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勋

长江蜿蜒东逝，滋养文明，也启迪诗人的灵感。唐总章元年（668年），一名来自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的才子开始了与长江的对话。他叫王勃，6岁时能作诗，9岁能读《汉书》，20岁出头便在沛王府担任修撰。当时王公贵族喜欢斗鸡，王勃写《檄英王鸡文》得罪了权贵被贬谪到四川。心情郁闷的他逐水而游，站在长江边，想起自己境遇，写下了《山中》一诗：“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浩浩荡荡的长江无法消解他对家乡的思念。诗人怀疑未来，怀疑时代。唐初的诗人，普遍对现实和人生抱着怀疑，如骆宾王那样“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又如陈子昂那般“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同样写长江，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比王勃的《山中》大气多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虽然有告别游人的落寂，但最后的意境却通透豁达。在接近三百年的诗文璀璨、群星闪耀的时代，唐诗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化着风格，但是，诗人思乡思国思社稷的美学追求却从未缺席，进而承袭并孕育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一——家国情怀。

“清诗”的热爱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不太得志的孟浩然本想到京城拜会已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的张九龄，意图打通仕途门路，未成行，应诗人崔国辅之约而东游越剡（今浙江绍兴一带），途经江夏（今湖北武昌）时与李白相会于黄鹤楼。李白创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替其送行，“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长江的浩渺勾起了孟浩然的思乡之情，而为社稷施展抱负的决心在，就无法回避远离故土、四处漂泊的际遇。后面几年，孟浩然仍旧不顺遂，当张九龄任荆州（今湖北、湖南一带）长史时，他短暂在其府下做事，之后长时间游历于襄阳，不幸患上背疽，背上长满了毒疮，不久便去世了。

这些诗人大咖大都“不得志”，哪怕张九龄曾官至宰相，也难掩心中的忧疾。他早看出安禄山的野心，多次上书唐玄宗制约安禄山，均未果，终被贬至荆州，“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

孟浩然、崔国辅的仕途更为不堪，但其诗鲜见唐初诗人的怀疑，反而普遍带着热爱与恬静的气质，这是政通人和的现实在文学审美层面的潜移默化。张九龄的代表作《晚霁登王六东阁》《湖口望庐山瀑布泉》，后人评价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孟浩然在襄阳时作《夜归鹿门山歌》，抒发纯粹的隐逸精神。有人说，孟浩然与陶渊明不同，陶渊明有用世之心，可惜与乱世不合时，随即归隐；孟浩然虽亦有士人的功利心，但打心底更爱国家的山河田园，便有了“平生慕真隐”的隐士情懷。

开元年间和天宝初年这批禀受山川英灵之气的大诗人，大都对山河田园有着发自肺腑的热爱。李白游泰山，写下《游泰山六首》，以宏大的宇宙观和独特的时空透视泰山万象，不再如之前的山水诗多寄托政治理想难酬或愤世嫉俗的情绪，李白表达出的是“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关”的天人观。这种纯粹的情怀，用杜甫评价孟浩然诗歌的特点概括，便是“清”，诗清而豁达，藏着盛唐的气象。清不是寡淡无味，而是“恬淡清真，语出自然，淡语天成”。如果没有稳定的社稷和强大的国家，这种纯粹的爱无疑都将化为乌有。

永远的“诗圣”

李白写下《游泰山六首》后两年的天宝三年（744年）春天，他与杜甫、高适三人在宋州单父（今山东单县）登上半月台。之后，三人受北海（今山东潍坊、泰安一带）太守李邕的邀请，再次相聚，自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为的诗人总“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李白继续四处求仙访道；杜甫客居长安，屡试不第，郁郁不得志；高适宦海沉浮，于天宝十四载（755年）任绛郡（今山西新绛）长史。这一年，大家的日子都不尽如人意，更坏的事情发生了，影响王朝气数的安史之乱爆发。随后，高适被调到边塞辅佐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不久，永王李璘也在江南造反，唐肃宗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讨伐永王。

