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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大学》诠释的主旨、特质与启示

2023-09-15李敬峰

江淮论坛 2023年4期
关键词:清代大学

李敬峰

摘要:在朱王之争、汉宋之争和今古文之争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清代的《大学》诠释成就斐然。它既有对明代学术遗产的继承,亦有自身衍生出的新问题、新面向。在诠释主旨上,清代《大学》诠释主要围绕《大学》是圣经还是异端,古、今本孰为正统,以及格物、诚意,亲(新)民的地位和义涵展开辨析,呈现《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双轨并行、改本《大学》数量减少、古本《大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等学术特质。清代的《大学》诠释虽然没有消弭和廓清辐辏在《大学》上的争议,却在更为丰富的意义上打开了《大学》的诠释维度和面向,使其在尽可能的逻辑衍化方向上展露;它所推崇的回归文本、以经解经的治经态度,体身见行、通经致用的学术诉求,因应时代、多元诠释的解经路径,皆为我们在后经学时代进行经典的诠释与创新提供了赖以遵循的途辙和启示。

关键词:清代;《大学》;以经解经;通经致用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4-0062-007

在“四书”当中,《大学》之于宋明理学的建构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而这主要缘于“其(王阳明)与朱子抵牾处,总在《大学》一书”[1],故《大学》遂成为“程朱、陆王之争的根本祸源”[2]380、“宋明六百年理学家发论依据之中心”[3],以及“理学发展的风向标与晴雨表”[4],这就表征出《大学》在理学史当中的肯綮地位。在宋、元、明、清理学发展的4个时期,清代无疑是《大学》诠释史上大师云集、著述宏富、学派林立、新见纷呈、成就斐然的一代,这可从其单篇注本(不包括《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就有190余本得到直接印证[5]。这要归因于清代独有的多元学术思潮,也即相继而起的朱王之争、汉宋之争以及今古文之争,尤其是汉宋之争将《大学》引入考据学领域,致使清代《大学》取得度越前代的成就。有鉴于此,高屋建瓴地俯瞰整个清代的《大学》诠释,抉发清代《大学》诠释的学术主旨、诠释特质以及当代意义,不唯有助于提揭清代《大学》诠释的学术格局和面貌,亦有益于彰显清代《大学》诠释与清代理学建构之间互为陶铸的双向互动关系。

一、诠释主旨

《大学》在宋以前并未引起任何争议,而到宋代在疑经思潮的推动下,《大学》的地位、版本以及内容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一情形随着阳明以《大学》为杠杆来撬动朱子建构的义理大厦而变得更加激烈,以致出现竞相改动文本来参与话语竞争的学术思潮。至明清之际,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纷争已趋白热化,导致的后果是对《大学》义理的解说莫衷一是,“缺乏一个可以作最后裁断的‘最高法庭”[6]3。与之相应,这一争端引发了“回歸孔孟”和“辩伪经典”两种学术思潮,试图解决愈演愈烈的朱王之争。清代的《大学》诠释承袭明清之际所遗留的学术遗产,又开显出新问题、新面向,并主要围绕以下核心论域展开。

