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钟灵

杨志军祖籍河南孟津，现居山东青岛，但他的生命与作品始终宿命般地与青藏高原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入藏工作者的后代，杨志军1955 年出生于青海西宁，70 年代成为《青海日报》的农牧记者，80 年代开始发表“荒原系列”长篇小说，体现了其对藏区历史文化与发展现状的思索。1995 年定居青岛以后，杨志军仍在不停地回望青藏高原，并创作出《藏獒》《大悲原》《伏藏》《西藏的战争》等作品。2022年的新作《雪山大地》是杨志军藏地书写的延续，这一长篇小说以入藏工作者后代的视角叙述了父辈扎根牧区与牧民融为一家共同推动草原变革的故事，也叙述了新一代人的成长以及继承父辈理想继续发展草原的努力。小说以家庭为切入点，但实际上全景式展现了藏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因而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小说对藏区历史变迁的呈现是复杂的，因为这一书写行动所面对的不光有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还有所书写地区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以及“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所包含的时代诉求与史诗召唤。对于有着长期藏地生活经验的作者而言，其中还包括了个人与家庭的记忆，以及在个人经验中形成的理想与信念。这样的小说绝不仅仅也不可能是对历史的忠实回顾，也不是单纯驰骋想象力的虚构，而是将以上种种都揉进了故事和人物之中，它们彼此之间的纠缠牵扯、相弥与融合，在连贯的叙述中划出了三重相异亦相联的维度：历史、神话、史诗。

一、历史：历史话语与个人经验的交织

历史维度是“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题中应有之义，入选这一计划的《雪山大地》无疑包含了这一维度，如作家出版社主办的小说研讨会的标题所示，“展现青藏高原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已成为谈论这部小说时的共识。问题在于，小说如何“展现”“历史”，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具有历史真实性。

考察小说的历史真实性离不开对书写对象的定位。既有论述中“青藏高原”①《一部厚重、扎实、诗情洋溢的现实主义力作——杨志军〈雪山大地〉研讨会在京举行》，《文艺报》2023年4月3日第5版。或“青海藏族牧区”②孟秀丽：《回望高原时代巨变书写牧人精神天路——杨志军长篇小说力作〈雪山大地〉面世》，《半岛都市报》2023年3月4日第A13版。等宽泛指认不利于参照具体地区的历史记载来考察小说的真实性。通过与现实对照可以发现，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雪山大地”实际上有着具体的原型。“雪山大地”在文中主要指阿尼玛卿州沁多草原，这一虚构的地名本身即在暗示其原型所在，书中称阿尼玛卿州以阿尼玛卿雪山为名，而现实中确有以这一雪山为名的行政区，即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玛沁，藏语意为‘黄河源头最高大的山’。因境内有著名的阿尼玛卿雪山而得县名。”③玛沁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沁县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62页。小说中诸多细节印证着沁多和现实中玛沁的对应：其一，沁多境内有“玛沁冈日”④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31、23页。，现实中正有与其仅有音译用字之差的“玛卿岗日”，其为阿尼玛卿山的主峰，正在玛沁县境内；其二，沁多与玛沁在地理上的共同点不止“雪山”，还有“大地”，二者的土地类型都以草场为主，且其中都有一个“野马滩”；其三，沁多有“阿尼琼贡”，是当地宗教和信仰的中心，而玛沁县正有阿尼琼贡山，其下有著名的拉加寺，即小说中以现实山名所指代的宗教寓所的原型；其四，小说中的“阿尼琼贡”与玛沁拉加寺的对应还在于“香萨”，小说中“香萨”是阿尼琼贡的住持，现实中“香萨”正是拉加寺的寺主活佛系统；其五，新时代的沁多发展迅速，甚至建起了机场，机场这一极具现代性的城市标志在草原并不多见，无独有偶，现实中正有果洛玛沁机场，于2016年通航。综上，我们有理由认为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即小说中阿尼玛卿州沁多县的原型。

沁多和现实玛沁的对照既见出“雪山大地”在空间上的真实性，且使我们得以将小说对历史的叙述与具体的地方史志进行对读，考察其在时间上的真实性。故事从1959 年讲起，彼时沁多刚从部落改革为人民公社不久，公社主任由原来的部落头人担任，牧民便依然尊奉部落时代的老规矩。小说在人物对话中解释了沁多对秩序变革接受难、反应慢的原因：“牧区没有进行过土改，也没有过互助组和合作社，从部落一下子变成了人民公社，部落的规矩自然就是公社的规矩。”⑤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31、23页。以上情况描述和解释符合玛沁的历史：“由于玛沁县地处偏远，交通闭塞，长期处于部落各自为政的状态，头人主宰一切……直到1952 年解放，这里仍处于封建部落的割据状态”⑥玛沁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沁县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62页。，而“1952 年果洛工作团进驻后，至1958 年民主改革前，党对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分阶级，牧主牧民两利’的特殊政策，生产关系基本没有改变”⑦玛沁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沁县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62页。。对该地实行特殊政策有其历史原因，小说中叙述了原部落头人角巴德吉对新政权的拥护，这也正符合包括玛沁在内的果洛州历史，果洛的和平解放离不开部落头人们对新政府的主动拥戴，1951 年冬，果洛各大部落头人“热诚要求党中央派干部和解放军进驻果洛草原，使果洛早日解放”①果洛藏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会：《果洛藏族自治州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8、12页。。文中公社化初期由进步头人角巴德吉担任公社主任也是有史可循的，“（1958年）11月20日，玛沁县安排了然洛等13名头人的行政职务”②玛沁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沁县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3、6、53、263、258、263页。。

