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寒

一

尽管小说文本与生活世界牵拽着繁复的实在性关联，但就其本质而言，小说文本乃是创作主体建构的艺术世界，是一种主体建构物。如何建构小说文本？这问题是小说家无法绕避而必得解决的。在《有生·后记》中，作者胡学文坦陈：他的创作曾一度烦难于“小说的结构问题”和“叙述视角的问题”而“迟迟没有动笔”①。其实，结构和叙述视角均为小说文本建构的要件，胡学文最终以“伞状结构”处理前者——那是某个雨天他撑伞散步时“突然受到启发”，灵感来临“那一刻”他“欣喜若狂”②；至于后者，他虚构祖奶作为小说主角，以第一人称铺陈其故事，且另行布设五个次要人物（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和喜鹊），他们的故事以第三人称展开。作者如此概括他对小说结构和叙述视角的处理：我让祖奶不会说，不会动——请她原谅，但她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小说写了她的一个白日和一个夜晚。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她讲述了自己的百年人生。另外五个视角人物均是祖奶接生的，当然，祖奶和他们不是简单的接生和被接生关系，他们如伞柄和伞布一样，是一个整体。③

作为主体建构物，小说文本建构自然受制于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创作意图。《有生》对结构和叙述视角的处理，肇因于作者的创作雄心，他自述：“我一直想写一部表现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并且，不愿重复家族小说的既有模式，而要“换个形式，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当下呈现，互为映照”④。小说中祖奶的形象塑造及其故事演绎，正呼应着“表现家族百年”的创作意图，乔大梅流落塞外而生根宋庄，百年坎坷的确具备家族史的磅礴容量。叙事取祖奶自述方式，其一世沧桑于一昼夜间倾吐而出，叙述视角的巧设在此显出匠心和灵气。小说上、下两部各十章，交错展开祖奶故事和五位次要人物故事，外在结构既呈对应关系，叙述内容则体现着“历史叙述”（祖奶经历）与“当下呈现”（如花等五位人物）“互为映照”：作者的创作意图就这样落實在他的叙事实践中，成为文本建构的要件。“伞状结构”委实是一则生动比喻：作为情节主干的祖奶故事犹如“伞柄”，五个次要人物故事就像“伞骨”附着其上，撑开便成“伞布”。如此文本建构匀称而整齐、端庄又简练。也有论家命之为“坐标系艺术结构”或“树状结构”，各执理据，俱有妙处。

但我更愿意将《有生》的文本形制，概括为“丛生结构”。祖奶故事的外围，伴生着五个次要人物故事，构成主次有别而有序的“故事丛”，恰如一簇生机郁勃的丛生植物。并且，细心查究小说叙事构造，更可发现其呈现为多重故事丛有机聚合的丛生结构。祖奶故事与五位次要人物故事，构成“主干-伴生”故事丛，形成叙述的整体框架，可称为“总体性丛生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总体性丛生结构不只是外在的形式结构，如花等五人既为祖奶接生而带入现世，更与祖奶存在“祈求-训谕”关系，具有内在的情感-精神关联，此层深在蕴含遂使总体性丛生结构具备意义建构的性质。而在总体性丛生结构中，人物故事也多有关联，即此形成“微型故事丛”，可称“局部性丛生结构”。如花与钱玉，毛根与宋慧，罗包与麦香、安敏，喜鹊与父亲、弟弟、丈夫黄板及乔石头，杨一凡与养蜂女……人物故事勾连、缠结，丛生成簇。便是祖奶自述中，其三任丈夫、九个子女的故事，黄师傅及其儿子的故事，李二妮及其丈夫的故事，李贵的故事，宋庄钱家故事……它们起伏错落、断续交接。人物故事单元既具有相对独立性，相互间又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此呈现出故事丛聚合的丛生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丛生结构正反映出乡土社会人物关系的原生态构造。

概言之，《有生》的文本叙述表现为总体性丛生结构和局部性丛生结构的有机结合，呈现出多重故事丛有机聚合的结构。这不仅是小说外在的形式结构，还表现着人物间的情感-精神关联，反映着乡土社会的原生态构造，因而具有意义建构的属性。

