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

关键词：王铎 文震孟 文震亨 董其昌

在天启二年（一六二二）的进士中，有不少彪炳书法史的重要人物，如王铎（一五九三—一六五二）、黄道周（一五八五—一六四六）、倪元璐（一五九四—一六四四）等。我们其实还忽视了这个进士群体中另一重要人物——这一年殿试的状元文震孟（一五七四—一六三六）。文震孟字文起，号湛持，来自苏州府长洲县，他是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的曾孙，文彭（一四九八—一五七三）孙，文元发（一五二九—一六〇五）子，文震亨（一五八五—一六四五）长兄。文震孟性格刚方贞介，有古大臣之风，他虽以状元入仕，却命途多舛。『惟时逆萌已动，就战方始，而公邪正消长之机，独为侃侃之诤，甚以圭组为辱，策蹇为荣，卒以见逐。』[1]

关于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的研究，已经沉沉夥颐，本文将在钩沉王铎与文震孟、文震亨交往的基础上，考证《拟山园选集》中文震孟序的作者实为另一位同年进士张四知（？—一六四六），同时绍介文震孟兄弟的书学，并从文、王对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的不同态度，讨论晚明艺术领域复杂的生态环境。

王铎与文震孟兄弟的交往

一六二二年三月十八日，壬戌科进士放榜。文震孟自早年中举，此时已是十上公车，终于拔得头筹，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他的同年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张四知、郑之玄（一五九〇—一六三三）、郑鄤（一五九四—一六三九）等人则被选为庶吉士。

其时魏忠贤已经开始专权，多位正臣见斥。当年十月十八日，文震孟上《勤政讲学疏》云：『贼氛正炽，寇祸方深。徐淮一震，则江北江南将为蹂躏之地。黔滇不守，则东楚西楚复虞恇扰之忧。济济班行，未见腹心爪牙之足寄。纷纷兵饷，惟闻疮痍沟壑之堪悲。蹙地丧师，无地不有。败军杀将，所在相闻。……（在廷诸臣）若仅仅揭帖一纸，长跪一喏，北面一揖，周旋进反，只毕朝仪，安取此鸳行豸绣、横玉腰金者为也？』[2]此疏为魏忠贤所得，并未即奏。趁着天启帝观剧，魏摘疏中『傀儡登场』一语，谓文震孟比帝于偶人，不杀无以示天下。终于在一日讲筵结束之后，魏忠贤传旨廷杖震孟八十，贬秩调外。文震孟第一次立朝仅八月而终。南归之时，郑之玄赠别诗有『三十年来众所推，常将侠骨拟要离』之句，代表了在京的同年进士对文震孟的高度评价。[3]

天启六年（一六二六），尚在家乡的文震孟与编修陈仁锡、庶吉士郑鄤，被斥为民。本年九月，文震孟重装文徵明书《归去来辞》卷并系跋文云：『吾祖归田三十年，具享林泉之乐，先君优游衡门亦二十载，而不肖三年以来忧谗畏讥，林樾之中日虞矰弋，幽居苦趣，备尝略尽，不知自今以往，能徼先世余庆，扫地焚香，高卧于北窗松菊间为太平倖民否？曾祖五十四入官，五十七致仕；不肖今年五十三，归来信未晚也。』[4]经历了两次官场的打击，文震孟此时希望能像文徵明那样优游林壑，从而摆脱忧谗畏讥的苦况。

次年六月，主考福建乡试的王铎经过苏州，由于行程促迫，他未及与家居的文震孟、郑鄤、陈仁锡、姚希孟、王心一等人相晤，[5]此时王铎已与文震孟暌违五年，在寄文氏的诗中，『回首旧游何日见，海风吹月上孤城』的苦涩之情溢于言表。[6]王铎对文震孟的思念，可能还出于遭到阉党迫害的共情，就在一六二六年正月，天启帝命开馆修为阉党歌功颂德的《三朝要典》，王铎与同年黄锦（一五七二—一六五四）、郑之玄相约辞修，触怒副总裁礼部左侍郎杨景辰。[7]此时乘王铎外出典试，魏忠贤派人伺尾载途，不过三千里来回，并未找到机会陷害王铎。[8]