(一)《大学》的圣经与否之争

《大学》原为《小戴礼记》之第四十二篇,中唐以前一直依附《礼记》流传,“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7],与其他诸篇相比更多涵具政治哲学的属性(1),在地位上并无太大的殊异之处。中唐韩愈、李翱为对抗佛老,开始表彰《大学》,着力提揭《大学》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思想,强调士人所应承担的入世义务和责任,为《大学》在北宋的异军凸显起到了遥启之功。清儒朱彝尊说:“取《大学》于《戴记》,讲说而专行之,实自温公始。”[8]也就是说,司马光是最早将《大学》作为单篇而专门研究的,并作《大学广义》以显其意。稍后的二程不仅单独注解《大学》,更将其与《论语》《孟子》和《中庸》相提并论,为后来的朱熹编纂“四书”着了理论先鞭。朱子接踵二程,精研《大学》,灌注平生精力撰述的《大学章句》,终在元仁宗时期成为科场程式,位列官学,遂有“六经之纲要,儒家之实典”[9]以及“孔门之宝书、学者之阶准”[10]222之地位。递至清代,学者即使不认可朱子的今本《大学》,但对《大学》的地位并不怀疑。但也有少部分学者出于熄灭朱王之争等意图,开始质疑《大学》之地位。姚际恒直接将《大学》划入异端,他说:“前一篇全杂后世禅学,其用字义更有牵强失理处。”[11]此不可谓不偏激。与之相较,陈确则相对温和一些,他说:“确与友人书辨《大学》,有迹、理之说,谓以迹则显然非圣经也,以理则纯乎背圣经也。”[12]562也是否定《大学》的圣经地位,故陈确主张“黜《大学》,还戴记”[12]612,试图消解《大学》的圣经地位。陈确所倡导的《大学》重返《礼记》在清代形成了一股潮流,杭世骏、徐养原、汪中、李惇等的礼学注本中,皆不再蹈袭以前空置《大学》篇的体例,而是开始直接全文收录古本《大学》,直接减杀了《大学》的理学色彩和圣经地位,将其降低到与《礼记》其他篇章相同等的地位。对此,汪中所言的“《大学》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为支流余裔,师师相传,不言出自曾子……诚知其为儒家之绪言,记礼者之通论,孔门设教,初未尝以为‘至德要道”[13]381,可谓是真实的写照。由此可见,学界之所以出现否定《大学》圣经地位的声音,恰恰是因为《大学》乃朱王之争的关要。也就是说,否定《大学》的圣经地位,被认为是解决困扰学界已久的朱王之争的釜底抽薪之举。

(二)《大学》的古、今本之争

朱子、阳明先后通过改动《大学》文本成功地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但也开启了竞相改动《大学》文本进行理论创获的学术先河。相继出现李材、高攀龙、丰坊、胡渭等改本,但真正能够称雄学界、范导群贤的无非是朱子的改本以及阳明推崇的古本。清代延承明代科举制度,继续尊奉朱子《大学》改本(今本)为科场程式,这就确定了今本《大学》的官学地位,使之成为家弦户诵的经典。那些欲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士子,必以今本《大学》为是,这一影响直到晚清科举考试废除才消逝。虽如此,今本《大学》并未完全占领学术市场,古本《大学》在清初“回归原典”运动的夹持下,亦迎来倍受推崇的热潮。如毛奇龄、李塨、张文檒、陈确、魏源、刘古愚等知名学者皆推崇古本,尤其是庙堂理学的典范李光地虽尊朱子却对古本《大学》称赞有加。他们之所以尊崇古本、反对今本,主要是认为今本《大学》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认为今本《大学》移经补传实属乱经之举。陈确就明白指出:“程子凿空以为孔氏之书,既又疑其有错简,而大变其文;朱子又变易程子之文,又为之补传,岀戴记而升诸四书之首,而反以为能述而信,而无所改作。”[12]568这就否定了朱子移经补传的合理性。李光地说:“今但不区分经传,通贯读之,则旧本完成,无所谓去缺乱者。”[14]263胡渭说:“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15]949可见,这些学者皆认为古本《大学》文脉完整,义理自洽,朱子移经补传实属画蛇添足之举。二是反对朱子对《大学》作经、传的划分。毛奇龄说:“古经文是经,经注是传,皆是两书,无有一书……而朱氏并不晓是两书,于《大学》《孝经》则并以一书而分作经传,是经传二字尚不解而可凿然。”[16]这就是说,古经从未有经、传合一的先例,《大学》更不应该如此,故将其内容割裂为一经十传不符合经典体例。三是朱子诠解义理不通。王船山说:“惜乎其(朱子)不能畅言之于《章句》,而启后学之纷纭也!”[17]杨亶骅说:“朱子章句诚多精诣,而一家之言,岂尽合圣贤之旨,况改二千五百余年之成书,断以己见,理虽可通,说究无据。”[18]1他们皆否认朱子释文的合理性。可见,有清一代,朱子学在汉学的强烈冲击之下,包括《大学章句集注》在内的学术权威渐遭质疑和削弱。

(三)《大学》的义理之争

清代学者在诠释《大学》义理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格物”的释义、“格物”与“诚意”孰为第一义工夫、“亲民”还是“新民”等问题上。