二

论家多强调《有生》具备“史诗”品格，证说也各执据理。但《有生》的历史叙述有意避开对历史内容的直面描述，自觉淡化对时代政治的直接表现，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被审慎地置于小说叙述的“背景”。对此，作者本人抱持着明确的创作意识，他说：我当然不打算写成历史小说，也无意把其中一段截取出来，放大讲述。历史只是作为背景，但这个背景不是虚无缥缈，而是真实的存在。小说从清末至20世纪初，至伪蒙疆政府，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直至新世纪之后，百年的跨度，每个节点对个人命运都有所波及。但在叙述中，我没有把历史具象化，虽然是真实的存在，可依然作为背景处理。⑤

将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作为背景处理”，其实是将之融于人物故事中表现。乔秋对“油饼”无法遏制的渴望，映照出饥饿时代民间社会的普遍困境，其连篇累牍的“大话”“吹牛”，无不纠结于一个欲望焦点——食物，画饼充饥正是匮乏年代的辛酸表征。变革计划体制的社会转型，作者无意在叙述中铺陈、渲染，只在营盘镇“商店”变迁的简约交代中暗示——

营盘镇有三个大商店，副食、百货、五金，在用布票、粮票、肉票的年代，商店的门槛都油光锃亮，若要买一辆自行车，须主任批条子才行。后来不大景气，终至关门。罗包把副食店租下来，简单改造，挂出罗家豆品的牌子。

“须主任批条子才行”，一语道尽当年计划体制的无限风光，但其全副矜持逐渐转向无奈，它最终坠入“关门”绝境。私营个企先是以“租”的方式取而代之占据铺面，几年之后罗包索性将营盘镇食品公司连房带院买下，“将老房推倒，盖了座二层楼。左边开饭店，右边磨豆腐”。这是营盘镇商业变迁的一幅素描，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隐现其中。罗包“发家致富”的故事分明包含着重大的时代主题，但作者无意彰显此间的时代政治蕴含。他有意避开“意识形态的追光灯”，而专注于人物（罗包）形象塑造。对此，作者本人具备高度的创作自觉，他说：“人是小说的核心，作为背景的历史是人的窥视”，因此其叙述“没有把历史具象化，虽然是真实的存在，可依然作为背景处理。既然非重点，就没有必要浓墨重彩，以免喧宾夺主”⑥。

当作者自觉地将“历史”作“背景”处理，并专注于小说人物表现，人物及其生活世界的日常性便凸显而出，成为小说意义建构的要素。日常性意指普通生命的存在常态，包括普通生命的存活方式和精神向度两方面内涵，前者是“活着”的基本形态，后者是“活着”的内在意蕴。《有生》既将祖奶故事作情节主干，且将其作为主要叙述人物，祖奶自述即成小说叙述主干，“接生”故事由此获得“元叙事”的性质，成为小说叙述的隐形“端口”。祖奶立于世界入口处，双手将一万多生命一一接入尘世，让他们入世而活。而随“接生”开端的，便是生命在凡俗人世的经历，通常称作“活着”。因此，所谓“有生”意指生命降临尘世，它在开启生命的现世经历的同时，也伴生出生命在俗世的全部日常性。《有生》的文本叙述朝向生命日常性聚焦，又被生命日常性照亮；它既向生命日常性敞开，又因生命日常性而敞亮。是“日常性”而非“史诗性”，凝聚为《有生》意义建构的要素。

《有生》叙述视角的选择（祖奶），突出生命的日常性意义，其叙述空间的塑造，也托举着生命日常性表现。地处偏远塞外的宋庄，远离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的中心地带，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空间，它具有传统乡村的典型属性与征象，其彰著表征便是乡土社会混成一体的生活日常性。小说叙事广泛涉及宋庄风俗、人口、土地、商业经营、手工技艺、阶层构成与权力结构诸方面。此间包含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的生动素材，且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类似“地方志书写”的叙事征象。乡村凡俗人物既生动活现于小说叙述中，乡村日常生活即成地域形象塑造的肯綮，虚构的宋庄成为乡土社会的典型性空间。但必得强调的是，乡土社会的日常性与乡土人物的日常性具有浑身共存的关联，前者借由后者得以呈现与表现。这是小说叙述以人物为核心的特质所决定的。

