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连才，张 爽

（1.玉溪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云南 玉溪 653100；2.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2023 年是方国瑜先生诞辰120 周年暨逝世40 周年纪念．方国瑜先生是一代国学大师，他为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史地、中国历史文献学、云南地方史、民族学的创建做出了卓越贡献[1]，是现当代为云南历史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近年来，随着云南本土学术研究的持续繁荣和发展，方国瑜先生为云南学术研究所做出的开拓性、奠基性贡献持续被发掘、重释．方先生的学术研究贡献既有奠基性成果，也有开拓性成就，还有示范性尝试；其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和理论惠及同代、泽被后世，持续散发着学术理性的璀璨光芒．许多学者在探寻方国瑜先生文化遗产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对其贡献进行深入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林超民、潘先林等学者对方国瑜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与时俱进地发掘方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论内涵[2]．潘先林、丁存金等学者探讨方国瑜先生民族史研究成果[3]．方龄贵、林超民等学者则就方国瑜先生在西南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成就进行阐释[4]．此外，方国瑜先生在方志学、目录学、民族语言等方面的成就亦有部分学者做过零星研究．但迄今为止，鲜有人对方国瑜先生在云南水利史研究领域的贡献进行梳理分析，笔者不揣浅陋，力图对此进行爬梳，进而总结方国瑜先生在云南水利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以便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1 整理云南水利史料为后学奠定研究基础

方国瑜先生的史料整理成就，代表性成果当属《云南史料丛刊》，这是一部荟萃云南史料编纂而成的恢弘巨著，其对云南史料收集整理的完备性、学术性至今无出其右者，一经出版便惠泽学林，持续滋养一代代后学．书中对云南水利史料的收集整理也内容丰富，对启迪后世学人的水利史研究起到指引和奠基作用．

首先，《云南史料丛刊》对正史中有关云南水利的史料进行了搜罗和整理．如方国瑜先生在摘录《史记·西南夷列传》进入《云南史料丛刊》时，除了对西南民族问题的传纪进行研究外，还对“庄蹻入滇”时的云南社会经济进行分析，认为在战国晚年（当公元前三世纪初期）楚国遣将军庄蹻率兵至滇池地区，滇池地区“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十里”，属于“耕田有邑聚”的社会，并且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新石器遗址，应在庄蹻至滇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居民以滇池水产供食，后在池旁开辟农田，形成“耕田有邑聚”“肥饶数十里”的农耕社会格局，至此将云南农业社会的历史推到战国晚年（3BC）的同时，也将云南农田水利发展的历史推到了同一时期．

在摘录《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王莽时，以广汉文齐为益州太守，造起破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又延引《华阳国志》卷十《文齐传》中：“迁益州太守，造开稻田，民咸赖之．”益州郡城在滇池县，彼时引水开田，只能在滇池旁改进农业生产条件[5]的记录．这些有关云南地区进行水利活动的记载，是云南历史上有文字记载水利活动的较早史料，可视为汉代云南水利史的肇始记录．

之后各朝正史中也零星记载有关云南水利的史料，相关内容也被收录于《云南史料丛刊》中．当然，该书所搜集正史中的云南水利史料主要散存于“列传”“地理志·水利”“食货志”“屯田”“赋役”等部分，是在介绍人物、地理环境、田租、税收等内容时顺带介绍云南水利的情况，大部分并非专为水利而作．从内容和数量上看，元代是一个分界线，元代以前由于中原与云南的关系时近时远，中原地区对云南的了解程度较浅，正史中关于云南水利的史料较少，故《云南史料丛刊》中关于水利部分的记录在元代后才逐渐增多．元代以后，云南被完全纳入统一国家的行政体制之内，内地对云南的认识也越发深入，记载云南水利的正史资料不断丰富，《云南史料丛刊》收的云南水利方面的史料数量自然也显著增加．代表性资料如《元史·赛典赤传》《明史·沐英传》《清史稿·鄂尔泰传》《清史稿·张允随传》等，都是广为人知的抚滇名臣传记，他们任职云南期间的水利史料也被广泛摘抄出来，收录入《云南史料丛刊》供后人学习借鉴，成为研究云南水利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官方的类书如《明实录》《清实录》中涉及云南水利问题的史料，也有部分被收入《云南史料丛刊》．

