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墩子

街巷間人声嘈杂，还伴着污水的臭味儿。路西的木电线杆上缠满了电线，有两只麻雀就站在上面，挨着的砖墙上涂满了各种小广告，有贷款招聘租房的，有包治结巴的，各种信息应有尽有。芸玲在电线杆旁站了片刻，然后在附近找台阶坐了下来。她的腰和颈椎都有点疼，但她根本顾不上它们的疼或者不疼，盯着躺在她脚边的雪糕袋，她莫名想哭，眼泪却流不出来。夕阳把城市的悲伤铺成金色一片，两边的老梧桐树在光线下面熠熠闪光。老猫忽然从垃圾堆里乱窜出来，喵喵了几声后，便跃上了路北的矮墙，她抬起头，面朝对面的人民大厦剧烈地咳嗽了几声，起身继续朝前走去了。她要去火车站接人。

灯罩四周闪烁着暗黄色的光，她趴在床头上，正翻看母亲去世前留给她的黑色笔记本，她一直不敢看，生怕触碰了什么悲伤的记忆。她刚打开母亲的笔记本不久，旁边的电话就响了。她还以为是小红帽的电话，接通后才知道是一个女人打来的，对方的声音有些沙哑，她好不容易才辨别出这样几条信息：我姓艾，是你家的老亲戚，我明天会坐长途火车来西安，到站时间是明天晚上整九点，请你务必来接我，我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毛衣。对方一直在讲，她根本就插不进去话。她只记住了这几条信息，挂断电话后，她还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可她从未听母亲提过什么老亲戚。现在坐在去往火车站的公交车上，她依然感到迷惑。她和母亲的关系一向不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她坚持不结婚。母亲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对她疼爱有加。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便过世了。大学毕业后，母亲一直催她结婚，那时她心气旺，和母亲频频争吵，一怒之下，就从铜元巷的老房子里搬了出来，住在了南郊的新区，那时候，她只盼着能够离母亲远点儿。这么多年，尽管她们母女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毕竟聚少离多，母亲早已从当年那个无比精明的女人，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太太，而她也熬成了一个面容峻冷的中年女人，她的脸是越来越像母亲中年时的样子了。

母亲去世前五年的一个清晨，突然出现在她的家门口，随身携带的还有一大包衣物。她吓了一跳，以为母亲要出远门，不想母亲却拉起她的手，将她紧紧地揽在怀里。等她意识到这并非梦境的时候，母亲早已成了泪人。母亲满头的银发在逼仄的楼道间显现出幽暗的光，她将母亲带到家里后，母亲才对她讲明了自己的想法。母亲说，近来她总在老房子里看见芸玲的父亲，芸玲父亲就藏在那张早已坏掉的沙发下面，就站在阳台跟前的花丛里看她，搅得她心神不宁，晚上没有瞌睡，她想搬过来同芸玲住在一起。母亲还说，要是芸玲不愿意的话，她就继续住在老房子里，她总可以找到对付芸玲父亲的办法。

她答应了，她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母亲。至于她的个人问题，母亲早已不再过问，在光阴日渐昏暗的阴影里，母亲似乎洞穿了什么。同母亲生活在一起后，她和母亲往日的恩怨也已尽数消失。她常常带着母亲在这座古城里转悠，有时坐地铁，有时坐公交，去寻找以前的老街道，但这些年的变化实在太快，能拆的都拆了，能盖的也都盖了，母亲总向她感慨，言说如今这座城市生得很，生得就像她以前没有在这里生活过一样。她对母亲说，那是因为她常年只在铜元巷附近活动的缘故，铜元巷本是老街区，发展速度自然要滞后于别的地方，所以有这种感觉就再正常不过啦。母亲放下手中的水壶，长长地叹了口气。

