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玥玮

【摘要】邵雍的观物论思想是其哲学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观物”属于认识论范畴，是一种在不带主观偏见、认识万物存在的依据与变化规律为前提下进行内圣外王、与物同乐的修养论功夫。在复杂多样的阴阳变化下，邵雍以“观物”思想为核心，结合象数学构建了一个完备的哲学体系。“观物”作为研究先天学世界图景的必要途径，蕴含着邵雍对于生生不息之自然运化的深刻思考。同时，这些富有哲理的思想又对宋明理学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邵雍；“观物”；理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2-005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17

邵雍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在此期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难得的繁荣与安定。儒学发展到宋代，开始逐渐以理学的形态呈现，中国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阶段。邵雍一生心血凝聚在《皇极经世》与《伊川击壤集》中，其中“观物”二字的提法触目皆是，本文试图从“观物”角度出发，逐一探寻邵雍对于天地万物与人类万事之间生成的逻辑必然关系，研究体会其儒家本体论哲学的思想与方法。

一、“观物”思想之源流

邵雍成长于宋儒文化的大融合时代背景下，少年以儒为志，在建构儒家形而上学方面有其独特的思想视角，形成了对《周易》的独到理解，在此基础之上兼综儒道，晚年又受到佛家影响，形成以儒为体而圆融三家的哲学思想体系，邵雍的“观物”思想在此应运而生。

（一）儒家观物思想

邵雍自幼时聪慧好学，儒家的“观物”精神在这个时期就已对邵雍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易传》对邵雍的观物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从下观上”的逻辑必然方面。从《周易》的《观》卦中：“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1]得出的结论是，“观”只观察值得观的东西，观是有目的的观。在《系辞上》中：“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2]可得出“临”卦在前，注重的是形而下的部分即为“器”的部分；“观”卦在后，阐述了形而下的事物充斥在宇宙万物之间，想追寻形而上的真理就必须从下至上体认万物，其中的“观”也就同样须做到从形下入手到形上的观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邵雍的宇宙本体论是以“道”为本源，在《易传》中吸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一方面是，道生万物，无形贯穿于万事万物中，仅在有形的万物中才能体现出来，于是他先把“观物”划分出层级，认为“观物”必须从“形”到“理”，从有形之体上升到无形之理；另一方面是，《易传》中认为“观”的对象是一切形而下的物体，因此邵雍总结得出天有四体（日月星辰）、四变（寒暑昼夜），地有四体（水火土石）、四变（风雨露雷），人有人事，动植物有走飞草木，“天之体、天之变”“地之体、地之变”“人事动植”分别对应了《易传》中的“天象”“地象”“人文鸟兽”，正是由于观其变才能够使人类认识到自然和人事的运化法则与规律。

《中庸》对邵雍的观物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诚和物”的关系上。“诚”是《中庸》的核心概念，指天地生万物和人类构成宇宙的过程；也意味着人类的道德与社会生的基础就是诚信、信任。邵雍在此基础上将《中庸》中“诚”“物”关系总结为要想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就必须进行“至诚”，“至理之学，非至诚则不至。”[4]这也是邵雍修养论原则，对于“道”的体认就是心境和直诚，达到去除私欲、物我交融的人生境界。

（二）道家观物思想

邵雍在中年时期深受道家的影响，在对老庄的“观物”思想进行总结深化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道家的“观物”思想起源于老子的《道德经》中“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这是老子修身的重要原则，他所列出的五个领域的方法论具有一定的共性，是一种以自己观彼的观物方式。邵雍将其“观物”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从个体特殊的“观”进而到具有共性普遍意义的万事万物。在庄子的“鱼乐之辩”中，邵雍得出“观物”思想就是超脱于现实世界，站在身外的角度观万物本身的道理。庄子认为道作为万物的始源，站在道的角度去观察天地万物就是“以道观物”，也就是到達了一种“万物齐一”的境界。邵雍在此基础上将庄子的“以道观物”发展成为自己的“以物观物”“不我物，则能物物”[5]以物的本性观物，以自身观自身，让物的本身自然呈现出来，“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6]