因此，我们对《有生》意义建构的追究，更须切入人物个体生命，洞察其存活方式和精神向度有机关联的日常性双层蕴含。生命的存活方式构成生命最基本的日常性，因为“活着”是生命的第一需要。就个体生命而言，其存活方式的要义即在“如何谋生”，“生计”是个体生命存活的核心问题。有关生计的叙述在《有生》中连绵而来：饥荒与逃难、战乱与活命、垦荒与农耕、大旱与求雨、摆摊与开店、挖煤与掘宝、当保镖与当骆驼客……“活着”的生命须有“活路”而得力免“死路一条”，小说的人物故事遂围绕日常生计展开。这恰是小说紧贴生命日常性铺陈叙述的表征。与生计紧密关联的是“技艺”，即解决生计问题的技能。《有生》的情节主干便是关于“生计-技艺”的故事：乔大梅先随父学做锔匠（锢炉匠），落户宋庄后又拜师学艺成为接生婆，其自述中展开的拜师仪式、学艺经历、职业规矩、接生知识及从业艰辛等故事情节，呈现乡土社会“接生婆”职业的特殊境况。此外，小说叙述涉及的匠人还有毡匠白礼成、打铁的杨铁匠等，涉及的技艺尚有罗家的豆腐、赵家的包子、毛家的射术，至于李贵赶羊、吴泰放牛、宋慧养猪、吴大勇养鱼、如花善于养花、麦香长于女红，也都是因生计或喜好而练就的一技之长。这些人物故事在小说叙述中或有详略之分、精粗之别，却无不包含生活-生产技艺（技能）的知识性内容，从而生动展示出乡土社会的知识系统。

就知识形态而论，这些技艺与生计直接关联而呈现为经验技能形态，而非抽象理论形态，其功能体现为民间实用性，因而归属日常性知识。就叙事表现而论，这些以生计需要为指归的技艺，内化于人物个体生命，示形为“个体的技艺”。它们与乡村人物故事混成一体，并融于乡村日常生活，构成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有机内容。而从社会学角度观照小说的“生计-技艺”叙事，它们鲜活地表现出传统乡土社会（前现代乡土社会）有关知识分配与角色配置、行业规约与伦理约束等诸方面的定例和惯习。其作为民间制度建构，既是乡土社会日常性的重要内容，也积极参与对乡土个体生命的社会化塑造。

要言之，《有生》中关于“生计-技艺”的人物故事，具有小说意义建构的性质与作用：技艺呼应着个体生命的生计需求，体现着个体生命的存活方式，它们既是乡土社会的日常性内容，也是其日常性的表征。

三

我们借由“生计-技艺”叙事，洞察《有生》对乡土生命存活方式的表现，探测小说对乡土社会日常性的叙述。但必得注意的是，“生计-技艺”既非乡土生命存活方式的全部形态，更非乡土社会日常性的全部内涵。乡土社会的日常性不仅体现在乡村生命的存活方式上，还表现为乡村生命的精神向度。所谓乡村生命的精神向度，是指乡村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生成、凝聚的情感内涵和心理倾向。它并非外在于乡土社会的日常性，而是乡土社会日常性的有机成分。日常生活既是个体生命存活的基本形态，个体生命的精神向度（情感内涵和心理倾向）便自然具备日常性。

《有生》的叙述紧贴乡土社会的日常性展开，作者既铺陈个体生命的存活方式，且掘发其精神向度。被“接生”迎入现世的个体生命，不断被现世的日常性熏育。这过程被称作“社会化”（或“内化”），其间交集着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张力。个体生命的精神向度即在此背景中凝聚而成。“活着”随带而来“生的烦恼”，《有生》中的人物各有苦恼：毛根既煎熬于对宋慧的情欲之中，他心爱的猎枪又被收缴，看家技艺行将绝种，更兼无力疗治儿子疾患，家道败落不堪承受——多重烦恼交织在他心头；镇长杨一凡夜夜被不明来历的声响滋扰，如影相随的“咔嗒”声其实是他的内心噪声，精神幻觉源于日常压力；李二妮总是“使性子”；李桃老在“怄气”；白礼成时常“痒病”发作，一边叫唤一边猛蹭身子；薛腻歪隔三岔五便到罗包豆腐店找碴寻事，损人又辱己……他们个个心有纠结，积郁成疾，是为“心病”。便是祖奶，其“半死”之躯一直感觉被蚂蚁骚扰，“蚂蚁在爬”的诉说在她的自述中不断重复，反复刻录遂成一则体感强烈的意象，其实是她不时发作的身心“病症”，“病根”则在早年目睹母亡惨象的现场刺激。而从母亡起始，灾祸接连来袭，父亲惨遭杀戮，她被流匪强暴，孤身落根宋庄后，三任丈夫、九个儿女或亡故，或不知所终，最后唯与孙子乔石头相依为命。苦难既是祖奶一生的生活内容，也是其生命体验的主题。《有生》是一部“有关痛痒”的小说，“烦恼-苦难”的主体感受普泛存在于人物经历中，形成个体生命的日常性体验，凝聚为人物的情感内涵和心理倾向。

