重访西镇，发现这里已经变成了公认的白族社区，变化了的民族政策和社会氛围使得人们对自己的少数民族族源有了新的态度，这里的人在家谱中一方面强调自己的汉族祖源，另一方面又对外强调自己的白族身份，具有双重的民族身份认同。

二、安全阀机制

《祖荫下》对传统乡村的社会流动提出一个结论，财富是国家的财富，任何一个家族只能暂时地占有其中的一部分，占有者是周而复始地更换的。喜村的家庭一般都会在两到三代间发生贫富的转换，而每个家庭的性格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家庭性格主要是指大家庭中拥有主要决定权力的家庭成员的治家风格，具有勤劳、节约、积极等品质的家庭大概率会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或者至少能保持现状。而富贵家庭培养出的懒散、打肿脸充胖子等性格很可能会让这一家族的财富逐渐流失。这其中其实有一点不公平，就是富裕家庭的后代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保持家庭的现状，想要提高家庭地位就更难，因此要保持一个家庭的富裕，需要几代家庭成员都具有勤劳、节约等有利于积累财富的性格，同时能维系家庭成员的和睦关系，因为分家也可能会导致富裕家庭的瓦解，只要有一代出现与之相背的品格，家庭所积累的财富将迅速消失。《金翼》中张黄两个家族截然不同的结局即为中国传统乡村中家族发展的代表性例子，家族决策人的危机处理的能力以及对后代教育的重视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族的兴衰。

由于传统社会的文化需求与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变化了的心理需求发生冲突，社会中自然而然产生了相应的安全阀来满足两者的需要，做出折中让步，缓解冲突。在喜洲镇社会中，这样的安全阀有三，其一是同屋檐下分家，缓解父子权威的冲突。由于在传统文化当中，只要父亲在世，儿子即被剥夺家庭事务以及个人事务的决定权，但不可避免的分家是被广泛接受的，因此为了将父亲的权力转移到儿子身上，在维持大家庭整体的基础之上，儿子们可以选择分灶。但这种情况也不能完全保证儿子们获得绝对的自作主张的权力，如果父亲的权威超出儿子太多，那么分家只在表面上转移了权力，父亲仍然拥有实质上的权威；其二是男女亲疏关系，传统要求婚姻关系中的女性绝对顺从丈夫的意志，一切超出生理欲望的性意识都被清除，由于代际关系是传统家庭的主轴，在家庭当中，丈夫必须把自己的母亲看得比妻子重要，对于这样的情况，女性可以采取的反抗方式只有不再照管丈夫的衣食、回娘家或者以死相逼，但这样的反抗仅仅对贫穷家庭有一定的效果，因为富裕家庭的男性既不完全依赖妻子的照顾，也有足够的金钱重新娶妻纳妾，当然富裕家庭毕竟是少数，所以安全阀的存在缓解了男女授受不亲文化模式下，由于经济状况不同而产生的夫妻相依为命的抗衡；其三是人们对“形式”的重视，缓解社会道德准则对子女“孝顺”的强制要求与子女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对“孝”的要求使得年轻人不得不通过无底线的牺牲来博取老人的欢心，但实际上没有人愿意向外人承认自己的子女不孝顺，且奢华的葬礼和隆重的祭祀活动也能让年轻人获得社会的认可，所以子女的孝顺义务得到很大的缓解余地。

安全阀是保证传统乡村在无法阻止的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影响下不被彻底摧毁的关键保护机制，它对于新文化新生产方式的弹性处理，使得传统社会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华文化的内核，既传承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理念，又能融入现代文化元素。从喜洲镇这一偏远的云南小镇，可以看出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在面对社会变迁时的态度，即不彻底推翻传统，尽可能多地保留传统习俗，在这一基础上做出让步，以期适应时代的发展。

三、父子同一

除了安全阀的机制，作者还在书中提出了父子同一的概念。父子同一的概念是在对喜洲文化做总结时提出来的，是喜洲文化的首要因素。这种同一性既是作为支配整个亲属结构的两大主要因素——父系和辈分的根本，同时又是以这两大因素为根本而存在的。“同一”这个词用来表示父子间的关系，是因为父子间的责任和权益并非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相互作用的。父亲必须在其子幼年时供给衣食，以祖先的传统方式对他们进行教育，并使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庭。父亲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对儿子应尽这种义务，而是因为父亲对儿子共同的祖先承担的责任。儿子对父亲所要做的一切不仅仅是因为他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同样还因为他对父子共同的祖先应尽的义务。因此，从血缘组织的整体出发，父子同一仅只是一个大家庭范围内所必需的一条纽带，它一旁连接着众多的祖先，另一边是无数的子孙后代。权威与竞争是这种文化模式的本质，以父子关系为中心的权威，贯穿了喜洲文化的所有要素，为了得到“祖先的庇荫”，权威进一步在家族中得以实现，而严格的男尊女卑、对香火延续的要求以及忽略个性的成人式教育是巩固权威的手段。然而权威并非丝毫不会受到挑战，在传统家庭中，竞争也是被允许存在的。在同一阶层，关系平等的人之间，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财富和威望，宗族内的各个小家庭分庭抗礼，这种竞争的意识，最大可能地破坏了宗族内的团结，安全阀也就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模式不被竞争影响而破裂的机制。