紧接着公社化风波，小说讲述了饥荒年月的故事。西宁城中的饥荒情景和后文明确的时间标记“1960年”明确对应共知的历史阶段“三年困难时期”。同时，小说呈现了较少为人所知的彼时草原情貌，农作物干旱歉收对牧区的影响不大，“糌粑没了还有牛羊肉”③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92页。。这种描述符合草原牧区的饮食结构，也基本符合玛沁畜牧业历史，1959—1961 年间，牲畜数量虽然较低，但还不至于造成饥荒（参见下表）。小说也叙述了这一时期草原特有的苦难，在向平原地区调运牛羊肉时爆发了“牛尸林”（瘟疫）。现实中牲畜数量的减少也与瘟疫有关，例如1960年席卷玛沁全县的牛口蹄疫④玛沁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沁县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3、6、53、263、258、263页。。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沁多则被叙述为极端年代的乌托邦，古老而稳固的信仰体系与道德准则没有受到政治话语的冲击和动摇，牧民的生活几乎没有改变，草原还为遭到排挤和迫害的人们提供了庇护，与之照应的是玛沁“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当时极‘左’思潮和做法的抵制”⑤玛沁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沁县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3、6、53、263、258、263页。。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历史变迁或许更能突出“山乡巨变”，正如果洛州志中强调“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⑥果洛藏族自治州志编纂委员会：《果洛藏族自治州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8、12页。。小说中牧区经济体制改革较迟，历史上玛沁县也直至1984 年才“决定实行‘草山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生产责任制”⑦玛沁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沁县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3、6、53、263、258、263页。。随后，沁多牲畜数量快速增长甚至翻番，照应玛沁“畜牧业生产……始终向着总增高、出栏高、商品率高的方向发展”⑧玛沁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沁县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3、6、53、263、258、263页。。

玛沁县历年畜群结构统计表⑨玛沁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沁县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3、6、53、263、258、263页。

从公社化到经济体制改革，小说叙述与史志记载基本重合，但书中也不乏与历史记载不符的叙述，例如将1974年“牧业学大寨”时期“片面追求牲畜存栏数，结果欲速则不达，导致草原过牧退化”的历史“后移”至“大包干”之后，而实际上玛沁的牲畜总数“从1979 年开始急剧下降”⑩玛沁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沁县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3、6、53、263、258、263页。。这种错置有利于后续情节的展开，故事中草场退化后，强巴和老才让开始种草，结果因翻耕土地造成了土壤流失。紧接着是草原沙漠化、牲畜大面积死亡以及毁天灭地的雪崩，这些灾难促使已经成为州领导的强巴作出“十年搬迁计划”，“用牧人城市化的办法挽救阿尼玛卿草原”①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615页。。此后，草原逐渐恢复，牧民也在城市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小说至此完成了对青藏高原山乡巨变的历史回顾。其中，小说也改写了种草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历史上这二者同属于青海省“八五”计划，并不存在故事中的因果关系。可见，小说在具有可与史志互证的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也对历史进行了艺术性重构，以完成对历史变迁的连贯叙述。

前文对小说历史真实性的考察在于将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与史志记载进行对照，这些历史事件虽有地域上的具体性，但相较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经验而言仍是宏观的。同时，如果我们承认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都可以纳入“历史”的概念之中，那么，仅记载重要事件的史志无疑是简略而粗疏的，同时也是不够连贯的。小说则在由历史事件构成的粗线条时间框架中加以细致的叙述，以丰满可信的人物及其心理和行为的变迁，以及符合风俗人情的生活细节等填补、黏合着事件之间的空白，形成生动、连贯的故事，同时也是对这一段历史更连贯、更全面、更生动的呈现。其间的故事和人物虽为虚构，但作者的个人经验为其虚构提供了真实的基础。杨志军小时候便常跟随父亲进出草原，长大后在青海工作，作为农牧记者常像父亲一样深入牧区，和牧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②仲伟志：《杨志军：汉人皮囊，藏地灵魂》，《齐鲁周刊》2018年第13期。。两代人的牧区经验以及与牧民的交往联系，为作者书写藏地历史变迁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资源。

