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福，杨劲松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3.09.003

旅游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是旅游研究的重要论域。我国旅游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2，有蔚然之勢、且渐成“显学”之虞。其中的部分研究已进入国际视野，并获得国际关注与影响。限于篇幅，笔者仅从理论角度概括国内学者（兼及少量海外华人学者）在参与旅游社会学人类学知识生产中形成的理论突破，借以管窥其中的中国贡献。挂一漏万和主观臆断之处，恳请方家斧正。

一、旅游、现代性与真实性

现代性与真实性是认识旅游本质的重要窗口，自Dean MacCannell以降，已成国际旅游研究之重地。王宁关于旅游与现代性、旅游与真实性的系统讨论3456，把旅游、现代性与真实性研究推向新的理论高度，应是继MacCannell之后非常有影响的研究。其中，Tourism and Modernity（《旅游与现代性》）一书从社会学角度讨论旅游与现代性的关系，被Jafar Jafari纳入“旅游社会科学系列”丛书；“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一文区分客观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3种真实性类型，创造性地提出存在主义真实性，拓宽了旅游真实性研究的认识论视野。这是中国学者在国际旅游研究中广受认可的少有力作，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贡献”。

王嵛（Customized authenticity begins at home，2007，时为美国杜克大学博士研究生）基于丽江古城客栈所提出的定制化真实性概念很具创造力与理论的影响力。叶顺等（Commodification and perceived authenticity in commercial homes，2018）对浙北民宿商品化与真实性的研究有所类似。

薛岚等（Theorizing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in tourism studies，2014，时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博士研究生）对现代性重要表征疏离（alienation）的理论建构性研究深化了旅游现代性主题，应为旅游与现代性领域的理论佳作。周其楼等（A structural model of host authenticity，2015）的东道主真实性结构模型推动了旅游真实性的定量化研究。

二、旅游、流动性与全球化

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人口迁移则给旅游移动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窗口和中国贡献。

首先，当代中国产生类型丰富的旅游移动群体。除一般旅游者外，还至少包括3大类型。一是背包旅游者。如朱璇（《背包旅游理论与实践》，2009）、Timothy和朱璇（Backpacker tourist experiences： Temporal， spat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2022）的背包旅游系列研究；张静儒等（Becoming a backpacker in China， 2017）基于扎根理论对中国背包旅游者认同建构的研究。二是生活方式移民。例如美国苏晓波（Moving to peripheral China： Home，play and the politics of built heritage， 2013; Tourism，modernit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home in China， 2014）以及澳大利亚朱煜杰（Lifestyle mobility： Shifting conception of home in modern China， 2018）对丽江“新居民”的研究。徐红罡和吴悦芳发现，赴海南三亚、以康养为主要目的的候鸟型养老度假者（Lifestyle mobility in China，2016），往返于原乡与三亚之间，形成一种增进幸福感（寇力容等，Understanding seasonal mobilities，health and wellbeing to Sanya， China， 2017）的新的季节性、消费导向型移动（吴悦芳等，Consumption-led mobilized urbanism， 2015），并且建构了物质、社会、个体三维度的新家（吴悦芳等， Reconceptualising home in seasonal Chinese tourism mobilities， 2018）。三是新兴边缘性之间群体乃至极限移动群体。例如滇西北“驻客”（杨慧等，“驻客”：“游客”“东道主”之间的类中介人群——丽江大研、束河、大理沙溪旅游人类学考察，2012）、“藏漂”（朱竑和钱俊希，“Drifting” in Lhasa， 2015；张进福和肖洪根，Liquid identities： Han sojourners in Tibet， 2021; 张进福，Drifting home， 2023）、搭便车旅行者（周凌旭， Hitchhiking tourism and social trust， 2020）等。这些移动群体为全球旅游“游牧部落”提供了新类型和研究的重要佐证。

