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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打破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舆论战研究

2023-09-15姚征

党史博采·理论版 2023年4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击退国民党前两次反共高潮后,在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借鉴已有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整体布局、个别突破”的战略方案和“针锋相对”“有理有力有节”等斗争方针,采取发表社论文章、动员群众抗议、争取外部力量等具体策略,以舆论战配合军事斗争打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舆论战的经验,能够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提供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挑战提供对策思路。

[关键词]舆论战;中国共产党;抗日戰争;舆论宣传工作

[作者简介]姚征,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

[中图分类号] D239,D26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8031(2023)04-0028-08

舆论战在制止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克服内战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在“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下,国民党先后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等令国内外震惊的事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鲜明立场,在政治上坚决反击,赢得全国广大人民、中间势力、国民党内正义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击退了国民党发起的前两次反共高潮,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免遭破坏。1943年3月,蒋介石精心策划并实施第三次反共高潮,向中国共产党同时发起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以政治斗争为主,以军事斗争为后盾”,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利用报刊、电报等媒介,动员各界,发起舆论战进行宣传反击,打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中国共产党采取舆论战打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历史背景

国共矛盾根本解决一要寻求政治谈判、二要依托军事途径,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共识,也是现在看来历史证明了的观点。但辅助于政治谈判和武装斗争开展的舆论攻势,在国共关系的紧张、缓和、再紧张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国民党策划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企图,恰逢国际反法西斯战场出现转折、各方力量发生变化,同时,这一企图又建立在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前两次反共高潮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为巩固的基础上,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采取舆论战打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具备条件、势在必行。

(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增大了舆论战取胜的可能性

当时国际形势的重心在于早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国内形势的重心在于早日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这使国民党以军事摩擦挑起内战的企图“尽失人心”,也使中国共产党无论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角度、还是站在抗击日本侵略维护民族利益的角度开展舆论宣传,都更有胜算,更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深得人心”。

国际形势上,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苏德战场的苏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德军转入守势。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大胜日军,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守势。“世界法西斯统治在其最薄弱的一处,开始崩溃了”。②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组织的决定,强调在当时的形势下“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底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要充分地给予各国共产党自主权,让他们从“自身具体情况及特殊条件出发”,增强“伸缩性和独立性”。③26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决共产国际的决定》(简称《决定》),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强调“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决定》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④自此,中国共产党更加具备自主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⑤的能力,使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再受限于共产国际的“框框”,真正源于中国革命实际而益于中国革命实际。

国内形势上,中日民族矛盾仍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日本尚没有结束在中国的侵略行径,也没有停止继续侵略中国的想法。这时,国内各界民众均以反抗日本侵略、求得国内和平为根本愿望,但国民党仍把阶级、党派矛盾放在第一位,无视国家和民族危亡,继续坚持反共。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强调“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否定共产主义、否定共产党,将国民党等同于国家、民族,提出“反对国民党,就是反对国家、反对民族”的谬论,并声称“中国今后的命运乃就要决之于政治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他还提出:“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应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中。”⑥直接表明了要在短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观点。共产国际解散后,蒋介石按捺不住剿共的心情,开始酝酿更大规模的军事摩擦,企图掀起反共的高潮。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张涤非以“民主团体”名义,召开座谈会,并打电报给毛泽东说“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毛泽东将中共也“解散”,取消“边区割据”。⑦同时,6月一整月里,国民党军队大批调动,甚至“从河防阵地,抽调抗日大军,移作进攻边区之用”,⑧最终60万部队聚集在剿共第一线。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为中国共产党拿起舆论武器反对国民党的污蔑、挑衅、进攻,创造了条件。

(二)前两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增强了舆论战的针对性

成功打破前两次反共高潮的经历,使中国共产党清晰掌握了“对谁进行舆论宣传、以什么内容和方式进行舆论宣传、舆论宣传要达成什么效果”等问题的答案。在面对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优先选择政治攻势,用舆论武器争取斗争中的优先权,找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一致对外”“反对内战”等切入点,痛击国民党要害,获得最广泛的支持。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出台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文件。对此,中共中央立刻作出反应。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反对投降主义》的演讲,强调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两条原则。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在蒋介石下达进攻解放区命令后,共产党成功与阎锡山、卫立煌达成继续保持合作的共识。毛泽东说:“对国民党当局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⑨的正确方针。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等方式,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共产党的坚决态度,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蒋介石不得不表示不再以军事手段进行剿共等行动。