在江南漫游的李白受永王李璘征辟入幕，这样，高适和李白各为其主，友谊的小船翻了。李璘叛乱被平定后，李白被捕，关于浔阳狱，他向高适求救，未得到回应。

战乱改变了诗人的世界。王昌龄在战乱中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所杀害，王维被迫当了安禄山“伪政权”的给事中，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屈辱史”，消耗掉了他诗歌的所有灵气。唐诗的盛气和清澈气质消失了。

乾元元年（758年），李白从浔阳（今江西九江）开始长流夜郎（今贵州西部、南部）。第二年，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而大赦天下，流放途中的李白被赦免，他心情大好而作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晚年他漂泊于武昌、浔阳、宣城等地，于宝应元年（762年）病逝于其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处。

这一年，杜甫已辗转至蜀中躲避战乱。之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贼营逃出，当过授左拾遗和华州（今陕西渭南）司功参军，都因战乱和无明主的际遇而辞官。他在京畿与中原苦旅游吟，目睹了安史之乱带给百姓的深重灾难。这一时期，家国之痛犹如大山压在杜甫心上，他回乡探亲，听到家门哭声凄凄，他的小儿子被饿死了。对唐军，杜甫抱着希望。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春，郭子仪收复长安和洛阳，在邺城（即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包围安禄山次子安庆绪的叛军。然而，唐肃宗对郭子仪、李光弼等领兵将领疑心重重，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后勤保障，导致唐军在邺城兵败。叛军乘势反扑，以致唐军死伤众多，朝廷四处征兵。杜甫从洛阳回华州，路过新安，见到横征暴敛下民众的惨状，写下《新安吏》。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哭多了徒然伤了身体，即使悲伤瘦弱露出嶙峋的骨头，天地也不会有感情啊。这无疑是对强权的控诉。

一天，杜甫投宿于石壕村，半夜听到一阵喧哗。原来差役来抓壮丁，老头翻墙逃走了，他的老伴儿告诉官差，自己的三个儿子去参加邺城之战，其中一个儿子捎信回来，说另外两个儿子刚刚战死，家中只有正在吃奶的小孙子和孩儿的母亲，你要抓人就把我抓去吧，虽然我年老力衰，但请允许我跟从你连夜赶回营去做早饭。第二天一早，杜甫与返回家中的老翁告别。在《石壕吏》中，杜甫讲述了如此悲惨的故事，“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写透了战乱中的孤苦和无奈，乱世中妻离子散，人人苟且偷生，诗人亦不例外。

这一时期，杜甫用如椽大笔创作了“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控诉战争，诉说民间疾苦。《新婚别》是新娘的控诉，《垂老别》是老人的无奈，《无家别》是士兵的悲哀。“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犹如刮过盛唐的凛冽寒风，摧毁了如梦般的盛世，兵燹之处，千里萧条。各个阶层无一幸免。诗人洞烛世事，参与了时代塑造。

大历五年（770年），唐朝内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叛乱四起。之前吐蕃乘虚而入，攻到长安城下。这年，杜甫游历至今湖南一带，目睹农民逃亡而“农器尚牢固”，他哀叹“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凛冬时节，大地肃杀，朝堂中没有人听到杜甫的呼声，在一条潭州（今湖南长沙一带）前往岳阳的小船上，他闭上了疲惫的双眼。

当历史进入由盛转衰的时代，文人士子愈加倚重杜诗，从中汲取灵感和勇气以振家国士气。北宋靖康之变后，诗人陈与义便感慨“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

鲁迅曾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危机与苦难总会改头换面，重复警示与批判、热爱与悲悯在任何时代都不多余，这就是“诗圣”的永恒价值所在。

批判的情怀

元和初年（806年），“诗仙”与“诗圣”已成传说，新的文脉开始滥觞，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领军人物韩愈与白居易开始建立新的文学标准。其诗文针砭时弊，“鲠言无所忌”，直指腐败。彼时，宫中派宦官到民间市场强取豪夺民间财物，以低价强购货物，甚至不给分文，名为“宫市”。韩愈作《顺宗实录·宫市》揭发了宫市的罪恶；后白居易作《卖炭翁》表达底层“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苦楚。