母亲刚住进来那段时间，经常会梦见屋檐上吊着很多条青蛇，当西天被大片彩云覆盖的时候，蛇就朝着小区里的花丛喷火。她从小就怕蛇，现在的西安，恐怕只有在动物园才能看到，不过在她小的时候，铜元巷西边的长庆公园里，就经常能够见到，所以她自小就很少去公园里玩。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她曾被同小区的男同学用菜花蛇吓过一次，那次她刚放学，经过长庆公园时，在旁边的柳树下小坐了会儿，起身时，两个男同学朝着她跑了过来，她还没有缓过神，就见他们将一条菜花蛇朝她扔了过来，菜花蛇正好就挂在了她的脖子上，她吓得当场就昏死了过去，但她仍有知觉，只觉得面前到处都是蛇。

那时父亲刚病逝不久，母亲得知后，吓青了脸，慌忙叫车将她送到医院，住了半个月，总算恢复了过来，但却留下了后遗症。直到现在，她依然会在梦里看到蛇挂在她的脖子上，常常半夜哭醒过来。师范学校毕业后，她在碑林的一所小学任语文老师，就是从那段时间起，她的睡眠一下子成了问题，连夜失眠，怎么都睡不着，用中药调理，看心理医生，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但都不见效果。身体就是从那个时候虚弱起来，后来，她实在撑不住了，就只能服用少量的安眠药，可她依然会梦到蛇，依然会在噩梦中哭醒。她开始讨厌这个世界，讨厌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一切，人群，街道，公园，都让她感到乏味。

到现在，她依然单身，但并不代表她不曾谈过恋爱，她曾有过两段失败的恋爱经历。第一段是在大学期间，那时她尚懵懂，性格又怪异，没有多久便和男朋友分手了。她并不恨那个男生，相反她心里有点感激他，因为他很愉快地接受了她提出的分手要求，那会儿她就已经在心里觉得，这辈子她不再需要任何男人的爱。她厌恶两性关系，厌恶庸俗的男人，她更喜欢独来独往。她那个男朋友其实并不庸俗，相反很青涩单纯，长相也阳光，总能给人温暖的感觉，但她也受不了那样的男生，她骨子里更向往深邃的甚至有点抑郁的男人。

她相处的第二位男友，说来话长，但我在此还是长话短说，免得诸位厌烦，毕竟我和这位男友还算有点儿交情，芸玲的一些消息也是他传出来的。他叫王子昂，没有工作，职业混混，靠着他父亲留给他的那点儿家产，整日喝闷酒，偶尔会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几首诗歌，没错儿，这正是令他自己感到无比骄傲的地方，他常常会在朋友圈里给大家朗诵他的诗歌，以博取大家的赞赏。尽管在多数时候，大家都给予他不少的赞扬，但他的诗着实一般，并无什么高妙之处。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让芸玲陷入了爱河。他们第一次碰面是在城南的一家咖啡店里，那时候，芸玲刚过三十五，王子昂三十一岁，引起芸玲注意的并非是王子昂的外貌，而是他面前的白酒。在咖啡馆里喝白酒，她是头回见到。王子昂挨着窗户坐，阳光像瀑布一样倾泻在他的面前，头发上浮现着一层薄薄的亮光，他端起小玻璃杯昂头一饮而尽时，眼睛里射出幽暗绝望的光，而让芸玲心里咯噔一下并瞬间产生好感的也正是他眼睛里那略带欺骗性的神色。

她并没当回事儿，毕竟只是一个陌生人。她坐在咖啡馆的东北角，身旁的假花将她簇拥在黏稠的悲伤当中，而店里播放的流行歌曲《盛夏的果实》也容易让人联想起遥远的往事，她感到面前的景象极其虚幻，甚至连刚刚喝下去的咖啡都是不真实的，收银小姐的假笑在浮动的暗影里摇摇晃晃，好几个时刻，她发现自己竟无法将目光从他的身上挪开，窗外的行人，天花板上的动物图案，墙上的抽象油画，都令她感到时光的流逝，不禁让她感伤万分。