（三）佛教观物思想

禅宗的“心性”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邵雍“观物”思想的发展历程，禅修就是心性的修持，以“自心”作为枢纽基点，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思想来诠释人的生命自然状态、人的自性，并通过心性的修养来追求生命自觉与精神境界。“心”本身是道德本心的本体论含义，“性”用来达到一种清和善的状态，是修养达到的最终目的。人是天地的产物，人的本身就是天地之心，只有通过特殊途径的修养才能达到人的本源之心，而在现实中要想保持本心的清静状态就需要通过涤除玄鉴、私欲，达到“观物”的状态。邵雍在此基础上升华了“观物”思想的修养境界，认为“观物”旨在复归于本心和自我，达到反本复静的状态，最终达到“心生万物”的高度。

二、“观物”思想之内涵

邵雍的“观物”思想主要凝练在《皇极经世》和《伊川击壤集》两部著作中。其中，邵伯温对《皇极经世》进行了解释：“至大之为皇，至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7]“大中正变”就是揭示了邵雍哲学思想中“观物”所涉及的“物”的范围、万物的发展与变化法则，大至天地宇宙，小到花草植物和人自身，多方位考察了天地万物从生长到灭亡的运行规律，以及人类和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此为出发点，可以更好地分析出邵雍“观物”思想的外延、内核与有关联系。

（一）观物之外延：自然与人事

邵雍对“物”的概念与我们日常所见的“物”的概念不同，“所观之物”的外延包括：自然界中的实物与人类相关的活动或事物。首先，《观物内篇》云：“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8]道是天地万物的起源，天地之外的东西不是“物”，不属于邵雍所“观”的对象范围。其次在《观物外篇》之六第四十四节中写道：“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一”又称为“神”是邵雍的宇宙本体论的核心范畴，“二”是阴阳或刚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构成万物变化的内在驱动力，也是万物的形成基础，相互交融形成了宇宙动态系统，不断使天地产生变化，交错而生。“阴阳刚柔”又可以进一步划分成“太阳、少阳、少阴、太阴”“太刚、少刚、少柔、太柔”，分别又可以对应出“春夏秋冬”“水火土石”，这是时间和空间的“四时四维”。邵雍继续拆分出“日月星辰”“暑寒昼夜”“风雨露雷”“走飞草木”来建构出天地万物的组成实体和基本要素。邵雍的“观物”思想也继承了传统儒家天地万物中“人最为贵”的思想观念。首先，因人有“事”和“史”，人可用自己为主体的方式“观”万物，感知万物。其次，在观人层面上，邵雍强调以德观人并进行区分人的内心善恶。“人也者，物之至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9]最后，通过“德之观”上升到对“圣人之观”，圣人之举完全遵循万物存在的规律和法则，因此，邵雍认为应该效仿圣人，用自身感知圣人，看到万物的本来面目。《易》《书》《诗》《春秋》就是根据万物遵循“阴阳互根、阳主阴从”的发展方式，推算出“生长收藏”的存在形式，两两结合后推出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的历史发展过程。“皇帝王伯”的政治形态，可以被看作是由春到冬、阴阳消亡的历史演进过程，体现了邵雍“观物”思想中社会人事的法则，以此通达儒家明体达用的经世思想。

（二）观物之内核：“以物观物”到“安乐情怀”

邵雍认为，用不同的方式观物得到的结果会有所不同。邵雍提及的三种观物方式是：“以目观物”，获得的是对物的外观认识，仅对表象的认识；“以心观物”，获得的是人与物关系的认识，即物之情，难免会受到主观情感的影响，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观物”；“以理观物”是最高的层次，获得的是万物本性的终极之理。邵雍认为，“以理观物”得到的是贯通万物的理、性、命。“理”让“物”的本身可以自然呈现，是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下对事物本性的把握；“性”是物体的真实面目，是万物共同具备的本质特征，也是万物存在的差别之证；“命”是前两者的总和，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次，“以理观物”又称为“以物观物”，是用万物存在的法则来体察万物，以客观的角度观察万物。对物的体察应反观自身，做到理解圣人那般无私无我、超脱自然的状态，就能达到与物同化的境界，从而推演出宇宙万物发展和运行的规律。最后，通过“以物观物”可以达到绝对自在的安乐境界。陈来认为，邵雍思想有两大特色，其中之一就是提倡达到“安乐逍遥”的境界。[9]安乐情怀就是邵雍一直以来推崇的通过观物可以体现出自己洒脱自在的生活情怀，与庄子不同，邵雍体现的更多的是积极入世的思想。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无我之境，以物观物。”[10]“以物观物”的核心就是无我，即消除自己的主观因素，认识到万物的本质，“观物之乐”就是使人居于天地之间，和外物从容相处，与万物平起平坐，达到知晓万物之间的差异，最终达到与物同乐、恬淡自适的境界。“乐”是“观物”的最终认识体验。