首先，与《雪山大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作者，耳闻目睹了小说所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且熟知在史志记载的留白中时刻发生着的生活变迁，并将其自然地呈现在小说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中。于是，在叙述人物故事的同时，小说悄然完成了对牧区生活变迁的展示，涉及生产、衣着、饮食、居住、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这一变化过程亦即牧区现代化的过程。这些生活层面的变化取材自作者真实的生活经验，有着不依附于小说情节和人物的独立的真实性，并且寄寓着作者对牧民生活的现实关怀，例如在对饮食的详细描写中包含着作者对牧民传统饮食结构的担忧、对其逐渐多元化的欣慰，在对沁多医院建立过程的浓墨叙述背后则可见作者往昔对牧民看病难的牵挂，以及对牧区现代医疗建设的赞许与感恩③杨志军：《书写青藏高原牧民的变迁史》，中国作家网百家号，网址：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0520960589558158&wfr=spider&for=pc，发表日期：2023年3月16日。。同时，小说将生活变迁落实到具体人物的生命历程中，以“亲历者”的主观视角直观生动地呈现出这些改变对于当地牧民的意义。例如，现代教育对牧民生活的强势介入，给一些人的命运带来了深彻的改变，故事中的年轻一代本应像祖、父辈一样以放牧为生，而草原上破天荒建起的学校既使他们的童年生活从放牧变为上学，也根本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使他们得以走出世代重复的劳作，成为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医生、歌手……

其次，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注入了自己对牧民的认识。作者熟悉牧民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也熟知其背后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并对这一切有着高度的理解和认同，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藏式人格”④仲伟志：《杨志军：汉人皮囊，藏地灵魂》，《齐鲁周刊》2018年第13期。。小说中对人物心理和行动的描写，离不开在此基础上的推演：作者“把自己当作一个变化中的游牧民，去完成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过程”⑤李魏：《青岛作家杨志军新作〈雪山大地〉回望父辈之路，书写高海拔“故乡”的时代巨变——雪山大地的呼唤，绵延流传》，《青岛日报》2023年2月20日第7版。。牧民对现代文明从排斥到逐渐接受与适应，这一概括性的变化是作者所了解的，也是各地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经历。小说所做的则是通过具体的人物和情节将这一过程中的曲折细细展开，例如在教育问题中，小说首先通过一系列生活细节的描写，使读者理解了牧民排斥现代教育的原因，继而叙述了“父亲”强巴和角巴的游说（其中不乏善意的欺骗和利益的许诺），而真正使牧民从心理上接受现代教育的则是原本的文化垄断者寺庙对学校的认可。无论是力排万难创办教育的“父亲”，还是有足以说服牧人的威望的角巴，以及走出寺庙亲自参与现代教育的香萨，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和行动都是作者的虚构，但他们自身的性格、行动及其带给牧民的影响，都是符合作者所了解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的。作者实际上是在真实历史变迁的框架中，以具有文化真实、生活真实、心理真实的虚构推演留白处可能的细节，将历史重构为完整而连贯的故事。

总而言之，《雪山大地》以现实玛沁县为原型，在其真实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事件形成的时空框架中，以作者熟知的草原生活细节及其变迁为基础，推演符合民族性格的人物在其中的具体行动和心理变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全方位、细致地完成了对以沁多为代表的青藏高原变迁史的书写。

二、神话：神奇现实与主观理想的呈现

肯定小说的历史维度并不意味着肯定小说客观叙述了真实发生过的“史实”，而只是肯定其中存在“历史话语”。正如罗兰·巴尔特早已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做到客观、真实，其历史话语“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地说，是幻想的产物”①［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62页。。在此基础上，新历史主义者进一步指出历史话语的主观性、虚构性，以及我们与“历史”之间永恒的距离②例如德罗伊森认为“我们不能‘客观地’重构过去的事件，而只能通过‘史料’构造关于它们的或多或少带有主观性的见解、观点或摹本”，转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5页。。因此我们无从考察小说与所谓客观历史的关系，如前文所示，其“历史真实性”只能体现在与其他历史话语的照应和对个人经验的依循中，而后者其实正暗示了其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强调作者的个人经验赋予小说文化真实、生活真实、心理真实的同时，必须承认的是，这些“真实”是主观的真实，而不一定具有客观真实性。这些主观经验形成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难免存在与不同语境中的一般经验的相悖之处，而很容易被指认为失真的虚构。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小说中所表现的大自然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其超出当代中国普遍的“无神论”认识，而表现出超自然的神话色彩。

小说的标题“雪山大地”既指向故事的地理空间，也“是对当地牧民自然崇拜的一种高度概括”③孟秀丽：《回望高原时代巨变书写牧人精神天路——杨志军长篇小说力作〈雪山大地〉面世》，《半岛都市报》2023年3月4日第A13版。。小说不仅以观察者的视角表现了牧民对大自然的崇拜，更以亲历者的视角“见证”了自然的神力。首先，小说通过描写各种禁忌和敬神、祈祷的仪式，表现了牧民对自然神性的相信与敬畏。在此基础上，小说通过“现实”与信念的印证肯定了自然神性的存在，同时也肯定了雪山大地信仰的合理性。例如，牧民相信祈祷和行善便会得到雪山大地的保佑，而才让听力的突然恢复、角巴掉下山崖却大难不死、强巴多次遭遇狼群不仅没有被吃掉反而受到狼群的保护，这些情节“确证”好人将得到雪山大地的保佑。相反，对雪山大地不敬或作恶便会受到惩罚，强巴为了种草而翻耕土地的行为在牧民眼中即是对雪山大地的亵渎，而其出乎意料的惨痛失败便彰显了自然的愤怒与惩罚。另外，与传说相印证的奇异现象也不时显示着雪山大地的神力，例如在转山途中有一道狭窄的“无量关”，传说“能过去就说明你有善心善德，好运好报，要是卡住就意味着你恶业累累，在劫难逃”①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76-477、130、9-10、363、349、289、284页。，身材胖大的角巴竟然轻松过关，表明他的善得到了神明的认可。