两次斗争使得共产党已经在国内外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并具备了应对国民党政治、军事攻势的经验,在开展舆论战的策略上积累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又联合又斗争”“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有理有利有节”等经验,在舆论战的战法上积累了策划制造信息、调控媒体掌握舆论、争取和影响受众立场、舆论战与军事战结合等经验,使舆论战作战体系更具针对性。

(三)巩固的统一战线扩大了舆论战的覆盖面

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就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经过中国共产党、各阶级阶层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以及除汉奸、投降派以外的地主阶级和亲英美派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广泛联盟⑩——终于建成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范围最广泛、构成最复杂的统一战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长期的发生作用,是党走向成熟的奋斗过程中探索形成的重要法宝之一。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舆论宣传。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领导工人阶级争取合法权益,改善工人待遇,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和拥护;北伐过程中,共产党不断对沿途农民、工人进行舆论宣传工作,使农民、工人主动加入北伐大军;在土地革命期间,共产党创建苏维埃政权,让农民翻身做主人,用实际行动争取农民支持。共产党对革命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派采取积极争取与拉拢的方式,采取“三三制”等制度保障中间人士的政治权利,在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中间人士优待,多渠道、多层面、全方位揭露国民党迫害爱国人士的真相,向中间派人士宣传党的主张,使中间派真正理解党在抗战期间一心一意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的中心思想,以此获得中间派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人民军队内部和对国民党爱国将领的舆论宣传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共产党对国共联合组成的革命军队进行了比较成熟的舆论宣传工作,重点进行中国近代外交史、军阀官僚政治腐败现象、工人和农民疾苦现象和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等问题的政治宣传;?土地革命期间,共产党不断强调军民关系、纪律意识,使共产党的军队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抗战期间,共产党强调以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为根本任务,使人民军队以民族利益、大局利益为重。对革命将士的政治宣传采取了积极引导与联合抗战的宣传技巧,注重内容的简单易懂,使用极具情绪感召力的口号式宣传手段,如“有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有一升米拿去做军粮,有一个儿也要报名参军打东洋”等。?中国共产党敏锐察觉形势变化,在蒋介石态度可能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机调整策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做出停止内战的承诺。西安事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爱国将领共同合作、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型事件。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国民党将领在共产党的舆论宣传工作影响下,放下意识形态分歧、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日,为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巩固的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战能够覆盖最广泛的群体、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二、中国共产党采取舆论战打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战略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打破第三次反共高潮过程中采取的舆论战,是抓住了渠道、人心、利害关系等多方面重要因素的舆论战,在战略策略上具有不同于普通军事战争的优越性。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国民党加紧部署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调兵遣将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1943年7月初,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挑衅,企图制造军事摩擦。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表社论文章、动员群众抗议、争取外部力量在内的具体策略,保全自身的同时坚决揭露国民党的丑恶行径,以最广泛的政治攻势向国民党发起攻击,以斗争求团结,成功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舆论造势:发表社论文章猛烈抨击

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调动和舆论攻击,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对国民党的诸多质疑和攻击进行舆论回击,形成政治攻势,以消解国民党在军队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7月7日,毛泽东提出“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并部署“立即公布朱德总司令致蒋、胡的电报及反对西安特务张涤非制造反共宣传的新闻”。?7月9日,毛泽东指出“除做军事准备外,须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宣传斗争,并将此种宣传散布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抨击蒋介石的反革命企图”。?

中共中央领导层统一安排部署。7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电报《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明确指出要“动员舆论”“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在延安内部则要将发表的文件印成小本“给予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随后,各大报刊媒介开始发表社论、通电抗议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最直观、最全面地反映了这一事件始末的舆论动态。通过查阅《解放日报》可知,聚焦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文章集中在1943年7月8日到12月30日,共有235篇,有中国共产党撰写发表的、也有中间人士撰写发表的文章,有社论也有记叙类和文艺作品类型的文章,涉及的内容可归纳为“制止内战评论”“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国民党反共罪行”三个主题。?

