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萑

（1.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2.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西宁 810008）

“昨天光阴似箭，今天度日如年......我已回不到往昔”

—鲍勃•迪伦（2017），《伫立门口》①

教师工作负担问题已然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必须做的工作越来越多，而可用的时间却越来越少”（Apple & Jungck, 1990, 第234 页）。早在上世纪60 年代，研究者就开始关注教师工作负担问题，尤其是教师工作时间被侵占问题。1968 年美国NCTE 组织发布了一项政策声明《小学教师的工作负担》，从班级规模、教师时间使用与滥用、教学资源支持、专业发展等4 方面提出保证教师合理工作量，并指出：“接受过适宜培养的且有足够时间来从事与教学直接相关任务的教师才会对时间安排作出负责任的决断”（NCTE, 1968, 第224 页）。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艾普尔（M.Apple）、哈格里夫斯（A.Hargreaves）等学者开始把教师工作负担与更外围的制度、环境、文化的变化联系起来，对负担加重背后的科层主义、绩效管理、审计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切片分析，并揭示其中存在的种种矛盾、悖论。

“尽管有关教学和专业主义的花言巧语，如增强教师的权能、提高待遇和尊重，但更多教师生活实际却很少与此相符。多数国家中教师的课堂日常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而不是走向自主性的加强，甚至成为收紧教学与课程的行政逻辑的附庸；虽然言称教师发展、合作、‘赋权增能’，但集权化、标准化和理性化才是趋势所在。”（Apple & Jungck, 1990,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