其次，《云南史料丛刊》保存了规模宏富的云南地方水利文献资料．方志是记录地方史事的专门性重要文献，也是研究地方历史问题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方国瑜先生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搜罗了大量云南地方志资料，当然也包括数量众多的云南水利史资料．代表性成果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李京《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景泰《云南通志》、康熙《云南通志》、道光《云南通志稿》《滇海虞横志》等省级志书中的水利史料在《云南史料丛刊》中也多有收录，为后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方便．

再次，《云南史料丛刊》还收录了其他类型文献中有关云南水利的史料．在《云南史料丛刊》编纂过程中，方国瑜先生秉持力求完备的宗旨，努力网罗各种文献中记载云南的史料，其中有关云南水利的史料也得到整理和保存．集部书中如《徐霞客游记》《滇南山水纲目》等书中都有云南水利的记载，类书中如《大清会典则例》《十通》《明实录》《清实录》等也有部分云南水利史的资料被收录进《云南史料丛刊》．此外，一部分奏疏如蔡毓荣《筹滇十疏·实政》《张允随奏稿》《鄂尔泰奏折》等，碑记如《汤池渠记》《修海口河碑记》《浚治永昌水利记碑》等，专论如《开金沙江议》《疏通边方河道议》《云南水道纪略》等，都被收录进《云南史料丛刊》，对研究云南水利史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此外，方国瑜先生编著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对查阅云南水利史研究的有关文献起到提纲挈领、目录索引作用．方国瑜先生是云南地方志研究与整理的一代宗师，他对云南方志目录的研究建立在一个广博与坚实的基础之上，并为后人的地方志研究提供了门径和方法[6]．《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是方国瑜先生云南史料学、目录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系统、全面地搜集、整理、评价了自西汉以来记录云南历史和文化的所有重要文献典籍，以及近几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云南历史和文化的所有重要考古学材料和成就，从而在云南学术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展示了迄今为止云南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所有重要文献、文物及各种观点、学说和成就[7]．书中对云南水利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进行了精当简扼地介绍，为治水利史者提供了快速高效地查阅史料的便利．书中除对正史、类书等资料中云南史料的来源、流变进行深度梳理和考释外，对云南方志等地方史料也进行了详实考证，在云南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辅助作用．

就云南水利史料而言，方国瑜先生在书中专门对部分资料进行了介绍，如《鄂尔泰奏议》《张允随奏稿》、赵元祚《滇南山水纲目》、张景蕴《云南山水考》、檀萃《滇南山水纲目考》、何其偀《迆江图说》、黄士傑《六河总分图说》、张凤孙《金沙江志》、孙髯翁《盘龙江水利图说》、李诚《云南水道考》等．此外，还有《修浚海口河碑记》、“昆明水利诸碑”、《石屏宝秀新河碑记》、“滇东水利工程”、《修瀰苴河堤碑记》《抚仙湖口堤坝工程记碑》等水利文物．这些资料对研究云南水利史是一手资料，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都有精审地研究和介绍，为后学开展云南水利史研究提供了指引和参考．

2 率先垂范开启云南水利史研究新篇章

方国瑜先生广泛收集整理云南史料，为云南水利史研究保留大量珍贵史料，在此基础之上又亲身示范撰写云南水利史研究的论著，为后人学习和研究云南水利史做出表率，既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具体来说，方国瑜先生有关云南水利史的专门性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撰写云南水利史研究经典文章《滇池水域的变迁》[8]，为后世研究云南水利史的学人提供研究范式和思维启迪．《滇池水域的变迁》从历史纵向角度对云南省最大高原湖泊——滇池的水位变迁进行了长时段的比较和考察，文章认为滇池的水位及容积不断变化，水位由高而低、容积由大而小，是由于自然和人工两方面原因所造成：自然方面，滇池每年获水约九亿方，来水一为接受降雨量，一为河水流入；去水则一为蒸发，一为流出，其中每年水面蒸发约三亿方，相当于湖面所受雨水被蒸发损失．人工方面，滇池水资源丰富，周边百姓引滇池水用于农业灌溉、城市用水，尤其是为防洪捞、扩大耕地而深挖海口大河，对滇池水域变化产生巨大影响．从元初直到民国时期600 多年中，沿岸民众经过多次疏通滇池海口大河，逐渐降低滇池水位，改变滇池水域面貌，露出大片耕地，彻底改变了滇池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格局．