7月2日至7月9日,《解放日报》八期连发“七一——中共廿一周年 七七——抗战第六周年 纪念特刊”专栏,邓小平、林伯渠、吴玉章、彭德怀、薄一波、聂荣臻等在“特刊”上发表了文章。八期“特刊”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年和全面抗战以来,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宣传思想工作、特区经济建设工作、敌后抗战、军事训练等各方面的主要成就,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取得了自身建设和抵御外敌的成就,更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坚持抗战、坚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月7日,毛泽东提出“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并部署“立即公布朱德总司令致蒋、胡的电报及反对西安特务张涤非制造反共宣传的新闻”?,随后,7月8日,《朱总司令致电蒋委员长等 呼吁团结避免内战》刊出,公布了朱德致蒋介石电文,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的担忧,表达了力求团结的想法。八期“特刊”文章和朱德电文为接下来利用报刊文章展开反击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舆论战奠定了重要基础。

7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的社论,直指国民党特务机关活动和军事调动带来的内战威胁,猛烈抨击了国民党所持的“取消论”,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制止内战的四条要求,号召所有爱国仁人志士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不惩办汉奸而反共、进攻边区的行径提出质问和抗议。7月13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在宣传上采取新的方针,不要怕蒋介石投降分裂,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要痛驳”。《解放日报》还发表了延安民众、关中万余河南灾胞、晋察冀边区各界、回民群众、国民党元老续范亭等代表各界群体人士的文章,一致呼吁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又陆续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文件?、《南线军队炮击边区,朱总司令又电蒋、胡请予制止》《国民党便衣匪徒抢劫同宜耀某村,当地民兵奋勇予以痛击》《榆林反共军某部士兵纷纷逃往》《豫北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敌伪残害人民》等文章,向全社会各界民众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揭露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破坏团结、破坏统一战线、危害国家安全的种种罪行。

(二)动员抗议:组织群众运动呼吁团结

共产党积极发动群众,以极高的理想信念、极深的爱国热情、极强的民族责任意识感染群众,利用各种宣传渠道令群众知晓共产党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动员群众组织起来,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各界群众随即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呼吁团结,给国民党以巨大的舆论压力。

1943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部署安排“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应配合学习‘七七宣言举行热烈讨论”,随后,各地开始举行纪念七七大会。7月9日,延安3万军民召开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会后发出《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声讨了国民“反共”“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取消边区”以及“对汉奸活动不加制止反而宣传”等罪名,提出14条口号。朱德等党的干部讲话号召边区军民“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7月11日,中央总学委下发的《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对“七七”宣言等社论文章、文件的讨论“可以采取群众大会、军人大会、支部大会、干部会、小组会、大座谈会、小座谈会、漫谈会、作报告、上课、集体阅读、集体问答、自由答辩、个人研究、学习晚会等各种方式”,这就从形式上为广泛开展学习讨论活动、群众教育活动,进而取得舆论影响力提供了明确指导。7月13日,晋察冀边区举行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各界民众大会并发出通电。7月15日,太行2万军民举行声援边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示威大会。同日,《解放日报》发表《关中万余河南灾胞呼吁全国制止内战》的通电,鲜明表态:“我们过去啃树皮,卖儿女,眼泪只能向肚里流。来到边区,就有了粮食,有了土地,有了耕牛,重见天日。我们反对进攻边区。”展现了边区民众反对内战的真诚呼吁。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边区人民和敌后民众都展开了反对内战的运动,形成了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呼吁团结的热潮。陕甘宁边区人民劳动热情饱满,积极开展生产活动,准备战斗,同时积极参与到抗战宣传中,使共产党的理念深入人心。中央印刷厂工人连夜赶制印刷品,新华社工作同志自动取消休息日;被服厂工人增加工作提高质量组织自卫军;铁匠皮匠赶制军需品,妇女做鞋并学做看护;开展夏征运动,民众冒雨给八路军送粮。敌后各地民众一致反对挑拨内战的阴谋,坚持团结抗日,召开军民大会、举行演说会,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晋察冀举行军政民各界万人大会,各地开明绅士、各界领袖、边区国民党人士、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及英美国际友人同声抗议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太行军民2万人举行声援陕甘宁边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示威大会,杨秀峰在开会词中强调:“反动派要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是中国存亡、人民生死的问题……誓为争取抗战胜利,为粉碎日寇第五纵队特务份子的罪行,准备迎击敌寇对我们的夹攻,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或者自发组织起来的抗议运动,在全国形成了反内战的氛围,成为共产党向国民党开展政治攻势中重要的一环。民众呼吁团结的抗议、集会、游行、示威的运动以及由此開展的生产运动等,有效地填补了报刊媒介宣传的现实空白,使“反对内战”成功地融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中。这也动员更多民众参与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同时使共产党的理念在广大群众中深入传播,使其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