作为雪山大地的一部分，小说中的动物也具有神性，彰显着前者的神奇。草原狼好似传达雪山大地意志的使者，它们不吃人的反常行为体现着雪山大地的认可和保佑，吃人却不一定代表否定和惩罚，反而可能是轮回中的助力，例如姜毛处处行善却丧生狼口是因为“她前世是一只老虎，咬死过很多狼，今生是要还账的，还了账，来世她就是人堆里的尖子”②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76-477、130、9-10、363、349、289、284页。。作者曾反复书写的藏獒在《雪山大地》中也有出场，它们不光勇猛忠诚，而且具有神奇的识别能力，能远远地辨识陌生人的善恶与意图，能预知危险以及自己的寿命。着墨最多的动物则是马，它们具有超出一般认知的理解力、感情、道德，其中最突出的是被香萨誉为“天马”的日尕，它可以在茫茫草原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和最快的路线，能觉察主人未宣之于口的复杂意图，它虽然从属于人类，却不时以神明的姿态向人类示以怜悯与关怀。在描写日尕时，还透露出了动物间神奇的跨物种交流能力，日尕在冬天赶路时会向牦牛讨食，后者则将反刍后的食物吐给它吃。另外，草原上的藏羚羊、藏野驴、鸟儿、老鹰等都能相互传话，草原上没有秘密。

生活在这神奇环境中的人同样不可思议。首先，他们能听懂动物的传话，眼镜曼巴听听鸟儿叫便知道远方的才让恢复了听力。其次，他们有神奇的预知能力，老藏医能提前知道患者将要到来及其具体病情。再次，他们似乎能与雪山大地及其他神灵交流，通过念诵祈福真言让神明听见自己，并且总能领会后者的好恶与指引，从而得以在高原恶劣环境中生存繁衍，例如桑杰知道“地势低的水里住着黑龙，地势高的地方住着白龙，黑龙脾气大，白龙性情柔”③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76-477、130、9-10、363、349、289、284页。，所以将家安在高地，从而避免了之后洪水的冲击。

对雪山大地的信仰更神奇地左右了草原牧民的灵魂，信仰对善的强调塑成了人们“向善而生”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促使他们作出一系列非凡的善举④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76-477、130、9-10、363、349、289、284页。。角巴德吉一直在为草原和他人奔波、给予、奉献，最终在说服牧民响应城市化号召的奔走中遇难；桑杰经商却不耽于私利，将巨额存款全部捐赠学校；央金为救人葬身火海；才让留学归来建设家乡，鞠躬尽瘁逝于任上；梅朵放弃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去照顾毁容的麻风病人，被称为“甲木萨”⑤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649页。文中的“甲木萨”原为吐蕃对文成公主的尊称，藏语中“甲”的意思是“汉”，“木”的意思是“女”，“萨”的意思为神仙。本书中的“甲木萨”则并不强调汉族身份，可理解为“女菩萨”。；赛毛舍己救人落水而死；曼巴（藏语，意为医生）为治病救人不惜闯入禁忌之地……这样的大善并不是草原牧民所独有的，小说还以父亲、母亲为代表，描绘了入藏工作者的至善人格。“我”的父亲强巴是县里的汉族干部，在草原调研期间被赛毛所救，出于感恩和责任将余生都奉献给了草原，引导了一系列促使沁多发生山乡巨变的事件；“我”的母亲苗苗则“是那种天生的医生，骨子里带着慈悲，血液里流着济世”⑥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76-477、130、9-10、363、349、289、284页。，她在禁地生别离山开设医疗所救治麻风病人，被称为“下凡的甲木萨”⑦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76-477、130、9-10、363、349、289、284页。，感染后仍坚守岗位，治愈了病人却累死了自己。正如“菩萨”“甲木萨”等赞语所示，这些人物善良无私得不像凡人，而近乎诸佛菩萨。相比其他现实主义作品对复杂人性尤其是人性之恶的呈现，这样的人性景观显得不那么真实，小说研讨会上即有评论指出：“与其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不如说它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即便是书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作品也不太忍心用现实主义的冷峻态度去加以处理，而是把人性的部分写得非常优美。”⑧《一部厚重、扎实、诗情洋溢的现实主义力作——杨志军〈雪山大地〉研讨会在京举行》，《文艺报》2023年4月3日第5版。