该文在研究方法、视角和内容上都独树一帜，为后世云南水利史研究起到重要示范作用．从研究方法来看，方国瑜先生在文中综合利用历史学、统计学、考古学、田野调查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以详实的史料、清晰的论证逻辑阐明2 000 余年间滇池水位逐渐下降、水域不断缩减的过程．这种多学科综合利用的研究方法在当时颇为先进，到今天同样为学术界所倡导和推崇．从研究视角来看，文章选取滇池为研究对象，以跨越2 000 余年的长时段视野，考察滇池水域变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无愧为云南区域史、水利史、水利社会史、环境史、湖泊史研究的先驱之作，值得后辈学者学习借鉴．从研究内容来看，该文主要研究滇池水域变迁问题，对云南这样一个高原湖泊众多的地区来说，还有很多湖泊值得以类似的方法、视角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像抚仙湖、星云湖、阳宗海等湖泊，和滇池一样具有相似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历史环境，具有进行类型化研究的价值，而方国瑜先生所做的滇池史研究，必将激励一代代后学之士接续奋斗、赓续学脉传承．

二是方国瑜先生较早关注云南山区少数民族水利建设问题．方国瑜先生和缪鸾和先生一起撰写《清代云南各族劳动人民对山区的开发》一文，文章虽然主要探讨山地开发问题，但其中对山区人民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可视为首开云南山地水利研究的先河．文中指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造就了云南特殊的水资源存在形式，各族人民世代居住的山区，水资源充沛，正所谓“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这为山区农业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唐朝时期樊绰在其著作《云南志》中就有记录今云南山区农业发展的记录，说云南“蛮治山田，殊为精好”，而且“浇田皆用源泉”．这说明在水利条件较好的低山河谷地区已经开始耕种山田．临安知府江濬源在嘉庆《临安府志》中说当地百姓依山麓平旷处开凿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磴，名曰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彴（枧槽），数里不绝．今红河两岸的梯田依山势重叠而上，有的高达数百层，蔚为壮观．这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多年辛勤劳动，改造山区，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丰硕成果[9]．

元初云南设行省，地方官吏大都由土官统治自己所属辖地．元朝统治者掌握屯田经济，并将屯田与军事合为一体．建立屯田的各地，有组织的发展农业生产，对社会经济起到进步作用．统治者为增加田赋和屯田收入，采取一些措施，对农业生产也起了推动作用，如兴办水利、改进农业技术、推广优良籽种等．《元史·赛典赤传》记载赛典赤“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早”，倡导农业生产．《赛平章德政碑》中说：“初，昆明池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废弃， 正途壅底，公命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付二千役而决之．”《元史·张立道传》称滇池“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泄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李源道撰《王惠基志铭》说其“大德四年为昆明县尹，大兴水利”，这是继张立道所办的工程疏浚滇池出水的海口河外，元代又一次疏浚海口．其他如松华坝之修建，金汁、银汁河堤之增修，兴办水利工程以及所有措施，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10]．而这些水利活动所解决的同样是坡地或山地的灌溉问题，方国瑜先生也在该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

到了明代，军屯与民户参错而居，不论安置村落，开辟田亩，兴修水利，发展交通诸端，军民之间都是休戚相关，军屯的所有措施，对整个社会经济起着领导作用．从见于记录的资料来看，军屯兴办水利，民田也受到益处，军民共同劳动来筑坝开渠．军屯使用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带动了民户改变落后守旧的生产技术和粗糙的生产工具，从而使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得到普遍提高[11]．不论在原野和山区，军民共同开发生产，广开田亩，兴修水利，军民协作举办，农作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互相影响，所以生产力提高是普遍的．并且军屯设在彝族地区，军屯经济与彝族社会联系密切，因为军屯经济在彝族社会之中，不能把军屯经济与彝族社会经济分割幵[12]．