(三)积聚外力:争取国际力量谴责施压

中国的革命运动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帮助英美苏等国家牵制了日本的兵力,是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开始正视中国战场的作用,加大援助中国的力度,以缓和日本对美国的军事压力。一向依靠美国援助的蒋介石,在被美国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又获得美国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后,开始详细谋划他的反共大计。然而,美国期望获得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积极配合,派遣赴缅远征军阻止日本切断中国与英美唯一通道——滇缅路,但国民党“根本上不打算发动大规模的对日协同作战”,而是“利用美国去转移日本的进攻路线,骗取更多的军援贷款,集中力量解决国内的民主力量”,这就形成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发动内战,就是因为背后有美国在军事上的援助和支持,但其并未考虑到美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既得利益。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打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一方面是其坚决抗日之决心是历史必然、民心所向,另一方面就是巧妙利用了国民党与美国之间的矛盾。

在打破第三次反共高潮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就是扩大舆论的酝酿发酵面积,影响国际力量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施压,让国民党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立场上、在美英苏的利益格局中、在中国人民的谴责浪潮中均处于被动地位。7月4日,毛泽东急电董必武,指出蒋介石调集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形势极度紧张,请董必武立即将此消息向国内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美英苏大使立刻紧急召开会议,研究中国的情况。美英苏等国所担心的是日本从中国战场脱身,重新投入太平洋战场,影响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因而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7月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所发的《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军事准备问题的指示》中指出,“除做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布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抨击蒋之反革命企图”。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向各报馆、外国使馆、中间派、文化人士印发“七七”宣言,朱德致蒋、胡通电和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的新闻,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并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7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揭露熊式辉、宋美龄在招待会上被美英等国谴责“美国援助中国的武器,不用到前线打日本,却大量武装后方部队”;7月27日,《解放日报》再发文章,报道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在美国畅销杂志《生活》上著文称,“中国的抗战已不复是一个人民的战争,中国军队已在腐化,其对敌人的抵抗已极微弱,中国政府并可能堕入亲日派手中……中国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内战的”。同一版面另一篇文章回顾了1942年美国国务卿威尔斯答复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备忘录内容:“美国政府愿望中国团结,反对中国内战。”《解放日报》还报道了苏联共产党员符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果夫(B.H.Por OB)的“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背叛中国人民”“重庆投降派破坏抗战团结,阴谋用武力解散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帮助日寇征服中国”等评论,并发表了他的文章《对于国民党政府之批判》。美英苏多方压力使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军事剿共的设想和部署。继7月12日胡宗南令其部队从彬县、洛川撤退后,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在会上明确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至此,第三次反共高潮在尚未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前得以制止。中国共产党凭借舆论战打破了国民党的阴谋和野心。

蒋介石集团一直凭借国际援助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尤其在剿共一事上,不仅依靠国际军事援助,更依靠国际舆论支持。但是美英苏考虑的不仅是蒋介石一方的意见,更考虑在日本侵华的背景下其自身的利益走向。因此,中国共产党利用国际舆论,抓住美国军事和贷款援助这个筹码,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是对蒋介石最无声却最有力的打击。

