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国统区男性作家笔下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其中被寄予厚望的同盟者—— “知识女性”形象的塑造渗透着男性作家自身政治理想与男性意识的投射。通过解读这些女性形象，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彼时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从而理解女性解放道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抗战时期；男性作家；知识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3-004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3.01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抗战时期国统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兼论男女作家笔下女性形象之异同”（sisu2019023）阶段性研究成果。

战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难以绕开的话题，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战线最长、伤亡最惨烈的战争之一，在其众多伟大的历史意义中，不仅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更有广大女性的第一次全面参与。战争不仅没有让女性走开，更是从以往单纯的受害者转变为了参与者。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广大女性投入到抗战洪流中，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慰劳救护、献金捐物等工作，甚至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成为抗战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如果说抗战为几千年来被封建父权禁锢在家庭中的女性打通了走向社会的大门，赋予了女性崭新的作为“人”的意义，与此同时也注定了中国女性解放的特殊道路，那就是“民族意识”先于并远远高于“女性意识”和“个人意识”，这一特点不仅贯穿在整个抗战时期，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之后几代女性的人生道路。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发起者、鼓动女性参与民族救亡的号召者，男性会如何看待自己的盟友——走上历史舞台的“新女性”们？男权社会又是否会给女性让出一席之地？显然，历史已经给予了我们答案。

但是，在那个血雨腥风的特殊时代，男权社会又是如何一面维护着自身地位、一面缝合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之间的裂隙的？通过对抗战时期男性作家笔下“知识女性”建构的剖析可以为我们高度还原这一历史进程，从而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女性解放道路的独特性。

抗战时期，由于政治统治区域的分隔，文学也因此分流，形成沦陷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同时并存的格局。三个区域文学之间既有着共同的“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革命精神，又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影响下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就国统区而言，其地域广大、作家众多、流派纷呈，左翼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作家与国民党主流文化并存，整个国统区文学发展“从抗战之初亢奋热烈到相持阶段凝重反思再到解放时期的喜剧性嘲讽”。[1]268可见，其发展进程随着战争形势与社会背景的变化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并且由于在文学方面相对混乱的管理政策和刻意营造的“民主”，让国统区的文学更具复杂性与多元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加高度还原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发展。

一、“新女性”形象建构历程

近代以降，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也裹挟着女性对传统文化礼教束缚的挣脱，在男性精英的倡导下，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萌芽，“新女性”最初指清末新式女学堂的女学生，她们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由狭小的个人空间走向广阔公共空间，这些受西方思潮影响的“新女性”，无论在思想还是行为上均处于超前地位。

对于“新女性”出现的原因，除了男性精英的倡导，正如刘慧英所言：“二十世纪初，在一个始终以妇女依附于男性为文化传统的国家里，突然间将女性推到了历史的前台，热情洋溢地期待和关注女性……这种表面上的‘重女轻男，实际上包含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2]1918年，胡适将易卜生的《娜拉》引介到中国，正暗合了当时已经启蒙的女性个性解放意识，于是“娜拉”式的女性成为当时“新女性”形象的代表，“五四”时期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提出了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恋自由等观念。1923年，“新女性”一词最早出现在女作家陈学昭发表于上海《时报》的《我之理想的新女性》一文中，随后被广泛使用。

20世纪30年代与“五四”时期相比，“新女性”形象呈现出转折和复杂性。一方面受到当时国际社会“妇女回家论”思潮影响，加上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女性走出家庭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出走论”与“回家论”并存。

1935年上映的电影《新女性》讲述了一位知识女性在婚姻失败后，带着女儿艰难生活，最终在流言蜚语和各种打击下自杀的悲剧。与此同时，还塑造了工人出身的女性知识分子李阿英的形象，力图正面指出妇女解放斗争的正确道路。这部电影也掀起了对“新女性”形象的激烈争论。不同阶级、媒体、文人纷纷站在自身立场加入对“新女性”形象的评论之中。左翼作家认为参加革命才是女性解放的正确道路，正如影片中的李阿英；国民政府以对传统文化的延续为口号，提倡新女性应是为“家庭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新贤妻良母”。[3]191-203但是，不管是“出走”还是“回家”，其背后的实质都是以国家、民族为大前提，“新女性”的选择需要服从这个大前提，而放弃自主选择的權利。

到了全面抗战背景下的40年代，国统区的左翼作家们更是对“新女性”形象有了进一步明确的界定。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妇女之路》上初次提及新女性形象，并大大赞扬具有革命精神的秋瑾才是真正的新女性。这一时期的“新女性”除了需要有自食其力的生存能力外，更强调为国家服务、为抗战做贡献，由此，“新女性”对职业的选择被纳入国家宏大的话语背景中。