十二月八日，王铎返程后经故乡孟津回到京师，有诗怀文震孟：『腊日怀君独掩扉，梦回无语自依依。开轩试问寒梅信，满树雪香到处飞。』[9]寒梅之信似乎是一个好兆头，果真两个月之后，也是就崇祯元年（一六二八）二月，吏部奏冤陷诸臣复原官，给还诰敕，文震孟以侍读召，改左中允，充日讲官。踌躇一年之后，文震孟就道前往京师，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四月，舟次武城的文震孟再次展閱文徵明《归去来辞》卷：『戊辰之岁，三锡徵书，一载徊翔，百念灰懒，展转自筹，君恩难负，□成小草，北窗高卧，徒形梦寐，盖身未入及长安，而怀归之思已复殷殷，徒为柴桑翁齿冷也。』闰四月入都之后，文震孟目击时情，即有归志，不过因为秋侍讲筵，冬遇虏警，无从请归。至了第二年五月，文震孟感愤朝事，抗章论列，得罪阉党残余、吏部尚书王永光，遭崇祯帝斥责。后经首辅周延儒（一五八九—一六四四）调停，文震孟借出封益府的机会，于七月九日出都，便道回乡。第二次立朝，文震孟也仅待了十四个月。

文震孟南归之后，王铎多有诗作怀之，如一六三二年受命册封六合王途中，有《文文起》一诗云：『直节铮铮第一流，怀人迢递望长洲。何知天地重开辟，如此江山阻献酬。独树孤云吴苑晓，禁钟清漏汉宫秋。万年鳌柱无穷事，早慰苍生报冕旒。』[11]王铎为文震孟感到不平，并希望他早日复官。嗣后王铎短暂回到故乡孟津，得文震孟书札与诗箑，又赠『自是先朝毗倚重，九夷詟服更凭谁』之句。[12]在回信中，王铎亟盼这位天涯孤臣再度出山：『吴云越山，缅邈于怀想，光仪不减。春风参商数载，仆方滞情樊皋，图一聚未得也。今秋草木变衰，翘引闾门，如在天际，望足下出山洒润，神龙挟雨，昭苏人区，丈夫快事哉！插敌迤西一带，藏祸心，狡焉鸷伏，甚可忧念。如秦晋，本甥舅国耳，争郑小利，至河山之间，相寻以兵，况黠而无义者，更数倍乎？足下未之闻耶？监司诸公，必有豫道如襄城牧马之说。足下林泉间，以为若何？』[13]此时海内已是兵祸频仍，须有经济之才的能臣主持局面，王铎认为文震孟很难安守林泉。就在这一年，文震孟即加擢右庶子，后升少詹事。

约在一六三三年五月，王铎以资俸当升，时有书与侯恂（一五九〇—一六五九），恳求他向周延儒举荐南京国子监司业一职：『复有启者，铎资俸当有转移，然非敢望升也。南京司业缺将出，专恳老亲台草一函与中堂周阁下，鸿辞丽藻，恳恳焉，则铎得以承命而南，分毫皆明德造赐。』[14]有意思的是，此际文震孟因病亦有求南之意，倪元璐在写给文震孟的信中说：『以年翁求南，即是求升，且向何人声说乎？以弟再思，或约掌房过邸，告以实病，须归。□上再疏，仗其传致中堂，即准一假。万不可得，或以原官掌南院，亦便就医，何如？昨□公语，适亦漏一句，盖云「湛持亦要去，只是没人讲《春秋》，不然南边亦可安顿他」云云，以此知一相闻即得，非求非与。得则必不以南院，其在铨□之间乎？计莫便于此。孟津兄总求南司成，庶子、掌院非其所屑，其意唯恐人不据之也。数日来始知此兄营求可耻之状，不忍言之。年翁亦不必告人。』[15]此时文震孟身体不佳，希望转官南都，以便就医。恰好王铎也在四处托人，钻营于南京国子监祭酒一职，这令倪元璐深感不满。