国家衰落，朝政腐败，给诗人带来批判的可能。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有“擅越职分”之嫌，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在此之前，白居易任左拾遗时，便频繁上书言事，并写下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能补察时政，如《秦中吟十首》，基本将贪官污吏佞臣骂了个遍。唐宪宗早就想办了白居易，趁此机会将他贬到了江州。来到江州的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别客人，偶遇弹琵琶的长安歌伎，有感而发作叙事长诗《琵琶行》。这是继《长恨歌》批评唐玄宗重色误国后，又一揭露官僚腐败、民生凋敝的力作。感商妇之飘零，叹谪居之沦落背后，是对朝政鞭挞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

当柳宗元、韩愈用古文主攻时政时，白居易与元稹在诗歌领域张扬批判的力度，威力不亚于《捕蛇者说》。早在贞元年间，32岁的白居易与25岁的元稹同登科第，之后又在秘书省做校书郎，从此，二人建立了深厚而稳固的友谊。他们为官一方，多有善政。这种人文统一，是千百年来士人追求的美学境界和哲学境界，如南北朝时期的文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白居易被贬谪到江州后不久，元稹任拜监察御史奉命出使东川，发现了许多地方官吏违纪违规问题。于是，他愤而劾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私自增征赋税，东川七州刺史皆因此受到处理。许多与严砺及东川各刺史有私交的人勾结起来打压元稹，元稹因此被调离关键岗位。后来他多次弹劾不法权贵，被朝廷视为不稳定因素，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他与同样不得志的白居易惺惺相惜，抱团取暖，互传诗歌，维系着乱世中诗人峭拔的文脉。

“元白”二人一時搅动了诗坛，吹起一股尊杜抑李之风，不少诗人都发文附和响应。张籍写《寄白学士》夸赞白居易干啥啥行，这事引起了韩愈不爽。作为文坛领袖和张籍的老师，韩愈坐不住了，写下《调张籍》教育张籍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文人之争，实属正常。

在不少人眼中，那个写出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元稹，只会搞一些花前月下的浪漫事，吟一些家长里短的红尘诗。实际上，面对强权与压迫，他总是表现勇猛，《新唐书》就评价他锋芒毕露而且敢于直陈时政。

元和十三年（818年），元稹被贬通州（今四川达州）任司马。当时唐宪宗改革朝政，平定了淮西吴元济的叛乱，社会出现了短暂的安宁。元稹希望国家不再战乱，又对上层的糜烂无比痛恨无奈，于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叙事长诗《连昌宫词》。他在诗中称赞姚崇、宋璟秉公选贤任能，地方官清贫廉洁，因而出现了开元盛世。姚、宋死后，朝廷渐渐由杨贵妃操纵，安禄山在宫里被贵妃养作义子，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专权误国，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诗歌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最后诗笔一转，对准了底层人民：“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谋休用兵。”

乱世时，老人年年耕种宫前道路旁的土地，现在乱世既平，为迎接皇帝出巡，今年他就不让子孙在宫前耕种了。老人这样做，是殷切地盼望皇帝前来，希望皇帝致力于国家大计，不要再起战争杀戮。

诗人拒绝裱糊、歌颂，选择用真挚的情感和力透纸背的现实主义诗歌，抒发对家国的热爱，批判朝政腐朽和民生凋敝。他们自身的处境又何尝不是形影相吊，正如和刘禹锡同榜进士及第的柳宗元那句诗的意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大和五年（831年），元稹病逝。八年后，白居易写下《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他梦到和元稹共同游玩，醒来泪水不断涌流，绢帕都擦拭不干。

晚年，白居易孤苦地在洛阳生活，此时朝中党争不断，74岁的老人颤颤巍巍地提笔写下《斋居春久感事遣怀》：“事事皆过分，时时自问身。风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他怎么舍得抛下心心念念的家国，他自怨自艾是因为无奈和痛心。不久后，白居易溘然长逝。唐宣宗李忱不吝作诗哀悼：“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可曾记得，白居易生前从未得到这个王朝如此高规格的顶礼膜拜。

