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上明堂的位置、形制和性质

2023-09-19许英英孙淑敏

今古文创 2023年33期

关键词：性质

许英英　孙淑敏

【摘要】汶上明堂是历史上首座有明确记载的明堂建筑，对于明堂文化甚至礼制建筑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时代久远、位置偏僻，历代儒家学者对汶上明堂的关注极少。本研究基于对传统文献、考古资料和前人研究的综合分析，对汶上明堂的具体位置进行了考证，对其建筑形制和功能性质进行了探讨，以期为科学认识这座重要的礼制建筑提供参考。

【关键词】汶上明堂；空间位置；建筑形制；性质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3-007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3.025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因古明堂位置险远，空间逼仄，欲建立新明堂。《史记·封禅书》：“初，天子封禅泰山，泰山东北趾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水经注·汶水》：“汶水又东南流经南明堂下，汉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降做明堂于山之东北址，武帝以古处险狭而不显也，欲治明堂于奉高傍。”诏令下达后，时儒对明堂的形制争论不休，终无定论。在这一背景下，方士公玉带所献的“黄帝明堂图”成为新明堂的建设蓝本。《史记·封禅书》：“上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由此，明堂建筑由传说终于成为现实，这座明堂因建在汶水之滨而习称汶上明堂。

汶上明堂是历史上首座具有建造记录的明堂，它的建成使得“明堂”第一次成为建筑专名，在明堂乃至礼制建筑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由于汶上明堂的建造位置、形制和性质都与汉及后儒所推崇的“古制”有显著区别，汶上明堂在西汉以降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极少，直至当代该专题研究才稍有好转。本研究基于历史文献、考古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从空间位置、建筑形制和功能性质等方面对汶上明堂的特殊性做整体说明，以期为全面认识这一重要的礼制建筑提供参考。

一、汶上明堂的位置

明堂的位置歷来有多种说法。东汉蔡邕认为明堂位于都城之中，其说后为唐代杜预所继承。同时期的郑玄则认为明堂位于“国之阳”，该说经唐宋明清不断发展直至现代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明堂既不是都城中的太庙也不在都城南郊，而是位于宫城之中[1]。总之，儒家学者普遍认为明堂是都城建筑，这与汶上明堂位于远离国都的泰山脚下有明显差异。

关于汶上明堂的具体位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位于今泰安市泰山区的谢过城村附近，该村分为东城和西城，明堂则位于两城之间。这种说法主要源自地方志的记载，最先记录在元代成书的《泰山志》，随后为历代地志所继承。明代《岱史》载：“汉明堂在岳址东南，去州治十里，武帝元封年间齐人公玉带所献图创焉。”清代《泰山道里记》载：“谢过城东里许有汉明堂遗址。”稍后的《泰安县志》载：“城东北十五里许有汉明堂遗址。”与此同时，当地的文物工作者也在该区域发现了商周至西汉时期的文化遗存，基地“东西长160米，南北宽80米，高17.6米，文化层堆积厚达1-3米”。该处另有元代题刻“明堂故地”碑，但已于明万历年间失佚。该位置虽然有地志和考古资料的支持，但因与古奉高县和汶水距离过远而而受到当代学者的广泛质疑。1981年，当地农民发现了一个“未央自乐”的瓦当，刘宪章据此提出此处极有可能是汉武帝所建的封禅行宫[2]。

二是位于泰山东南的古城村南大石碑村附近[3]。这一说法主要依据对汉奉高地望的考证。根据文献记载，汶上明堂在汉奉高县，则考证古奉高县的位置对于汶上明堂的位置确认有重要帮助。《水经注·汶水》：“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过其县南，又西南过奉高县北，屈从县西南流。”据此可知，古奉高县和汶水的空间关系及其密切。清代学者叶圭绶在其著作《续山东考古录》中就明确提出古奉高县在“东五十里，今东故县。”即叶氏认为汉奉高县治在今故城村。《汉书·地理志》：“奉高有明堂，在（治）西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造。”则根据二者的空间位置关系可基本明确汶上明堂在今古城村南的大石碑村附近。通过对古代文献中所体现的空间位置信息的分析，现代学者普遍认可这一观点[4]。只不过由于汶水长年累月的冲刷，目前该地还没有发现相关遗址在，这一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的证明。