就“格物”的释义来讲,有力主朱子“格,至也,物,犹事也”[19]的解说,如李光地说:“格物之说,郑康成是一说,司马温公是一说,程朱是一说,王阳明又是一说,自然是程朱说得确实。”[14]20王建常、陆陇其、魏源等辈皆持此说。李塨则将“格物”解释为“格,学也”,“物”则为“六德、六艺、六行”。[20]惠士奇则主张“格”应解释为“度”,为推测、衡量之意,主张“物”在“身”[21],因为朱子所讲的“物”失于宽泛,使人穷年不能遍察,故而他将“物”向内在收缩,这就与阳明的问题意识一致。刘沅则主张“格”应该为“去”,而不是朱子的“至”,“物”应该解释为“物欲”,而非朱子的“事”,“格物”应为祛除人的私欲之意,而非朱子的“穷究事物之理”。[22]31郭嵩焘指出:“《尔雅 释诂》:格,至也。此格字本义。须是穷究到至处,引申为度,格凡物到至处,亦各有其限量。格字兼此二义。”[23]以上是清代学者对“格物”的几种代表性注解,显示了“格物”问题一贯的敞开性和复杂性。

就“格物”与“诚意”孰能提领《大学》全篇主旨来说,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看法。一是沿袭朱子之意,主张“格物”为《大学》第一义。如陆陇其说:“格物致知是才离小学第一件工夫。”[24]再如王建常亦说:“格物是《大学》入门第一步工夫。这里若做不彻,更无进步处。故曰本领全在这两字上。”[25]这些说法与朱子之意并无不同。二是主阳明“诚意”为首之义。毛奇龄说:“诚意二字为圣门下手第一工夫。”[26]又说:“《大学》首功全在诚意。”[27]李塨亦说:“诚意为明、亲之首,故统《大学》之道。”[20]950他们的表述虽有差异,但拔擢“诚意”的旨趣实属一致。三是对朱、王两人之意皆不赞成,而另取他说。如魏源主张:“《大学》之要,知本而已。知本之要,致知、诚意而已。”[28]447魏源这一命题既与朱子不同,又与阳明不尽相同,实际上将两个工夫条目同时作为《大学》的枢纽。

“亲民”还是“新民”同样是清代学者争议的焦点,他们在此问题上依然裂为两派。主“新民”者如王建常、陆陇其、吕留良、胡渭、王夫之等,胡渭说:“实大学之道始终以化民易俗为主,故谓之新民不可谓之亲民,亲当作新,无可议也。”[15]959胡渭的理由与朱子如出一辙,同样是从除去旧染的角度来立论的。而主张“亲民”者亦大有人在,如惠士奇说:“长养而容全之是为亲,教训而变化之是为新。惟能亲之,故能新之,不能亲焉,能新哉?”[29]刘沅亦说:“朱子不知明德实功与‘新字之意,改‘亲民为‘新民,言可以新民,似峻德之人必如尧舜,故解‘大德必受命之‘受命为天子。然谓明德之外又有新民工夫,分修己安人为两途。”[22]51刘沅认为朱子完全没有理会“明德”和“新”的意思,不知“明德必须亲民”[22]8之理,将“明德”和“新民”,也就是“修己”和“安人”,本是一体工夫拆成两截。这显然依循的是阳明的思路,即主张“明德”“亲民”是体用一源的。由上可见,尊崇朱子学的多力主“新民”之说,而推尊阳明心学或是古本《大学》的,多主张“亲民”说。同时也可以看出,清代《大学》诠释在义理上的纷争并没有逸出明代的范围,故而章太炎所言的“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30]确为见地之论。

清代学者围绕《大学》主旨的争论既有宋代以降的旧问题,如“亲民”“新民”之争;亦有清代“回归原典”运动刺激下的新问题,如《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之争;更有乾嘉汉学兴起背景下的名物、典章等训诂之争。这些争论使得《大学》在尽可能的方向上将其所关涉的问题展露出来,打开了《大学》诠释的新维度、新面向。

二、学术特质

《大学》诠释的宋、元、明、清四个时期,不同時期发展态势是极为不平衡的,且呈现迥异的学术特质。宋代《大学》诠释未使《大学》地位升格,《大学》诠释未定于一;元代《大学》诠释则主要是羽翼、修正朱子学;明代的《大学》诠释则是围绕朱王之争展开;递至清代,则是在朱王之争、汉宋之争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等多股学术思潮的综合影响下,呈现特有的学术特质,主要如下。

(一)两种类型《大学》并行于世

《大学》原本属于《礼记》中的一篇,朱熹将它与《论语》《中庸》和《孟子》合刊为《四书》。随着朱子学上升至官学,《大学》亦随同“四书”成为家弦户诵的经典,以至出现《礼记》无《大学》而《四书》有《大学》的情形。这一态势到明代的时候有所松动,祝允明指出:

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愚谓《大学》《中庸》终是《礼记》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终是子部儒家之一编耳,古人多有删驳,国初亦尝欲废罢,故愚以为宜以《学》《庸》还之礼家,《论语》并引《孝经》同升以为一经。[31]

揆诸史料,应该说祝允明是较早发出《大学》重返《礼记》呼声的学者。然囿于朱子学的强势地位,祝氏这一主张并未得到落实,但其所涵具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明清之际的郝敬、陈确、王夫之等在祝氏的基础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直接在经解著作中全文录入《大学》;尤其是随着乾嘉汉学的兴起,《大学》重返《礼记》蔚然成风,且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纂的《礼记义疏》直接收录《大学》,可谓是从官方的角度肯定了《大学》返归《礼记》的主张,一直影响至今。但必须指出的是,《礼记》之《大学》的再现,并未取代《四书》之《大学》,反倒形成相峙并存的态势。但“由于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注本(包括《礼记》在内),《大学》《中庸》仅仅是在形式上重返《礼记》而已”[32],也就是说,《四书》之《大学》仍然称雄科场,而《礼记》之《大学》虽有官方支持,但并不具备足以取代《四书》之《大学》的实力。无论如何,在《大学》成为朱王之争焦点的背景下,《礼记》之《大学》与《四书》之《大学》双轨并行是清代《大学》诠释史上的一个特色。

(二)《大学》诠释与清代理学思潮同步

一般而言,对于断代学术史的理解和把握会关涉学术分期问题。晚清的皮锡瑞较早划分了清代的学术分期: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明,治宋学者以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33]

皮锡瑞将清代经学划分为三个特征明显的时期:以汉宋兼采为主的清初、以汉学为主的乾嘉时期和嘉道以后以今文经学为主的时期。皮氏这一论断大致把握住了清代学术的主流特征。梁启超则将清代学术划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34]后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又明确提出三变说:“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35]132就学术特质而论,梁启超的理解与皮锡瑞大致相同。

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而言,清代的《大学》诠释史在轮廓上与皮锡瑞、梁启超所论一致,在学术主旨上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清初主要是回应朱王之争;中期随着王学的衰熄,旨趣转变为汉宋之争;而晚清的诠释则经世致用特征明显,显豁了王国维所谓的“新”(2)。由此可见,清代《大学》诠释与清代学术史之间确然保持高度一致的演进趋势。

(三)古本《大学》地位升格

《大学》是“四书”当中牵涉争议最多的经典,仅仅是版本问题就一直纷争不断,难有定论。据台湾学者李纪祥考证,两宋以来的主要《大学》改本就有46本[36]355,而在这众多版本中,占主导地位的无非是古本《大学》(郑玄)与今本《大学》(朱子改本)。明、清两代承袭元制,确立了今本《大学》的官学地位。随着阳明心学的崛起,古本《大学》开始与今本分庭抗礼,并在明清之际“回归原典”运动的刺激下引起广泛的关注,发生前述的“《大学》重返《礼记》”的学术现象,成为乾嘉汉学兴起的一条主要线索。李纪祥对此有敏锐的判断:“返回《礼记》,即宗汉学,宗汉学即宗古本。”[36]11基于此,有清一代虽然今本《大学》依然保持官学地位,但古本《大学》却成为士子从事学术研究的文本,颇有“科举法今本,研究宗古本”的分裂之态。这一点,早在明代的湛若水就说过:“诸生读《大学》须读文公《章句》应试;至于切己用功,更须玩味古本《大学》。”[37]107-108湛氏此言可谓发了清儒的先声,只是在当时并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与同属“四书”的《论语》《孟子》稳居科场和学界颇为不同。纵观清代代表性学者,如王夫之、李光地、魏源、惠士奇等的《大学》注本皆以古本为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学者在强势的乾嘉汉学思潮影响下的学术取向。