综上，小说在书写历史、具有历史真实性的同时，表现着自然的神力以及动物和人的神性，弥漫着超出现实的神话色彩。然而，小说所书写地区在地理和文化上的特殊性则提醒着不能将此神话维度简单地理解为失真的虚构，亦即对历史维度的消解。相反，这一神话维度延续着雪域高原“自有人类繁衍以来，历史便是以充满神秘色彩的神话与宗教谱写”①王映川：《“格萨尔史诗”的神话传统与宗教关系》，《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的传统。正如卡彭铁尔所启示的那样，这种传统并非虚构技巧的传承，而是各自对“信仰产生了奇迹”所形成的“神奇现实”②［古］阿莱霍·卡彭铁尔：《这个世界的王国》序言，陈众议译，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472、473页。的呈现。与“神奇现实”“魔幻现实主义”等概念的诞生地拉丁美洲相似，雪域高原有着奇妙的自然环境和浓郁的宗教氛围，“整个藏地就处在众多神山、神湖、神水的护佑之中”③得荣·泽仁邓珠：《藏族通史·吉祥宝瓶》，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46页。，此间人们眼中的世界不需要作者过多的虚构想象，其本身就是神奇的。小说以60年代初来到藏族牧区并在此长大的“江洋”的视角，还原了当时当地人们眼中的神奇世界，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江洋的成长，历史性地表现了这种主观现实的变化，例如在江洋成年以后的故事中便很少出现动物传话等具有明显神话色彩的描述，并且将雪山大地的保佑由此前确信的客观存在转而叙述为自觉的主观信念：“相信祈祷的力量，相信雪山大地的照应，竟是这般神奇地左右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敢于乐观地面对一切灾难。”④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363页。

对上述神奇现实及其变迁的发现，离不开作者与江洋相似的草原生活经验，即卡彭铁尔所强调的“作者身处其中的亲身感受”⑤［古］阿莱霍·卡彭铁尔：《这个世界的王国》序言，陈众议译，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472、473页。。而“亲身感受”及其书写实际上在“神奇现实”原有的主观视角上又叠加了作者的主观视角。在这种双重主观视角下的历史书写，必然带有偏差或潜在的目的性，即“为了显示过去的一部分而特别建立的复杂的语言结构”⑥［美］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任厚恺译，［美］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其神话色彩便显在地提示着个人叙述与客观实在的偏差，同时也成为作者主观目的的集中体现。

首先，小说对信仰下神奇现实的呈现便存在明显的选择性，与其说“雪山大地”是对当地信仰的概括，不如说是绕过了次生宗教（即佛教等人为宗教）而直接与藏族先民古老的自然崇拜对接——文中鲜见对具体神明、教义、仪轨等宗教元素的涉及，拉加寺这一宗教寓所更被隐于山名“阿尼琼贡”之下。《斯巴宰牛歌》《猕猴与罗刹女繁衍人种》《卵生人种》等神话表明藏族先民具有早期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泛神论的自然崇拜习俗⑦得荣·泽仁邓珠：《藏族通史·吉祥宝瓶》，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46页。。彼时人类还没有将自身从“世界”中分离出来，尚处于人与“世界”浑然一体的神话时代。关于神话时代的“终结”，雅思贝尔斯认为发生在“轴心时代”人返归自身、在自我存在中体验到无限性的时刻⑧［德］卡尔·雅思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扬·阿斯曼则将这种转变与宗教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转折联系在一起⑨Assmann J.The Price of Monotheism.Robert Savage tra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2.；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之而来的思想解放则更彻底地打破了神话思维，在此前人与“世界”分离的认知图景中进一步将人擢升为“主体”，而将“世界”降格为“客体”，人取代神成为主宰。然而，这些被描述为普遍性的转变在藏区并没有发生，无论是“轴心时代”的苯教还是后来传入的佛教，都延续着原始的泛神论与自然崇拜，并将其与宗教神话相融合，而没有“从理性精神出发，以‘Logos’反对‘Myths’，以唯一上帝的超验性反对诸神和恶魔的存在”⑩张进：《新神话主义视野下的拉图尔“共同世界”观》，《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而这种未经动摇的神话传统亦足以对抗现代科技文明的冲击。未经“祛魅”的藏文化便一直处于神话思维之中，当几经“祛魅”的现代文明遭遇战争、虚无、生态等现代性危机，回过头向古老神话寻求安慰与解决之道时，藏文化便为其提供了“活”的资源与示范。或许正是由于藏文化的影响，杨志军与文中的强巴一样，较早发现了现代文明中的问题，尤其是生态问题，在80年代便以《大湖断裂》《环湖崩溃》等作品表达了对生态的忧虑，其代表作《藏獒》则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和“对动物生命内在价值的肯定和尊重”①汪树东：《天人合一与当代生态文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65页。。《雪山大地》则是其生态关怀的集大成之作，既有过往对生态危机和动物灵性的呈现，更创造性地将藏地信仰集中呈现为自然崇拜，并以当代神话的形式召唤着对自然的敬畏，而人与自然默契相通的牧区生活则是对理想生态情景的示范。