崇祯八年（一六三五）七月，文震孟擢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政，而稍后王铎即得到南翰林院掌院一职。八月十五日，王铎之任金陵前夕，有书与文震孟，希望未来在文震孟的帮助下升任国子监祭酒：『天眷国家，简在老先生，中兴是望，天下之福也，欣忭之极。赐银巵，蚉戴华霍，谨此俯谢。铎将来南司成一转，得以读书，伏恳老先生留神陶铸之。感刻内结，临行不敢多宣。十五日辰时。年侍生王铎顿首手启。』[16]不过因忤首辅温体仁（一五七四—一六三八），文震孟受到排挤，入阁仅仅三个月，即冠带闲住，王铎拜托之事遂堕虚空。一六三六年二月十五日，文震孟回到苏州，与钱谦益等人相聚于虎丘、支硎山，[17]四个月之后去世。正在南都任上的王铎有诗吊之：『别时孤棹赴清濆，秋老梧桐尚忆君。江海欻然上晦色，乾坤果尔丧斯文。同流范相祠边水，不借要离冢上云。鳌泣龙奔潮退后，风雷还向雨中闻。』[18]在诗中，王铎将文震孟形容为范仲淹一样的贤相，要离一样的侠客。

文震孟弟震亨字启美，能诗，善书画，天启五年（一六二五）贡生，崇祯间尝官武英殿中书舍人。国变之后曾短暂应南京朝廷之召，后寓居阳城，忧愤以死。文秉（一六〇九—一六六九）字孙符，文震孟长子，明诸生。国变后居山中，矢志肥遁，自署曰竺坞遗民。因为与文震孟的关系，王铎与他们也有交往。

一六三五年冬，王铎赴任金陵一年有余，文震亨适与修《南垣志》，亦在金陵，常与相聚，并有书画方面的交流。[19]一六三七年二月，王铎升詹事府詹事，治行装北归，文震亨《赠王觉斯詹尹》云：『拟公当代总非伦，洛邑中天有异人。笔墨象心镕魏晋，文章结脉在周秦。能从雁序怜凡鸟，愧向龙门隐困麟。四气正逢将进候，片时吹拂有阳春。（是时公由南院转北，已治行装矣。）不因好古废今签，食寝犹能信手拈。但有片言经品藻，何殊七宝为庄严。瓯将贮卜枚先属，鼎贵调羹味始兼。若问救时名相业，丝纶阁下有缃缣。』[20]他将王铎视为『异人』『古人』，不仅对他的书法、文章情有独钟，也认为他终有一日可以成就名相的功业。所谓片言品藻，当指向王铎索诗集序言。一六三八年重阳，王铎在京为文震亨诗集作序，[21]序文不仅回忆了他在钟山下西亭与文震亨初次相见的情景，也指出文震孟、文震亨兄弟的不同遭遇，震孟『鸿蓄天下望，雷雨甲坼，而为嫉贤者齮龁山林以死』，而文震亨『浮沉金马，游心于金题玉，亦幸而浮沉下僚』，可谓人亦行其志耳。

王铎与文震亨再次相见，在其避难吴门期间。一六四二年十二月，王铎南行至于扬州，有诗寄问文震亨。[23]次年三月， 王铎至吴门，访李模、文震亨等人，《投灌溪、启媺》云：『故人坎壈缘何事，今又相逢茂苑边。遂使南山歌石烂，自应合浦得珠还。风波转眼红云里，事业惊心白虎前。我亦露苗筱簜客，时时□日太湖颠。』[24]旧友相见，各有坎坷，而王铎此时已无意于功业，希望隐居于太湖之滨。此际王铎还一度寓居文氏玉兰斋、停云馆，或即文震亨为之提供。

一六四四年五月，王铎结束了数年流离的生活，接受弘光小朝廷大学士的任命，本年秋日，文震亨亦应召至金陵。其时马士英、阮大铖与王铎矛盾日深，但他们又都是文氏的故友，深知事不可为，文震亨辞官而去。在本年冬日所作《谢孟津相公》一诗中，文震亨写道：『自为青山乞此身，非关莽莽畏风尘。朝贤未必求三折，执政皆能念一盆。许我成家诗律细，如公忧国论思真。不知臣朔言何事，恐有侏儒饱看人。』[26]国家危难之际，文震亨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介文人，而王铎则是以国是为忧的重臣。不过颇为讽刺的是，仅仅数月之后，清军兵临城下，王铎作为南京城中最高级别的官员，与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等人一道献城投降，成为仕清贰臣。