二、“知识女性”形象建构

抗战时期，国统区男性作家的笔下呈现了形形色色的 “新女性”形象，其中接受了先进思想、走在个性解放前列的“知识女性”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凝聚了作者最多期望的群体。其实，从“五四”开始“知识女性”就是文学作品中塑造的重要形象，男性作家们一方面希望她们能共同肩负起民族解放的重任，另一方面却仍将女性定位于传统家庭角色中。于是，在时代大背景的映衬下，徘徊在民族解放与个性解放之间的“知识女性”形象极具戏剧冲突和艺术张力。

梅林的《乔英》（1939）中的女主角在后方儿童保育会工作，她容貌姣好、家境优渥，“父亲在香港开茶行，至少也有二三十万家财，而且是独女……”[4]2273但在室友李冰看来，她热衷打扮、游走在不同男性之中，享受被追逐的乐趣。其实，乔英在暗中执行自己的计划——为难童所筹款。她把追求她的“绅士”约到一起，希望这些生活优裕的人们能向难童伸出援助之手。面对四位男士无比吝啬的捐款，乔英给予了强烈的抨击，“感谢你们，四个绅士捐了十七块钱！这数目是庞大的，很可以供你们上一次冠生园，或去一次明星露天跳舞场！然后你们还是将这些钱财收回去罢，难童们不稀罕这尊贵的救济！”[4]2281虽然被室友李冰指出她的行为毫无意义，应该“找出决定怪现象底本质”[4]2284，但是乔英活泼外向的性格、对抗战工作充满激情的形象已跃然纸上，她也许并不完美、有待成长，但已走出自己的家庭、按照自己的思考对抗战尽着一份力量，纵然有些“理想化”，却是大后方众多苦闷的“知识女性”形象中难得的一抹亮色，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抗战初期作者相对积极乐观的态度。

与流行于30年代的“抗战加恋爱”小说主题相比，随着战事的进展、生活的历练，作家们在目睹种种怪现状后在作品中透露出更多的反思与苦闷。靳以的《乱离》（1942）、李广田的《引力》（1945）、巴金的《寒夜》（1946）等一系列以大后方“知识女性”为主角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生存之苦和选择之艰。

《乱离》刻画了一个从前方战场归来的学生女兵到大后方看望男友，到达后发现“那里一点不像打了四年仗的国家；女人照样把嘴唇涂得鲜血般地红，男人结着花领带，都是春风得意的样子。”[5]267在她入住小旅馆后，被两名士兵以没有详细的证件和本地的保证人为理由抓回了司令部的监牢里，尽管她大喊为了国家在前线战斗了四年也无济于事。女学生兵显然没有经历过大后方混乱的统治，在监狱里遇到一个因为抢米被抓的中年妇女还问她“为什么要抢？抢自然犯法了”[5]272，后来中年妇女告诉她大绅粮囤米、政府不管穷人死活。在得知男友季明因不愿与长官为伍、谋求加官晋爵也被关过监牢后，她恨透了眼前的一切，决定同男友一起赶赴前线，宁愿死在敌人的刀刃下也不愿意忍受这后方的种种屈辱。

《引力》中的教师黄梦华和母亲、幼子一起生活在沦陷区，为了那些可爱的青年们栖身在敌伪统治的学校里教书，丈夫孟坚在孩子出生前就去往大后方从事进步工作，并且不断写信催促梦华去大后方参加革命。心思细腻的梦华对着“家”有深深的眷恋，即使身陷战火纷飞的沦陷区仍然有着对未来家园的美好幻想，以至于丈夫常常在信里埋怨她“只想着几篇故纸，几件小摆设，几件家具……”[6]14孟坚对于妻子离开母亲、离开家乡的不舍，以及需要独自携带幼子在当时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奔赴上千公里、穿越不同占领区的重重关卡所要克服的困难似乎并未提及，只是一味地做着梦华的思想工作，告诉她种种应该去的理由。当梦华艰难地携带幼子从济南辗转抵达大后方时，却得知丈夫因办进步杂志受到当局威胁，在他们到达之前已经去往了另一个地方。她原本以为奔赴大后方和丈夫团圆后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然而住在大后方陌生的旅店里，她不仅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家”，还目睹了大后方“战时如平时”的繁华景象及国文教员被迫使用和沦陷区类似的复古教材，最终意识到“我原来是从昏天黑地沦陷区走到这昏天黑地的大后方来了”[6]209。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失落，让知识女性们承受着双重痛苦。

其实，不管是女学生兵、还是梦华的遭遇，在当时的知识女性中并不罕见，并且这种苦闷并不仅仅属于女性，更属于男性。作为具有高涨的政治热情和激昂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男性作家们通过文学作品宣泄着面对大后方的黑暗统治和生活中种种无奈的悲愤与沉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现实中不断受挫，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在现实中被无情鞭挞，正如刘传霞所言，“这些苦闷、沉郁、愤慨的文本中的知识女性正是报国无门、被剥夺了主体地位的男性知识分子的化身。”[7]