其次，小说中对神性道德的描绘，既来自作者对藏民和父辈的真实记忆，也存在将这种超出普通人道德经验的神性品格普遍化为民族性格的倾向，在叙述姜毛的善举时便写道“不用报答，藏族人都一样”②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22页。。这种普遍性的概括压抑了对恶的呈现，于是作者迫使老才让在最后突兀地迷途知返；而其作为一种静态的符号也遮蔽了道德的变迁，于是小说对市场经济下牧民贪欲的增长只有浅尝辄止的叙述。这种扬善抑恶的叙述具有两方面的“神话”意义。一方面，当我们用“神话”这个词“来形容某种并不真实的东西”时，小说中的人性景观尤其是普遍的民族性，无疑可以被指认为建构的“神话”。另一方面，这种建构背后是古老神话思维的延续，神话作为一种“指向在人类存在之中无时间的因素”的艺术形式，并不在意被称为“真实”的“随机性事件所形成的变动不停的无序状态”，而是超越有限的存在与经验“让我们窥见现实的内核……真正拥有了我们的全部人性”。神话对“过去”的呈现“更关注事件的意义”，它“在实质上是一种指导，它告诉我们为了生活得更为丰富，我们必须做什么”③［英］凯伦·阿姆斯特朗：《叙事的神圣发生：为神话正名》，叶舒宪译，叶舒宪、李家宝主编：《中国神话学研究前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2-23页。。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杨志军对人性神话的建构，包含着希望小说能在当代发挥神话示范或“训诫”④陈建宪：《神话：从原始法典到当代生活——〈中国神话学研究前沿〉代序》，叶舒宪、李家宝主编：《中国神话学研究前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3页。功能的期待，小说中所表现的人之神性实际上是“关于‘人’的一个标准”，“是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完善的体现”⑤李魏：《青岛作家杨志军新作〈雪山大地〉回望父辈之路，书写高海拔“故乡”的时代巨变——雪山大地的呼唤，绵延流传》，《青岛日报》2023年2月20日第7版。。这是作者在“藏獒系列”中所坚持的社会理想与文学使命的延续——“总应该出现一种力量、一种形象，来挽救日益衰残的道德风景，并给它们涂上人性的光辉”⑥仲伟志：《汉人皮囊藏地灵魂》，中国作家网，网址：http://image.chinawriter.com.cn/n1/2018/0313/c405057-29863944.html，发表日期：2018年3月13日。。

总结而言，《雪山大地》中表现了自然的神力、动物与人的神性，这些超出普通读者一般经验的内容构成了小说的神话维度。其一方面是作者对当时当地人们眼中神奇现实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寄寓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即希望在模仿古老神话的同时借得神话的示范与训诫功能，从而通过小说传递作者的生态理想与人格理想。

三、史诗：文化遗产与时代话语的对接

“史诗”（Epic Poem）这一西方文学概念的传入及其在汉语文学中的缺失，激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以‘长篇小说’叙写本世纪‘历史’‘现实’的‘史诗情结’”⑦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各个历史时期均涌现出大量被称为“史诗”的作品。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史诗总体性的宏大叙事和重点表现的英雄形象都遭到了后现代文化思潮的解构，长篇小说逐渐抛弃了史诗性追求。然而“所有的作家都梦想写一部史诗性的皇皇巨著”⑧莫言、崔立秋：《“有不同的声音是好事”——对〈生死疲劳〉批评的回应》，《文学报》2006年9月28日第1版。，所以90 年代以来史诗性追求再度出现在长篇之中，但与此前被称为“史诗”的作品相比，这些“新史诗”仍然表现出对时代性宏大叙事和英雄形象的警惕或回避①赵彦芳：《“史诗”观念的中国接受与中国“史诗”审美传统的生成》，《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2022年，中国作协发起“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并发出了对新时代史诗的召唤：“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是一项系统文学工程，是在更高层次上、更大规模上、更全要素上书写恢弘时代气象和生生不息人民史诗。”②张宏森：《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旗帜》2022年第5期。无论是“新时代”还是“人民史诗”，都明确表达了对一度失落的时代性宏大叙事的呼唤，实际上是对比“新史诗”更“新”的新时代史诗的召唤。

入选这一计划的《雪山大地》，其对宏阔“历史”“现实”的书写，表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由来已久的史诗情结的继承。而其历史维度和神话维度的叠加则指向一种更古老的史诗性——历史与神话的叠加正是《荷马史诗》《格萨尔》等经典史诗的共同特征之一。其中《格萨尔》史诗正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至今仍在活态传承的世界最长史诗。其讲述了神子推巴噶瓦为救护苍生降生凡间岭国，赛马称王后带领部众降妖除魔、除暴安良、统一各部落、教化民众，在众生获得安宁祥和的生活后回归天界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雪山大地》中沁多的现实原型玛沁所属果洛地区正是传说中格萨尔赛马称王之地，也是《格萨尔》史诗流传最广泛的地区之一，这里的藏民坚信自己是格萨尔的后人，此地是“岭国”的地界。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小说中不乏对“格萨尔王”这一经典文化符号的引用，深入考察之下更可以发现小说与《格萨尔》史诗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及其与经典史诗理论的契合。换言之，小说从古老的文化遗产中汲取经验，从而得以“绕开”现代以来、尤其是80 年代以来纷繁芜杂的“史诗”问题，直接以一种更“原初”的“史诗性”回应着新时代对史诗的呼唤。