《拟山园选集》文震孟序言的真相

除了政治上的互相支持之外，文震孟等人所展现的苏州文风为王铎所歆羡。在写给文震孟外甥姚希孟（一五七九—一六三六）的信中，王铎称：『得足下近诗，不作近时一派尖弱无气。……仆虽二十余年黾勉于此道，嗒然自丧，瞠乎居后，安敢望足下肩臂耶？东吴四龙，文起、孟嘗、明卿、灌溪，执弭周旋。』[27]他将文震孟、姚希孟、陈仁锡与李模（约一五八六—一六六八）称为东吴四龙。在另一封写给文震孟与陈仁锡的信中，王铎也强调了与吴门友人的深厚友情：『二三兄弟一闲坐，一谭笑，亦是长安中一天台，一桃源。』

在京同官期间，文震孟与王铎常为友人的作品作序，或作评语，如倪元璐《代言选》，为文震孟、王铎评；姚希孟《薇天集》有王铎、文震孟、倪元璐序；郭之奇《宛在堂文集》，有文震孟、董其昌、王铎、蒋德璟、黄景昉等序。书画以外，王铎素有诗文的抱负，他刻意为文，不奇不休，在给钱谦益的信中曾说：『仆尝与文湛持、倪鸿宝、黄石斋数君子言之，读书作人一事，譬诸倚云之水之峰之茶，其趣味大异寻常，较之不倚云者，情性味香皆疑尘腻。』[29]自一六二七年开始，王铎即着手个人诗集的出版，一六三一年曾问序于大学士孙承宗。[30]不过他也希望得到吴门诸友的肯定，故『东吴四龙』也是他邀序的对象，同时诸人也是其诗集选、阅的责任人。在当年冬日写给文震孟的信中，他曾委婉求序，《答湛持》云：『向在瀛洲亭交足下，如夏云层松，能俾人瞻就。及大疏上，狒狒与貘被焰吐舕……近年章奏，天之赖足下实巨……江渚严程，不及过从，南朝四百八十寺，不能同游二三，惆望君子之林。嗟乎，此在未识交者，尚欲越境历畛，为宗社黎民先快臆目，况仆十年居足下汪顷中……仆猥性如昨，髭须日以长，劳劳长安，腹上之毳，跋疐于应给，随手鞶言，蔑有益于国家利病，既非?緎，又非?纤，自题为「天地间一纰物」而已。年将四十，奚措衡缩，衡缩之未理也，又奚鼓气厉步，以仿足下后尘耶？仆应世拙，诗文仍粝，不鼓不成列，倘徼惠，昼昼烜?之，《咸池》《大夏》，虽有他乐，罔敢以请。』[31]信中他一方面对文震孟上疏一节表达敬意，对自己前往福建主考经过苏州却未能于苏州勾留过从感到遗憾，另一方面表示自己于政事一无作为，但诗文一道却孜孜以求，希望得到文震孟的支持。

今所见清顺治十年刊《拟山园选集》卷首有文震孟一序，不过令人疑惑的是，此序竟然与同在卷首的何吾驺（一五八一—一六五一）序完全一致，何吾驺也曾任大学士，同样因为得罪温体仁而被罢官。序称：『觉斯于书无不窥，于作者之源流、宗派无不晰，而为文有韵无韵，于诸家之体靡不备，一往孤诣，直追《诗》《书》浑噩之遗，而置位于先秦、两汉之上。即其遐览乎后世者，间有推许，然诗惟少陵，文惟昌黎，兼之者明惟于鳞一人，即北地、弇州犹嗛嗛未满于怀，而世人一切软美卑靡、掇拾易构之语，又曷足邀其一盼。纵强以是进者，有掩耳而走耳。噫，其自立一何伟也！』序文赞扬王铎为文位置甚高，于人亦少所许可，明代以来所属意者仅李攀龙一人而已。也谈到王铎风格的宏阔与奇怪，并认为『世之为文，所谓当时不怪后世无传者也。若觉斯之立言逼古，斯诚弗朽也已。』

