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盛鸿

南京失陷后的第七天，即1937年12月20日，武汉的《大公报》（汉口版）第3版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陆诒的一篇访谈录：《毛泽东谈抗战前途（陕北通讯之一）》。这是1937年12月5日，陆诒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所作的访谈记录。

这篇文章虽是毛泽东在南京沦陷前所作的谈话，但其内容却涉及抗战军事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对南京保卫战来说，既有着惊人的预见与深刻的洞察，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份正确的总结。

为了打好南京保卫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呼吁中国军政当局总结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各战场一再失败的教训，进行军事改革与军队改革，改变片面抗战的方针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这次接见陆诒的谈话中，则再次详细地指出了中国在抗战初期“军事上受了相当的挫折”与所获得的“最可宝贵的伟大教训”。他说：从上海太原等地失守后，不容讳言的，我们在抗战的军事上受了相当的挫折。但在各个战场的挫折中，使我们获得了最可宝贵的伟大教训。这教训是什么？

毛泽东指出，第一个教训，是“尚未动员全国人民到抗战中来”，实现全民抗战：我们这次民族抗战，虽然是革命性的，但它的革命性还不完全。我们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这是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未有的好现象，但参战的成份，却不是全国性的，最大的缺憾尚未动员全国人民到抗战中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必然会遭遇失败的。

毛泽东指出，第二个教训，是“各个战场上所采的战略战术，犯了‘专守防御的错误”：以往各个战场上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犯了“专守防御”的错误。军事上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保护自己消灭敌人。因此，我们要设法减低敌人优势武器之运用，避实就虚，击中敌人致命的弱点。敌人在每次战斗中，采用迂回及中央突破战略，我们便不能专门着重在“单纯防御”，死守正面，使敌人恰恰施展其优势武器，而集中击破我正面。必要的阵地和城市，我们当然要守，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防御”，还要配合上侧翼或敌人后方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要以独立自主的运动战来歼灭敌人。毛泽东指出：“眼前最要紧的是改善军队素质，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国只要精兵30万，具有最高度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自觉性，再配以新式武器，军官与士兵一律富于高度的攻击性，便可以使目前的战局，为之全般改观。”

毛泽东所指出的以上各项中国在抗战初期所获得的“最可宝贵的伟大教训”，正是中国抗战最应该重视与最需要吸取的军事忠告与战争指导原则，也是南京保卫战最应该重视与最需要吸取的军事忠告与战争指导原则。可惜的是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将军们当时全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这些军事忠告与战争指导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更没有在南京保卫战中加以吸收和实施。以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来对照与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过程与结果，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为何失败得那样悲壮，又为何失败得那样惨痛与快速的原因了；同时也明白了中国抗战应该首先努力的方向。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针对当时中国国内因各战场军事的一再失败，民族失败主义有所抬头，发表了他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这“是不足畏的”！因为最大多数的国民以及最高领袖，早已坚定“妥协便是灭亡，抗战便可生存”的信念。毛泽东最担心的，倒是敌人最近企图分裂中国国内团结的阴谋。毛泽东说：民族失败主义者之所以能散布毒雾，一部分近视国人之灰颓，实在是他们只看到了失败的一面，还没有看到了光明的一面。接着，毛泽东“以极兴奋的语调”，总结了中国抗战以来几个月中所取得的“光辉的成绩”：一、大部分军队在抗战中，显示了无比的英勇最高度的牺牲精神。我忠勇将士鲜血染遍了河山，敌人终究不会站稳。在过去九一八时代，还有不少汉奸带了队伍去投降敌人，可是这次却没有。今日之华北，绝不是过去的东北四省可比。二、抗战把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弄得比较团结一致。只有抗战才能减少磨擦，促成真正统一，也只有统一，才能得到胜利。三、唤起了国际间的同情与尊敬，使全世界知道中华民族是有权利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的资格。四、给日寇以极大消耗，如果说日寇差不多是不费力而得到了东北，现在非经过血的代价便不能占领中国尺寸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不战而偿其大欲，但经中国長期抵抗的结果，将其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帝国主义者陷入崩溃的深渊。从这一方面说，中国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侵略阵线中，尽了最伟大的任务。五、从战争中取得了教训，在抗战中改造了我们所有的弱点，展开了新中国远大的前程。

毛泽东的谈话在《大公报》刊出后，使国内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与坚持发动广大人民、实施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战略战术，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抗战必将胜利的希望。这些言论，对于刚刚经历了首都南京失陷痛苦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鼓舞；对于那些卖身投降日本侵略者或准备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卖国贼来说，是一种警告。

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回答！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孙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