但小说叙述并未滞留于人物生活感知的浅层，作者没有驻足于对个体生命情感的表层观照，他书写着凡俗生命挣扎于现世生活的“痛”与“痒”，更揭见其跋涉于遍地泥泞中的“善”与“爱”。如花和乌鸦的故事颇具寓言色彩，乌鸦形象一反民间故事里“不祥之鸟”的传统角色，它们寄托着一位命运多舛的弱女子的深情挚爱，那是她继续“活着”的唯一支撑。养猪的宋慧性格颇有几分粗犷，但她对毛小根的照料与呵护，在昭示出母亲般的纯爱；在毛小根失恃且患病的苦難境遇中，宋慧实际充任了母亲的角色。罗包幼时遭受嫌弃，婚后遭遇伤害，但他精于豆腐制艺，其对黄豆的感知超越了人与物的隔阂，在他心间“豆子都是有脾性的”，“豆子和人一样，知道冷暖，知道谁对它好。知道谁糟蹋它”，“豆子是会说话的，只对能听懂能听进去的人说”。罗包对黄豆的知情解性，是日常劳作中主-客互动而生成的物-我深情关联，它支撑着罗包度过生命中的灰暗岁月，并且在其内心滋生出某种生命感悟。且听他如此解说豆腐制作中的“摸豆子”环节——

这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命相和轮回，豆子也不例外，不可能永远是豆子，总要变成别的，豆腐、豆皮、豆芽，被崩成豆花，磨成粉，要是掉进火堆，就成了灰。转一回，难免要疼的，这没什么。摸不是让豆子少疼或不疼，是要把豆子摸顺，让它们彼此配合，来的不是一块地，去的世界是一样的。

此间对“豆子”的拟人化表述延及“世间万物”，一种生命感悟犹如禅悟通透而出，别开生面。其实是人—物长久厮磨滋生出的一種生命体验，是从生命日常性中破壳而出的一种生命意境。尽管罗包本人犹且烦难于婚姻窘境，但他对黄豆的深情感知间，已然氤氲着对生命存在的普泛同情。他对弱女子安敏的怜爱与呵护、对“事由子”薛腻歪的释怀与体谅，均流露着纯粹的善意。罗包的生命感悟，已接近于祖奶的慈悲情怀了。

祖奶的慈悲情怀，得自“接生婆”的职业教谕。其受教于师的，不唯“接生”之“技”，更有“接生”之“德”。祖奶拜师仪式先立“规矩”，计有“五戒”（“忌贪”“忌躁”“忌怒”“忌仇”“忌惧”），实际是职业道德规范，核心宗旨则是“接生是积德”。祖奶眼见师傅“头顶的红光”，师傅说：“那是观音的，”“观音在上，接生婆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观音的眼。”观音及“红光”的象征，既赋予“接生”职业崇高的属性，也高悬出威严的道德律令。更为重要的是，这份道德律令与祖奶自身的生命体验接洽、呼应，内化为她的情感倾向，成为其自觉的生命追求。祖奶是由己身遭受的劫难，体验着俗世众生的艰难，感知到生命存在的苦难本质，在迎受“活着”的种种磨难中，油然而生对凡俗生命一视同仁的怜悯和爱惜。这正与“接生即积德”的职业规约同义。即此而观，祖奶的慈悲情怀既得自职业道德训诫，更是她本人生命历练的精神凝聚，是其生命于苦难熬煎中的精神升华。

因此，我将“善意-慈悲”的精神内涵，视为小说精神向度的深在层面。这是凡俗生命挣扎于日常世界淬炼而成的大境界，是个体生命善待所有生命的大慈悲。它既源于凡俗生命的日常经历，且抱持着对凡俗生命的素朴敬意，因而具有生命日常性的性质。并且，它以小说人物及其故事的具象化方式表现，具有凡俗生命的日常形态和俗世生活的鲜活实感，而非抽象、空泛的“道德宣教”，因而具有生命日常性的样态。