不过，无论是文还是何，都不是此序的真正作者。明崇祯刊本《拟山园初集》收张四知《初集叙》与文、何名下的序言也几乎相同，惟起首『觉斯覃精著作，意期千古，南掌翰篆，冰衙无事，益肆力于文辞』一句，『南掌翰篆』被改为『翱翔翰苑』，『兼之者明惟于鳞一人』被改为『兼之者明惟崆峒、于鳞』，『至德出俗』被改为『抗疏直谏』。按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张四知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与王铎同官南都，交往甚夥，次年又同擢詹事府詹事，『南掌翰篆，冰衙无事』一句正点明王铎在南都任职冷曹，故有暇读书撰著，而何、文名下之序刻意改为『翱翔翰苑』，从而给人以此序作于天启初年的错觉。

值得注意是，王铎去世之前亲自参与编辑了《拟山园选集》，除文震孟序言之外，其他序言作者张冠李戴者亦夥，比勘《拟山园初集》与《拟山园选集》，可知『东吴四龙』中姚希孟《王觉斯先生诗序》与马之骏《王觉斯先生诗叙》完全相同，实为薛冈《王觉斯先生诗序》；李模《觉斯先生集序》，实为刘鼎《觉斯先生集序》。通过刻意的篡改，王铎精心设计了何吾驺、文震孟、马之骏、姚希孟、吕维祺、李模、倪元璐、蒋德璟、黄道周这样的清流与忠荩之臣为他的个人声誉背书，从而消释降清所带来的种种负面评价。[32]挑选文震孟作为背书者之一，足见王铎对他的敬重与信赖。

文震孟兄弟的书学

王铎自少年时代发愤学书，一生以《兰亭》《圣教》及《淳化阁帖》为书学潭奥，寝食与之。在书法上，他声称学之四十年，必有深相爱吾书者[33]。在绘画上，王铎自诩能变化五代以来诸山水大家，既能使荆浩、关仝、董源、范宽精神不死，[34]又能将董源、关仝、黄公望、吴镇等人合为一腕。[35]在晚年写给三弟王鑨的家书中，王铎深知名臣功业无望，『忆吾家乌衣青毡，或以政事传，或以书法传。倘吾兄弟他日得以诗文书法传，是亦不愧前人，勉乎哉！勉乎哉！造化小儿，纵能妒人，其复能争吾兄弟千秋权耶？』对后世书史声名充满寄望。

而文震孟作为名臣、文震亨作为鉴赏家与园冶专家的声名远播，但书法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文震孟《跋先太史草稿》云：『余尝谓王右军人品志操是谢东山以上一流，而后世仅知其为字学之祖，始知人生作字不必太佳，先公亦然，其诗文缘此不尽传，又直小小一端耳。』[36]他认同文徵明像王羲之一样人品大节为书法所掩的说法，不过他并非忽略书学，只是认为人不能以笔墨显，《题吴中翰墨册》云：『惟不徒以笔墨显，故笔墨之外，奕奕灵妙，能令后之览者想见流风，神清意爽。』[37]在《药圃文集》收入的大量题跋中，文震孟一直将书法中可见的仪刑、风节等作为观看与想象的中心。如《跋匏翁咏物》云：『不惟见词章翰墨之美，亦徵前辈心境闲适，意味雅澹。无一毫尘土，亦无一毫纷扰。清风穆如，真使人挹之神远也。』[38]同样，他认为旧帖的价值高于青铜器，正因为其中有文人的精神在，《跋十七帖残本/又》云：『阅旧帖如阅彝鼎，能使人古色映带，然鼎彝是当时工人手，旧帖是当时文人手，其韵致轻重自别。』[39]

