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焜

从文字发展看金文墨团

汉字的形体发展，离不开图画，有人说汉字起源于图画，不是没有道理的。越原始的文字，象形的意味越浓厚，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很多象形的部分被简单的线条代替，线条化与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旋律，汉字离象形越来越远是必然的。

在可见的汉字中，商代文字是时代最早的，其中以金文和甲骨文最为重要。商代的金文，有很多『墨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这些墨团不是虚构的，它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比较象形的样貌，虽然比起最原始的形体，可能已经不是那么象形，但跟后面的文字比起来，它显然还是比较象形的。

这种墨团后来被线条取代，到西周中期已经不明显，到西周晚期笔道已大部分表现为『细劲均匀』的线条，一般称为『玉箸体』。墨团已基本消失了，这当然也意味着象形程度的进一步降低。

从正体和俗体看金文墨团

汉字的发展过程，现在可追溯的最早文字，一般认为是商代的甲骨文，但与甲骨文的时代约略相当的，还有金文。虽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商代文字主要是甲骨文，但那绝不是商代文字的全部，金文仍是不可忽视的。因此，说商代的文字是甲骨文，并不科学。因为它还有金文，甚至还有简牍。《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也有『册』字作『』，即是简册的象形，这都足以说明商代有甲骨文、金文，还有简牍文字。

当然这并不是说商代有几种形体不同的文字，它们只是用途的不同而已，难免有些形态上的差异，用的基本仍是同一套文字体系。一般用『正体』和『俗体』来说明这种差别。正体是正规场合使用的，而俗体则是一般日常的应用。

金文是铸之鼎彝的正规文字，是慎重且隆重的，很多是宗庙中的祭器，往往跟记录功勋或祭祀先祖有关。其制作背景是很隆重的，因而其书写的文字也比较慎重和规矩。

甲骨文是跟占卜有关的记录，占卜不能说不隆重，但毕竟它是随时在进行，基本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事。这属于日常行为，当时贞人把占卜的内容记录下来，写刻在甲骨上，这种日常应用的文字，自然不能像金文那样隆重地书写。

另一方面，材质的不同，也自然影响字形的写法。战国以前，金文一般是铸的，字形基本是筆写的样子，而商代甲骨文主要是刻的（有极少数是笔写的），笔写和刀刻自然有很大的不同。反映在字形上最大的差别就是圆笔和方笔的不同，以及实心和空心的差异。刀刻直线条当然比圆形容易，空心也比实心省事。以商代晚期的戈父丁簋为例，其铭文『父丁』作，在甲骨文作，同时表现了方圆、虚实的不同。这种实心的墨团，到西周早期还非常普遍。

这些西周早期的文字，墨团还很明显，对照于商晚期的甲骨文作（王）、（在）、（天）、（正）、（有），都可以看出方圆、虚实的不同。而且西周时代是实心的墨团，商代却是空心的，这说明了正体和俗体差别的意义，更大于字形的时代变化。墨团到西周晚期变成细劲均匀的线条，形成了所谓的『玉箸体』，确实是字形风格演变的自然结果。但西周早期金文跟商代甲骨文的风格差异，甚至西周金文比商代甲骨文更『近古』，这只能用正体和俗体去解释。

我们没有发现商代的简牍典册，但它们应该也是接近甲骨文的『俗体』，而与正规的金文正体差距较大。这点从汉代石刻和汉简的差别可以理解。

虽然在时代较早的甲骨文里，有时可以看到少数墨团（如较早的甲骨文『王』有写作），但那毕竟是极少数。

墨团在书法上的意义

这些墨团，从文字发展的角度看，是象形的程度较大，字形比较原始，更接近于造字的本形，如『天』的头顶是实心圆形，『有』是以手持肉，『又』的手臂象形，都更符合字形原来的样子。

从书法的角度看，这些墨团有美学上的实质意义。金文发展至西周晚期，形成了线条匀称的玉箸体。小篆之后，甚至还有铁线篆，那是书法艺术的刻意营造，或者是书法执笔稳妥的一种训练，但商周时期基本没有这一套。有人把铁线篆这类刻意规整的字，形容如『排算子』，视为一种缺点；其他书体也不讲究线条的平匀。

在书法艺术上，更强调所谓的提按功夫。如刘熙载所说：『凡书要笔笔按，笔笔提。』从商周金文看，早期的墨团，明显就是『按』的效果，这样的效果，用刀很难刻出来，即使用现在的硬笔也很难处理，但毛笔却很容易写出来。这种墨团形成了商周金文的特色，同时也是按提笔法表现的最早实践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台大选修孔德成先生的课，孔先生金文的功底很深。课间我向他请教写金文的事，他说『写《大盂鼎》，不要跟大家写《毛公鼎》《散氏盘》』。我当时没太明白这句话。经过多年的体验下来，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有了《大盂鼎》按提厚重的功夫，再写《毛公鼎》《散氏盘》，可说是手到擒来，反之则未必。这个道理跟写大楷之后，小楷容易上手；但若练小楷，却未必写得了大字，道理颇为相通。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墨团，不只是早期金文的表征，同时也是书法艺术的特殊审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