其次，大量新兴移动群体反映了某种特殊生活形态或生存之道（张进福， Drifting home， 2023），隐含着关于认同建构（张静儒等， Becoming a backpacker in China， 2017）、流动认同（张进福和肖洪根， Liquid identities： Han sojourners in Tibet， 2021）、家与途（吴悦芳等， Reconceptualising home in seasonal Chinese tourism mobilities， 2018; 张进福， Drifting home， 2023）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为新兴旅游“游牧部落”的国际研究提供了中国经验。

再次，新兴移动群体及其极端移动性既给传统田野研究带来挑战，又提供新的移动田野，促进了网络民族志、多点民族志（吴少峰等， Liminality and festivals-Insights from the east， 2020）、移动民族志（张进福， Drifting home， 2023; 张进福和肖洪根， Liquid identities： Han sojourners in Tibet， 2021）等方法的应用。

三、旅游、权力与意识形态

旅游与政治、权力相交织，渗透着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影子1。唐晓云对我国1949—2013年旅游政策的研究，发现旅游“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在不同阶段有不同使命（《中国旅游发展政策的历史演进（1949—2013）》，2014）。吴必虎等（Frame analysis on Golden Week policy reform in China，2012）发现，黄金周政策改革反映了不同话语权力与利益诉求。

红色旅游自有其政治与意识形态意涵（徐克帅，Types of red tourists in China，2015; 左冰等，Residents support for red tourism in China， 2017）；博物馆旅游（Zhang et al， Politics of memories， 2018）、目的地广告（江红艳等， The impact of power on destination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2020）、主客互动（张机和徐红罡， The power dynamics in local-tourist interaction， 2023）亦有政治影子与权力影响。

从强势文化对相对弱势文化的影响看，旅游影响具有某种程度的权力色彩；故旅游实践中不免产生社会冲突2，也就会有旅游抵制。例如王立国对江西李坑、福建洪坑两村村民抵制旅游行为的研究（The logic of peasant resistance to tourism， 2022）。而泸沽湖当地人为“取悦”旅游者、自降身段的自嘲则被视为一种屈尊于外来强势文化的自我东方主义（魏雷等， Self-orientalism， joke-work and host-tourist relation，2018）。

四、旅游与仪式研究

“神圣游程”“旅游仪式”3之后，旅游的仪式性与精神性获得关注，且成为特殊的研究领域。我国学者亦积极引介45，并参与国际对话。

吴少峰等对迷笛音乐节及其阈限性的研究（Liminality and festivals-Insights from the east， 2020），系统梳理了仪式与阈限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是近年来运用仪式与阈限理论研究（旅游）节庆的少有力作。张进福和肖洪根视“藏漂”漂泊旅居时间为阈限时长（Liquid identities： Han sojourners in Tibet， 2021），Huang等视机场为阈限空间（Airports as liminal space， 2018），则分别拓展了对阈限时间与空间的认识。

五、旅游与性别研究

社会发展与女权意识觉醒使旅游中的性别问题获得持续关注。例如章杰宽等对旅游与性别（不）平等的关注（Tourism and gender equality， 2000;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ourism and gender equality in emerging economies， 2021），范向丽等对旅游与酒店行业女性高管职业与生活关系的研究（Silk and steel， 2021），苏秋萍和吴宗琼（Solo female travellers memorable experiences， 2021）对独游女性与陌生男性正向互动的研究。张杨和Hitchcok（The Chinese female tourist gaze， 2017）对女性旅游者凝视的研究是从中国女性角度对旅游者凝视理论的有益探索和补充。范向丽等对中国古代（唐朝）女性休闲旅游的讨论（Womens travel in the Tang Dynasty， 2021），应该是近年来旅游性别与旅游史相结合的少有研究。

此外，關于中国女性闺蜜游的研究（黄丹等， The girlfriend getaway as an intimacy， 2022），向世人描述了中国主流文化女性群体的同性结伴游，展现了不同于西方同性恋文化的中国式女性亲密关系。

但在旅游实践和旅游研究中，被“看见”的通常是少数民族女性。不过，张进福发现，西藏藏族男性旅游司机在与游客互动中彰显了其男性气概与藏族身份，影响其身份表述与主客关系，从而展现了新型主客关系，把性别研究带入主客关系研究领域，并且挑战了少数民族女性化的固有观念（张进福， Touristic encounter，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presentation， 2009）。