屯军开渠引水，灌溉田亩，在每一处屯田兴办水利，其中较大的工程不仅有利于军田，同时有利于民田，军民共同兴修．军田与民田错布于原野，贯通水利，军民咸赖，见于纪录者甚伙[13]．与此同时，明代云南社会经济生产在不断发展．以卫军屯言之，洪武年开申输谷，大兴农田水利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至成化、弘治间，仓廪足食，至正德年，供应有余，而所布置军屯与民田错杂，军民协力兴办水利，互助互利，故屯储与民食相低昂，旗伍与里甲关休戚．军民咸足，全面发展，形成共同经济，亦形成共同文化，社会基础，不断提高，政治面貌随之改变，逐渐摧毁土官政权，改设流官[14]．

清代初年，云南各族劳动人民大规模地开发山区，康熙朝平定吴三桂分裂割据势力，并消灭拥兵自雄的大土司武装后，进一步筹划在边远地区和险要山区广设军事据点，加强控制．清代实行募兵制，虽然废除了明代的屯垦制度，但所招士卒，多为内地汉族贫苦农民以及流落在云南的汉族贫民，他们有的携带家属长期戍守山区，有的退役后在山区安家落户，垦荒定居，成为村落．因此，这些深入山区的军事据点，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汉族劳动人民与当地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共同开发山区的积极作用[15]．

云南是多山地区，山区与半山区是少数民族主要的聚集区．山地开发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云南农业来说，山地农业也是一个重头戏．而服务于山地农业发展的山区水利，是云南山区开发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各民族积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用水习惯和文化，但由于缺少文字记载，很多水资源开发智慧“藏在山中无人知”，不为外人所识．方国瑜先生和缪鸾和先生通过有限的文字资料，结合田野经验，独辟蹊径地对云南少数民族山地水利活动进行初步探究，为我们了解云南各民族山区水利发展提供参考．

三是以札记、按语、概说等形式对云南水利史料的相关内容进行简明扼要、锦上添花的介绍，为后人开展云南水利史研究提供指引．解读史料是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方国瑜先生在收录重要的云南水利文献过程中，除了对水利史料进行征引、标点、考据等科学整理外，还对一些重要史料进行研究解读，为后人开展相关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方国瑜先生在介绍《六河总分图说》时，将该书的来源、记录的内容、河流的基本情况等一并进行研究，他认为《六河总分图说》为当时粮储道黄士杰撰写．倪蜕的《滇云历年傅》记载：“雍正八年，总督鄂尔泰奏请昆明海口六河水利……水利道黄士傑、昆阳州知州臧珊，皆有斡济名．”黄士傑因为参与此次大修工程而作《昆明六河圆说》，另外鄂尔泰在《修浚海口六河疏》中说：“四境之内，河道甚多，条分派别，各有源流，而其最大者莫如盘龙江，其次如金棱河，又次及银棱河，其次如宝象河，其次如海源河，其次如马料河，又次明通河，又马溺、白沙二河，令及时办料兴工．”黄士杰《图说》，即盘龙、金汁、银汁、宝象、马料、海源六河之源流支派、堤闸，沿河田亩、水排及修浚工程规划，凡五千余言，颇为翔实，为明确勘查之纪录．各河大修、岁修，为昆明坝子农田水利之大事也[16]．方国瑜先生以自己扎实的史学功底，对《六河总分图说》（即今人所称的《云南省城六河图说》）的来历、内容、作者等进行考释，为今人了解该书内容及研究昆明六河的治理历史提供了宝贵参考资料．