综上，汶上明堂的位置与传统说法不同，它不位于国都周围而是在远离国都的泰山脚下。汶上明堂的具体位置与奉高的地望及汶水的空间关系密不可分。地志记载的说法由于和古奉高地望和汶水的距离过远而广受质疑，而当代学者普遍认可的位置虽然从空间关系上来说更为合理，但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证明。

二、汶上明堂的形制

明堂形制是个争论千年的历史谜题，正如王国维所说：“古制中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从东汉末年的“亚”形建筑到现代的四面设堂中央墩台上设太室的高台建筑，再到朝庙寝同制的“前堂后室”格局，人们对明堂形制的认识不断变化（表1）。

汶上明堂的建筑形制与上述记载就较大区别。根据司马迁的记述，人们得以对汶上明堂的建筑形制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史记·封禅书》：“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处，已拜祀上帝焉。”一般认为，该明堂的形制受到方士思想和先周明堂理论的双重影响。材料中的殿堂和高楼结构组合以及以昆仑命名的方式，充分体现了“神仙好楼居”的方士思想，结合汉武帝深切的求仙情结不难看出公玉带在规划明堂图时的基本出发点。同时，汶上明堂的形制又有古明堂的影子，例如“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等记载与《吕氏春秋》《大戴礼·威德》《淮南子·主术训》等相关内容基本相同，由此不难看出汶上明堂形制与西汉方士思想和古代明堂理论的相互关系。

基于不同的学术视角，学界对汶上明堂建筑形制的认识不尽相同。历史学家擅长文字考据和文本解释。如在“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处，已拜祀上帝焉。”的解释上，清代学者惠栋就提出“上有楼”特指在宫垣之内除了中央的殿堂之外，还有一处楼台（灵台），汉武帝正是从灵台楼上经复道进入明堂[5]。今人王利器[6]则认为上述材料中的“昆仑”是指天子从之入的通道，在道上有走楼，继而从西南方进入明堂。刘宪章[2]利用史料和考古资料对汶上明堂的形制进一步解释并提出该明堂可能是利用了汶水的天然水道形成了自己的辟雍。杨鸿勋[7]以考古学视角，对黄帝明堂（汶上明堂）的建筑形制进行了复原，他认为这座明堂就是一座栅居建筑，由一个带草顶的楼梯实现上下交通，而这座高高架起的殿堂只不过是一个四面开敞的具有方形屋顶的草亭子，该亭子共计两个开间。在中心建筑外围有围墙，其外有水沟环绕。叶舒宪[8]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认为“昆仑”就是明堂的名称，继而考证出这里的明堂是一座四方形的高台建筑，强调文中的“四面无壁”，并不是为了“示民节俭”，而是为了有效地观测太阳的运行轨迹，汶上明堂其实是一座观测天文和实施祭拜的建筑。还有学者将月令明堂理论中的“上圆下方”作为汶上明堂形制复原的重要形式，认为明堂的主体坐落在方形的基础之上，建筑的屋顶是圆形[9]。这种形式并不是相关材料的记载，而是人们根据月令明堂理论进行的推测。根据薛梦潇[1]的研究，汶上明堂建造的时期，月令明堂理论还没有涉入儒家明堂的理论当中，因此“上圆下方”的建筑形制对于汶上明堂来说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与传统观点不同，汶上明堂的建筑形制受到了方士思想和古代明堂理论的双重影响。虽然，不同领域学者的观点有少许差别，但一般认为该明堂是一座四面无壁，以茅草为屋顶，有围墙且为水所环绕的高大建筑。即使这座建筑的形制因“不古”而广受历代儒家学者所诟病，但作为首座在实践中存在的明堂建筑，在整个明堂的实践和理论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汶上明堂的性质

明堂的功能和性质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自东汉末蔡邕的“明堂即天子太庙”，郑玄的明堂是祭政合一的南郊建筑，到清末王国维的“明堂庙寝，三者异名实同”，明堂的性质和功能为学者反复讨论。

