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杰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的必修上册，收录了昌耀的《峨日朵雪峰之侧》。该诗编排在青春主题的第一单元，以青年人遒劲豁达的姿态，炫耀着登山者征服高山的刺激与快慰，彰显着青春的朝气与活力和令人为之一振的表达与哲思。师生们不禁要问：昌耀是谁？是什么样的才情与阅历，使他写出了这样精彩绝伦的诗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知人论世，历来就是中国的传统。这便是我阅读《昌耀评传（第三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作者燎原）的由来。

这部45万字的皇皇巨著雕刻了著名诗人昌耀一生的物质生活史、精神生活史和诗歌创作史，也凝聚了作家燎原的心血。我愿意从诗，昌耀，还有燎原三个角度谈谈我对这本书的认识。

一部诗歌的集与注

对于一个现代诗歌的门外汉兼一个高中语文老师而言，我更愿意把这本板砖厚的“评传”，看成一本昌耀诗歌的合集；那些诗歌以外的文字——如昌耀的经历和诗歌的评析——我更愿意看成是诗歌的“注脚”。这种另类的视角当然不见得是燎原的本意，但作为初读昌耀的人而言，确实可以作为一条入门的小径。

比方说，我是在这样一种奇怪的视角下，读了昌耀的《林中试笛》（二首）。这两首诗一首写“在林中沼泽里有一只残缺的车轮/……/但是，它却再也不能和长路热恋/静静地躺着，似乎在等待着意外的主人……”，一首写“一对暴躁的青羊在互相格杀/……/当猎枪已对准头颅，它们还在厮打”。应该说，写于1957年夏的这两首诗，很有青海独有的异域风情。诗人从生活中发现了两个寻常而富有诗意的事物，进而赋予它们以诗的形体，简单而又可思。

在《昌耀评传（第三版）》中，作者燎原有时会成章成节地“注释”昌耀诗歌的创作背景，把诗歌还原到历史的时空中，材料丰富而又精纯，使人会心一叹，或者一笑。

昌耀的生命轨迹

必然，《昌耀评传（第三版）》精彩地记叙了昌耀一生丰富的恩怨情仇。他是“从小就闯入社会的孩子”，是上过朝鲜战场的光荣的志愿军战士，是河北荣军学校的诗坛新秀，是青海省文联《青海湖》杂志的小小编辑，是头戴荆冠的“问题少年”，是贫困交加的丈夫和父亲，是诗名日盛而出版坎坷的诗人作家，是家庭生活一地鸡毛的普通人，是被爱情反复追捧又玩弄的可怜人，是站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思考历史与现实的思想家，是与癌症抗爭直至奔向“太阳”的失败的英雄。昌耀尽管在人生的后半期获得了无限的殊荣，但他仍然难以逃脱俗世生活的连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也想不通，好像上帝让我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专门来受罪的。”

这本书的可读性，在于燎原广泛搜集了有关昌耀的第一手、第二手素材，以及他敢于秉笔直书的写作心态和洞彻心灵的睿智阐释。它客观地向我们描绘了真实的昌耀的多个面貌，使读者在脑海里自由拼接昌耀的画面。如果把不同阶段的昌耀联系起来，你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昌耀对母亲有深厚的感情。母亲于1951年病故时，昌耀才17岁。昌耀在文章里写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爱哭的孩子”，估计受到母亲的照料不少，对母亲产生了强烈的依赖之情。母亲走后，昌耀在时代中翻滚得更加残忍，而彼时他已没有母亲，空余泪痕。所以，当昌耀决定离开这个让他痛哭了一生的世界之前，下定决心——“我的骨灰希望回到湖南母亲的坟地”。

昌耀倔强且颟顸。从青海到北京探亲，和五叔的儿子一顿争吵，他就不辞而别地离开了五叔一家，并且赌气地不给五叔回信。而后他又要回五叔家探亲，尽管遭到五叔的婉拒，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从青海奔到北京。又因忍受不了五叔的教训，趁五叔进厨房拿筷子的功夫，他再度离开了北京。

昌耀多情又可爱。昌耀的一位情人迫于生计，要和他分手嫁给一个药材商人。昌耀在文中把这位药材商人贬称为“一个走江湖的药材商贩”，并且向自己的朋友诉苦道：“我完了。我被金钱打败了。”联想起昌耀苦难的经历和他严肃的诗人的表情，读到这里，真令人心酸又忍俊不禁。我从这里，看出了昌耀的幽默，或许是豁达？燎原也有意思。他细数了昌耀的几段悲情经历之后，说昌耀的第一任妻子是藏族人，情人是汉族人，第二任妻子是回族人，由此说昌耀是贯穿藏传佛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民族修好交流中以为忙碌的民间特使”。但是三段感情最终破裂，无法真正实现文化的融合，昌耀只好是“多种民族宗教的研修中，一位沉实的俗家弟子”。