《雪山大地》首先在细节处或显或隐地引用了“格萨尔”这一经典符号。它出现在牧民即兴而歌的歌词中，例如梅朵唱道：

群山里的高峰，众马里的骏马，

我家的哥哥，草原上的好汉，

人堆里的尖子，人人喜欢的赛马王。③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7、294、455、669-670页。

它也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作为表达和理解意义时必不可少的通用符号，例如眼镜曼巴为了化解角巴的恐惧而神化自己的能力，史诗的“训练”使角巴理解并相信了这一明显的谎言：“啊嘘，那就跟格萨尔王一个样子啦。”④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7、294、455、669-670页。它还出现在牧区的文化活动中，赛马会的“奖品”便是格萨尔王的荣耀，因为“自从有了格萨尔赛马称王，所有拿了第一的人都是他们心目中的王”⑤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7、294、455、669-670页。。文中还有较为幽隐的征引，例如小说末尾提及沁多城中的“野马雪山广场”，“大家都知道野马雪山广场意味着什么”⑥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47、294、455、669-670页。，其自然指向“雪山大地”所概括的信仰与价值体系，而沁多与现实玛沁的对应则使得这一“意味”也暗暗指向玛沁城中实际存在的格萨尔广场，以及附着其上的文化体系。格萨尔广场这一现实存在也说明小说中这些对“格萨尔”的引用，实际上是在模仿当地人民现实生活中对这一符号的不断引用，生动反映了格萨尔王的传说及其精神遗产在当地生活和文化中的分量。

其次，小说的许多情节可以见出《格萨尔》史诗的影子。2000 多万字的《格萨尔》史诗，其丰富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而《雪山大地》围绕主要人物强巴所展开的故事也可以作出相似的概括：故事开始于强巴带着任务来到草原，结尾于其完成任务离开人世，中间则是强巴引领草原牧区发生一系列山乡巨变的复杂过程。具体情节的对应则更清晰地显示着二者的相似。其一，与格萨尔受命临凡对应，小说不光交代了强巴最初来到草原的公职任务，且为其之后推动草原发展进步的行动加置了神秘的指引——“是一个叫赛毛的女人用以命救命的办法烙印在他身上的宿命：阿尼玛卿草原从此就交给你啦。”①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619、525页。其二，与格萨尔赛马称王对应，强巴也获得了“天马”，且是和格萨尔的江噶佩布一样可以听懂人言的枣红马，它也助强巴获得了赛马会的第一；强巴后来出任阿尼玛卿州的州委书记、州长，以“一把手”的权威推动了城市化和生态保护。其三，与格萨尔王降妖除魔对应，强巴在草原创学校、办医疗、兴商业、建城市，驱除了蒙昧、疫病、贫穷、生态危机等“妖魔”。其四，与格萨尔地狱救妻对应，强巴的妻子苗苗陷入被视为地狱的生别离山，在“地狱”中的麻风病人得到治愈——对应史诗中地狱十八亿亡魂得到超度——之时，苗苗逐渐康复。其五，与格萨尔王返回天界对应，生态恢复、城市化已见成效之时，强巴于雪上之上溘然长逝，而此前强巴也曾在“中途”像格萨尔王怀念天界一样“有一种丢开尘世、走向永恒的感觉”，且同样被使命拉回尘世，意识到“我还有很多事要干呢”②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619、525页。。

