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宏章

上高二的那年暑假，我急匆匆赶了几十里山路回到家，来不及放下行李就大声地喊道：“娘，我回来啦！”娘从里屋出来，帮我接过行李，我问：“哥呢？”娘没有回答，只是扭过头去，拽起衣襟子擦了擦眼睛。

我往哥住的北房瞄了瞄，房内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空竹笆床，上面胡乱地放几件家什。我不禁再问：“哥哪去了？”“走了，倒插门去了。”娘似乎有点不情愿地说，“把一只水桶也拿去了。”娘不停地唠叨着，我才知道哥和村东头李寡妇结了婚。按理说该高兴才是，可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酸楚。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哥早该成家了，可那会儿家里实在太穷，连娶亲的床都没有。家里三间草房是土改时分的富农家厢房，间头不大却显得空落，除了堂屋有一长条几供奉祖宗牌位，中间有一张木方桌子，由两把高低不等的旧椅子和两条长板凳围着，再没了值钱的东西。父亲病故后，我和娘住在南房，一张三条腿的旧板床，铺着补丁摞补丁的被褥，一个破橱子也缺了一条腿，用砖块垒着。小时候我好奇地问：“大床大橱怎么都少一条腿？”娘苦笑着说：“都是一个亲妈生的。”哥住北房，没床，就睡在土坯支的竹笆上，房内放着的一口大缸是全家的粮仓，一年中的大半时间都空着。

娘跟我嘀咕的水桶，原是两只，和锹锄犁耙放在一起，一古脑儿占了半边屋子，长年给哥做伴儿。我那时在外读中学，平日住校，只有寒暑假才回家帮做农活。娘是小脚，主要靠我哥在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管全家三张嘴吃饭，还要供我交学杂费，真够难为他了。那时连饭都吃不饱，我哥就别想找对象了，真有哪家大姑娘看上他，除非日头打西边出来。

哥不识字，矮墩墩的个头，极本分老实，眼瞅着跨过三十岁门槛，我娘心里忒焦急。哥白天出工埋头干活，可晚上收工回到家，身子就懒散地靠着桌子发怔。娘曾悄悄对我说：“你看，出门欢喜进门愁，咋办哪？”但凡别人谈起找媳妇，我哥就说：“癞子头上的毛，它不长我也不想。”

这年春上，村东头新搬来一家三口，一个四十上下的妇女带着两个半大小子。听说她男人得了胃病久治不愈，喝了农药没救过来，孤儿寡母就来投奔远房亲戚，在一间四面漏风的破屋里栖身，成了俺村的新成员。女人姓李，黑皮肤，深眼窝，门牙里勾外连，长相算不上好看。她新来乍到，要啥没啥，大伙儿便从牙缝里省一点，东家一把粮、西家一捆草地接济娘仨，我哥也是热心人之一，一门心思想帮她。苦出身的李嫂能干活，吃得苦，慢慢在村上立住了脚。进入三伏天，玉米快扬花了，大伙在大田锄了最后一遍草，休息时却不见了李嫂和我哥。好事的人顺脚印找到玉米窠的深处，发现他俩头挨着头，正窃窃私语呢。

哥和拖油瓶的李寡妇好上的消息很快传进了娘的耳朵，娘却不乐意了：好上一个大几岁的寡妇，还拖着两个儿子，这苦日子要熬到啥时候才是个头？两个穷家合在一起，原来就巴掌大的三间草屋，怎能再添三个人来？娘是穷怕了，她担心我哥会掉进穷坑里，还不如打光棍呢。娘就不同意这门婚事。我哥思来想去，终于心一横，对娘吼了一声：“我走了！”随即卷起铺盖，挑着两只水桶出了门，还未走几步又停下来，丢下一只水桶给娘，让娘拎水吃。

哥赌气走了，家也就散了。那时我还在学校，不知道家中发生的事儿。娘难过好长一段时间，下狠心不和我哥来往。已经远嫁的姐赶回来劝娘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他结婚我们没啥帮衬的，拿走一只水桶也是不得已啊。”

回学校前，我瞒着娘找到哥的新家，哥哭我也哭，李嫂在一旁跟着流泪。哥说：“我出了家门苦了俺娘。”见我盯着屋角的水桶，哥又说：“俺只拿了一只水桶，因为俺要浇地，要挑水吃，没桶哪成。”李嫂插话说：“等日子好过些，这只水桶一准还给娘。”我临走时，哥再三叮嘱我：“兄弟，一棵枣树就指望你一个红，再穷也要把书念下去呀。”

打那以后不论遇到多大困难，我都没有埋怨过哥，我晓得哥活得不容易。哥也没有忘记我，就在那次我返校時，哥蹲在路边等候我，硬把几个熟鸡蛋塞进我的口袋，并带歉意地对我说：“就几个鸡蛋，是你嫂子煮的，留在路上吃吧。”

我哥离家后去村外土井挑水，为保持担子平衡，担子一头挂只水桶，另一头挂只瓦盆，水挑回来后总要送一桶给娘用。过了不久，娘把家里那只水桶也给了他。后来娘随我进了城，就把凑合能用的破旧家什全都给了哥嫂。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哥嫂婚后恩恩爱爱，脚赶脚又生了两个女儿。改革开放以后，哥嫂家的日子开始过红火了，我哥知道我好这一口，年年都挑着土鸡呀咸鹅呀，大包小包的辗转送到我家来。有天凌晨我被楼下的呼唤声惊醒，急忙下楼才知道哥嫂都来了。年过半百的李嫂见到娘就哽咽着说：“想娘了！”把娘高兴得直抹眼泪。闲谈中，我问哥：“那副水桶还在不在？”娘嗔怪说：“亏你想得起来，如今谁还去土井担水吃呀？”哥也笑了：“自来水早就接到家里了。”

看着他们其乐融融，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哥的婚事连着水桶的故事，已定格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