传统的宗族文化要求父子都绝对地服从大家庭的要求，无论是父亲还是儿子，都只是这种机制上的一部分，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承担某种责任，从而维持整个大家庭的运转，全家人一荣共荣，一损俱损。而现代的文化让人们重视自己的内心需求，年轻人想要更多的自由，想要为自己的发展而努力，而不是受制于家庭受制于传统。于是，传统当中对于中国家族中的子代，很少有个体的教育，更重视的是社会规范的要求。比起个性的发展，父母更关注孩子的社会化，要求孩子模仿成年人的行为和做法，个人的发展只在有利于促进宗族发展的基础上被允许，其实就是重集体社会，忽视自我内在的一种表现。喜洲的文化是服务于权威的，个人对成功的追求始终被限制在光宗耀祖的范围以内，违反祖宗愿望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循规蹈矩受到赞扬，而破格创新却不被理解，形成喜洲文化过分谦逊，缺乏创新能力的特征。

四、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在喜洲并非所有人都能生活在祖荫的庇佑下，镇里有生活在祖荫边缘的人，他们通常是家境贫寒膝下无子的老年夫妻，无法生育的妇女，收了养子的夫妻，早年丧父或是双亲的孩子，被父母无奈卖掉为奴的孩子，虽在富人家庭但是失去贞操的女孩子，终身没有婚配的人。这些都是享受不到傳统的喜洲文化所认同的美好家庭生活的人，他们甚至不能正常地参与祭祀活动。这些人之所以生活在祖荫边缘，是因为他们不能像正常一般人那样有一个传统的家庭生活，上有所依、下有所养，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达到传统文化对人繁衍子嗣、供养长辈的要求。在传统的认知下，家庭显然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社会化基础单位，每一个人的幸福几乎都取决于他的亲属结构，没有家庭的人被排斥在社会边缘，他们既不受社会约束也没有家族庇佑。现代社会鼓励的是社会价值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家庭的缺失不会彻底限制人的发展，只要能够生存，能够实现个人的理想，那么这个人就在社会的中心。

书中同一个例子反复出现，一个香港学习归来的学生与自己的未婚妻在小镇的街道上手拉手，被人从背后泼了一盆粪。这个例子充分体现了在传统文化尚为喜洲镇的主流文化的情况下，新的文化对小镇居民的冲击，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传统的观念下，男女之间无论如何都应该保持距离，夫妻也不能例外，更不用说在公众场合中有亲密的身体接触，两性关系的疏远是为了强调父子同一关系，确保父系的权威，婚姻的本质目的是家族的繁衍，因此超过生育功能的一切个人欲望的表达都被禁止，也是压制个人，突出整体。而年轻人接触的文化是，人与人之间感情需要充分的表达，肢体表达也是情感表达的一种，随着女性思想的解放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更多人追求爱情以及和睦平等的夫妻关系，对于两性关系态度的差异是传统中国家庭的在时代变化下必须面对的冲击，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的杂糅交错构成了复杂的家庭关系动态。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中国社会和文化中致使社会变动的传统势力被外来的因素笼罩了”。人们要寻求新的、可以维持合适“社会变动性”的方式、模式，以保证社会的稳定。

19世纪中叶之后，受到外来的以及内在的影响，中国确实发生很多变化，然而存在了千年的古老文化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和传统历史文化的种种因素紧密相连，了解过去是理解现在的必要条件。和所有经历历史变革的区域一样，喜洲镇用自己的方式去适应时代的变迁。中国人讲究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一定程度上蕴含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和深刻奥义。喜洲人大量出省学习、就业，越来越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就越能对传统提出质疑，不好的传统会阻碍地方的发展，适者生存。虽说从作者笔下的喜洲可以看出，大部分人还沉浸在过去的传统社会，大家庭祖先庇荫之中，但渐渐地开始有新的事物冲击传统，两方冲撞的时候，其实改变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女人不再裹小脚，且有机会上学接受教育，男人不能再三妻四妾，并且有机会挑战父亲的权威，逃脱家庭的桎梏，创造自己的未来。总之，新的文化影响传统文化，将整个中国引向了开放的新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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