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量化研究作为常见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科的研究中承担着重要的“工具人”身份，目前国内外对于量化研究的重视程度不高，以致很少看见以量化研究为方法的学术论文或期刊文章的发表。当下量化研究面临着各种质疑。本文介绍了量化研究方法在中西方文学作品研究中的比较，总结并反思我国研究者在量化研究中常见的误区。

关键词：量化研究；研究方法；中西方文学作品

“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和 “伽利略－牛顿传统”将科学研究方法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指利用统计学等方面的工具来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是具有理性的；而经验主义则依赖框架与模型的理论。从本体论方面看，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中，定量研究方法都有其适配的方法，它既可以属于归纳，也可以属于演绎。实证研究方法指通过归纳推理回答 “是什么”的问题。实证研究推论可通过经验事实进行验证。[1]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定量研究方法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

很多研究者认为量化研究属于实证类研究思维一类的研究方法，而质性研究则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两类研究并没有相互交流的机会。量化方法有着自己的方法论、研究方法与分析技术，尤其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量化研究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更是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数据更加精美且细致。但是质性研究则对量化研究持有怀疑的态度，质性研究在运用时会加入很多主观感受，从前期的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的选择，再到后期对研究问题的分析讨论，都是思想上不断碰撞的结果。

一、量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量化研究属于经验学派代表，在21世纪之前没有被传播学界所重视，运用此方法研究的论文以及发表的期刊数量也非常少。[2]对于量化与质化的研究可以说是各自发展，并没有留给彼此太多的时间进行交融。量化研究方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一直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 “唯方法论者”对于量化研究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正是因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别。[3]

量化研究采用的是实验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对研究问题进行数据的测量，并对获得的数据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研究结论。量化研究作为常见的研究方法，假如以 “18—25岁高校大学生对中西方文学作品的研究”为研究方向，可以讨论该研究方向的问题与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与此相比较，质性研究则少了一些数据的精确分析，从人的社会活动层面探究人的社会活动的目的性，通常使用深度访谈、田野观察等方式获得对中西方文学作品相关的详细资料。对于这两种研究方法，质化研究认为量化研究过于追求 “数据至上”，从而远离了社会层面的人；量化研究则认为质化研究缺少数据的支撑，显得过于 “呆板”，两者互相持有质疑或否定的态度。

二、量化研究的实践性运用

（一）中西方文学作品的差异

对中西方文学作品的差异性进行比较，其核心点在于中西方文化价值观方面的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在5 000年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淀，形成了较为丰富且复杂的传播内容。被中国传统思想体系所支配的中国文学作品，因为封建制度的影响与封建思想道德意识的根深蒂固，其内容会偏向于政治与伦理道德方向，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带有当时道德观念的限制与束缚。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宣扬入世哲学与教化观念，也是儒家思想的体现，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使命感。自19世纪末期开始，标榜独立自由思想的中国文学作品才开始出现。而从西方文学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文学作品对于自由个性的彰显。“自由”一词源于西方古希腊，对于西方人来说，自由与个性是抛弃束缚、追求解脱、根据自己的想法表达自我观点。如诗人裴多菲·山陀尔创作的 《自由与爱情》这首短诗中，表达了诗人可以为了自由牺牲生命和爱情的信念，这首诗也是诗人对于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是他随时准备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献身的誓言，这是一种崇高的品格。

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差异也是比较明显的。个体意识认为个人是独立的存在，拥有独立的思想；而集体意识则认为群体是重要的，在集体中，每个人是以集体为核心的，不强调个人的存在。中西方文学作品表达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长期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人们对于自然的敬佩与崇拜，如中国古代的 《齐民要术》 《农桑辑要》 《农书》 《农政全书》等，这些作品无一不彰显乡村的人文风情与当地人民的淳朴。而对于西方的文学作品来说，其文学作品表达的思想是客观且独立的，在海明威的小说 《老人与海》中，主人公孤身一人与大自然抗争，最后战胜鲨鱼，平安回家，这何尝不是一种人与大自然抗争到底的表现？

（二）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量化研究

19世纪，量化研究中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等方法就被西方文学研究所采集，那时西方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文学史方面，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中的量化方法始于19世纪。[4]在这个被称为科学世纪的时代，各种自然学科都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各自特有的理论基础，对后来的文学作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社会学和心理学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以西方的英语文学為例，其文学特征分为两个方面：作家本身的风格以及他所创作的作品的风格。在那时就有学者根据作品中句子长度的变化来观察英国文学风格具体有哪些变化，先要判断的是英语文学的风格特征。那么如何采用量化研究分析其不同的风格，这需要研究者对作品中的语言构建框架和模型进行数据采集，制定相关测量体系，以此确定研究文学与市场的关系。但是否能将风格归为语言上的选择，则一直存在争议。

总的说来，西方研究者很早就能够熟练采集各种数据，利用量化研究方法，使研究者在文学领域中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尽管当时的数据没有做到如今这种精确度，但是为后面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前沿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模型，现在所看见的一些测量方法仍然用到了当时的研究成果，可见其研究成果的影响之大。比起19世纪时期的量化研究方法在文学领域的运用，21世纪的互联网风暴可谓是开足了马力，为研究西方文学作品的风格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斯坦福文学实验室开发了 Docuscope 与 MFW 两种工具来进行类型识别，可以自动对小说的类型进行区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不可否认，西方文学作品的研究再一次吃到了互联网技术的 “红利”，不仅可以进行大量而复杂的运算，还能对数据进行可靠的分析。