六、乡村旅游、民族旅游与社区参与

乡村振兴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乡村旅游、民族旅游特别是民族乡村旅游研究提供了契机与研究田野。例如杨晶晶等对新疆喀纳斯图瓦人村落民族旅游及其文化呈现的研究（Ethnic minority tourism in China， 2013; Impersonation in ethnic tourism， 2016），李亚娟等对西江等乡村民族旅游精英演变的研究（Elite circulation in Chinese ethnic tourism， 2020），魏雷等视泸沽湖摩梭族居民为普通旅游者的研究 （Rethinking indigenous people as tourists， 2021），Rongna和孙九霞对内蒙古驯鹿旅游及其生计转变的研究（Tourism livelihood transition and rhythmic sustainability， 2022）。王素洁等运用涂尔干情感团结理论、韦伯理性理论对山东多个旅游乡村居民旅游态度的研究，拓展了居民旅游态度研究的理论框架（Is this about feeling？， 2021; Pursuing justice and quality of life， 2022）。

当然，在乡村旅游与民族旅游发展中，容易引发城乡不平衡（刘晶晶等， Urban-rural imbalance and tourism-led growth in China， 2017）、乡村性与乡村认同（薛岚等， Changing rural identity， 2017）、村民忧虑（丘尚知等， Reliving self-presentational concerns in rural tourism， 2019）等问题。

乡村旅游与民族旅游研究中，旅游参与备受关注。Tan等对印度尼西亚Aceh穆斯林个案的合作研究（Residents involvement in disaster tourism as a practice，2022），应该是居民旅游参与乃至中国学者旅游研究中少有的海外田野研究。此外，保继刚、孙九霞对云南雨崩村、广西遇龙河等民族村落社区旅游参与的系列研究（以商务印书馆2009年《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为代表）堪称该领域的集大成者。

七、旅游与社会互动研究

旅游与社会互动是旅游社会学人类学关注的焦点之一，例如薛岚和张毅利用微博社交媒体对赴苏州旅游者行为及其距离效应的研究（The effect of distance on tourist behavior， 2020）。而应用中国“缘分”讨论旅游者互动关系（王学基和解佳， Yuanfen and traveling neo-tribes， 2020; 蒋婷等， Tourism and yuan-based strangership， 2022）应该是很“中国”的研究，显见中国贡献。

八、旅游体验研究

自谢彦君“旅游体验”论（《基础旅游学》，1999年；《旅游体验研究》，2005年）发表以来，众多国内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现象学等多学科角度对旅游体验展开交叉研究，成果众多，隐然有旅游体验学说/学派之端倪。

尽管多数研究未能发表在国际期刊，旅游体验研究仍初显中国特色，应该是未来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领域，也是微观领域可能的中国贡献。

少数国际成果包括孙九霞等对黑色旅游身心体验的研究（Feeling dark， seeing dark， 2021），乔光辉等关于盲人旅行者具身体验与感官补偿的研究（The ‘unseen tourism， 2023）。这些研究既提供了特殊旅游类型（黑色旅游、盲人旅行者）的中国情景，又在具身体验方面推动旅游体验的微观研究。

其他类别研究还包括肖洪根对福建厦门与泉州两地城市休闲旅游行为的比较研究（Tourism and leisure in China： A tale of two cities， 1997），陳岗（The tourist semiotic practice， 2015）以及张骁鸣等（A Peircean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sign， 2017）的旅游符号学研究，徐克帅等对遗产商品化的研究（Commodification of Chinese heritage village，2013），吴茂英等从社会实践视角对博物馆文化生产的研究（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in museums， 2021），邹永广等对闽台缘博物馆认同建构的符号学与话语分析（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space and place， 2022），不一而足。

总之，中国旅游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已逐渐成为特色领域，并在多个领域具有独特的中国贡献。以旅游体验微观研究为代表的部分本土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与贡献。

（第一作者系该系副教授，第二作者系该院国际所所长、副研究员、通讯作者；收稿日期：2023-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