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媛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环境史虽关心水利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但人类实践行为改变自然景观的分析路径提醒我们，社会变迁也可以通过自然景观的变化表达。本文将这种景观变化理解为一种空间生产。根据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的观点，自然空间常常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策略下被政治化，因此，“空间是意识形态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产物”[1]。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将“空间”引入中国地方社会的讨论，解释了一个帝国政治体系的结构化过程与地方市场过程的关联，其启发性在于对中国社会秩序形成的地方性思考。反驳者指出，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研究忽略了地方社会中中央政权的角色。①关于这方面的观点主要来自于萧凤霞、王铭铭等人。See Helen F.Siu.Unity and Diversity:Explaining Culture and History，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2010,Vol.8,Iss.1；王铭铭《明清时期的区位、行政与地域崇拜》，载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李放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等。另一理论视角在于，“将地方体系与帝国的行政空间结构相关联”[2]，关注中央政权在地方社会体系中的建构意义，被王铭铭称为“行政空间理论”。

肇始于清代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准噶尔平叛之战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才结束，天山北路地区作为主要战场，在战争结束后已是满目疮痍，渺无人烟。陕甘总督黄廷桂上奏：“口外各营兵粮，最关紧要，而新疆，距内地较远，需费实繁。惟有相度形式，将设屯田之处，次第举行，庶兵与食俱足，而与国帑亦不致糜费。”[3]是年，清政府沿天山北路由东向西在哈密、巴里坤、吉木萨尔、木垒奇台、迪化、昌吉、玛纳斯、库尔喀拉乌苏、精河、伊犁等地设戍开屯，“以兵养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