音乐再次响起的时候，她端起咖啡抿了一小口，正好走进了几个年轻人，咖啡馆里一下子就吵闹起来。她趴在桌子上，刚盯着脚下的木地板看了会儿，眼泪便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她不清楚自己因为什么而感到悲伤，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眼泪，她蛮讨厌这个样子的。有时候，她走在街道看见城墙上空的晚霞时就会哭，看见行色匆匆的人们也会哭。她哭得一点道理都没有。甚至看见一片落叶，也会感伤上一阵子。她觉得，这可能是人到中年的缘故。

她抬起头，刚才还在窗边喝白酒的男人竟坐在了她的对面，那几个年轻人已经离去，咖啡馆再次平静下来，舒缓的音乐还在吟唱着昨日的悲伤，她的心怦怦直跳。他们都有点不好意思，她也并未觉得被冒犯。他只是微笑。他的笑容里带有一丝羞涩，他深陷下去的眼睛里藏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这都令她倍感亲切。他们就那样坐在午后的咖啡馆里，半句话都没有说，她在等他开口，但他只是看着她笑，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的笑令她感到久违的美好。

大概坐了半个小时，他起身便离开了，她坐在那里，心中竟然滑过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感。她还在回味着某些已经消逝的东西，已经凉了的咖啡里浮现出星空的倒影。这时，刚才离去的男人重新折返进来，来到她跟前，给她留下了一张写有他姓名和电话的纸条。他也要了她的电话，她完全可以拒绝的，毕竟他们并不认识。可她还是结结巴巴地给了他。事后连她自己都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她以前拒绝过不下三十位向她搭讪的陌生男人。

王子昂几乎每天都会通过短信给她发来一首短诗，这些或长或短的诗行无不在表达着他寂寞而又孤独的心，当然还有他对爱情的渴念和向往。一个月下来，他的这些短诗就彻底俘虏了芸玲的心，假若哪天没有收到他发来的短诗，她就会变得焦躁不安，甚至对着小狗无缘无故地乱发脾气。王子昂和他诗歌的出现，让她在原本已很黑暗的日子里看到了一丝光亮。而王子昂并不明白他的诗歌竟然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对他而言，无非是在醉酒后写诗度日罢了。

两个月后，当王子昂接到芸玲约在咖啡馆里见面的短信时，他甚至都想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他想了好长时间才想起了给他回短信的人是谁。为了此次见面，芸玲专门买了香水、口红和一件少女款的碎花连衣裙，其实那件衣服同她完全不搭，但她觉得蛮好的，师范毕业后，她还从来没有跟男人单独幽会过。从商场出来后，她在城墙下面的长凳上坐了许久，护城河里的绿水驮着各种嘈杂的声音朝着远方缓缓流去，白鸽站在她面前的不远处，半眯的眼睛里尽是忧伤。

她忽然想起几年前她也曾坐在这个位置，那时霞光染红了半边天，许多人伸长了脖子站在城墙上面的豁口处往下看，护城河北侧的竹丛间钻满了麻雀，叽叽喳喳的声音在高楼间久久回荡，几位老年人就在她的左侧打拳，阳光将他们满是皱纹的脸面映得金光灿灿。那时候，她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自杀。再晚些时，几乎整个天空都被晚霞染红，人们纷纷昂起疲惫的脑袋朝着天上张望，城墙上方浮起一层模糊的光彩。晚霞就像大火正在燃烧。

眼看着这座千年古都就要在青春的烈火中烧为灰烬，她遥远的少年时光正藏匿在护城河那绿水的深处暗暗叹息，人们都在一场罕见的晚霞中纷纷赴死。那个时候，她看见死亡的身影是多么灿烂，在吵闹的人声中她经历了一次寂静的死亡。是她点起了夕阳的火焰，是她将还未燃烧起来的火苗一一撒在古城的角角落落。她平静地坐在长凳上，看着天上的火焰正朝她扑来，城墙的废墟也即将塌落，她并不感到恐惧，相反这场晚霞大火烧尽了她少女时期的痛苦记忆。