末世的哀叹

“长相思，在长安。”作为唐朝的政治中心，长安（今陕西西安）见证了王朝的崛起与凋敝，目睹了士人的得意与失意。长安是唐代诗人无法回避的地理坐标，关于它的珠玑绝句不胜枚举。李白在这里留下了“长安白日照春空，绿杨结烟垂袅风”的华丽篇章；白居易笔下，长安的春天美丽却带着忧愁，“青门柳枝软无力，东风吹作黄金色”；孟郊金榜题名，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的某天傍晚，长安城南，一名30岁出头的年轻人登上乐游原。汉代时，汉宣帝刘询在这里设立乐游庙，行祭祀和礼仪活动。由于地理位置高便于览胜，可望长安城，后来这里便成了景点乐游原，文人墨客常来此开诗词派对。

年轻人叫李商隐，此前，他得到时任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器重，王茂元还将女儿嫁给了他。会昌三年（843年）王茂元病故，这时的李商隐仅仅是个秘书省正字，相当于中央政府掌管校勘典籍的小文员。

彼时，以牛僧孺、李宗閔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进行了激烈的党争，将朝堂搞得乌烟瘴气。盛唐之气早已消耗殆尽，朝廷为加强中央集权，对内打击藩镇和佛教，对外击败回鹘，竟然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史称“会昌中兴”。

不过，对于李商隐来说，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他中进士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令狐楚幕下做事，令狐楚是牛党的领军人物。后来，李商隐被岳父王茂元拉入李党，牛党的人便说李商隐是叛徒。最后李商隐两边不讨好，失去了靠山，要想实现政治抱负难于登天。

正是在极度郁闷而不得志的状态下，李商隐登上京城南边的乐游原。夕阳斜射在高台上，长安城披挂着金色的外衣，一砖一瓦仿佛写满了兴衰荣辱。他怀古之心油然而发，后作《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在伤感自己的人生之路，也发出了末世的哀叹，似乎预言了帝国即将步入坟墓。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大中三年（849年），李商隐写了一首《赠司勋杜十三员外》，夸赞杜牧的《杜秋娘诗》就像清秋一样高远清新。杜牧比李商隐大10岁，当时任吏部司勋员外郎，两者看似无交集，实则不然。

杜牧当时还兼任史馆修撰，与李商隐任职的秘书省有工作往来。标题中一个“赠”字，可见这并非下级对上级的示好，两者应有朋友之情。

杜牧同样深受党争之害，虽然他被人看作是牛党之人，但实际与李党的领袖李德裕交情颇深。杜牧对党争痛恨至极，多次申请将自己调离关键岗位，远离纷纷扰扰的党争。不管在为人还是为文上，他都继承了杜甫的衣钵，其诗中多见对繁荣消逝的伤悼。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早在开成三年（838年），杜牧任宣州（今安徽宣城）团练判官，他游宣州开元寺，见六朝繁华消散，余下天淡云闲和萋萋芳草，于是写下《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一诗。他内心怅惘，说自己无缘见到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的范蠡，只好掠过树木凝望太湖东。言下之意，朝政腐败，贤才不举，这是一个失败的时代。

会昌二年（842年）八月，回鹘乌介可汗率兵南侵，引起边民逃亡。杜牧时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刺史，他忧心忡忡地写下《早雁》一诗。百姓流离失所、欲归不得，犹如大雁一般，它们的归宿是“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杜牧劝慰南飞的征雁不妨暂时安居潇湘一带，北归无望的无奈与愤恨，反映了当时百姓普遍的情感。

当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不再，文人士子无不诞生虚无感，转而寄情闺阁。尽管李商隐的诗风艳丽，但对家国的使命感亦不忘却。

大中二年（848年），李商隐赴昭州（今广西平乐一带）任郡守时，见家国危亡当地还在大搞祭祀，于是借题发挥作《贾生》一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访求贤士，召见贾谊，可惜两人谈到夜半，文帝不问国计民生，只问那无稽的鬼神之事。晚唐皇帝无不服药求仙，荒于政事，唐穆宗和唐武宗都在30多岁时死于服用丹药。李商隐这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了他们脸上。

国家濒临崩溃，诗人总有无力感，但血性从未在晚唐诗人群体中泯灭。韦庄诗作《秦妇吟》，反映黄巢起义时期百姓的疾苦，与杜甫达成了默契的文脉相承。长夜将至，他们以喑哑的喉咙呼喊出悲凉空漠之感，抒发着悲悯济世的情怀，这是诗人的担当，亦是诗歌的尊严。