在谈到《金沙江志》时，方国瑜先生将清代至民国时期有关金沙江通航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介绍，对该书流传脉络加以梳理考订．并就各时期为使金沙江通航所做的努力情况进行爬梳．关于书的由来，方国瑜先生认为此书当为张凤孙所纂之本，方腊仙辑《历代诗钞》时有张凤孙作《编金沙江志毕恭纪诗》的记录．乾隆初年筹划开通金沙江航道，张允随一直参与该事，故有《金沙江志》之作，但最终也未能彻底通航．《东华录》载图尔炳阿奏所谓：“前代未能开通”者．明杨士云《弘山存稿》卷十一《议开金沙江书》（志书多载之）、章潢《图书编》、冯苏《滇考》都有开通金沙江专题议论．康熙《武定府志》卷十四载冯苏《开金沙江议》，先后议论者，大有人在，而未经调查研究，徒托空言．乾隆年间，张允随则有行动，已编《金沙江志》二十二卷，当有调查纪録，惟未见其书，亦未见施工之纪録，则议而不行也．所见清代记录，金沙江上航运，惟有从巧家起运解京铜往叙州府，而巧家经马湖至銮夷司（今雷波新市镇）之一段（约20 公里），滩险异常，触礁沉没，往往有之．故在云南境内金沙江航行，除有横渡口岸，几无上下航运之利．1938 年，当时国民政府聘请荷兰国水利工程师组织金沙江试航查勘队，自永胜县金江街至叙府（宜宾），约1 000 公里的河道，经过勘测河床及水流情况，作《金沙江查勘试航报告》，方国瑜先生得到该报告的摘要，约4 500 字刻印本．这1 000 公里间，水流迁迥曲折，急湍于山谷间．“水流坡度最陡者为五百分之一，最坦者为二千分之一，沿途滩险几乎一里一滩，半里一险，落差自20 公尺至11 公尺，重要滩险有200 余处，急滩100 余处，共有400 余滩，要数十处大工程，才能解决．《全线通航报告》分9 段，叙述地理情况，工程规划，通航办法，关于水运之必需事项及若干短程陆路衔接，提出初步意见．认为船只载重以四吨为限，全程航期下水约需30 日．上水约需80 日，划船之时间约占1/3，过滩之时间约占2/3，水运之艰险，可想而知．虽已有计划，后未见诸实行也”．[17]

针对《盘龙江水利图说》的研究，方国瑜先生对此书的内容、来历进行探讨，并对孙髯翁的生平、成就进行介绍．他认为此书叙述盘龙江源流及清初修浚之大略．因江水历年为害，所叙述的治理办法有六个：一曰疏壅畅流；二曰分势防溢；三曰闭引水为害；四曰改一水锁羣流；五曰因时得水．娓娓数千言，皆切实际．书中附载《附近城廊受害紧要》一篇，书中有“去岁戊辰”之语，则作书于乾隆十四年己巳也．末有道光己丑（九年）林松跋，知林松藏此稿已久，因是年修浚盘龙江，故出此书建言．

盘龙江为滇池上游大水，夏秋水涨数丈，漫溢江岸成灾．髯翁言：“乾隆戊辰（十三年）大雨江沸，举凡环江之屋，倾坏者十四五”．按钱澧撰《钱氏族谱》，载《先君子拙叟公事略》曰：“戊辰大水坏庐舍，寄吾母他所，澧及弟湖寄之慧光寺，水退僦居他屋”．“是年钱澧才九岁，遭大水之患．钱澧家在昆明城东门外太和街，沿盘龙江而居，常受水害，《钱南园集》中，多有诗记其苦，方腊仙撰《钱南园先生年谱》载之．1922 年初，方国瑜先生至昆明，以后连年夏秋常遇到盘龙江水泛滥，淹及城门，基本都是临时抢救，没有根治江水为患的久安之策．孙髯翁的书，言治水之术，亦仅疏导河道，而雨水暴至，则无能为力，听天安命而已，此当时社会制度之局限也．且其人关心民生，所知有《盘龙江水利圆说》《翰捐条丁缓征逋欠谢表》，惟据封建统治社会，不能洞察利病根源，求得安为满足．其诗调追踪唐人，世人传诵大观楼楹联，为律赋体．吟咏景物，掌故辞藻富丽，令人领会，意味深长，佳作也．”[18]