再次在咖啡馆见面时，王子昂展现出了一个成熟男人的魅力，他那幽默风趣的语言，不时将芸玲逗得哈哈大笑。王子昂健谈，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尤其講到当代诗歌时，更是眉飞色舞，唾沫横飞，见芸玲听得如痴如醉，他讲得就更加起劲了。他在芸玲的眼睛里读出了他已完全捕获她的心的信息。他甚至产生出一种得意感。他并不了解这个女人，但在那个瞬间里，他认为自己征服了她，这种感觉令他心花怒放，更让他体味到了久违的男性尊严。

晚上九点四十，王子昂在咖啡馆对面的商务酒店开了房，芸玲的脑子一直处于眩晕状态，她跟着他去了。此后，他们就隔三岔五在酒店开房，那时候，芸玲觉得，王子昂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她已经离不开他了。然而好景不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觉察出王子昂在有意疏远她，不再给她发情意浓浓的诗歌短信，甚至也不接她的电话。起初，她以为他可能是在忙工作，但两周下来，她彻底崩溃了，自己对自己发脾气，并且摔了阳台上的三盆绿萝。

下班后，她总要到那家咖啡馆里坐坐，窗外络绎不绝的人流能让她稍稍感到心安些，熟悉的音乐响起时，她觉得自己又与古城有了一丝隐秘的联系。王子昂再也没有回过她的信息，也没有在咖啡馆里出现过，至少她在咖啡馆的时候没有看到过他的身影，那个坐在咖啡馆里小酌白酒并不时朝着她温柔微笑的身影。当她路过咖啡馆并朝窗户里望进去时，她坚信自己只是做了一场梦，关于王子昂所有的幻影仅仅只是她记忆的一种错乱，并非真实发生的事情。

时间渐渐消解了她对王子昂所有的恨意，她甚至有点庆幸王子昂消失在了自己的世界里。她害怕依附于别人的感觉，她自己就是一块孤岛，不需要任何人和船只靠岸。她更害怕她的心里住进别人，而丢失了那个内敛孤僻的自己。她生在西安，长在西安，但她只是古城里的一粒尘埃，一块沉默了数百年的青砖。所以当她三年后在朱雀大街上见到王子昂和他的妻女时，她丝毫没有感到气愤，而是平静地朝着惊恐万分的王子昂笑了笑，就朝前走去了。

大概有多半年时间，母亲晚上总会梦见蛇，甚至会在梦里嘤嘤地哭。母亲却说这是好兆头，那条曾经吓过芸玲的蛇现在转到她的身上来了，以后芸玲就不再怕蛇了。芸玲却听得毛骨悚然，后背发凉。但那个多风的秋季过后，母亲便不再梦见蛇了，那年冬天，下了场罕见的大雪，几乎盖住了整个西安城，夜晚也要比以往黑得早，每到深夜时分，母亲就会从睡梦里起身走到客厅，对着那台白色座机讲电话。母亲对芸玲讲，她是真真切切地听到有人在给她打电话。

好几个晚上，她都被母亲讲电话的声音吵醒，她本来就有点神经衰弱，这样折腾几次后，她感到身心疲惫，但总不能对母亲发火。她只能适应。那晚，她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见她赤脚在铜元巷里跑，身后是一群没有脑袋的人在追她，当她抬头时，只见两边的窗户上爬满了菜花蛇。她吓得气喘吁吁，醒来后便听见客厅里传来嘤嘤的哭声。她悄悄地站在门缝后面观望，只见母亲正斜靠在沙发上讲电话，她低沉的嗓音在白灿灿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虚弱无力。