《寒夜》中的曾树生可以说是处于传统意识与个性解放冲突之间的知识女性代表。树生和丈夫文宣都是毕业于教育学专业的大学生，因为躲避战乱来到重庆，她在一家银行找了一份无足轻重的工作，是别人眼中的“花瓶”。作为知识女性，树生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个体意识，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已经摆脱了对丈夫的依附，她对生活有自己的追求和想法。面对旧式婆母的谩骂嘲讽、丈夫的懦弱无能、儿子的冷漠疏远，她在家里既感受不到爱，也无法像传统妇女那样隐忍和接受。她与文宣共同生活了十五年，从对文宣的种种照顾和担忧中看出她是很重感情的，她也曾问自己“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牺牲自己？”这是她无法摆脱女性传统道德的一面，但是内心时常有个声音响起：“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最终她还是选择尊重自己的想法，和银行里的陈主任一同飞往兰州。虽然作者曾表达过他同情小说中每个角色的遭遇，但是从对于树生返回重庆后面对家破人亡、孤苦悲凉的结局安排来看，至少对于她的选择还是心存疑虑的。

在传统价值观主导的社会中，即使是如同树生这样独立的知识女性，在“拋夫弃儿”追求自己的生活后，也是得不到一条光明出路的，她必须承担自己离开家庭的后果，最后茫然地在寒冷的街头徘徊……知识女性的道路究竟在何方？作品中没有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作者并不认同彻底的个性解放道路，这和最初提出“女性解放”的初衷似乎已经背道而驰。

茅盾的《腐蚀》（1941）在众多描写“知识女性”文学作品中，无论题材还是体裁都是比较特殊的一部。女主人公赵惠明也曾在抗战初期积极投入救亡运动，可是由于“虚荣心重”“不明大义”等原因被骗进了特务组织。她一面完成任务，一面还要应付其他特务的骚扰、算计，内心更是充满了矛盾与挣扎。最终，当过去的情人小昭遇害后有所觉醒，她在供出了小昭的同志K和萍之后又跑去给他们通报消息，并在救出被骗入特务组织的女大学生N后决定逃回老家。赵惠明是个复杂的女性形象，既倾注了作者对复杂人性的表述，也是作者对知识女性走出家庭后道路的一次探索。

从赵惠明的生活轨迹来看，可以说经历了三次走出家庭到最后回家的过程。第一次她因母亲去世、父女产生隔阂，在父亲的“满面怒容”中离家出走，这是一次典型的“五四”式离家，为了追求自由和张扬个性的出走；第二次是离开与小昭的家，她看中物质享受，与坚持信仰、淡泊名利的小昭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第三次在发现与她同居的希强是汉奸后，内心最后坚守的民族主义底线被打破而离家，并将她与希强的孩子遗弃。在救出N之后她们准备逃离魔窟、返回惠明的老家，这正好应和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出走后的娜拉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但是作者在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惠明的老家位于解放区，她是否会在返回老家之后弃暗投明？她曾经所经历的一切能否被接受？我们都不得而知。虽然作者并不承认他对于赵惠明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是从文字表述中我们已经能感受到作者对于那个年代的“知识女性”出走后的道路充满担忧，即使能摆脱家庭的束缚，社会上各种诱惑和陷阱也很容易将“不明大义”的她们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不仅是“知识女性”自身的命运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三、结语

20世纪初，中国女性登上历史舞台后，男性作家就开始以“他者”的眼光建构自己的盟友—— “知识女性”，既充满期待又暗含担忧，在他们笔下并未给予女性充分舒展空间，反而如同历史套上一个光鲜外壳后的重演，女性形象的构建从一开始就是男性知识分子实现自我抱负和理想投射，更是随着他们的意愿来框设着女性行走的道路。他们一方面期冀“知识女性”作为自己的盟友，共同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家国大任，另一方面仍把女性解放之路设定在男权社会的藩篱中。

可以看到的是，男性在“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再次占据了主导权。他们通过塑造、规范或者暗示“知识女性”的言行举止、思想意识，维系着男权社会的话语权，女性个性解放的初衷最终渐行渐远，这也正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女性解放道路的特殊性和其中所面临的困境。

参考文献：

[1]程光炜.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刘慧英.20世纪初中国女权启蒙中的救国女子形象[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02）：156-179.

[3]李永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艾芜.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 小说 第四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5]靳以.靳以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李广田.引力[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

[7]刘传霞.1931—1945：性别视野中的抗战叙事[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5）：108-113.

作者简介：

李丹丹，女，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抗战文学、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