昌耀深情而自尊。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昌耀忽然给燎原打去了电话，说：“我已经不行了，就想这跟外地的几个朋友打电话做个告别。但一想起我们的交往，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哭。”而在这之前，昌耀和这位老朋友已经好多年没有通电话了。病床上的昌耀，更加体会金钱的可贵。接到朱增泉将军的馈赠时，昌耀写下这样的短信：

朱增泉将军：我谨把您转赠给我治病的奖金，看作是一位部队首长对一位原38军老兵的关注，而不仅看作是对我个人的友善之情。致以军礼！

这是多么得体，又多么感人。

昌耀作为一个诗人，使人仰视；作为普通人，使人平视，甚至也可以俯视。但最终，昌耀的一生汇聚在这本厚实的“评传”里，无论多少悲欢离合，他始终在经历，始终在思考。仿佛不是命运在捉弄昌耀，而是昌耀以失败者的姿态不断地挑战着命运。因此，昌耀最终还是使人仰视的。

燎原的五种身份

为什么一部诗人的评传会这么好读？我想，除了昌耀本身之外，还有燎原的因素。燎原是用作者、读者、记者、学者、生死之交这五种身份在交替写作，为读者呈现昌耀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燎原首先是作者，他为了写作这本书，从昌耀手中获得了“一大箱”一手资料；同时，作为学界最早关注并长期关注昌耀的人，他熟悉并搜集了许多和昌耀有关的二手资料。这些素材包括昌耀的书信，昌耀本人及亲友、诗人的对话和文字等。所论皆有材料支撑，不空；所引材料皆有言说者的语言风格，有料；所谈诸事，众所纷纭相得益彰，精彩。这些丰富资料的储备，加上生动灵活的文笔，体现了一个传记作者的基本素质和负责任的态度，为《昌耀评传》的抒写，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不止于此，燎原还是昌耀的忠实读者。燎原自言因写诗结识昌耀，对昌耀的诗佩服得不得了，甚至不惜与诗友们抗辩。从读者的角色立場出发，燎原在写《昌耀评传》，尤其是写到昌耀具体的诗的时候，他无疑带有自己的真实见解和温情。一首首诗在燎原的解读下变得清晰明朗。我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既读到了昌耀的精神世界，又看到了燎原或仰视、或平视的读者视角。燎原明知道自己的主观性过强，仿佛在竭力克制，以保持书写的客观性，但实际上，我正是在客观性之外的主观性中，读倒了这本书从传主到作者两个人的“活气”。

和昌耀一起在青海生活的时候，燎原会和昌耀交流诗歌和生活。这时，他就扮演起记者的角色，循循善诱地把昌耀内心的隐秘引诱出来。因此，书中常常出现“昌耀回来告诉我”之类的字眼。哪怕在昌耀去世以后，燎原为了写作去调查和昌耀最亲密的一些人，这些对话在我看来也颇有新闻记者的味道。燎原是一个好“记者”，他为我们剖析了昌耀的五叔的信件，罗列了昌耀一段时间的精神史；剖析了昌耀和不同女性的爱恨情仇，为我们多角度地展示了昌耀的情史；剖析了昌耀的艺术世界，借昌耀和他人之口，把许多诗歌以及与诗歌有关的诗坛掌故写得干干净净。

燎原还是学者。燎原关注像关注北极星一样关注着昌耀和诗坛。1979年，昌耀《大山的囚徒》在《诗刊》发表，第二年，燎原就写了《严峻人生的深沉讴歌》的诗歌评论，“这是昌耀自走上创作道路以来，他的作品第一次受到的正面评论”。燎原还研究了昌耀修改旧作的三种类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昌耀诗文总集》中1979年以前的作品，“并不能反映他早年写作的准确信息。尤其不能表明，他当时的写作，已经具备了远远领先于时代的水准”。昌耀到俄罗斯去，写了一系列关注历史与现实的诗文，燎原评论道：“他站在底层大众立场上所展开的激烈的现实批判，无疑体现了一代理想主义诗人直面现实的犀利，以及庄严的社会道义承担。”

最后，燎原是昌耀的生死之交。昌耀在去世之前，和燎原已经有数十年不见了。自知命不久矣，昌耀给燎原打电话，和朋友告别。燎原忽感震惊，脱口而出，要为昌耀写评传。昌耀也忽感震惊，最后同意。昌耀委托燎原编审他的《昌耀诗文总集》，对他说：“我不放心的是校对，他们（出版社）有时只按自己的猜测乱改。你替我改，希望你替我改好。”“你有时间的话，给这本书写个序言。”“我的骨灰希望回到湖南母亲的坟地。”我读书至此，无言可发，只在书上写了杜甫的两句诗：“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燎原不负所望，这几件事情都办好了。

（作者系杭州高级中学钱塘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