虽然出身于书画世家，有一种『影响力的焦虑』，但文震孟、文震亨兄弟的书法却不受文徵明的束缚，不惟如此，文震孟对于文徵明膜拜的赵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极其轻视，《跋赵文敏雪赋》云：『赵书为艺林所珍，然余每观其笔，征其人之无骨。滑如脂，□如油，宁不能作一字，不可似渠一笔。余每举以示人，人皆谓余腐且褊也。丁巳四月，雨夜漫题。』[40]此说似已开傅山批评赵孟頫的先河。文氏兄弟学书最重苏轼（一〇三七—一一〇一），笔墨之外，他们为苏轼的胸次深深吸引。据文震孟回忆，他少年时曾对帖『妄意十年摹仿，可希形似』，此后尽管很少临摹，但时一把玩，犹复心开。他生平极喜苏帖，少时裒集数十种，后俱散去，十多年后，他在文震亨斋头偶然再见其中一本，喜出望外。这本法帖作于苏轼贬谪期间，文震孟认为，『万里投荒，凄凉苦雨，?笔和墨，挥洒不休，岂非至人哉？至人胸次，随遇委顺，因病得闲，病亦一适，更有何物可以苦之？』在另一则题跋中，他又说：『余乙巳年（一六〇五）读书南园，因此帖留南园，今夏取归，展玩如见故人，辄复十二年。人间甲子，何容易也。丁巳（一六一七）夏题于药圃。』此时陈继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集苏轼书，刻成法帖二十八卷，文震孟得知这一消息后，『喜极欲狂，亟觅观之，忾然短气，因取笥中所藏，循览一过，始觉清风披拂几案间也。』文震孟心折于苏轼，也有一种个人遭遇的代入感，[41]他声称自己束发从事名场，至己未岁（一六一九）已经八上公车，因为首场小讹一字，遂隔闱外。此时翻阅坡公法书，皆贬谪黄州、流离儋耳时期所作，其平生遭遇难堪难忍，而啸歌不废，从中可见至人胸次。有趣的是，文震孟南归时，特地留置此帖于长安，与坡翁作三年别。而三年后再战场屋，终于状元及第。

文震孟与王铎书法交往的资料，仅见于文尝赠王铎诗箑一件，王铎展玩嘉丽，喜而有诗：『虎丘泼墨飞金电，凤阁题诗见玉芝。』[43]文震亨书法亦从苏轼入，较之长兄更为端整。王铎《文启美诗集序》云：『湛持公與余交有年，留心经世，而谈及诗文字画，东南名山水，意兴飞动，曰吾弟启美君未交耶？』在谈论诗文字画时，文震孟向王铎推荐了他的弟弟，很显然，他认为文震亨对此更为专注。一六三六年，文震亨与王铎南京相见，相与饮于苞蕉苑。王铎称文氏『醉墨淋漓，诗与字画隐见光烁，又何其淡涵也』。他认为兄弟二人境况大不相同，震孟为人所嫉，故忧谗畏讥，震亨则吟咏徜徉，『因无嫉者，故得诗之字之画之兰蕙之壮也。』[44]也就是说，文震孟一直处于政治的旋涡，文震亨反而可以优游于艺事。

值得一提的是，文震孟对于篆隶也颇有兴趣，苏州五人墓的碑额，同年冯可宾《画竹石图卷》的引首『清风介节』，[45]皆为其所作隶书。文震孟与赵宧光（一五五九—一六二五）为挚友，文震孟服膺于赵宧光的文字之学，曾在赵去世后为其《说文长笺》作序。《题两赵画篆册》亦云：『吾友赵凡夫又集钟鼎虫鱼、大小诸篆，篇为题咏。凡夫，隐君子也，其人当在紫芝、和靖间，而工于六书之学，识者许其追驱史李，自阳冰、伯琦以下，方之蔑如矣。』[46]由于文震孟的祖父文彭开文人印章之先河，赵宧光亦擅名于篆刻，故文震孟《题印绘》亦云：『自先国博亡而印谱遂绝，今之沾沾摹古自命为秦章汉篆者，其于秦汉之绪俱尚在梦想间。即之弥似，去之弥远矣。友人赵凡夫精于六书，为余言印有章法，不传已久，欲以其法悉授能手，而惜未遇其人。……即正嘉间吴中如王吏部、许太仆、王雅宜先生辈，犹能精心此道，奕奕风雅，映带一时，而今邈然不可复得矣。』[47]不仅书画，文震孟对正德、嘉靖年间吴门的小学与篆刻成就也相当自豪。不过这些成就都只是过往的荣光。