母亲在电话里一直说“知道了”，还说请那边放心，她会尽快过去，就在原定的地点见面。挂了电话后，母亲在客厅里走了好几圈，然后用蘸了唾液的食指在空中写着什么，没过多久，母亲便回屋休息了。芸玲并不知道母亲在写什么，当她提起那台白色的电话时，呜的长音犹如暗夜里的枪响声。她没有查到和母亲通话的电话号码，更没有查到刚才的通话信息。她忽然意识到这或许是老年痴呆的前兆，攥着电话，她为二十年来一直在疏远母亲而感到羞愧。

母亲开始变得健忘，常常是刚做过的事转身就忘记了，好几次去楼下的菜市场买菜都是空手回来，甚至连那条名叫春花的小狗都忘了牵回来。母亲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自责得很，并对芸玲说她以后再也不出门了，她可不想把买到的东西又白白送给人家。母亲总还认得芸玲，不像有的老人得了健忘症后连自己的儿女也不认得了。芸玲给母亲的衣服口袋里装了好几张卡片，上面写了家里的详细地址和座机电话，母亲却坚持再也不下楼到街上去了。

芸玲本以为母亲只是说玩笑话，谁料想母亲真的就不再出门，直到去世前都没再下过楼，购买日用品和水果蔬菜这些事情全由她下班后完成。母亲除看电视、听广播之外，基本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上香，跪拜观音菩萨。她是一日一日地看着母亲瘦成一个小老太太了，母亲的行为依然诡异，晚上有时会接到父親的电话，有时会接到老邻居的电话，也会接到一个小男孩的电话。母亲说那个乳名叫小红帽的小男孩正是芸玲的哥哥，四岁时得了一种怪病去世了。

她的印象里并没有这个小红帽哥哥，她只知道母亲就她一个女儿。母亲接着说小红帽是她从孤儿院领养回来的，小红帽的笑容非常好看，芸玲父亲也非常喜欢小红帽，谁知道小红帽的命硬，那么小就被死神给带走了。讲这些事的时候，母亲正坐在高木凳上，手里拿着遥控器，眼睛里流出了几滴晶莹的泪水，她用苍老的手掌擦拭泪水时，芸玲将她轻轻地搂在怀里。母亲隐隐啜泣的样子真的就像做错事的孩子，满头的银发在日光下映出厚厚的白光。

除了上班的时间，芸玲几乎都是陪母亲待在家里。她们只是小区里非常普通的人，没有人会留意到她们。三年间，对门的屋里先后换了六位租客，她们自然也不认识，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她们就像尘埃一样生活在高高的楼层里，大概只有窗前的阳光和花草认得她们，并记着她们的笑容和哭声。小红帽给母亲打电话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起初是半夜里打，后来在中午时都能接到小红帽的电话。接小红帽的电话是那几年里最令母亲感到快乐的事情。

母亲和小红帽讲话时，笑声就像白亮的钢珠子掉落在地，发出清脆动人的响声。母亲说小红帽本应该四十岁了，但光阴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的声音还是像婴儿那般稚嫩可人，母亲说着说着就放下电话到隔壁的卧室里给小红帽找玩具，可当她在柜子里找到弹簧青蛙时，小红帽却已挂断了电话。母亲满屋子里找小红帽，她将所有的柜子和抽屉翻了一遍，甚至趴着连沙发和床下面都找过了。只有灰尘在阳光下四处飞舞，并未见到小红帽的踪迹。

小红帽就像一个短短的梦，悬在屋檐上。有时，母亲会在门背后清晰地看见他的脸，他咯咯咯地朝着母亲笑，笑声掉在地上，叮叮当当。有时，母亲上楼梯时，会看到小红帽正坐在栏杆上独自发呆，他心里显然装着什么事，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悲伤，母亲走上前，用手掌轻轻地抚摸他的额头，摸着摸着，他就消失在了逼仄的走廊尽头。母亲立在原地，神情黯淡，差点昏倒，硬撑着身体回到家里，刚一推开门，竟看到小红帽正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母亲迎上前，要去抱住小红帽，但他转身就从窗口飞了出去，那天母亲哭了好久。