(四)改本《大学》数量减少

古本《大学》虽出现的年代较之今本《大学》为早,但比较吊诡的现象则是,它引起学界的关注则是在今本《大学》之后。更为准确地说,明代中期阳明心学崛起后,不仅古本《大学》引起重视,同时亦迎来推崇和研究改本《大学》的高潮。个中原因则在于,阳明心学对朱子学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朱子学的权威,两者的文本竞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即从《大学》文本改订入手,进行理学学说创新活动”[38]。尤其是“阳明的作法并未解决《大学》所遗留下来的疑难”[2]365,故在明代阳明心学最为鼎盛的中晚明时期,改本数量最多,可谓冠绝一时。清代学者对《大学》改本的兴趣渐趋降低,原因在于学者一尊古本《大学》,故相应地就会反对包括朱子在内的各种改本。这就导致清代《大学》改本数量远远不及明代,仅有10家。[36]355由此可见清代学者诠释《大学》旨趣的转变。

(五)《大学》诠释经世致用取向明显

康有为说:“夫内圣外王,条理毕具,言简而意赅者,求之孔氏之遗书,其惟《大学》乎?”[10]222康氏此言不虚,道出《大学》所涵具的内圣外王特质。也正是这一特质,使得《大学》在每逢世道浇漓之际就会受到格外的重视。就清代而言,明清之际和中晚清的《大学》诠释其经世致用的面向最为突出。如宋翔凤在诠解《大学》时,“遂释‘格物为‘器车‘河图‘膏露‘醴泉等物,以傅合《公羊》家著治升平、文成致麟之说”[39]。刘古愚诠释《大学》亦有类似做法,在诠释《大学》“第九章”时道:

生财则须以人力补天地之缺陷,如羲農以至尧舜之所谓则可也。孔子曰:“来百工则财用足。”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礼》称火化之功用,《易》述十卦之制作,子贡欲用桔槔,夫子特短右袂,圣门论财用,未尝斤斤于理之而不能生之也。今外洋机器,一人常兼数人之功,一日能作数日之事,则真生众食寡、为疾用舒矣。[40]

孔子并不讳谈“财利”,而是主张取之有道。宋明理学拔高“义”,致使谈“利”色变。刘古愚则通过引用孔子的话,为其生财思想进行辩护,认为儒家实际是主张生财的,所以西洋的机器皆可引以为用。在清代《大学》诠释史上,如此事例不胜枚举,他们的诠释已经不同于其他断代学者那样仅仅关注个人的德性,已经转到外部经世泽民上了。

(六)《大学》考据成果丰硕

有清一代,以训诂考据为优长的汉学最为兴盛,这就使得《大学》的考据学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回应了以往辐辏在《大学》上的各种争议,提出和充实了解决争议的文献依据,打开了《大学》诠释的空间和维度。皮锡瑞说:“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一曰精校勘,一曰通小学。”[33]241胡渭在《大学翼真》中用三卷的篇幅详细考证《大学》的名物、制度等,如《大学》作者、乡学之教、小学之教、大学之教、学校选举之法、先王学校之制、子弟入学之年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对“大学”的读音和内涵的考证,他说:“大学之大或音泰,或读如字,正陆氏所谓近代始分,还是鷇音更成无辩者也。”[15]909在胡渭看来,“大学”之“大”的读音按照释义不同各有不同的读音,若按照学官来讲,当读泰音,按照书名来讲,当读如字。这种区分实是强行分别之结果,与古意不类。这就是说,他既不同意“大”读“泰”,也不同意读如字,他认为应该读“鷇”较为合适。比较遗憾的是,胡渭并未给出具体的缘由,只是简单地以此乃古意作答。胡渭的这一释读与朱子所主张的“大”读如字自是不同,显示了“惟古是遵”的学术倾向。另一考据学大家毛奇龄专作《四书改错》, 分32个门类对“四书”所涉及的错误进行指正,如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褅尝错、礼乐错、丧祭错、故事错(上)(下)、典制错、刑政错、记述错等。这些代表性学者对《大学》的考证、训诂皆前代所不及,推进和深化了《大学》的研究。

三、当代启示

梁启超高度称赞清代的经学成就,他说:“清儒的学问,若在学术史上还有相当价值,那么,经学就是他们唯一的生命。”[35]68陈祖武先生亦说:“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41]作为清代经学的重要侧面,清代《大学》诠释绝非博物馆的陈列品,而是活的历史存在,尤其是它本身就蕴含着启蒙思想,故虽然已成过去式,但仍能够穿越历史,烛照当下和未来。

首先,清儒诠解《大学》的回归文本、以经解经的取向值得借鉴。清代学者诠释《大学》,深刻意识到明儒“脱略经文,己意解经”的弊端,他们的治经态度开始有针对性地改变。一是以经解经。毛奇龄在述及自己的治经方式时反复指出:

予之为经,必以经解经,而不自为说。苟说经而坐与经忤,则虽合汉唐宋诸儒并为其说,而予所不许。是必以此经质彼经,而两无可解,夫然后旁及儒说。[42]

这无疑是“文献主义”的体现,提醒我们当下的经典诠释必须尊重经文,不能枉凭一己之见去解释经文。当然,这并不是要走向“原教旨主义”,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建立在合理的解经基础上。二是由训诂通义理。清代学者注经要求首先从文字入手,由音韵明训诂,再由训诂明义理。从解读经文本意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必须因循的解经途辙。如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43]三是实事求是。毛奇龄要求治经“无据之言必不以置喙,无证之事必不以炫听”[44],章学诚主张 “学当求其是,不可泥于古”[45],汪中亦说“为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13]428。也就是必须实事求是,必须言之有据,不能空说无据。清儒的这些治经方法足以为我们当下研治经学提供借鉴。

其次,清儒诠解《大学》体身见行、通经致用的学术诉求尤为可取。整体来讲,清儒研究《大学》的目的主要在于通经致用,而非单纯的义理阐发。如清初的李颙指出:

国家颁四书于学宫,以之取士,非徒取其文也,原因文以征行,期得实体力践、德充道明、有体有用之彦,有补于世也;而读之者果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于世乎?否则,诵读虽勤,阐发虽精,而入耳出口,假涂以干进,无体无用,于世无补,夫岂圣贤立言之初心,国家期望之本意耶?[46]

这就将经学本身的主旨经世致用提揭出来了。魏源则提出:

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28]23

魏源的意思很清楚,并作为理论旗手提出了今文经学的标志性口号“以经术为治术”,意在将经学导向经世致用上来。同时的郭嵩焘亦指出:“治经当求通圣人之志,而非通其文,则志固无由通。”[47]这些学者虽处在不同的时期,但“经世致用”却是他们共同的经学信仰。我们当下研治经学绝不能做书斋式的学问,而要重建经学与生活的联系,力求推阐和发挥经学的本义“通经致用”,真正将经学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6]396。

最后,清儒诠释《大学》因应时代、多元诠释的释经方式可资借鉴。清代的学术思潮是多元的,王学派、程朱派、实学派、汉学派、宋学派、汉宋兼采派、今文经学派等,或相持并存,或相继而起,主导一时学风。与之相应,《大学》诠释亦能够因应时代,呈现流派纷呈、多彩多样的经解文本。如王夫之、李颙、李塨等皆通过诠解《大学》来回应全国性议题朱王之争。再如惠士奇、宋翔凤等通过《大学》诠释来介入是时的汉宋之争,而刘古愚则以今文经学的形式来诠解《大学》以回应时代问题。这些学者的共性就是积极推动经典诠释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在尽可能的方向上开出《大学》诠释的新面向,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学术的发展。劳思光说:“乾嘉学风不拘家法,与株守注疏者不同。”[48]602又说:“乾嘉之学不拘于成说,而一意求真。”[48]602更说:“乾嘉之学虽不拘成说,然亦不凭臆断以解经籍。”[48]603劳氏之说无疑将乾嘉汉学的治学精神提揭出来了。清儒的这一诠释取向为当下《大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应该积极从各种维度和视角开展《大学》的诠释,使得《大学》能够在回应社会关切上继续发力,维系经典的学术生命。

要之,经典诠释既面向过去,亦面对当下。在后经学时代,如何让古老的经典焕发新的经世致用的生命本色,如何防止经典诠释变成纯粹的文献研究,如何重建我们对经典的信仰,清代的《大学》诠释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典范,津逮后人之功不容小觑。如它勇于纠正明代经学的积弊凸显实事求是的治经精神,再如它以“依经立言”的方式积极回应时代问题等,都显示了清代《大学》诠释的独特之处。它虽未能廓清辐辏于《大学》之上的诸多争议,但这恰恰是经典诠释的魅力所在。经典本身就是一个无尽藏,一本《大学》,宋人在詮释,明人在诠释,清人亦在诠释,但他们所读所解不尽相同,透显了因时代而异的理论诉求和现实关怀,这恰恰是对经典进行创造性解读所必须进行的。

注释:

(1)东汉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后来唐代的孔颖达亦说:“《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73页)郑、孔之论很明显是将其作为政治哲学著作来定位的。

(2)王国维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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