文、王对董其昌的不同态度

晚明时期，盛极一时的吴门书画开始走向衰落，董其昌崛起之后，沈周（一四二七—一五〇九）、祝允明（一四六一—一五二七）、文徵明等人的地位遭到严峻的挑战。虽说文氏『世有笔砚缘，至今群从中能吮毫和墨者尚不下十余人』[48]，但已经难以与云间派匹敌。对此，文震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一则题跋中，他说：『明兴，翰墨一派海内独以吴门冠，当时若启南、伯虎诸老先生，暨先太史、两博士，艺既入神，而品复卓尔，相辅而传，乃其所以传耳。至董内翰嗣起，而有云间派。赵文度以布衣狎主，解衣盘礴，遂有目空一时之想。』[49]这里提到董其昌、赵左（一五七三—一六四四），当指绘画的云间派而言，然董其昌书法此时也风靡天下，同样动摇了吴门书家的统治地位。虽然文震孟自谦材质最钝，百无所解，但是山栖既久，烟云丘壑之态稍能领略，[50]他将吴门书画的衰落归结为赝品盛行，并认为他的曾祖难辞其咎，《跋董太史卷》云：『往时先待诏与唐伯虎先生有论画一书，古法具备，怪怪奇奇，穷幽极秘，晚年应酬日烦，大半出门下人手，遂开救济法门，赝品盛行而画品轻，吴门派乃出云间下。云间派盖自董太史重也，顾今赝者亦大不少，将来尚复成蹊径。如此卷则非赝笔所能效仿，秀色扑人，那能不令人珍爱耶？今天下无人不赝，无事不赝，字画真小小者耳。』[51]对于董其昌的『秀色』，文震孟持赞赏的态度，尽管董氏是一个挑战其家族权威的角色；他同时也抱憾于文徵明等人赝品流传，《题先太史慧山诗》云：『法书赝本之盛，未有如先太史者。至今尚有十余辈穷日夜为之，故流传人间，十不一真。』[52]他甚至还总结了辨别文徵明书法真伪的依据，《题石湖花游曲》云：『先待诏书翰满海内外，然真者往往不能当赝者什一。……或谓余真赝安辨，余指示之，神彩焕发者真，色泽浮游者赝；意态舒徐者真，结构忙迫者赝；钩折劲直者真，波撇绵软者赝。』[53]

文震亨是当时的书画赏鉴名手，在谈到本朝书法名家时，他提到文氏一门的文徵明、文彭与文嘉（一五〇一—一五八三），董其昌亦赫然在目；本朝画家，文氏一门有文徵明、文嘉、文伯仁（一五〇二—一五七五） 诸人， 但吴门派钱榖（ 一五〇九—一五八四）、陆治（一四九六—一五七六）之后，文震亨并未提及任何其他名家，董氏自然亦不在其列。[54]文震亨认为宋代以来画家，下至嘉隆名笔，皆有奇观。文徵明、文嘉不藉师资，而穷工极致。但近时点染诸公，则未敢轻议。[55]对于董其昌等人的画作均为作评价，其态度似与其长兄有所不同。