（三）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量化研究

西方在文学作品上的研究属于 “开端式研究”，相比之下中国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对量化研究的探索。中国建立的数据库是世界闻名的，如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文渊阁 《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版、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 《四部丛刊》的全文检索版等。这个时候中国研究者也才刚刚开始将量化研究方法投入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以 《红楼梦》为例，在1987年，研究者对 《红楼梦》采用了量化分析法，来确定其著作所有权的问题，这些研究为日后再一次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数据理论支撑。但是这里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研究者来说，得出的数据是客观的，但是其评价标准与分类标准都是具有主观色彩的。这也说明，量化研究确实在文学作品分析的过程中存在问题，这也碍于当时社会科技水平的不足。虽然 《红楼梦》的量化研究在那段时间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这个方法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得到广泛发展与运用，很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也并没有迎来期待的数字化进程，都还在汲取着传统的理论研究经验。[5]可以看出，当时的实证研究基础在中国是非常薄弱的，也为以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前瞻性的警示与借鉴。

（四）量化研究的具体实施过程

不管是西方文学作品还是中国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发展与支持。在研究过程中，如果作者想预测文学作品对某一群体的影响，就可以利用滚雪球的方式。这些个体具有某些相同性质，因此当研究对象是某些特定人群且总体规模不大时，比起概率抽样，滚雪球抽样能够高效率地找到所需要的样本规模。抽样调查属于量化研究的科学研究方法，属于实证科学研究思维的范畴，需要找寻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解释、预测、控制。在进行上述研究时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计划，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调查问卷的设置，问卷的结构要完整且清晰，包括问卷的封面、问题及答案的设置，一些涉及政治的敏感问题不应当在问卷中出现。

在进行调查研究时，许多因素影响着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如抽样调查的选择所造成的误差以及抽样框带来的误差，在测量方面其手段也会造成一定的误差，可以考虑使用古特曼量表，根据被调查者的总分来确定他在某个问题上的态度强度。如调查 “对中西方文学作品的态度”是怎样的，每种陈述都包含：是或者不是、同意或不同意两种回答。比如，“您愿意花时间阅读中西方文学作品吗？”“您认为中西方文学作品有哪些实质意义上的差异？”诸如此类的问题，利用计算再现系数，评估量表是否单维度。可能会出现特例，如果有研究者无法解释其出现的原因，也不能预测和排除出现特例的情况，古特曼表会和李克特量表结合在一起，共同预测某个群体的态度，也就是看法问题，比如，“你愿意和好朋友分享你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上看到的信息吗？”之类的问题。

在进行问卷调查之后，研究者需要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编码并录入计算机，使用特定的软件进行分析，并计算调查问卷的回收率，对于量化研究中的数据统计分析，需要用到单变量统计分析、双变量统计分析以及多变量统计分析，分析解释将数据量化，最后要对数据有一个比较系统且精细的整理。

（五）量化研究中的常见思想误区

研究者在做量化方法的研究中，最常陷入的误区是 “唯技术论”，在研究中崇尚数据至上的同时，忽略了人文以及思想的表达。量化的方法本身对于研究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一些论文主题观点较好的研究中会缺乏思想的呈现，研究者通过一些计算得出的数字来彰显其研究价值的合理性，最后发现可能只剩下一副精美的 “躯壳”，缺乏一些思想上的创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严谨的数据会被更新迭代，失去其原有的研究意义。因此，研究者在做量化分析的研究时，应当在 “数据”的基础之上，进行问题的创新性探究，例如，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如何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在所得出的数据与结论之上，去研究问题的本质，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探讨问题与回顾性问题的解

决方法。[6]

三、结束语

无论量化研究还是质化研究，研究问题应该源自研究者自身的经验或知识，比如，研究者对中西方文学作品研究的量化分析感兴趣，基于已有的研究因素，可以通过对量化方法研究的新途径，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问题，即 “量化研究适用于中西方文学作品研究比较的新途径”，可以将量化与质化进一步融合来研究主题。因此，面对现在量化研究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要规范量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研究方法以及注重研究过程。其中，尤其是在技术的加持下，量化研究的重要性也会日益凸显，让数据变得有温度。

参考文献：

[1] 姚晓鸥.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對传播领域的实证主义观念的现象学反思[J].国际新闻界，2010，32（06）：46-51.

[2] 刘俊.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方法的利弊之辨：溯源与规避[J].东南学术，2020（05）：47-55+247.

[3] 朱卉，聂慧敏.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方法历史概述[J].新闻世界，2015（03）：99-100.

[4] 李天.数字人文背景下的文学研究：量化方法在中西文学研究中的比较[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5）：153-162.

[5] 王强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与女性命运书写：以《西厢记》 《牡丹亭》和《红楼梦》为例[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9（02）：44-47.

[6] 王军.社会科学量化研究范式、常见谬误及反思：以青年研究为例[J].青年探索，2022（03）：35-48.

作者简介： 徐娇，女，汉族，青海西宁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