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纪

一九一七年，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在他看来，『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2]。王国维在此提出了殷周变革的『表』与『里』问题。一般而言，历史的表象总是可见可感的，而其本质则因潜存于事物内部而难以把握。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历史的本质性内容从来不会与其表象分离，相反，任何抽象的内容均会被重新诉诸感性表达。如班固讲：『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降、跪拜；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管弦。』（《汉书·礼乐志》）在此，敬畏、和亲这类抽象的情感，均可以通过享献等活动得到直观表现。《周易》所谓的『立象尽意』，《左传》的『器以藏礼』，也是在强调这种化里为表、变抽象为具象的反向能力。

那么，对于殷周时代，今人仍可见可感的东西是什么？显然是这一时代留下的历史遗物，如甲骨文、青铜器等。按照古人习惯于将一切抽象意义诉诸感性直观的取向，这些遗物的价值显然并不仅仅在于遗物本身，而在于它充当了时代精神的映像形式。比如甲骨文，表面看是文字，但它在根本上却映显了殷商时期巫风盛行的历史事实。与此一致，当时青铜器造型的多元歧出以及纹饰的繁丰和狞厉，也不能仅给予审美或艺术上的评价，而是可以借此了解当时人精神信仰的盲目性以及怪力乱神的泛滥。以此为背景，殷周之间器物之变的精神意义也就凸显出来了。简述如下：

首先，关于青铜器的制作与功能。今人一般认为，位于我国西部的周部族并没有自己独立的青铜制器历史，它在西周的制作是对殷商的继承。但是，它在继承过程中却对这类器物的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比如，殷商青铜器以酒器为多，但到西周则演变为以食器为主。这种变化大致和周人对殷商灭亡教训的总结有关，也证明西周早期的禁酒令（《尚书·酒诰》）确实发生了效力。同时，就酒与食的性质看，前者往往更易将人引入非理性的迷狂状态，由此不难看出殷人生物性的狂喝滥饮与其非理性的鬼神信仰具有共生关系。相反，饮食过程则是宁静、温情甚至肃穆的，它诉诸味觉的特征不但引人趋于理性，而且更宜于体验一种细腻、温馨、绵长的情感，这与周人借『家族式的共餐礼仪』[3]追忆先祖、巩固宗族团结的需求相一致。也就是说，青铜器在殷周之间的功能变化，实是当时人的精神信仰从自然神向祖宗神、从神本向人本、从非理性向理性、从舍身事神向追求人间秩序递变的物化表征形式。

其次，关于青铜器的器型与纹饰。比较而言，殷商青铜器造型多元，纹饰繁丰而风格狞厉，到西周则器型变得规范，纹饰化繁为简，流畅的几何线将饕餮类的怪力乱神挤到了器物边缘（如见七十四页后所用西周青铜器图）。就青铜器造型和纹饰的变化看，器型在西周的规范化预示着这一时代理性精神的上升，器物造型从杂乱无章到清新有序，本身就预示着一种形式理性，这与当时社会礼乐秩序的建立具有同构关系。同时，殷商时期各种怪力乱神纹饰的隐没，不但不意味着西周青铜器艺术性的削弱，相反，却昭示着艺术理智清明时代的到来。也就是说，西周青铜纹饰的简易化、图案化和定型化，意味着人以理性遏制了神性力量的无限漫溢，使器物更倾向于按照礼乐的规律造型，而非一任自然的蛮力或人的想象力在器物上驰骋。

第三是文字与器物的合体问题。如上文所言，殷商时期文字最重要的载体是龟甲和兽骨，它是对当时商王进行鬼神占卜活动的记录。到西周时期，虽然今天的周原考古仍然发现了一些龟甲占卜文字，但它的数量已明显减少。这与殷商部族『率民以事神』向西周『事鬼敬神而远之』的变化是一致的。与此相应，殷商时期，作为文字载体的甲骨与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在功能上处于两相分离状态：前者的价值是阅读，重点在辨识神意；后者的价值在观看，重点在通过器物秩序表征人伦秩序。但到西周时期，大量青铜铭文的出现表明，青铜器不仅是供人观看的對象，同时也是供人阅读的对象。这是青铜器功能的一次重要拓展，其意义大致可归纳为三点：一是青铜器通过对甲骨文阅读功能的吸纳、集约或囊括，解决了殷商时期的看、识分离问题；二是青铜器以其可看性兼容甲骨卜辞的可读性，使我国的文字书写找到了青铜这种更具审美表现力的载体；三是青铜礼器重在彰显人间伦理秩序，甲骨卜辞重在传递神意，前者对后者的取代是殷商神灵中心向西周人本中心递变的重要标志。

第四，虽甲骨文和金文具有艺术连续性，但两者的差异仍不可不察。其中，甲骨文作为商王或殷商贵族的问卜记录，涉及祭祀、求雨、王命、征伐、狩猎、迁徙、生育、灾害、死亡等种种自然和社会现象，其精神指向在神界；青铜铭文的内容则集中于对制器者受天子册命、贽见等活动的记载，具有更强的人间性。可以认为，神性和人间性构成了这两种文字的根本价值差异。而这种神、人之变，则是我国文字在其早期递变中能够朝着迎合人的审美需要发展的根本动因。此后我国汉字书写日益审美化，离不开这种人间化转向的早期背景。

最后，从文字与其载体的关系看，甲骨文之所以以龟甲兽骨作为书写材料，是因为这些材料经炙烤后会出现裂纹，裂纹代表神意，需要用文字予以解释并记录。这样，从龟甲兽骨到甲骨裂纹再到甲骨文，就形成了一个顺向的意义浮现过程，文字在此是次生性的。与此比较，青铜铭文之所以被铸造或书写于青铜器，并不是因为青铜器具有向文字生成的内在潜能，而是文字可以反向形成对青铜器性质和功能的先在界定。也就是说，正是有了铭文的存在，人才能为器物定性，才能明确知道制作某件青铜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意味着，金文虽然以青铜器为呈现材料，但它事实上外在于这种材料；它是以文字这种纯然精神性的命名方式，形成对器物属性和价值的先发性指认和规定。于此，甲骨文『由器生名』的顺向意义生成也就转换为青铜器『由名生器』的逆向意义建构。在这一过程中，金文作为对制器者铸器意图和观念的表达，它不仅先行于器物，而且也主导并形塑了器物。

据此可以认为，在文字与其书写材料之间，依附性和独立性、次生性和主导性，构成了甲骨文与青铜铭文的重大差异。由此反观中国书法史，今人习惯于通过对文字和书法的区分来确立书法作为艺术的独立价值，但是，如果更深邃地追溯这一『独立』的源头，它显然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也就是说，首先有文字从其书写材料中独立，然后才有书法从文字中的独立。在这一过程中，金文显然迈出了我国汉字文明和书法史的初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