在青年时代，王铎同样服膺于董其昌，在一件董氏山水的题跋中，王铎说：『余尝甚癖于此，恨不能如玄宰匝天無缝，象冥周神。此自钝器，絙系呶呶诸尘，与虚冲静远者不共一器也。』[56]其题董氏《草书册》亦云：『笔势矫矫不群，似钜鹿之战，诸侯观之气慑，□敢轻眡。』[57]不过在董其昌去世之后，王铎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董氏书画的轻视，如一六四九年十月七日夜，王铎在赵左《富春大岭图卷》上写道：『过三弟斋，然烛观僧珂雪山水卷及玄宰前辈一卷，俱不逮文度。闻文度为玄宰幕中客，床头捉刀，强半赵氏手也。赵厚董薄，赵大董隘，求其自辟局势，鸿蒙肇胎，落地结为五岳，自成生面，佗细碎平峦浅陀皆儿孙辈，不堪雁行比肩，譬之此，小大晰然，岂争一树一壑之琐琐乎？玄宰小楷有晋遗意，草行大书，予不敢议矣。文度大幅未见，惟此图，非华亭所能髣髴，岂但王与羊之谓乎？』[58]他不仅认为董氏画作气象不及为他代笔的赵左，董氏行草大书亦不在其眼角，而行草大书恰恰是晚明最具标志性的书法样式。不仅董其昌本人，王铎对于追随董氏的『时流』『近派』『松江派』也予以强烈的批评，《琼蕊庐帖》『临古法帖』跋云：『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稚，易学故也。』[59]一语道破古今的难易之别。与作画以『无近画习气』为高明一样，[60]王铎在书法上崇古也是与时流保持距离的一种姿态。王铎将松江派的书画与宋元文章、公安竟陵的诗歌视为同样卑下的格调，单薄嫩弱、酸薄浅隘。[61]

与董其昌欲树新帜而贬抑沈周、文徵明不同，[62]王铎对于吴门书画多所推重，如跋文徵明《小楷岳阳楼记》云：『衡山先生正书严密，垂绅搢笏立于廊庙，有不可犯之色。《岳阳楼记》晚年所书，法度罔忒，归然灵光，对之起敬，兵燹崩訇之后，犹鬼物呵护存此耶。』[63]在评论沈周时，也推其为明朝『奇幻第一腕』，其画如同明堂大乐，一奏而众音皆废。[64]在歌咏三弟所藏古画的诗作中，王铎再一次写道：『石田后起哜其胾，人中之仙画中虎。松江余派乃琐小，开辟大家瞠步武。』[65]沈周的宏大气象与松江派的薄浅琐小形成鲜明的对比。王铎一边推崇吴门画家的大家体度，一边将松江派作为反面典型加以鞭挞，与董其昌大唱反调。

结论

本文首先考察王铎与同年进士文震孟的交往活动，由于文震孟当年即被斥回乡，王铎和他的交往主要集中于崇祯年间。一六三五年冬，王铎前往南翰林院任职，曾寄望于文震孟帮助他未来升迁。在南都，王铎与其弟文震亨也有所互动。在文震孟去世之后，王铎与文震亨、文秉保持了长久的友谊，国变前后他流寓苏州时，还曾暂居文氏故宅。在王铎担任次辅的弘光小朝廷，文震亨与之仍有交集。

王铎歆羡于吴门的文化，在诗文方面，他和苏州友人文震孟、姚希孟、陈仁锡、李模等都相互欣赏。他曾为姚希孟、文震亨的诗集作序，并请陈仁锡、文震孟、姚希孟、李模等为他的诗集作序，不过《拟山园选集》卷首所收文、姚、李三序，皆张冠李戴。

在书法方面，文震孟作为衡山文氏的后人，并未受到家族与地方风气的束缚，他和文震亨都学习苏轼法帖并取得较高成就。虽然文震孟不像王铎那样，将书画的后世声名作为追求，但观摩鉴赏法帖仍是其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赏鉴前人法书时，文震亨重视用笔结构，而文震孟更为重视笔墨之外书法主体的胸次与仪刑，二人不同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观看趣味。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时期董其昌与松江派的崛起对于吴门派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文震孟一方面欣赏董其昌的『秀色』，另一方面在应对这种挑战时显现出一种无力感，他将吴门派的失势归因于人们对文徵明的无厌模仿，而赝品的大面积流行影响到外界对于吴门书画的判断。而王铎虽然曾经推崇董其昌，但明清鼎革前后，他却猛烈批评董其昌与松江派，在他看来，文运与世运同升降，明代的积弱与亡国，诗文书画元气破碎、单薄嫩弱难辞其咎。在明末清初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王铎评论书画有着强烈的反思性。如果说文震孟代表了吴门派风尚的延续，董其昌代表了晚明全新的时尚，王铎则借助对吴门派的鼓吹，试图颠覆松江派在书画领域一统天下的地位。在此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艺术史复杂的运动以及晚明文化多元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