三、中国共产党采取舆论战打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历史意义

运用舆论战打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战略策略体系进一步完善、运用统一战线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效性进一步显现、国际国内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对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思想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第三次反共高潮暴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存在的固有矛盾,即共产党边区政权和国民党中央政权并存的矛盾,同时,也显示了这一矛盾在国内民族主要矛盾和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与法西斯阵营矛盾的影响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共存的可能性。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维持并扩大了实力,在全国的舆论宣传媒介上也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发布了一系列阐述观点和主张的文章、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的评论,使本来支持共产党的工农阶级更加坚定地追随党的革命路线。国共两方截然不同的政策导向,各自影响着不同营垒的势力,但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坚决抗战能获得更多支持、激起更广泛的共鸣,能影响一大批中间势力参与到国共关系的调处中来。共产党以民族矛盾为重,不仅体现着“始终心系人民、服务人民,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的光荣优良传统”,也表现出不计阶级分歧争取与国民党修好的态度,争取到众多中间人士、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地方实力派等势力的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的过程中恰恰得到了巩固与拓展,更加確切地成为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法宝。苏联在苏德战场上的取胜,使其有精力调转方向进攻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已经失利的日本,在中国同样遭到全面反攻,丧失了进一步深入中国腹地进行军事行动的可能。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前,日本侵略者失人失势,败亡结局已经注定。中国共产党采取舆论战是顺应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走向和趋势、顺应了国家利益纷繁复杂的形势、顺应了国内民众期望、顺应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抉择。

(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

第三次反共高潮是以共产党政治攻势和舆论攻势的胜利收尾的。在国民党控制的宣传话语体系中,共产党一直以非法政党的形式存在,以便国民党落实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等政策。共产党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内,形成了自己的宣传话语体系,并主要影响了社会底层阶级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小手工业者等群体,获得了这些群体的支持并发展壮大。但在当时,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仍受到国民党宣传媒介的约束,尤其在国统区,共产党的政治权利受到的限制更大。经过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胜利,共产党展现了不亚于国民党的军事部署能力,不同于国民党的宣传话语体系,优于国民党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坚决斗争意识,以及远胜于国民党的舆论宣传能力,使更多民众开始思考到底谁能成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领导力量,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取和平一步步奠定着舆论基础和民众基础,也为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坚决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提供着支撑。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同时令世界各国进一步估量到国共关系的复杂性、中国时局的复杂性以及支配中国的困难度,使美英苏得不进一步深入关注和了解中国共产党,介入国共关系并暂时站在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方,也就基本等同于站在共产党的一方,向国民党施压。这种国际国内影响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使其在舆论场上逐步形成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能力,同时,更加意味着舆论宣传在国共关系的处理过程当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过程当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积累了党领导舆论战的宝贵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启示

打破第三次反共高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舆论战的代表作。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舆论宣传上坚决打击敌人,也在加紧开展秘密侦探工作,获取更多有效信息。一方面,共产党围绕两党合作与军事组织形式,在一度中断的情况下坚持展开同国民党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以展现出统一战线下团结抗日的决心。另一方面,共产党自始至终都没有放松对国民党的警惕。在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以及“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策略原则基础上,做了很多秘密工作,派遣有秘密侦探工作经验或社会关系的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获取情报,进一步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在胡宗南部队撤退后,毛泽东曾致电彭德怀:“我闪击宣传已收效,更因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中国共产党行动之迅速、态度之坚决,使其舆论战具备极强的穿透力。经过打破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实践,中国共产党运用和掌控舆论的能力提升,舆论战水平进一步提升,军事作战软实力进一步提升。此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再没有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反共行动。

在革命斗争中积累的舆论战经验,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挑战提供借鉴。当前中国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和战略机遇期。而国际国内诸多风险挑战的显现和积累,突出反映在互联网舆论场之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似是而非的新媒体舆论場各种别有用心的解构、西方反华势力借助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球传播进行颠覆我国政权以及破坏我国政治安全等。”“在无限开放的、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舆论空间中,社会思潮更加多样、意见观点更加极化、舆论热点瞬时牵动社会神经,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遇到极大挑战。”“搞好意识形态工作,要根据对不同群体的个性需要和接受习惯分析,分析其思维能力、理解能力,了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只有筑牢意识形态阵地,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功建设,使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入脑入心,形成群众维护主流的自觉认知,并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针锋相对地与钻漏洞、抢阵地的行为作斗争,才能维护好网络舆论场的秩序和环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舆论氛围,实现更全面、更高质量的发展。

[注释]

①刘家国.从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看政治攻势的强大威力[J].军事历史研究,1999(01):65-72.

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1979:289.

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1979:277.

④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1979:275.

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1979:276.

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增订本)[M].南京:正中书局,1946:200-201.

⑦李蓉,叶成林.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三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881.

⑧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N].解放日报,1943-07-10.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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