（三）观物与象数《易》学之联

邵雍的“以理观物”是最高层次的观物法则，在邵雍易学体系中，数是“理”的生动诠释。象数《易》学核心是用阴阳消长的观念来解释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从而阐发儒家性命义理之学。他根据《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范式推演出天地万物的生长消亡过程来试图解释历史。天下万物的运行规律都有着数的道理，象是物之形，数是物之体。首先，邵雍以“二分”原则对“物”进行划分， 太极为一，分为两仪，两仪分成四象，四象分成八卦，八卦相互结合产生万物，依此可以无限地推算下去，产生万物自生逻辑。其次，数字“四”在邵雍观物的象数学中作为体用是 “观物”的基本形式：比如自然的“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风雨露雷”“寒暑昼夜”“春夏秋冬”等、动植物的“走飞草木”、人的“皇帝王伯”“耳目口鼻”等，都是以“四”为底数和不变的基础，推演宇宙图式。邵雍依此说明人类社会以及宇宙历史的生成推进過程，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单位“年月日时”，提出了“元会运世”单位时间，以“四分法”为原则，运用12与30的推演逻辑建构出宇宙时间，定位出人类文明三千年的发展历程，推演出天地万物都有成毁的过程，并在宏观上把握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最终得出“人灵于万物”的结论。

三、“观物”思想之影响

在北宋五星奎聚中，邵雍年龄最大，与二程的关系最为密切，二程将邵雍视为尊长，到了后来朱熹等学者对他也赞赏有加。从二程洛学到朱熹闽学，从二程理学到朱熹理学，邵雍独特的“观物”思想对其过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抑或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下面就作简要探讨。

（一）对二程洛学的影响

程颢认为，“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11]对待事物，就要顺理应物。程颢的“顺理应物”观与邵雍的“以理观物”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程颢的“应物”与邵雍的“观物”区别在于：前者指物的直接处理范式，后者强调的是对物的认识、审视过程。“应物”少了主观方面的因素，因此具备了更自由的心态，是一种相对从容的处世情怀，这与邵雍的性情颇为相似。程颢又将邵雍的“观物之乐”称之为“颜氏乐”，是一种脱离了世俗的约束，与万物齐一的人生境界。在程颐的“格物”功夫上也有受邵雍“观物”思想的影响，并对其思想进行了改造：“格物”就是穷理，是找到事物背后的本质，即穷尽物之理，不再只是观物，也要观人自身。其次，程颐肯定了邵雍以推数来知天理的方式，得出万物与“理”是一致的，人可以向自身寻求“理”来找寻万物的“理”，最终达到格物的目的。

（二）对朱子理学的影响

朱熹在继承的二程洛学基础上，至广大尽精微，完成了集理学之大成的历史使命。朱熹以二程洛学的“理”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范畴，通过对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的详尽分析，构成了理气论，提出了“即物以求之”的明“理”之路，将邵雍“观物”思想的外延扩大，“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12]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其独特的“理”，主体可以通过实践提升自身对万物之“理”的认识。朱熹一直强调“思”的作用，他将“思”看作是人的理性思考能力，这是对邵雍“以物观物”的充分发挥，强调在认识万物时，人要充分认识到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不能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去做结论，“思”不是主观的思，而是以客观对象为依据的“思”，“思”相当于邵雍“观物”思想里“以数推理”的过程，当人们“思”得一个事物中的“理”，其余的“理”就可以顺次“类推”而出，万事万物的“理”根本上为一，这也是对邵雍“观物”思想的继承与改造。

参考文献：

[1]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20.

[2]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96.

[3]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32.

[4]邵雍注.邵雍全集·皇极经世下[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1220.

[5]邵雍著，郭彧，于天寶点校.邵雍全集·皇极经世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226.

[6]邵雍.邵雍全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232.

[7]邵雍著，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皇极经世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247.

[8]邵雍著，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皇极经世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146.

[9]陈来注.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91.

[10]王国维.人间词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4.

[11]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程氏粹言[M].北京：中华书局，2020：1254.

[12]朱熹注，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卷15[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