她已经完全忘记了王子昂，他给她写的那些短诗和他的模样，她一概都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她常常想到母亲的死亡，并对此充满了恐惧，若母亲离世，这座城市她就再也没有一位亲人，她真的就成为了一片落叶。她还记着年轻时她是多么渴望死亡，现在仅仅过去了二十年，她竟变得如此惧怕死亡。每天早晨上班前，她都会在阳台上给母亲耐心地梳头，母亲时不时就会问她小红帽今天会不会打电话过来。现在，她已经习惯了母亲任何的唠叨和怪话。

小区供暖后，房间里不再阴冷。母亲却在半夜接小红帽电话时摔了一跤，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有轻微的脑出血，母亲出院后，意识开始变得模糊，瞌睡多，白天里总睡不够。为了照顾母亲，她干脆辞掉了学校的工作，但她没有想到的是，母亲还是没有扛过那个冬天。腊月二十四晚上，母亲坐在沙发上接小红帽的电话时溘然长逝了，离世时她的手里依然抱着那台白色座机。小红帽咯咯的笑声在电话呜呜的长音里久久回响，沙发上摆满了母亲买给小红帽的玩具。

“妈妈，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我们老家门前的梧桐树上，我变成了一只黑色的鸟，驮着落日飞到山那边去了。妈妈——”

“妈妈，有时候我看见了你，想喊，声音却出不来，我的嗓子被昨晚的大火烧坏了吗？没有人跟我说话，没有人跟我说话呀，妈妈。”

母亲的葬礼过后，芸玲搬出了新区，又重新住回了铜元巷的老房子里。黄昏时，她会沿着城墙根走上许久，然后到长庆公园坐坐，依然能想到童年时的恐怖经历，她甚至会将面前正在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看成手里拿蛇的少年，那时候，她会觉得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像幽灵一样在阳光斑驳的广场里游荡，菜花蛇正沿着细长的柳絮爬上弯弯的树杈。她常常会想到小红帽午夜给母亲打电话的情景，也会想到母亲温和的笑容和发生在童年时代的一些故事。

现在的铜元巷早已不是她当年离开时的铜元巷了，长庆公园四周高楼林立，铜元巷里到处是新开不久的商铺，她记忆中的王家包子、刘家面馆、蚂蚁游戏厅等店铺已不知去向，站在街口依然能够看到许多正在建设的塔吊。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铜元巷尽管已被改造，但她家所在的孔雀小区却并未被拆掉，小区里的生活气息依然浓郁，有围在一块下象棋的老人，也有清晨五点就起床打乒乓球的大妈。不过话说回来，每次当她回家时，连她自己都觉得孔雀小区在这条街上过于突兀，她觉得，小区早晚都要被拆的，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她搬进老房子的第二年，母亲托梦告诉她，客厅的木柜左下角放着一个红色木匣子，提醒她记着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晒晒，以防发霉。天亮后，楼下大妈打乒乓球的声音不绝于耳，她忽然想起半夜做过的梦。木柜里的旧衣服堆果然埋着一个红色木匣子，她打开后，只见里面放着两双小孩穿的老虎鞋。她印象里自己没有这样的鞋子，她拿起其中一只在阳光里端详，肯定是母亲亲手给她和小红帽哥哥做的，微微有点褪色的红布里嵌满了黏稠而又悲伤的记忆。挂在小红帽脖子上的银色铃铛还在母亲的摇晃下发出丁零的脆响声。