3 “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为云南水利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1963 年4 月20 日，在云南大学40 周年校庆时，方国瑜先生发表论文《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他认为改造旧传统的中国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历史应该是各民族人民历史的总和，把汉族以外各族人民的历史，只作为中国历史的附录，甚至划在中国历史之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确定中国历史的范围，应该把全国各民族的全部历史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历史，正确反映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祖国的事业上的贡献和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中国领域之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地各族都各有具体情况，因此多样性和复杂性是突出的．边境、边郡的政权形式与内地有差别，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基础不同所决定的．中国历史是多民族结合发展着的，各民族同属于中国文化体系而各有具体情况，所以结成整体之内存在着差别，其显著者是各地之间社会发展不平衡，适应社会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统治政权其形式也不同．我国国土之内，自古以来居住着不同民族，由于社会生活的共同要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相互融合，发展了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构成一个整体[19]．

“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是方国瑜先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大理论创见，一经提出就受到学界广泛重视，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学说．该理论厘清了古代中国史与当今中国的关系，阐明了古代统一王朝史与各割据政权历史的关系，深刻解析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政权与封建王朝政权、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等问题，为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内地与边疆交流交往交融历史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该理论对云南水利史研究的启迪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首先，要将云南水利史的研究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域下来思考和认识．云南水利史作为地方史的一个分支，独具特色，但放在中国水利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场域内来考察相关问题，会催生新的认识和理解，也唯此，才能真正反映出云南水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进程．云南水利史既是中国水利史的组成部分，又是云南地方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云南水利史和中国水利史又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云南水利史研究都离不开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这个范畴．因此，研究云南水利史，要将其放在国家整体历史的视域内进行考察，在大历史的维度里思考云南具体的水利问题，继承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并将之发扬光大，应用到具体的云南水利史研究实践中．

其次，从边疆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云南水利史．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正视边疆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的客观现实，并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提炼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主流的观点，其对云南水利史的研究颇具启迪作用．单就云南的历史资料和田野调查的材料来看，云南各地方、各民族的水利发展特色，种类涵盖山区水利、坝子水利、民族水利、湖泊水利、流域水利等各种类型的水利社会模式，虽然这些水利社会模式表面上似乎都属于独具云南本土特色的水利社会类型，但仔细检索史料，我们便会发现，历史上云南水利的发展从工程类型、建筑材料，到施工组织形式等方面，都受内地水利发展模式影响，云南水利发展水平与内地移民大量进入云南关系密切．因此，在研究云南水利史的时候，有意识地关注其与内地水利的关系，不仅能够深化云南水利史的研究，还可以拓展云南水利史的研究维度．

最后，在整体性的视域下注重云南水利史特点的研究．方国瑜先生在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时，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历史上中国各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并进一步提出不能因为有差异性就歧视少数民族、忽视他们为中国历史整体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整体之内的各族，各有具体情况，社会发展不平衡，政权形式不相同；但是国家的主权区域是一致的，不容许以政权形式之不同，而认为国家主权有差别，进而怀疑落后地区是否确定为当时国土的一部分，这是不从本质看问题，是错误的[20]．因此，研究云南水利史不仅要研究内地水利影响云南水利发展的历史，还要研究云南本土水利发展自身的特点，比如山区水利的历史、坝区水利发展的历史；更要研究云南各少数民族发展水利的历史以及他们的用水习惯、水文化、水资源保护智慧等独具云南特色的内容，而且要将其当做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来研究．

方国瑜先生作为出身边疆的一代宗师，生在云南但胸怀祖国、学贯古今，毕生致力于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在多个领域里成就卓著、成果丰硕，都做出开拓性、奠基性成就，其学术影响惠及同代、泽被后世、龙跃凤鸣、余韵长存．他为云南水利史研究整理出大量史料，为后学者提供了登高望远的机会．他亲身示范撰写水利史研究成果，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参考借鉴的榜样．总之，方国瑜先生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做出前无古人的扎实研究论著，为云南水利史研究起到了指引、奠基、扶持的作用．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是他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发明，是中国史学理论领域的吉光片羽，刊布至今一直散发着理性的智慧光芒．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着持续影响力，且历久弥新，始终指引着后辈学人踔厉奋发、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