再次，小说不仅有意无意模仿了《格萨尔》史诗的情节，更具有与之相似的史诗品格。

其一在于人物的“英雄”品格。在“史诗”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黑格尔最为推崇英雄史诗，并指出“英雄”的性格和行动具有民族代表性和行动主导性：“他们……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处在首位，当时大事都要联系到他们的个性来看……他们在主要战役中战斗到底，承受着事变的命运。”③［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7-138、107、109页。格萨尔王无疑契合这样的描述，他不仅以崇高的身世和性格集中体现着藏族人民对神明、理想统治者、理想人格的祈愿，而且作为有力的领导者，以81 年的人生轨迹集中呈现着藏区由分散割据到逐渐统一、由氏族社会到奴隶制国家的漫长过程。《雪山大地》中则有强巴、苗苗、角巴、才让等，他们超越普通人的崇高道德正是其所代表人群——藏民族、入藏工作者等——光辉品质的集中；他们的一系列行动则缩影般呈现着青藏高原的山乡巨变——“一个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④［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7-138、107、109页。。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都如格萨尔王及众英雄一样，是既有主动参与历史的使命感又获得了相应地位和权力的主导者，而不同于“新史诗”为其立传的那些“在情感、欲望中无处安放灵魂的市民”⑤赵彦芳：《“史诗”观念的中国接受与中国“史诗”审美传统的生成》，《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其二在于其发生时代。黑格尔将史诗的发生时代表述为“中间时代”：“一方面一个民族已从混沌状态中醒觉过来……但是另一方面，凡是到后来成为固定的宗教教条或政治道德的法律都还只是些很灵活的或流动的思想信仰。”⑥［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7-138、107、109页。《格萨尔》史诗“产生在藏族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的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⑦降边嘉措、吴伟编纂：《格萨尔王全传》，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1页。，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不仅具有社会形态上的“中间性”，还有宗教信仰上的“中间性”：藏区主要信仰正经历着从本土苯教向外来佛教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成的“格萨尔王”形象便呈现为“立足于已为吐蕃王室所抛弃的本钵教而与正统宗教相对抗”的“佛教神佛的叛逆”⑧王映川：《“格萨尔史诗”的神话传统与宗教关系》，《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雪山大地》所处时代的“中间性”则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以来，历经现代性对传统的冲击、批判与颠覆，复兴传统的民族愿望却没有消散，新时代以来更提出了“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文化自信”等，力图实现传统与现代相辅相成的中国式现代化。写于此时的《雪山大地》，其主人公强巴作为传播现代性的启蒙者，却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皈依者，也因此时而表现为现代性的“叛教者”，例如其对人才流失、贪欲、信仰失落、生态恶化等现代性问题的发现与反抗。需要强调的是，在传统与现代和谐共进的当下，二者没有被叙述为对抗的关系，主人公也没有被叙述为无能为力的底层见证者①如《秦腔》（贾平凹，2005）中的“张引生”、《望春风》（格非，2016）中的“赵伯渝”等。。相反，有力量的主人公通过行动调和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观照与促进，例如以现代医学破除对麻风病的神秘恐惧，在发展商业的过程中以传统道德作为约束，在城市化过程中为吸引牧民入城而在城中建起雪山大地的祭坛等。

其三在于“诗人”的地位。如前所述，史诗的发生时代并不等同于其所书写的时代。有意思的是，黑格尔既强调两个时代之间的差异，强调诗人“自己的时代意识和观念”，又要求诗人“必须完全熟悉他所描述的情况，观照方式和信仰”，让读者“从这里看到真实情况”，还要求诗人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和“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②［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8-112、112-115、112页。。于是，在赋予诗人创作上的“自由独立”——包括重构历史的自由——的同时，又对诗人的“天才”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求其以“整一的精神”穿越时代的间隔，将两种时代性与民族精神共同呈现在“一部本身整一的艺术作品”中③［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8-112、112-115、112页。。《格萨尔》史诗没有这样的“一个”诗人，但其神秘的传颂方式——神授——使唱诗人可以在任何时代“回忆”起史诗中的遥远时空，神授同时也意味着原始民族精神穿越时空的自我显形。在这一点上《雪山大地》的史诗性似乎更加清晰，其有明确的“诗人”，且因亲历而对所书写时代有充分了解，更重要的是，其以“自由的精神”与非凡的魄力，在历史、当下、民族精神的深处提炼出融会贯通三者的精神体系“雪山大地”，它是民族远古信仰的概括，是故事时代中“在个人内心起作用的那些普遍力量”④［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8-112、112-115、112页。，同时又与新时代的精神理念对接，其内涵的生态意识与人格理想，正是新时代价值体系的重要部分。

在强调“文化自信”的新时代，《雪山大地》在叙述历史变迁的过程中，生动展示了重要文化遗产《格萨尔》史诗在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且对其进行了创新式的继承：既以情节上的相似使文本暗暗具有《格萨尔》史诗的当代重述的意味，并且深刻领悟并发扬了其内在的史诗性，使作品具有完备的史诗品格。这一史诗性作品及时回应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对史诗的召唤，并且深刻体现了新时代的精神，为新时代新史诗提供了一个范本。

结 语

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雪山大地》，以书写青藏高原的历史变迁为其明确目标。对于达成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多重面向与多种经验，小说将其处理为各有侧重又彼此勾连的历史、神话、史诗三重维度。历史维度侧重于处理小说与历史的关系，追求小说叙述的历史真实性；神话维度侧重于处理小说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力图呈现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语境与精神风貌；史诗维度侧重于处理小说与时代的关系，尝试在经典文本的示范下建构新时代的史诗作品。历史维度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叙述部分；神话维度既以信仰下的神奇现实作为历史的补充，又以与一般经验的偏差提示着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史诗维度既有前二者的叠加，又带来了更广阔的观照历史的视角，且为神话维度的偏差提供了诗人的自由。

三重维度的交织，构成了整一的《雪山大地》，同时也是一次多方位书写乡土历史的尝试。三重维度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为如何认识历史的求真与小说的虚构之矛盾、如何处理宏大叙事与个人经验之关系、如何还原历史语境中的世界、如何实现传统经验与时代话语之沟通等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也因此为之后山乡巨变的书写提供了经验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