根据《史记》《汉书》及《后汉书》的记载，汶上明堂举行的礼制活动持续时间长达两百余年，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①是举行祭祀活动。《史记·封禅书》：“元封五年春三月甲子，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天汉三年春三月，祀明堂”，“太始四年春三月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始四年三月葵未，祀景帝于明堂”，“征和四年三月庚寅，祀于明堂。”除此之外，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在此宗祀五帝并告祀二祖四宗。翌日，“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于明堂。”安帝延光三年（124年），又宗祀五帝于明堂，并告祭二祖四宗。由此可见，汶上明堂举行的祭祀五帝及历代先帝的活动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末年。②是朝诸侯、会群臣。朝诸侯是体现中央权威，控制地方势力的重要手段。这类活动在汶上明堂举行较少，只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和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举行。汉武帝在元封元年首次封禅泰山后，即下诏：“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治邸泰山下。”然而，终其一生只在元封二年举行过朝诸侯的活动，而其他时间均没有记载。究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③是受郡国计。这项制度是秦汉时期的各级政府预决算制度。西汉时期，在地方和郡国各有专门负责政府预决算的上计吏，每年年终地方政府选上计吏到中央政府汇报。上计的内容极广，包括：本地人口的数量和构成、田地数量、赋税收支数及仓储的钱物等等，是中央了解和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正因如此，汉武帝多次在汶上明堂，接受各地的上计活动。由活动①可知汶上明堂具有祭祀功能，活动②③则表明其具有行政功能。

通过对汶上明堂举行的礼事活动的考察，学界普遍认为此时汶上明堂的功能和月令明堂的认识有较大的差别，说明月令明堂理论此时还没有渗透到明堂的活动当中。王梦欧[10]通过对汶上明堂的活动记载分析，认为“此一明堂显然只是崇拜鬼神且与封禅有关的地方，而与月令篇所言‘施德布政之事大不相同。”黄金山[11]的看法与之相似，他认为“武帝时的明堂实际上已不是儒家所设计的宣明政教的地方了。明堂已演变成了刘氏政权的祀上帝的地方。”王葆玹[12]认为，武帝的明堂功能与古明堂一样，也是朝诸侯的设施。由于朝诸侯时必须表明天子的权力乃是本于天帝，故而武帝的明堂又是拜祀上帝的处所。在这里朝诸侯是主要的，拜祀上帝是次要的。王柏中[13]的看法正与之相反，他认为武帝建汶上明堂与其修封禅，兴郊祀等并无不同，主要是出于崇神求仙的目的，并不是朝诸侯。在这一问题上，现在学者薛梦潇[1]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认识。她认为汶上明堂的建立就是神仙方家的建筑形式与“周公故事”的结合，此时尚不见月令明堂理论的渗透。她强调汶上明堂的功能和性质上还处于祭祀上帝和先祖以及朝诸侯的统一，是西汉以前国家祭祀的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的表现。

四、总结

西汉以降，明堂聚讼不决者不外乎空间位置、建筑形制与功能性质等三个方面。在明堂的发展史上，汶上明堂在上述三方面独树一帜。作为明堂由传说到现实转变的关键，汶上明堂的空间位置、建筑形制和功能性质对科学认识明堂建筑理论的发展与变迁有重要作用。总之，与传统认识不同，汶上明堂位于远离国都的泰山脚下的汶水之滨；其建筑形制也不是学界普遍认为的“亚”形或“前堂后室”的格局而是单一的高台或干栏建筑；在功能性质方面，其受到了方士思想和上古明堂思想的双重影响，具备祭祀和行政的双重职能，开启了明堂作为祭祀和行政建筑的历程。

参考文献：

[1]薛梦潇.“周人明堂”的本义、重建与经学想象[J].历史研究，2015，（06）：22-42+189-190.

[2]刘宪章.泰山古明堂钩沉[J].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2001，（04）：1-5.

[3]李秀池主编.泰山大全[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2444-2445.

[4]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明堂制度的源流[D].吉林大学，2004.

[5]（清）惠栋.明堂大道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王利器.史记注释[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7]杨鸿勋.明堂泛论——明堂的考古学研究[A].营造第一辑（第一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辑）[C].1998： 39-132.

[8]叶舒宪.中国明堂·埃及金字塔·美洲太阳庙[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1）：55-63.

[9]刘宪章.泰山古明堂钩沉[J].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2001，（04）：1-5.

[10]王梦欧.古明堂图考[A]//李日刚等.三礼研究论集[C].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物股份有限公司，1981.

[11]黄金山.汉代“明堂”考析[J].中国史研究，1991，（01）：6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