次日中午，她忽然接到了小红帽的电话。她慌乱得语无伦次，不过还是将关于母亲的一些往事告诉给了电话那边的小红帽。她并不知道小红帽比她大几岁，这是母亲离世后她头次接到小红帽的电话。小红帽的声音很小，也可能因为信号的原因，电话里总是掺杂有嗡嗡的杂音。她心里想，小红帽可能还睡在童年的傍晚时刻，知了的叫声淹没了他那悠长的梦境，皮影般的狮子正在街巷深处哗哗闪动着，夜幕就要降临时，母亲刚骑着自行车从纺织厂里出来。

她听了半天都没听明白小红帽在讲什么，他的话断断续续的，并不连贯，偶尔还伴有微微的咔嚓声。她往后靠时，不想却打翻了摞在墻角的书，灰尘瞬间在她面前飞舞起来，她大脑一阵眩晕，忽然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她丢掉手中的电话，在额头上拍了拍，眼前闪现过一些怪诞的影像：蛇挂在哭泣的小女孩的脖子上，母亲趴在阳台上满眼忧郁地朝大街上张望，春花的舌头在往下滴血，中年女人正将刀子插进诗人的胸口，梧桐树上坐满了看戏的少年。

小红帽隔三岔五就会打电话过来，母亲倒很少再给她托梦了。她现在把自己活成了母亲，才刚过五十岁，头发却已花白一片，她没有染，依然像幽灵一样穿梭在街巷和小区里，很少有人认识她，对门租住的年轻人并不知道她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还以为她是乡下来的。她现在最渴盼的事情就是接到小红帽的电话，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沿着城墙下面的小道走，时不时停在城墙跟前，用手掌抚摸那些青黑色的长砖。她喜欢这样的生活，她也很少再做梦。

有一阵子，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小红帽没有打电话过来，这让她感到难过，甚至焦躁，夜里的多数时间，她都坐在沙发上等小红帽的电话，有时她靠着沙发睡到天亮时，电话依然没有响。她想到了主动给小红帽打电话，可她没有小红帽的电话。通话记录里也没有小红帽的号码。她将家里翻了个底朝天，连母亲以前用过的笔记本都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找见。她气得站在客厅里骂小红帽，骂小红帽是个没有良心的小东西，忘记了她和母亲对他是如何的好。

可当小红帽再次打来电话时，她的火气顿时就烟消云散了，又是给他讲童年的鬼故事听，又是给他讲她最近买了哪些花和绿植。她对小红帽根本就发不了火。那天上午，她将母亲给她和小红帽做的老虎鞋拿出来，并在电话里问小红帽还记得吗，小红帽咳嗽了几声，说他记得的，只不过相比起老虎鞋来，他更想要一顶老虎帽子。她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起来，并问小红帽为什么不把这个想法告诉给母亲。小红帽叹息一声，说他那时候还讲不了话。

母亲去世三年过后，芸玲无缘无故地害了一场病，全身乏力，手脚僵硬，几乎难以下床走路，可检查结果显示除了颈椎和腰椎有问题外，别的地方并无什么大碍。她在医院静养了近一个月。短短一月，令她无比煎熬，感觉就像度过了漫长的几年。出院后，她赶忙回到家里查看座机的通话情况，查了好多遍都没有查到小红帽的来电记录。她以为过些天小红帽就会打电话来的，可却再也没有接到过小红帽的电话。一次也没有。她把座机电话改装到自己的卧室，并将那双老虎鞋摆在床头柜上，日子就在一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消逝掉了。

公交车经过钟楼站时，她还在想昨晚的那个电话，那个神秘的身穿深红色毛衣并要乘坐长途火车来西安的老亲戚，她在脑海里搜寻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搜寻出这样一个熟悉的人影来。她想或许是那人打错了，但现在不管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都已经来不及了，那人已知道她会在火车站接她，如果她不去的话，说不定那人就在火车站走丢了。正当她这样想的时候，一群中学生拥上了公交车，打断了她的思绪。她已经看到了火车站的标示，可她究竟是来接谁呢？是小红帽还是母亲？还是那个身份神秘的陌生女人？她不清楚，只觉得大脑眩晕。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