四

我将生命日常性视为《有生》意义建构的一则要素，且将个体生命的存活方式和精神向度，视作生命日常性的有机统一的内涵。但我同时认为：小说的叙述既向日常性敞开，又不为日常性拘束，它还表现出叙述的“超越性”征象与特质，超越性是其意义建构的又一要素。

所谓叙事的超越性，是指小说叙述挣脱对常态世界的摹写而呈现出非常态形式，并且表现出对常态世界的意义质询。《有生》的叙述超越性首先表现为叙事的超验性，即叙事改变日常经验世界的常态而表现为非常态形式。不可否认，写实是《有生》叙事的基本样态，作者在此表现出非凡的摹写笔力。比如：垴包山周遭“遍地石块和断瓦”，开垦荒地“得一个巴掌一个巴掌地啃”；之后“把猪粪鸡粪羊粪晒干碾碎，与土掺和起来，这叫喂，让土吃进肚里，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最后是“养”，“在种过一茬植物之后，土地吸纳了植物的气息，便有了生命和精气”。“啃”“喂”“养”，合成宋庄垦地“三部曲”。此间的修辞、炼字极具动作感和表现力，土地被小说叙述赋予生命体的活性气质，人-地互动塑就为生命交融的深情关联。但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常态化叙事，他没有止步于对客观存在物的摹写，哪怕他的摹写笔力已然非比寻常，其叙事还是呈非写实形态，豁然敞开某种超验形态。

原名“树枝”的女孩救下一只喜鹊，引来成群喜鹊追随，她便索性改名叫“喜鹊”。群鸟知恩图报的故事，已经超越写实叙事的框制；人鸟间的情感交集和精神互动，更非拟写现世常态。它溢出了日常经验世界的界限，表现出超现实的想象性，而在梦幻、象征等非写实手法的操作下，获得了超验性品质。祖奶对九个子女的追忆中，有关白杏的叙述别具一格。“飞翔的白杏”，她“喜欢大雁、燕子、乌鸦、喜鹊、老鹰、布谷鸟、蝴蝶、蛾子、蚊子。甚至苍蝇。所有带翅膀的都让她着迷”；她“喜欢飞翔”，“双臂舞动，完全是飞翔的姿势”，“忽然一跃，立到墙头上”，“眨眼工夫”便“到了柳树的枝杈上”，“在树上，她轻盈如羽，从这个枝丫飘到另一个树丫”。白杏不知所终，但祖奶宁愿相信她化身为蝶，就在村边蝴蝶河上翩跹起舞。不仅如此，祖奶本人宁愿“活在白杏飞翔的世界里”——“如果可能，我宁愿就这样闭着，凝望白杏飞翔，或让她带我飞翔。我没飞过，太想尝尝飞的滋味了。”在艰难苦楚的沉重现世，“飞翔的白杏”具有某种轻盈的质地，因此她既是祖奶的心头痛，也是她的心上梦。白杏化蝶故事与如花、喜鹊的人鸟故事一样，具有“神话”“寓言”的征象与特质。而我尤需特别指出的是：此间非常态叙事显示对常态生活的故意改写，其本身即隐含着对常态世界的超越——这是其叙述意义所在；即此而论，《有生》的超验叙事不仅是叙述形态或叙事技术的选择，其间包含着意义建构的蕴涵。

《有生》的叙事超越性更重要的表现，是叙事的反思性。所谓叙事的“反思性”，是指叙事表现出对现世存在及世俗生活的质询和质疑，表现出对生命日常性的追究与拷问。乔大梅成为祖奶的过程中，“接生婆”的主业角色在乡村世界衍生出多种功能。如，医者功能，祖奶就曾向前清御医薛令玄学习中医及针灸；再如，心理疏导功能，众人对祖奶的诉求多有心理宣泄的性质，而祖奶的劝勉与规诫则具备心理疏导的作用。这是颇具意味的叙述，祖奶的“接生”职业在乡土社会衍生出情感抚慰与精神指导的价值功能，并且，这种价值功能日渐增长、与时俱进，即便其“接生”的职业能力因年衰而实际丧失后，其情感抚慰和精神指导的价值功能还依旧强劲，甚或愈益膨胀，即便百岁祖奶与外界的交流能力丧失殆尽，她的“半死”肉身依然被作为“半神”“半仙”而膜拜——其实她是作为象征物而存在着。我将祖奶职业能力的衰丧和价值功能的膨胀，概括为“角色翻转”，从职业实践中衍生出的价值功能，最终取代了职业本身，“接生婆”渐变为“祖奶”。

这角色翻转过程，便是乡土社会民间信仰的生成。《有生》中乔大梅的角色翻转，正是“祖奶崇拜”的产生机制。祖奶所表征的慈悲情怀，既是凡俗生命所生，且为凡俗生命所需。因为“活着”的生命需要切近的关怀和爱意，此种慈悲非源于高悬头顶的上苍或上帝，而來自贴近的身边，是带着体温的日常之爱。因此，就其本质而言，祖奶的慈悲情怀不是超凡脱俗的抽象之爱，而是凡俗生命对自身、同类及所有生命的怜悯，是凡俗生命之间的温情自爱，实际是凡俗生命自生自长的一种生命态度。并且，这种生命态度在乡土社会凝定为一种价值取向，构成乡土世界的一种文化立场，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人性价值。我将这种生命态度、价值取向和文化立场，概括为慈悲为怀的民间信仰。它不是外界输入的，而是从乡土世界的生命存在中生长出来的，并蔓延于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它由乡土生命和乡土社会的日常性而呈现，因而具有乡土日常性的品质与形式。在《有生》的叙述中，祖奶便是这种慈悲为怀的民间信仰的人格化表征。

但《有生》不仅表现着慈悲为怀的民间信仰，还表现着此份民间信仰经受的现实挑战。挑战或来自贫穷、饥饿、灾荒、战乱等现世环境，或来自命运捉弄、遭遇不公的生命际遇……它们在小说叙述中接踵而来，作为个体生命的存活境遇，构成个体生命无可回避的存在压力，冲击着慈悲为怀价值信念。我将此类挑战称作“境遇性挑战”。它源于现世环境及条件，为个体生命无法把握。而从另一方面查究，以祖奶为表征的慈悲为怀的民间信仰，恰是在境遇性挑战中生长的。它是凡俗生命面对强大外界压力的自我维护，是凡俗生命为恶劣境遇激发出的精神能量。慈悲为怀的乡土民间信仰与境遇性挑战直面相撞，构成《有生》叙述的一重内在张力。

另一重张力则肇始于另一种挑战，它来自凡俗生命自身。随着乡土社会将祖奶的现实功能无限泛化、放大，祖奶被塑造为一种“半神”“半仙”的存在，“祖奶崇拜”遂凝定为一种乡土迷信。而在祖奶被乡土社会神化成仙的过程中，其所表征的价值内涵则遭过滤，那份带着“土气息”“泥滋味”的慈悲情怀被稀释，“祖奶崇拜”不再纯然出于对祖奶精神情怀的敬重和敬畏，而夹带着形形色色的世俗功利欲望。比如：小说中杨铁匠竟然跪求祖奶保佑他报复杀人“千万别失手”，这诉求正与祖奶的慈悲情怀背悖。我将乡土社会“祖奶崇拜”生成过程中，祖奶的慈悲情怀反遭稀释的情形，称作“心因性挑战”，它源于乡土社会及其个体生命的“造神机制”。小说中“造神行动”最强劲的推手，便是祖奶嫡孙乔石头。这位发家致富的实业家谋划在垴包山营建“祖奶宫”，将百岁祖母供奉其中。其宏伟蓝图出于炫富、心理补偿及心理报复等多重隐秘冲动，却与祖奶的慈悲情怀逆反而行。乔石头的“造宫”方案，实不过是宋庄社会由来已久的“造神工程”的完形步骤，他构想中的“祖奶宫”实则是一座新祠庙。心因性挑战无疑是慈悲为怀的民间信念遭遇的最峻急局况，在被神化的路途上祖奶本人已无力抗拒，甚至连抗议的能力也已丧失。她的肉身依然敏感，她的精神却无法与现世沟通。这是具有某种象征性的，祖奶在被“神化”的同时，也被“束之高阁”。她意识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内心焦灼却只能任人摆布。她被供奉在无边的孤独里，其实是被禁锢于虚无之境。慈悲为怀的精神信念，遭遇乡土社会“造神机制”操控的心因性挑战，两者构成《有生》叙述表现的又一重内在张力。

如此，祖奶所表征的慈悲情怀，在乡土社会既生长又遭压抑、已凝聚又被稀释，慈悲为怀的乡土信念在现世功利的操弄下变异为乡土迷信。《有生》表现出质询现世精神状况的叙述追求，小说由此豁开文化反思的叙事面向，获得叙述意义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